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意義恰在于拒絕讓我們徹底安心
這兩年我總在某個閱讀App上看書,這個App上有個挺有意思的功能,叫作“書友想法”,類似閱讀彈幕。當你看到文字下方出現虛線,就說明有讀者在這里留下了感想,點擊便能查看。
雖說讀書應該是一件寂寞的事,但每當讀到令人會心解頤或心魂激蕩之處,總難免想“左顧右盼”,就像看到好風景,就想看看別人怎么說。
應該說,“書友想法”里固然不乏真知灼見,但也有很多“書友”習慣于套用簡單公式,對三維世界進行二維化解讀,再偉大的作品,再復雜的人物,先貼個標簽再說。
以《紅樓夢》為例,薛寶釵從剛出場就被判定為心機女,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件事都會被陰謀論。晴雯呢,因為作者對她的喜愛,也因為她受了委屈,讓她幾乎所有的行為都被事先豁免了。
我和大家一樣喜歡晴雯,但我想說的是,真愛不是愛TA如TA所是嗎?并不是一個道德完美的晴雯才配被喜愛,那個率真但有時候難免毛躁的晴雯同樣值得心疼。她風流靈巧,得到賈母、寶玉等人的寵溺,但她從沒有遇到真正愛她的人。否則,就會有人像寶釵勸告黛玉那樣,告訴她自我保全之道——喜歡你的人只看你飛得高不高,愛你的人才會看你飛得安全不安全。
更可怕的還有對于作者的道德審判,標準極其嚴苛。作者必須每時每刻都站在“正確”的立場上,必須用最鏗鏘有力、最不容置疑的語氣說出符合當下讀者價值觀的話。一旦作者采用了反諷、玩笑、陰陽怪氣,或者僅僅是讓一個不完美的角色說了一句不“正確”的話,就會被讀者抓出來,當作作者本人的“罪證”,貼上某個標簽,連托翁和陀翁這樣偉大的作家都在劫難逃。
所以有時候會想逃回紙質書里去,但是逃避既可恥又沒用,想想我自己也做過類似的事,比如我就曾和很多人一樣,將毛姆貼上厭女的標簽。因為在毛姆最著名的三部小說里,女性形象都不怎么樣。
《月亮與六便士》里,斯特里克蘭的妻子漂亮嫻雅,熱衷閱讀,樂于請作家吃飯。這并不是她愛惜人才,而是她頭腦簡單,生活貧乏,要以此裝點門面。熱衷于附庸風雅的她,對身邊的偉大藝術家一無所知。當她丈夫突然決定與現實決裂,她不能理解,寧可告訴外界,他是和一個舞女私奔。
之后她從全職太太轉型為打印店老板,生意興隆,能夠養活自己和兒女,簡直是《我的前半生》里的情節。但是作者多次暗示,她活得不高級,喜歡嘚瑟兒女,暗示自己認識很多大人物,假裝斯特里克蘭對她仍然有愛的供養。
《刀鋒》也差不多,伊莎貝爾是反襯拉里的道具,她目光短淺,沉迷物欲,當拉里表示自己這一生不想只是買賣股票,伊莎貝爾勸他去學醫或者做律師。
在這兩部小說里,毛姆似乎將精神高地與塵世泥濘做了涇渭分明的劃分,前者是男性的地盤,后者是女性的屬地。讓人很難不覺得,在他心里,男女就是云泥之別。
這種偏見被摘除——是的,這是確鑿無疑的偏見——是因為我看了毛姆不是很著名的一部小說《克拉多克太太》。這個小說開頭就寫中產少女伯莎愛上了沒錢也沒文化、唯一優點就是長得帥的克拉多克先生,不顧所有人反對要嫁給他。
在“書友看法”里我看到很多人說她是“戀愛腦”“扶貧”,這些詞語已經強行侵入每個領地,把復雜的世界變得簡單。事實上伯莎是因為聰明太過走向反智,厭倦了精致但也孱弱的文明,忽然想到蠻荒中尋找生機。等伯莎結了婚,才發現她的丈夫除了天真單純威武雄壯之外,還有愚蠢和淺薄,沒文化這件事,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可愛。
毛姆全方位地講述了這個男人的愚蠢和不近人情,而且我得說,他身上那些毛病女性不大可能有。不知道男人看了這部小說,會不會覺得毛姆“厭男”,但作為小說家的毛姆厭惡的不過是庸俗。
在《刀鋒》和《月亮與六便士》里,伊莎貝爾和斯特里克蘭太太是庸俗擔當,在《克拉多克太太》里,庸俗的形象則由男性扮演。他對庸俗的理解或者可以商榷,我們不能說他對女性就懷有偏見。
毛姆最熱愛的人物恰恰是一位終身未婚的老小姐,萊伊小姐,她世事洞明,極有主見,作者借她之口為《名利場》里將男人們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蓓基辯護,認為即便做一個這樣的“惡女”,也比做那位逆來順受的艾米莉亞好一百倍。這樣的角色,這樣的觀點,放在今天也是驚世駭俗的。如果毛姆真的厭女,他怎么會把如此智慧和獨立的靈魂賦予一個女性角色?
只要你多點耐心,多些采樣——我是對我自己說——你的視野就能更全面,認知就能更準確。但是,不只是我,在和讀者的互動里,我發現,很多人和彼時的我一樣對毛姆懷有偏見。
因為這種思路特別順滑——看到毛姆對筆下的女性不夠肯定,思維就自動滑入熟悉的軌道:男性作家、女性形象、批判、辯護……這是網絡討論中極其成熟的敘事模板,一套幾乎不用動腦的“標準答案”。不需要去統計毛姆筆下被諷刺的男性角色有多少,也不用讀他其他作品里那些精彩獨立的女性形象,只需要抓住幾個片段,就能推導出一個絕對化的結論,然后獲得一種“我清醒、我有批判精神”的滿足感。
這是一種思想上的偷懶,把復雜世界簡化成二元對立。一旦標簽貼好,后續的閱讀就不再是探索,而是驗證,只尋找支持標簽的證據,對相反的事實視而不見。
讀者不再有耐心去跟隨作家走完TA的思想旅程,不能接受人物身上的人性皺褶。在這種氛圍下,寫作也變成了一種高危行為。作家們不敢再寫復雜的人物、設置模糊的道德地帶,甚至不敢再開一個可能被誤解的玩笑。他們恨不得在一段話里打十八個補丁,時時刻刻向讀者表忠心:“我是好人,我站在正確的一邊,我寫的這個人物不代表我的觀點,請你們千萬不要誤會。”
這損害的不僅僅是作家的創作自由,更是文學本身。文學最珍貴的品質,恰恰是它的不確定性——那些曖昧的、無法被簡化成一句口號的復雜人性,那些需要讀者自己去體會、去判斷、去糾結的灰色地帶。當一個作家因為害怕被扣帽子而放棄了這些,我們讀到的將不再是文學,而是立場說明書。
我們總想抓住什么確定的結論,好讓自己安心。可文學的意義,或許恰恰在于它拒絕讓我們徹底安心。它要引領你進行一場偉大的冒險,就像走進一片不確定的、暗流涌動的海域,你需要清空內心,在文本間進行探索,也許會迷路,也許會嗆水,但終會遇見一個更大、更真實的世界,而這才是文學所能給我們的最好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