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梨園的“花榜”與“科榜”
編者按:近日,著名學者吳存存新著《戲外之戲》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出版。該著從社會文化史與性別研究雙重視角,探討清代京城戲園文化,尤其是士大夫和伶人在舞臺之外的關系和互動,深挖梨園私寓制這一被邊緣化、獵奇化的歷史現象,打撈出一段被遮蔽的歷史。清代戲劇觀、情愛觀、性別觀的變遷,從《戲外之戲》中可見一斑。經出版方授權,文史頻道特遴選其中章節發布,以饗讀者。

《戲外之戲:清中晚期京城的戲園文化與梨園私寓制》,吳存存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2026年4月
如前所述,花譜是一種特殊的流行讀物,與通俗小說不同,讀者群只限于士人。那么,清人自己怎樣看待花譜的特征呢?清人常常拿它來與士人一生仕途榮祿攸關的科舉考試的科榜并提。《清稗類鈔》曾有這樣一段話:
京朝士大夫既醉心于科舉,隨時隨地,悉有此念,流露于不自覺。于是評騭花事,亦以狀元、榜眼、探花等名詞甲乙之,謂之花榜。
科考與花譜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但晚清北京的士人似乎并不這樣看。“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這兩件傳統士人最得意的事,在清代北京征歌選伶之風盛行的社會背景下,有了另一種表現形式。把科考與花譜放在一起考察,可以看到清代這種狎伶行樂風氣曾經發展到怎樣的程度。張次溪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的《自序》指出:
彼時文人學士逢場作戲,加以評論,作為詩歌,單冊零篇流傳不少。如《燕蘭小譜》等其尤著也。其于伶人里居、姓字、色藝、性情略見一斑。《燕京雜記》所謂“俾便尋香問玉者一覽。間歲一登,可擬于《縉紳便覽》一書”。亦可以見其價值矣。
將花譜與《縉紳便覽》并提,是分析京城士人與梨園文化很有見地的切入點。清末民初名士姚華在《〈增補菊部群英〉跋》中為花譜在北京的盛衰嬗變,提供了一個更為具體的歷史背景描述:
(京師)宅第相連,聲伎相聞,烏衣子弟時弄粉墨,每每以優為師。土風豪習,兼濡并染,既無寒瘦可憐之風,亦少金銀市儈之氣。師傳弟受,世世相承,常以不勞而致豐澤。故習其業者日眾。國家無事,上下朝野相率以聲色為歡。殊方遐土,能自致一第至京師者,莫不投縞素、豁耳目焉。快于一時之遇,輒不自已而吟詠之。或最錄且被之篇章,以夸其秀。每春官貢士,則菊部一榜,殆若成例。然其文或傳或不傳,予不及見其盛也。自戊戌(1898)入都聞榜孟小如以下十人。癸卯(1903)再來,又見榜王琴儂以下十人。迄于甲辰(1904)貢舉悉罷,菊榜亦絕。不及十年而國變矣。建國元年(1912),橫被厲禁,而優人與士夫始絕。
姚華明確指出,清代的花譜因士人熱衷于狎伶而產生,在相當不短的一段時間,它們在京城與科舉考試齊頭并行,頗具“英雄兒女各千秋”的意味。中國古代的京都,一直存在科場舉子與青樓名妓互相傾慕和交往的浪漫傳統,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清代也不例外,只不過名妓換成了名伶,尤其是名旦。當然,名旦總是在不斷地代代更新,而這也是流行文化的典型特征。清葉云滋(1812—1846)曾以畢秋帆(1730—1797)和名伶李桂官的“狀元夫人”的事例,來描述清代最令人艷羨的新科狀元與名伶的浪漫關系:
聞說尚書有桂郎,百花頭上占春光。歡場佳話君重繼,走馬看花一樣忙。
現在已無法考證詩中的“君”指的是什么人,但作者在詩后注云“用畢秋帆事”。至少可以肯定此“君”乃又一科場得意風流倜儻的士人,而詩人葉云滋生活在道光年間—一個把士伶浪漫關系推向極致的年代。
晚清花譜風氣盛時,科榜公布的時間就是新的花譜出爐的時間,兩者在京中都會轟動一時,士人們往往在忙完了科考之后,立即投入評花制譜的活動。譚獻《復堂日記補錄》卷一曾記錄他兩次在京城參加科考和撰寫花譜《群芳小集》及《群芳續集》的全過程。譚獻是晚清著名的學者和詞人,也曾做過知縣等地方小官。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初,譚獻第一次從家鄉杭州起程赴京趕考,翌年二月初四到達京城,初八即入考場,十六日考畢出場。這之后六天沒有日記,但廿四日日記寫道:“予輩將為《群芳小集》,今夕先貽諸伶各一絕句。”可見之前幾日他與其他舉子已經在歌樓戲園開始活動。之后三月份沒有日記留存。四月一日科考發榜,譚獻名落孫山。大約京中昂貴的生活費使他難以久居,四月十七日,他即離開京城回鄉。值得注意的是,四月二十一日他的日記寫道:
楊村舟次補撰《群芳小集》絕句,稿別具。于是《群芳小集》定為上品三人;麗品,先聲四人,繼起六人;能品,先聲四人,繼起四人;妙品,先聲四人,繼起二人;逸品,先聲二人,繼起一人。凡三十人。
這段文字說明譚獻撰寫花譜的活動,并沒有受到他考場失意的影響。在等待發榜的一個多月和落榜之后的半個月時間里,他一直與友朋流連戲園,結交歌伶,并寫出《群芳小集》初稿。楊村位于現在的天津近郊,譚獻離京從大運河坐船回杭,在船上仍然忙于修訂這部花譜。現在我們無從得知這部花譜最早何時出版,但可以看到的是,上海的文學期刊《瀛寰瑣記》在1873年3月刊載了《群芳小譜》,譚獻署名麋月樓主。
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譚獻再次赴京參加科考。這次他同樣也熱衷于征歌制譜的活動,撰寫了《群芳續集》。從他的日記可以看到,考試完畢他即投入編撰花譜的活動,并于四月初八在京舉行了一次士伶大聚會,他當天的日記寫道:
為《群芳續集》。會者二十六人,諸伶赴選者十六人,監察者六人,以覺軒與予為選人。色藝姿性,都非諸故人之耦。約略錄遺珠二人,續選十人,又續得二人。
當時這大概也堪稱趕考舉子與伶人的一次京中盛會。近五十人參與了這次聚會,并且評選活動做得十分認真,有六人專事監察評選是否公正。遺憾的是好事不成雙,五天后譚獻就得知他的科考又失敗了。他很快就不得不再次離開京城,但從書尾的蘭當詞人跋語可知,《群芳續集》一個月后正式完稿。譚獻這兩次赴京趕考,每一次都認真地撰寫一部花譜,而從他日記所載的眾多士人參與這些選伶活動來看,似乎大家都持相同的看法—趕考和撰寫梨園花譜是他們來京城要做的密切相連的兩件事。
既然花譜在清代都門被拿來與科榜并提,那么喜歡標幟風雅高于仕途經濟的士人,無疑也經常會宣稱寫作花譜比練習科場卷子重要,以彰顯自己蔑視功名的不羈個性。平陽酒徒《〈宣南雜俎〉跋》就以此來褒揚此書作者藝蘭生,可謂這種士人習性之一例:
藝蘭生富于年,湛于學,性豪邁,鄙章句。闈期近矣,余訪諸胸羅二十八宿館,見其方錄此帙,吮毫伸紙,意得甚,戲曰:“是亦抱佛腳耶?”笑答曰:“聊備宣南掌故耳。”
闈期將近而仍悠然考訂花譜,并謔稱之為一種“抱佛腳”的方式,這就是晚清都門士人最為欣賞的風度,這更多地在炫示詩人的不同流俗,不可太信以為真。清代士人對功名的追求和對美的沉溺,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花譜作者經常宣稱自己視功名如糞土而以伶旦為至寶,聽起來很風流不羈,但事實上幾乎沒有什么清代的士人敢真正蔑視功名,因為這功名本來就是維持他們風流不羈生活方式的基礎。正是有科場背景的襯托,征歌狎伶的行為在當時才會被視為風流倜儻之舉而免于“皮膚淫濫”之譏。而可以肯定的是,當士人在考場失意時,他們也在考訂梨園花譜的活動中尋求安慰,在幻想中確認自己對世界的控制力和影響。譚獻兩次赴京趕考失敗而編成兩本花譜,可以說是士人這種心理的一個絕妙注腳。
清代士人在征歌品伶活動中,還總是有意識地劃清自己與其他社會階層如商人或一般平民的界限,而花譜是一個標志,因為只有士人撰寫花譜。士人認為只有能夠品花評花才能算是風流韻事,不然跟伶童接近就只能是皮膚淫濫之舉。士人對待狎伶行為的這種雙重標準,在同時代的《品花寶鑒》里被發揮到極致。這部小說把狎伶者分為兩大群體:士人或非士人。非士人包括富商豪強、地痞流氓,以及一些想躋身士界卻缺乏才能、學問或品德的人。這部小說中凡是涉及士人的狎伶行為,滿是詩情畫意和執著的愛;而涉及非士人的,則只剩下對伶旦的丑陋的淫欲。在這些故事里,可以發現科舉作為士人群體最重要的標簽,總是若隱若現,很難被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