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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蓑煙雨》中的“事件”詩學
來源:中國藝術報 | 楊金翰  2026年06月03日09:32

“詩事”:“事件”話語的形式

談及歷史,人們往往更關注宏大敘事,而對于構筑歷史的單元性“事件”,則易忽略。當代部分“新歷史主義”觀為回避傳統歷史話語而矯枉過正,宣稱將歷史完全日常化、主觀化、文本化,這其實是將歷史的宏大意義和微觀敘事潛在地“二元對立”。梁平詩集《一蓑煙雨》整體呈現出“詩史”寫作的特征,但在具體敘述上,“詩史”落實為“詩事”,即作為“事件”發生的詩學。何為“事件”?“一事件是否應歸類于一客體、一事實、一態度或僅僅是一變化,它是普遍的還是特殊的”?學者眾說紛紜,但這也說明,對“事件”的理解可包括上述的向度,既包含確定的意義內容,也包括特殊的變化。“變化”正是“事件”的精髓。

當我們把對“詩史”的關注引入“事件”,“詩史”固守的意義則有了更具體、真實的生活情境,也即達到詩人所說將“歷史生存的分量”和個人具體生活結合。因此,詩歌中的“事件”既是個人的、變化式的、稍縱即逝的,又是“史”之意義得以長存的切口。“事件”詩學提醒我們,微小的生活日常,通過詩歌語言描述,“意義”也會被重建、保留和回味,甚至成為一種面對現實的新尺度。我們面對的歷史知識、生活意義,也會被納入“事件”范疇而更具體、動態地存在。

“詩史”的當代形態

在《一蓑煙雨》中,讀者會發現很多傳統歷史、個人經驗的“偏移”,包括偏移“結構、空間、表達、事件以及普遍的知識系統化觀念”,它們隨著詩人個人的“事件”而以生動真實的面貌出現。比如《石拱橋上二胡的插曲》中,真正的主角不是古橋,而是橋上那把突然“在哭”的二胡,偶然響起的聲音,打斷了游客擺拍的場景,而令人“想起瞎子阿炳的墨鏡”。在《在綿山我看見了介子推》中,詩人并未像普及歷史知識那般,復述寒食節的典故,而是從“拍攝石頭”這個偶發行為開始,他確信“那塊石頭就是介子推現身”。在《銅鑼灣與考古學家晚餐》中,三星堆的宏大歷史,則是通過“煮牛肉、燒牛肉、鹵牛肉”的菜單和喝啤酒展開的……所謂“詩史”的當代形態,也許就是發生于一場偶然進行的私人事件中。

詩人在《天涯石只是遠方的道具》中,其實已進行了一種對普遍的“形而上”和隱秘的“事件”的隱喻。“天涯石”這一象征性的“遠方”,并非真實的、具體的“遠方”,而只是一種“道具”,用“形而上”的說法代替“遠方”的真實。真實的歷史是什么呢?是“灘涂腳印很亂,很淺,所有籍貫,/都有復雜的隱秘”,真正的“遠方”也許是“遙不可及”的,是語言無法直接到達的地方,而我們目所能及的,是“天涯石正襟危坐,整理潮起潮落”。“遠方”在現實中作為“道具”顯現,作為“真實”則是保持沉默或未可知的。

“根莖之書”:“詩事”的生成

梁平曾對“根”進行過備注,這里的“根”不同于韓少功對“民族文化傳統、民族文化心理的根的挖掘”,而是“作為個體的寫作者生理和心理層面上,影響你的生命軌跡、完成你生命塑型的根”。詩人梳理的“根”不是指某種最原始、唯一的“根性”思維預設,而是作為一種動態的、流動的“趨勢”,對生命“塑形”并將其切身“展露”的過程。

詩人的出游,會讓我們想起德勒茲對加塔利的描述:“他可以從一種行動躍至另一種行動,他睡得很少,但出游卻很多,而且從不停歇。”這里的“行動”,指的是前文所說的“事件”,處于不斷變化的境遇。如果我們將詩人的見聞、感情、經驗,和以此為基礎書寫的文字,都看作有一個更高維度的、封閉、靜止的來源,就誤解了“根”的意義。德勒茲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曾論述道,“書”的類型分為“書—根”“須根系統”和“根莖之書”。“書—根”是經典之書,由根本的“一”生發而來;“須根系統”則是主根摧毀而代之以多元的次級根,但仍預設隱秘的“一”的追求;“根莖之書”則是具體、流動、異質地參與世界,反對靜態譜系,強調連接、生成運動。“樹主宰了西方的思想和現實”,代表由種子而生發的“超越性”思維;東方則對應“根莖”思維,園藝、草原的“內在性”思維,所謂“內在性”即一種尚未被外在世界規定的生命之流。

如果說“尋根文學”的根是尋找“n+1”的更高維度的“根”,《一蓑煙雨》的“根”更類似于“根莖”,是“n-1”的“根”,即去掉過度預設的那個象征本源的“一”。寫作應如“根莖”,其邏輯是不斷地“和……和……和……”而非“是”的裁奪。詩歌也不被放在超越性本體的位置,而是讓生命在“根莖”,即不斷變化的具體地理、際遇、經驗中生成。詩人所謂的“我一直在梳理這個根”,其實是一直通過詩歌的語言“生成”這個“根”:《重慶書》《成都詞典》《時間筆記》……《蜀道辭》,這是“生命在構成理念的言語活動中的旅程”。詩人途經川渝、歷經蜀道,就是生命作為“根莖”的漫游過程,它“從不在位置中顯現,只在經過中現身”,個體在不同地方所相遇的歷史,此刻都不再是“定見”與“回憶”。

“詩史”傳統的“根”

《水經新注:嘉陵江》的序中,詩人引《水經注·漾水》“漢水又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按照現代地理學知識,目前的嘉陵江和漢水并非直接交匯關系,但是從詩學角度看,詩人并非在復述或訂正《水經注》,而是借這個地理討論,讓“嘉陵江”逃逸出地理“定見”。嘉陵江的源頭,因而不是古志記載的“嘉陵谷”,也不是目前所在的秦嶺北麓,而是個人記憶的初啼之地,更是與長江“腹地”交融的文化生命之所在。在《芙蓉洞》中,詩人描述洞穴內的景象:“洞穴里的深睡眠,石頭、水、乳皆活,/渾為天然。”石頭、水滴、鐘乳石這些靜態物質,充滿“迷人的體態”與“銷魂的姿勢”,而后詩人說“呼吸越來越急促,那生命之源/竟是自己半路留下的根”。無疑,這個“根”隱喻著“根莖”狀態,“生命”的流動讓“滴水”成為“洶涌”的“江海”,讓“英雄座次”“后宮粉黛”進入到我們的情思,“石頭”可以“默誦”,“芙蓉”以“不能抑制的生猛與肆意”激活歷史。我們觸摸的是歷史的“感知物”,傳統的知覺、情感和定見被打散,而“代之以一座用感知物、感受和感覺的聚塊構成的代行語言職能的紀念碑”。

從“根”到“根莖”,我們發現在“詩史”傳統的“根”之外,《一蓑煙雨》通過不斷變化的“事件”詩學,讓江水、陋室、亭臺、蜀道不再是一個個具體的位置、靜態的歷史象征,而是人在某特定境遇時所具有的最高“生命強度”。在那時那刻,詩人寫出詩來,它沒有起點和終點,沒有任何外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