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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對漢賦中古文奇字的批評
來源:中華讀書報 | 楊阿敏  2026年06月03日08:19

漢賦中大量古文奇字的運用,構成后人閱讀的首要障礙,宋代以降學者對此多有討論。這些批評與爭議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學術背景下學者的文學觀與價值取向。

一、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

閱讀漢賦,第一個障礙就是文字難懂。漢賦中使用大量的古文奇字,十分考驗讀者的學識和耐心。宋代孫覿在《切韻類例序》中講述了自己少時閱讀司馬相如《上林賦》的經歷:

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間遇古字,讀之不通。始得顏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后能一賦。于是喟然嘆曰:儒者之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無不學也,河圖、洛書、山鑱、冢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之言,無不記也,相如奏賦夸苑囿之大,固無鬼冢神林萬里海外荒怪誕幻不經之說,尚書給札,受一日之作,固無《二京》《三都》覃思十年雕琢肝腎之奇。賦奏,天子一見大說,固無金華露門諸儒進讀摘句分章之助,而流傳數百歲后。班孟堅刪取其要,顏師古為之訓解,學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韻學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

孫覿直接閱讀《上林賦》原文,遇上古字,讀不通。于是找到《漢書》顏師古注釋的音義,但依舊不能完全讀懂,還要向老先生請教。花費幾十天的時間才能讀完一篇賦。

據《史記》記載,《上林賦》“奏之天子,天子大悅”,天子以司馬相如為郎。這說明漢武帝是讀懂了《上林賦》。但問題是儒者讀了那么多書,還苦于看不懂司馬相如的賦,而漢武帝作為帝王,讀書時間有限,卻能迅速理解賦文,這讓孫覿感到很疑惑,當時漢武帝身邊也沒用“金華露門諸儒進讀摘句分章之助”,怎么就讀懂了呢?對于這個問題,歷史上有疑惑的不只是孫覿一人。清代姚文燮在《通雅序》一文中給出了自己的解釋:

司馬長卿作賦,奇麗沈博,讀者倉卒不知其意思所在。吾不知武帝誦之,何以飄飄有凌云意也?大抵漢去古未遠,其發言藴藉之深,字句之奧,風尚以然,上至人主,下逮細民,皆習之以為邇談。是故一聞即悟,所謂古人之俗語即雅言是也。后世風氣淺薄,文字隨之,方言里諺,漸染既久,習而便之。而于典謨載籍之文,少所見,多所怪,反視為古文奇字,非訓詁不通。俗學日深,雅道日蕪,可勝嘆哉!

姚文燮認為,上古時期并沒有俚語,上古所謂的“俚語”,其實都是雅正的語言。大概漢朝距離上古不算久遠,當時人們的言辭蘊含深意、字句古奧,這是普遍的風尚習俗。上至君主,下到平民,都習慣了這種表達方式,將其當作日常言談。因此一聽就能領悟。姚文燮的觀點雖然包含了對語言演變規律的深刻洞察,但由于時代和方法的局限,得出了片面的結論。從上古時期開始,隨著社會分工和階層分化的出現,雅言與俚語就已經并存。漢武帝讀賦,之所以能夠理解,其中一個原因是,賦中一些字詞含義在漢代屬于常用義,不論這些字詞是來自雅言或俚語。

時代不同,詞匯在演變過程中,新義不斷產生,很多舊義也逐漸被人所遺忘。漢賦中不少字詞的含義,在后代就極少使用,這樣也就導致后人難以讀懂,即使并非冷僻的字詞。至于生僻字詞,遠超一般人的閱讀范圍,自然就更不易讀懂。

南宋周密《浩然齋雅談》卷上記載,北宋晏殊嘗進《牡丹詩表》云“布在密清之囿”,晏殊使用張衡《東京賦》中的“密清”二字,人多不懂為何義,蓋用《東京賦》中語:“京室密清,罔有不韙。”

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九記載,宋孝宗時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哂之,不懂這是《西京賦》中的詞匯。幸虧洪邁學識淵博,知道考生所用“洪鐘”二字,來自張衡的《西京賦》“洪鐘萬鈞”。認為“此必該洽之士”,于是錄取了這位考生。

釋居簡《跋大參樓攻媿論征僑帖》記載,南宋樓鑰生于故家,接中朝文雅,博極群書,識古文奇字,還是不知“征僑”二字出處。浙江余姚龍泉寺喚仙閣,舊題有“征僑”二字,有人詢問樓鑰,回帖云“終未見二字所出”,豈未見相如、子云賦乎?

“密清”“洪鐘”“征僑”,單個看都不是什么生僻字,但作為詞匯使用,一般讀者就不知為何義了,說明這幾個詞匯在宋代已經很少被使用,這也就大大增加了閱讀漢賦的難度。

對于后人讀不懂漢賦的原因,孫覿認為是“六書、韻學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就是說士大夫不懂小學,不明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孫覿的觀點很有代表性。

宋人王楙認為漢武帝能讀司馬相如之賦,是懂古字之學,其《野客叢書》卷三曰:

仆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聱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后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傳,往往以為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誚。

清代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一曰:

漢文人無不識字,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揚雄作《訓纂篇》是矣。隋、唐以來,即學者亦不甚識字,曹憲注《廣雅》以“??”為“餅”,顏師古注《漢書》以“汶”為“洨”是矣。

曹憲、顏師古都被批評“不甚識字”,可見“識字”的標準很高。若以洪亮吉的標準而論,恐怕漢武帝的“識字”水平很難說是“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

總之,孫覿、王楙、姚文燮諸位將后人讀不懂漢賦歸結為不懂小學,目的也就是倡導士大夫讀書人重視小學。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于促進語言文字的研究是有益的。但是,更多的讀者,學習所謂古字之學,為的是有利于文章寫作,而不是學術研究。明代邵經邦《藝苑玄機》曰:

如今人先不理會字學,不能有這許多連綿形容字樣,所以出手都成俗筆。揚雄、左思何等字學,《三都》《兩京》何等胸襟!李、杜、韓、柳集中亦有賦,便不足觀。《文選》內《籍田》《雪》《月》等賦,將與漢賦比,亦各不同,何況今世以后乎!

邵經邦直接點出了學習文字學的好處,可以學會“許多連綿形容字樣”,目的非常實用。清代章學誠《報謝文學》曰:

古人學問、文章出于一,后世多不能兼。《文選》揚、馬諸賦,非通《爾雅》、善小學不能為之。后代辭章之家,多疏闊于經訓。

章學誠說辭章家不通小學,意圖也是讓辭章家重新關注小學,回到古人學問、文章出于一的狀態。在讀者眼中十分苦惱的古文奇字,在作者眼中,卻是值得學習模仿的榜樣。清代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一曰:

奇字亦前人所常用,而于古體最宜,不知者誦以為怪。嗟夫!詩文固不必怪也。然班、馬等賦,所以使人嵬眼澒耳者,政由時出奇字以襯復之。方今文章尚古,吾黨之士,獨不欲訪子云之亭,而熏班、馬之香歟?

田雯強調奇字有獨特藝術魅力。田雯讀書抉拾字句,有餖飣之目,癖好新異,老而愈怪。“嵬眼澒耳”四字就是來自唐代樊宗師以難讀著稱的《絳守居園池記》。田雯倡導大家在寫作中學習司馬遷、班固、揚雄等人的賦作,當然,主要是學習其中的古文奇字,以新人耳目。

二、世安用此

孫覿讀司馬相如賦,苦于古字難讀,但并沒有否定漢賦使用奇字,而是反思后世士大夫不通小學,目的在于倡導大家學習小學。稍晚于孫覿的黃震,同樣是讀司馬相如的賦作,閱讀反應卻完全不一樣。《黃氏日抄》卷四六曰:

讀《史記》踰月,其文往往暢達,隔千歲如覿面,斯亦奇矣!至《相如傳》《游獵賦》,殆不勝悶悶。蓋文所以載理,安有不關義理而可以言文者哉?往歲嘗過村學堂,見為之師者,授村童書,名《小雜字》,句必四字,皆器物名,而字多隱僻,義理無關,余竊鄙之。然本其所由作,特以識器物之名,于世尚為有用。今《游獵》所賦草木禽獸,句亦四字,排比積疊,皆世所希有,怪誕不切,世安用此?又不得與《小雜字》比也。世或珍異之,何哉?此傳去手,復讀他傳,如脫荊棘而履康莊,欣快可知。然世之好賦者,烏知不笑余不識古文奇字。顧余之所言者,理爾,他非所知。

黃震讀到《史記·司馬相如傳》中的《游獵賦》時,煩悶不堪。他認為,文章本是用來承載道理的,哪有不關乎義理卻能稱得上是好文章的呢?《游獵賦》中所鋪陳描寫的草木禽獸,也是四字一句,排比堆疊,寫的都是世間罕見的事物,怪誕而不切實際,世人哪里用得上這些內容呢?它甚至還比不上《小雜字》。可世上竟有人珍視推崇它。黃震所看重的是文章承載的理,其他的東西并不在意。將《游獵賦》與鄉村蒙學讀物《小雜字》對比,是對漢賦“實用價值”與“義理價值”的雙重否定。

古文奇字在黃震眼中,成了無用之物。這也代表了一種對漢賦奇字的認識。宋代戴侗批判從漢代司馬相如、揚雄到唐代韓愈的“用奇字”風氣,認為這種做法脫離百姓、背離義理,導致文章晦澀無用。其《六書通釋》曰:

司馬相如、揚雄之徒,始務為奇字,辟名以夸辨博。自是以來,為文字者昧于義,短于理,而騖于辭華,茍務更名換字,以為新奇。故言天地者曰乾坤,曰堪輿,曰蓋輿,曰穹壤;言日月者曰烏兔,曰羲娥,曰曜靈、望舒。凡事物之正名皆以常見厭,更為奇變,而不顧于理義,天下貿貿焉,日入于昏潰回遹,學者眩于知,妨于業,而迷于道。相如之賦,雄之《太玄》,退之《曹成王碑》,學者鮮能通其文辭。雖能通之,亦卒無所用。揚雄多識古文奇字,韓退之亦慕為之。六經,孔孟之書,未嘗用奇字,而大道著焉。古之為文辭也,將以明民;今之為文辭也,覆以昏之。古之為文辭也,將以辨物;今之為文辭也,覆以眩之。

戴侗說,古人寫文章,是為了讓百姓明白事理;今人寫文章,卻用晦澀的文字使百姓糊涂。古人寫文章,是為了清晰辨別事物;今人寫文章,卻用繁雜的辭藻使事物模糊。直接否定了古文奇字在寫作中存在的價值。

元代祝堯說:

愚謂自楚《騷》已多用連綿字及雙字,長卿賦用之尤多,至子云好奇字,人每載酒從問焉。故賦中全喜用奇字,十句而八九矣。厥后《靈光》《江》《海》等賦,旁搜遍索,皆以用此等字為賦體,讀者苦之。然賦之為古,亦觀六義所發何如爾,若夫霧縠組麗、雕蟲篆刻,以從事于侈靡之辭,而不本于情,其體固已非古,況乎專尚奇難之字以為古,吾恐其益趨于辭之末,而益遠于辭之本也。

祝堯認為奇難之字只是辭賦寫作的細枝末節、表面形式,重要的還是以情感、義理為根本,反對在寫作中使用奇難字。

明代方孝孺《與鄭叔度八首》曰:

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為浮漫瑰怪之辭,多至于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

方孝孺從道的層面,徹底否定了司馬相如與揚雄賦作的價值。“搜輯艱深之字”完全是負面的作用,無助于道理的發揮。清代理學家陸世儀說得更為直接:“《三都》《兩京》是天地間第一種無用文字,即古人有用賦以諷諫者,終是諷一勸百,亦無所取。”這些基本都是站在理學的立場上所說的言論,雖然有些過激之處,完全否定了賦體文學的價值與意義,但同樣深刻地指出了漢賦的一些弊病,如數千言的文章,“其意不過數十言”。

孫覿與黃震兩人的閱讀反應,可以說是古人閱讀漢賦時,面對古文奇字的兩種典型態度。以孫覿為代表的讀者,認為今不如昔,后世讀者學問淺薄,所以讀不懂漢賦。面對困難,迎難而上,倡導士大夫讀書人重新關注和學習小學。這對于提高士大夫的學問修養,提升文人的寫作水平,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以黃震為代表的讀者,主要是深受理學影響的群體。他們從義理層面對漢賦進行評估,認為漢賦不能發揮大道,沒有實用價值。那么,在寫作中還追求使用古文奇字,就更加沒有必要,也沒有意義。這種反思,也能促使作者與讀者更加全面地認識漢賦,深化對于漢賦價值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