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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里門外 皆是蒼生 ——蔣玉伯先生的醫者人生
來源:長江日報 | 馮春  2026年06月09日08:19

編者按:

六十年前的春天,武昌一間舊宅門前貼出一張湖北省衛生廳派人書寫的布告,請求診者莫再打擾一位病危的老人。老人卻讓家人開了門——這位棄官行醫、把藥方貼上城門的湖北中醫教育奠基人,一生踐行“病人來了,怎么能不看”。今年是蔣玉伯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特刊此文,回望一位醫者的蒼生情懷。

■ 從布告到醫典:一個讀書人的抉擇

1965年初春,武昌一座普通的宅院門前,貼出了一張布告。

不是官府文告,而是湖北省衛生廳派人書寫,只為替院中那位七十四歲的老人謝絕求診者。老人因長年積勞,已然臥床不起。

布告貼出去了,病人卻沒有散去。有人守在門外,有人隔墻喊話。老人聽到動靜,掙扎著坐起身,對家人說:“讓他們進來吧。”家人勸他先養好身體,他擺擺手說:“病人來了,怎么能不看?”

他接診、開方,一如往常,直至生命盡頭。

這位老人叫蔣玉伯。

再往前三十二年前,另一張“布告”貼在竹山縣的城門上。那時蔣玉伯任縣長,當地正鬧瘟疫。他一邊理政斷案,一邊給百姓看病,晝夜不歇。后來他把預防和治療的兩張處方抄成布告,貼在了城門上。

城門貼布告,向來是官府號令、征稅納糧。貼一張中藥方子上去,大約是頭一遭。

兩張布告,一張貼在城門,一張貼在院門;一張主動示眾,一張被迫謝客。一出一入之間,貫穿始終的,是一個中醫人從不更改的本色——治病救人,來者不拒。

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更早的1891年。蔣玉伯,字成瑞,湖北棗陽人。其父蔣鵬程,為縣糧行經紀人,兼做中醫。家世雖不顯赫,卻使他自幼便常與賬本、藥方打交道。

1906年,他考進武昌文普通中學堂。那是張之洞在湖北創辦的新式學堂,既授經史,亦講格致。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學校停課,他回到棗陽,隨父親潛心學醫。這場看似被迫的中斷,反而讓他得以在革命炮火中沉下心來,一頭扎進《內經》《傷寒論》的世界。

1913年,他重返武昌,進了湖北法政專門學校。1916年畢業,1921年經友人介紹,到北京圖書館做編輯。那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圖書館,對他來說就是另一所大學。他白天編書,晚上讀醫書,手不釋卷。那些年他一門心思撲在研讀醫書上,做了大量筆記,就此打下了深厚的醫學理論功底。

1923年,他在北平考下中醫開業執照,正式掛牌行醫。直到1929年才遷回武昌行醫。

多年后,他在《中國藥物學集成》自序里寫道:“余自束發讀書,鑒于國醫之衰微,即在志于斯道,每于課余之暇,輒讀醫書,不忍釋手。”

由法政而中醫,其間所歷,不是一時沖動的改行,而是一個讀書人在時代變局中,對自身道路的審慎選擇。

1935年,上海國藥研究社出版了蔣玉伯的《中國藥物學集成》,其時作者四十四歲。這部三十五萬字的著作,前后寫了十余年,四易其稿。全書共引用古今中外醫學著作及參考資料九十六種。書成之后,上海市國醫公會負責人盛心如作序稱贊:“一洗舊時流弊”,可謂“博而約,簡而賅,淺而顯,用而切,誠為將兵之韜略也……醫者可備為肘后”。丁仲英、夏應堂、謝利恒等九位名醫家亦先后作序題跋,譽之為“醫學導師”“國藥指南”。《申報》專版介紹此書為“國藥科學化之巨著,國藥界空前的杰作”。

作者在自序中寫道:“吾國之藥,始于神農本草……考各家所論藥性,非簡而寡要,即廣博而龐雜,臆說附會,釁瑕百端,或偏于五色臟,或雜用腐敗穢物。既不明化學之原理,復不合衛生之主旨。”

這番話里既有對傳統的尊重,也有對傳統的批判。他不是一味崇古之人,亦非一味崇洋之輩。他看清了舊本草的問題——龐雜附會、缺乏科學規范;也看到了西醫藥物學的不足——藥性剽悍、失于平和。他所做的,正是將中醫用藥的智慧與近代科學的規范結合起來,讓傳統藥物學在新時代站得住腳。

他沒有多少驚天動地的口號,只是用了十多年時間,老老實實地翻書、摘錄、分類、求證、修改。下的是“笨功夫”,出的卻是真學問。

■ 從官場到學堂:一個教育家的擔當

1935年秋,湖北國醫專科學校遷到武昌涵三宮,蔣玉伯作為籌辦人不僅親自擔任教務長,還兼任內科、藥物學教授。彼時中醫正面臨西醫沖擊與政府歧視的雙重困境,“廢止中醫案”余波未平。傳統的“祖傳師授”日漸式微,興辦學校、系統育才,成為一代中醫人的共識。

蔣玉伯深刻地認識到:“一個國家,一種事業之興旺,必須致力于人才的培養。”這個在法政學校和北京圖書館歷練過的讀書人,把現代教育理念帶進了古老的中醫教學。

他治校嚴抓嚴管,提倡艱苦創業的精神,常勉勵學生:“要珍惜學習機會,學好本領,為繼承和光大中醫事業,為四萬萬同胞服務。”

當時辦學經費十分緊張,他卻依然重視校圖書館建設。據當年在校讀書的夏幼舟老師回憶:“當時該校的醫學著作齊全,參考資料豐富,可說是應有盡有。”

從1935年到抗戰前夕,湖北國醫專科學校一共辦了五屆,為湖北培養了數百名中醫人才,還造就了王梧川、黃繩武、胡樹人等一批現代中醫名家。全國著名中醫婦科專家黃繩武曾深情地說:“我之所以能在中醫婦科學方面有所造詣,應感謝先師蔣老的指點。”

嚴是外在的規矩,愛是內里的深情。蔣玉伯的“嚴”與“愛”,恰如他處方中的君臣佐使,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1939年12月,蔣玉伯激于民族義憤,隨軍行醫,其間還擔任了半年第五戰區軍法官,后來先后擔任均縣、竹山縣縣長。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選擇走進官場,不是貪圖仕途,而是為亂世中的百姓多做些事。可等他置身官場,才發現“當時軍政官員相互傾軋,派系斗爭激烈”,便在1941年7月毅然辭官,舉家遷到鄖陽,開中醫診所專心行醫。他在竹山縣縣長任內,留下了最動人的事跡:當地瘟疫流行時,他“一邊為官理政,一邊為民治病”。

一個縣長,白天升堂斷案,晚上為百姓診脈,這在今天恐怕很難想象。后來他根據疫情擬了兩方,一方預防、一方治療,讓人抄成“布告”,張貼于城門。這大約是竹山城門上貼過的最溫暖的一張“布告”。

他辭離竹山縣時,送行者隊伍長達一里多路。百姓送一個縣長,不是因為他在任上做了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是因為他在瘟疫來臨時沒有躲開,在最艱難的時候與百姓站在一起。

他能和百姓結下這般情誼,說到底是因為他對所有患者一視同仁。他看過的病人成千上萬,有孫中山、董必武、王任重這樣的重要人物,更多的是普通百姓,也有國際友人,他對誰都是一樣,真正做到了“普同一等”。

1925年孫中山病重時,蔣玉伯在《順天時報》發表《對孫中山病狀之研究》,文中寫道:

“余告中醫應診者,宜考察精確,審慎處方,標本兼治,勿養癰遺患,以誤病者,而貶損中醫之價值。”這番話里沒有攀附名人的邀功之心,只有對醫學本身的敬畏——無論病人是誰,醫者都應當以同樣的認真和審慎來對待。

新中國成立后,蔣玉伯迎來了教育事業的第二個春天。

1951年起,他先后擔任武漢市衛生局中醫考試委員會委員、武漢市中醫學會主任委員、中南衛生部中醫委員會委員、中央衛生部中央衛生研究院專門委員,還當選湖北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憑借這些職務,他深度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湖北中醫的制度化建設。

1960年9月,湖北中醫學院成立,蔣玉伯被任命為副院長。從私立國醫專科學校教務長,到新中國高等中醫院校的副院長,蔣玉伯親身參與了湖北中醫教育從“醫館”到“學院”的制度化轉型,始終站在人才培養的第一線。

擔任校長期間,蔣玉伯已年逾花甲。除承擔大量臨床任務外,他仍經常深入學生之中,指導臨床學習。他一生培養了成百上千名學生,這些學生承繼了他為中醫事業獻身的精神,傳承發展著他的學術思想,在各自崗位上為中醫事業作出了貢獻。

■ 從門里到門外:一個醫者的蒼生情懷

蔣玉伯曾為自己定下“出門看病,進門看書,治病救人,其樂無窮”的不渝之規。這是他的日常生活,也是他的人生哲學。直到逝世前不久,他還在孜孜不倦地讀書,整理、撰寫個人醫案,以留給后人。

他在教學之余,還將多年積累的臨床經驗付諸筆端,先后編撰了《內科學講義》和《婦科學講義》,195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為當時中醫進修學校的重要教材。

1978年,他去世13年后,門人梁賜明將他的醫案整理成《蔣玉伯醫案》出版,共206頁。那些從青年時代就開始積累的筆記,那些在深夜燈下寫下的病例,在他身后終于匯成了一本書。

一個人走了,他的書還有人讀,他的方子還在使用,他的學生還在教新的學生。蔣玉伯不在了,但他所開創的教育事業和學術精神,依然在滋養著一代又一代的中醫人。

從1923年北平懸壺,到1965年武昌辭世,蔣玉伯行醫42年。

若只用一句話來概括他,大約還是他給自己定下的那條規矩——“出門看病,進門看書,治病救人,其樂無窮”。

這16個字里,沒有轟轟烈烈,沒有高深莫測。看病,看書,救人,樂在其中。一個中醫人的日常,不過如此。

然而正是這樣的日常,在四十二年中日復一日地持續著,才成就了一個醫者的分量。

1965年初,院門上貼著那張勸病人止步的“布告”。風把紙角吹起來,病人還是推門進去了。院門里,一個老人抬起頭來,看了一輩子病的眼睛依然平和、專注。

門里門外,皆是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