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人文訓練師為何會火
當下,人工智能技術在全球范圍內進入了爆發期,以大語言模型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憑借著強大的數據處理能力深刻重塑知識生產的底層邏輯。在此背景下,學界廣泛熱議“人工智能+”,將人工智能視作革新學科研究的重要方法。因為人工智能契合技術迭代的時代浪潮,所以各方紛紛圍繞“人工智能+”展開布局。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追問:誰來賦能人工智能?事實上,人工智能需要人文學科賦能。這是因為,人工智能可以依托技術的進步進行模型優化、提升生成精度,但其審美品格、價值取向、文化底色,無法依靠技術迭代自行生成,只能依托人文學科的持續賦能與深度滋養。
具體說來,有兩個關鍵因素催生了大家對這一話題的熱烈討論。第一,目前人工智能技術是成熟化與瓶頸化并存。人工智能在提升效率的同時,也加劇了價值混亂與人文精神消解。經過數十年發展,人工智能在算力、算法、數據層面已經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然而價值偏見、倫理風險、情感缺失等人文層面的缺陷,仍然是制約人工智能落地應用、獲得社會信任的核心障礙。此外,深度偽造、隱私泄露、討好型回答等問題頻發,使得公眾對人工智能的警惕與質疑持續上升。在此背景下,“技術向善”成為民眾對人工智能發展的共同呼聲,而要實現“技術向善”就必須依賴人文學科的價值引領。第二,人工智能的終極目標不在于替代人類,而是為人服務。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要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科技創新的落腳點,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為科技創新的重要方向。”這一重要論述昭示了,人工智能發展絕非單純追求算法的極致,而是要落腳于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整體福祉。人工智能要為人服務就需要堅守價值底線、恪守倫理規范,這是人工智能邁向更高階段的核心標識。
回望科技發展史,技術與人文的關系,并非新的命題,而是貫穿于人類社會發展始終。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各國民眾對技術異化進行深刻的反思;進入信息時代,人們對技術倫理的討論更是如火如荼。可以說,人文學科始終是引領技術向善發展的方向盤。人文學科賦能人工智能不僅是對“技術決定論”的反思與矯正,也是對“人文與技術共生”理念的回歸。在我們看來,人文學科的賦能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價值維度的賦能。人文學科為人工智能確立了價值坐標、劃定了倫理紅線、校準了發展方向,使得人工智能始終服務于人的自由與尊嚴,而非將人異化、替代人。二是認知維度的賦能。在數千年的發展中,人文學科積累的對人性、情感、文化、社會的深刻洞察,將會填補人工智能“情感”的認知空白,推動人工智能從“數據檢索”向“意義驅動”跨越。三是文化維度的賦能。人文學科為人工智能注入文化底蘊、審美品格與精神內涵,使技術擺脫冰冷的工具屬性,成為真正服務于人、與人共生的人文載體。
然而,在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初期,“文科無用論”一度盛行,“AI淘汰文科生”的論調廣為流傳。我們在這里強調要認清人文學科賦能人工智能的深層邏輯,并非否定技術的工具價值,而是要糾正單向度的認知誤區。目前來看,技術界、人文界、產業界都已意識到人文學科賦能人工智能的重要性。譬如,很多頭部科技企業不再單一招錄編程人才,而是大量釋放AI敘事設計師、大模型人文訓練師、AI倫理研究員等崗位。但各方的認知差異與實踐偏差依然顯著,主要表現為部分人文研究者固守批判立場,缺少參與技術實踐的主動意識;產業界則傾向于將人文元素當作營銷包裝,未能觸及技術發展的深層問題。這種“共識下的分歧”,決定了人文學科賦能人工智能的未來走向充滿不確定性。與此同時,平臺算法、資本流量、大眾審美等共同構成復雜的變量場域,又深刻影響著人文學科賦能人工智能的效果。
事實上,人文學科要想真正賦能人工智能,必須實現二者的深度融合。人文學科在賦能人工智能的同時,也需要主動擁抱技術,激活時代活力,避免陷入封閉保守的困境。更為關鍵的是,人文學科必須堅守自身的核心立場與精神內核,清晰認知自身的邊界、使命與價值。回到最初的問題:“誰來賦能人工智能?”對“誰”的追問,本質上是對人工智能發展方向的追問,是對技術本質的追問,是對人類自身命運與未來的追問。如果說技術能力決定我們能抵達多遠的地方,那么人文精神決定我們該去往怎樣的遠方。讓人文學科為人工智能立心,讓技術始終沿著以人為本的方向前行,需要人文學界的不懈努力。
(王娜系寧夏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牛宏程系延安大學文學院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