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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書店:百年書香
來源:文藝報 | 胡性能  2026年06月03日08:04

一

1926年,一百年前的世界難以想象,更無法觸摸,我只能從典籍和圖片里尋找殘存的蛛絲馬跡。查閱資料后我發現,當歷史進入20世紀,人類社會已然提速,世界日新月異。1926年初,在倫敦蘇豪區一間實驗室里,來自蘇格蘭的發明家約翰·洛吉·貝爾德向皇家學會成員展示了他的發明:電視。對于人類來說,這是歷史性的一刻。與此同時,距倫敦5600公里之遙的美國費城,一場展示人類現代文明的博覽會正在緊鑼密鼓地籌辦。令我欣慰的是,那次博覽會,中國并沒缺席。由中國語言學家黎錦熙繪制的《國語四千年來變化潮流圖》,在博覽會上榮獲甲等大獎。似乎,進入20世紀,人類突然腦洞大開,每一天都有奇跡在發生。對于地處地球東方的大國來說,1926年同樣是不尋常的一年:3月18日,北京發生段祺瑞政府槍殺請愿群眾的慘案,魯迅先生悲憤之余,寫下了我們耳熟能詳的散文《記念劉和珍君》,緊接著便是國民革命軍勢如破竹的北伐……也就在這一年,一家取名為“東方”的書店出現在昆明的老城區。書店是前一年從北京回到昆明的王嗣順開辦的。他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學的還是外語專業,眺望過外部世界。因此開辦書店時,他沒有取以往書店常取的“寶文堂”“留香齋”“翰墨園”等老式名字,而是取了個時尚的名字——東方書店。

云南在中國的南方,確切地說在中國的西南,為何王嗣順在給書店取名時選擇的是“東方書店”而不是“西南書店”或者“云南書店”?我覺得東方書店的取名并非隨意,而是國門漸開后的中國,讓王嗣順意識到了自己國家在世界的位置。東方與西方,地理的兩極,同樣應該被文明的光芒照亮,這似乎成為那一代中國人的精神共識。1922年,云南大學在創建時,取名為“東陸大學”。東陸,指的當然是東方大陸。地理位置的覺醒與清晰,帶來的是視野、格局、認知等一系列的改變。從書店的名字也不難看出,王嗣順開辦書店并非為了掙幾個小錢,而是他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啟蒙主張都融進了新開辦的書店里。

我第一次去東方書店,是在它“重生”后不久。按導航指引,由西向東沿著光華街前行,在潘祥記鮮花餅店往右一拐,文廟直街的南段竟然叫“文明街”。我在昆明這座城市生活了許多年,知道許多街道充滿了古意:鳳翥街、南屏街、景星街、金碧路……每一個街名都有來歷。但對于文明街,我的確感到陌生,以為是新取的街名,往深處一了解,立即為自己的孤陋寡聞感到羞愧。文明街以往叫什么街,昆明所保留下來的歷史書語焉不詳。“文明”一詞,最早見于先秦典籍。《易經·乾卦·文言》記載,“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意指文采光明、文德耀輝。但“文明”一詞也曾被作為西方概念的譯名引入中國,詞義擴展為人類脫離野蠻狀態的進化過程。我以為,文明街的“文明”二字,更多的是取義后者。有資料說,這條街道的修筑,與20世紀20年代初任云南省省會警察廳廳長的朱德關系甚大。據說他在督修此街時,為體現自己所追求的新文明的理念,便把這條街道更名為“文明新街”。幾年后,隨著城市道路系統的調整,“文明新街”簡化為“文明街”。街名由此沿用下來,算下來已有百年歷史。

許多人并不知道,20世紀初的云南,曾是中國開放的前沿。1910年,一條從越南海防起程的鐵路,叩開了云南的重重山嶺,也叩開了東方封閉的帝國。當一列來自境外的火車,噴吐著白氣,發出鏗鏘的金屬碰撞聲駛入昆明時,處于帝國偏僻一隅的云南,立即被強行拽向人類工業文明的前沿。那的確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時代。滇越鐵路開通之后,中國第一座水電站在昆明近郊的螳螂川畔開建。兩年后的1912年5月,昆明城率先在中國大地上亮起了電燈。一時間,現代郵政、電報局、咖啡吧、新式學校……紛紛涌入昆明。

王嗣順親眼看見了滇越鐵路開通后帶給云南尤其是昆明的巨大變化,也知道順著那條鐵路往外走,還有一個更為寬廣的世界。1918年,他作為云南的保送生進入清華大學預科學習,不久后轉入北京大學外語系就讀,師從胡適先生。王嗣順在北京求學期間,新文化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獵獵作響。王嗣順閱讀過《新青年》雜志,深受“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影響。他還參加了改變中國的五四運動,深知書籍對啟迪民智的作用。

在中國歷史上,王嗣順也許是個面容模糊的人,但當我們把歷史的鏡頭聚焦云南,進一步聚焦昆明時,就會發現他的面容逐漸變得清晰。今天,我們在談及昆明城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王嗣順是個繞不開的名字,這都歸結于他開辦的東方書店。1925年,在北京工作了兩年的王嗣順毅然返回故鄉。今天,對于他為何離開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返回昆明,歷史的痕跡早已一片模糊,只知道他返回昆明后,執教于昆華女中——一所創辦于清朝后期、在昆明歷史上頗有名氣的女子學校。很顯然,返回昆明的王嗣順并非只滿足于在昆華女中謀一個飯碗,一個受新文化思想熏陶的人,內心有著隱約的夢想。作為五四運動的親歷者,他一直在尋找開啟民智的辦法,而辦書店是他看來最好的選擇。

1926年出現在昆明文明街上的東方書店,是先覺者在云南大地點亮的一盞燈。我們很難對這盞燈照亮過多少心靈作數理上的統計,但不可否認的是,自從東方書店創立后,它對云南人尤其是昆明人一直持續產生著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者聶耳出生于1912年,出生地就在與東方書店一街之隔的甬道街。東方書店開辦的時候,聶耳14歲,正處于一個人“世界觀的萌芽期”。這個年紀的年輕人會思考一些抽象的問題,諸如生命的意義,諸如公平與正義,諸如人生的價值,而東方書店所售的進步書籍和科普讀物,很難說不會對聶耳的價值觀產生影響。直到后來聶耳在云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就讀時,東方書店仍是他常去的地方。此后,無論是聶耳的人生選擇,還是他后來創作的音樂作品里,其實都不難看到東方書店施加的微妙影響。今天,當我們聆聽他譜曲的《新女性歌》《大路歌》《開路先鋒》時,仍然能夠從那些旋律里,聽到讓人眼前一亮的文明氣息。

二

要感謝美國的老軍醫克林頓·米萊特。抗戰期間,他是援華美軍第172醫院的副院長,醫院就建在滇池邊,主要為飛虎隊提供醫療保障。救死扶傷之余,米萊特好奇于昆明的市井生活。他走街串巷,用當時最先進的柯達伊斯曼彩色反轉片拍攝了100多張照片,那也是最早記錄云南昆明的一批彩色照片。東方書店作為彼時昆明重要的“文化地標”,自然也成為米萊特的拍攝對象。1944年的某一天,他將鏡頭對準文明街上的東方書店,緩緩按下快門,為我們定格下八十多年前東方書店的某個瞬間。我不知道那張照片是否經過后期處理,20世紀40年代拍攝的彩色照片今天看上去仍然清晰。照片上是文明街的一段,一匹馬馱著東西正好穿過書店外面的街道,趕馬人腳穿草鞋。在他前方,一個穿天藍色衣服的人站在街邊,看樣子像個讀書人,好像才從書店里走出來。進入照片的,還有街旁的小販、軍人、提著布袋的行人……米萊特拍照時也許是個陰天,文明街平整的石板路上沒有陽光被遮擋留下的陰影。彼時東方書店外面的街邊,還擺放著不少用來出售的銻盆,明亮、晃眼,與書店內簡陋的書架和書架上擺放著的舊圖書形成極大的反差。我注意到照片右邊的柱頭上,掛著拳頭大的一個白色物體,照片的細部難以辨認,也許那就是用來照明的電燈泡。如今,米萊特拍攝的東方書店舊照片被放大,懸掛在書店二樓的一個角落。我駐足在那張照片前,時光的流逝讓人恍惚。

當年,東方書店開辦起來以后,前來購書的人絡繹不絕。生活在昆明城的讀書人,每隔一段時間總會去逛一逛。文明的火種有時并非以燎原之勢蔓延,而是以微光的方式照亮。一本書,一個觀點,甚至一段醍醐灌頂的文字,都有可能改變一個讀者的一生。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東方書店扮演的,是與文明相連的一條臍帶。新的思想、新的觀念,通過書籍源源不斷抵達昆明這座高原之城。東方書店創辦十一年后,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隨著戰火的逼近,古都北京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奉命南遷,在長沙共同組建了一所臨時大學。然而翌年2月,局勢危急,長沙臨時大學決定西遷昆明,師生分三路出發,并于1938年4月抵達昆明,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一段人類教育史上的奇跡,就此在昆明這座僻遠的城市孕育。

西南聯大南遷昆明,使得昆明的讀書人驟然增多。東方書店所在的文明街一帶,報館、出版社相繼出現,成為當時昆明重要的文化中心。每一天都有許多讀書人來到這兒,他們或尋找兼職的機會,或來東方書店里讀書。抗戰期間,隨著北京與上海等出版業發達的城市相繼淪陷,東方書店的新書購進越來越困難。為滿足讀者的需求,增加書店圖書品種,王嗣順靈機一動,開始收售舊書。書其實無分新舊,沒讀過的書便是新書。這一舉措使得東方書店成為一個吐納圖書的平臺,一些人將看過的圖書放在東方書店出售,再買本沒看過的圖書帶走。這也是米萊特拍下的東方書店的照片里,為何臨門的書架上擺放的全是舊書的緣故。抗戰時期昆明的東方書店,對清華、北大和南開的讀書人來說,的確是個福音。當初他們撤離時走得倉促,加之關山重重、行路艱難,不可能攜帶太多的書籍,而東方書店的存在,恰好給他們這些遠道而來的讀書人提供了一個巨大的精神糧倉。

王潤裳是王嗣順的長女,出生于1929年的她后來就讀于父親工作的昆華女中。她讀中學時,對當年出入東方書店的聯大師生已有印象。在她的記憶中,那時來東方書店的人里,有聯大的老師,也有聯大的學生。他們或穿長衫,或著西裝,說的是不同地方的口音。聯大的師生喜歡逛東方書店,是因為王嗣順畢業于北京大學,他開辦的書店也被聯大人視作自家人開的書店,何況聯大的一些老師,當年便是王嗣順的熟人。來的次數多了,王潤裳記住了他們中的一些人。許多年以后,她甚至能夠從一些老照片里,認出上面的聞一多、李公樸、林徽因和汪曾祺,因為他們當年都是東方書店的常客。

從1939年到1946年,汪曾祺在昆明生活過七年。那是他一生中最難以忘懷的一段歲月,以至于離開昆明多年以后,他在昆明所經歷的一切,還不時浮現在他的腦海里,成為他一生中最溫暖的記憶。聯大師生里,汪曾祺寫昆明的作品最多,有寫西南聯大師友軼事的,有寫昆明獨特市井風情的,還有寫昆明美食的。他甚至稱:“我這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里泡出來的。”在《讀廉價書》一文中,汪曾祺講述了他當年在文明街的舊書店用舊書換吃食的趣事:“我在西南聯大時,時常斷頓,有時日高不起,擁被墜臥。朱德熙看我到快11點鐘還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飯還沒有著落,于是挾了一本英文字典,走進來,推推我:‘起來起來,去吃飯!’到了文明街,出脫了字典,兩個人便可以吃一頓破酥包子或兩碗燜雞米線,還可以喝二兩酒。”

汪曾祺在文章里還說:“工具書里最走俏的是《辭源》。有一個同學發現一家書店的《辭源》的收售價比原價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務印書館的書架就有幾十本嶄新的《辭源》,于是以原價買到,轉身即以高價賣給舊書店。他這種搬運工作干了好幾次。”其實,就在一條街上經營書籍,舊書店的店員怎么會不知道拐角處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源》價格低?他們只是想用這種方式幫助那些貧困的讀書人,并為他們保留那最后的體面。據王潤裳回憶,抗戰期間,聯大一些貧困學生甚至以典當衣物為生,哪有閑錢買書?東方書店就在店外掛了一盞大瓦數的燈泡照明,供那些買不起書的學生晚上在燈下閱讀。

東方書店寄托了王嗣順啟蒙民智的人生理想。創辦之初,他就定下了不賣舊學八股,只賣進步書籍和科普讀物的規矩,目的是為昆明城點亮一盞照亮蒙昧的燈。從1926年創辦伊始,東方書店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許多人。20世紀40年代中期,昆明之所以成為民主堡壘,除了西南聯大的存在以及三所南遷大學本身所攜帶的民主與科學的基因,還有類似東方書店的這種地方文化源泉在精神上的持續供給。東方書店所賣的圖書,尤其是那些宣講民主與自由的圖書,都參與了青年學子價值觀的構建。1945年冬天,發生在昆明的一二·一運動,一個核心訴求便是爭取民主與自由。

三

由于種種原因,曾經給許多讀書人帶來光亮的東方書店像一條季節河,一度消失在歷史的沙塵里。搖曳的燭火漸行漸遠,以至于后來許多昆明人,并不知道自己寄身的城市曾有過這樣一家溫暖過無數讀書人的書店。時隔六十年,歷史的機緣落到一個叫李國豪的媒體人身上,他成了王嗣順隔世選定的“執火者”。

2016年的某一天,也就在王嗣順創辦東方書店九十周年之際,在昆明《都市時報》供職的李國豪與歷史深處的東方書店邂逅。他開始負責這座書店的重建和經營。為了還原東方書店的神韻,他找到了王嗣順已屆耄耋之年的女兒王潤裳。他從老人點點滴滴的回憶中,捕捉東方書店的氣息,打撈東方書店的歷史原貌,以期在重建時加以還原。兩年后的2018年6月16日,在歷史煙塵中潛藏許久的東方書店在昆明文明街的原址上復活。重生的東方書店秉承王嗣順的精神,致力于延續中華文化中應有的風骨,力圖在一個快節奏的時代營造出一個使人靜下心來交流的思想平臺。

今天東方書店所在的文明街位于昆明老城的中心。保留下來的舊街道上,兩側是木質結構的瓦屋。一些帶有歷史記憶的商鋪如福林堂、福照樓入駐其中,使得這條街道彌漫著一股寧靜的舊時光。修舊如舊的東方書店,店名為云南詩人于堅題寫,筆畫粗厚,有種能抵消時光侵襲的沉穩。兩側的對聯寫道:“古來最長久人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積德與讀書,這副對聯透露出的正是東方書店的精神內核。

在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個人記憶被迅速湮滅。昆明城許多原本用來安頓靈魂的地方,物理痕跡被抹除,只剩下形單影只的地名——彌勒寺不見寺廟,小菜園也不見菜園。當城市中的地名缺乏相應的物理對應時,我們會很容易迷失在故鄉的改變中。所幸昆明城還有文明街這樣的老街區,還有東方書店這樣堅守百年的老書店。它們不僅是我們記憶的一部分,更是我們靈魂在尋找歸途時的路標。難怪,常常會有市民到東方書店里來坐一坐。在這里,他們能夠重溫一段遠去的時光,也能再次體驗那些讓內心一動的瞬間。

進入東方書店,操作臺背后的墻上,掛著一眾西南聯大教授的老照片:胡適、錢鍾書、聞一多、林語堂、林徽因……杰出的學者,臉上有書籍長久浸染散發出來的光。盡管他們都已遠去,可他們當年定格下來的照片,仍然在書店里形成一種難以言說的氣場。他們優雅、睿智、脫俗。在他們目光的凝視中,讀者可以從操作臺一旁穿過,經由旋梯抵達二樓。旋梯的墻邊,書籍像古城墻的磚塊那樣壘在一起,一盞吊燈懸掛在拐角處,安靜地散發著橘紅色的光。書店開門的日子里,總有人安靜地坐在二樓的窗邊閱讀。他們像一些緊貼河床的石子,任憑時間的水流從身旁流過,卻不為所動。

我這次到東方書店的時候,看到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站在書柜前,靜靜地翻閱著圖書。我相信那一瞬間,這位老人是具備穿越時空的能力的。文字構筑的通道,能夠讓昔日的某種體驗或感受重新降臨,帶給閱讀者甜蜜的回憶抑或隱約的感傷。二樓的書架、桌椅、擺件都是老物件,散發著漫長時間才可能形成的啞光。這兒還開設了“西南聯大名家書房”,有林徽因的,也有汪曾祺的。還有一些聯大人所著之書,用牛皮紙包好,不露書名,只寫一句推薦語,讓讀者任意挑選,感覺就像是當年聯大的學生在舊書堆里淘書一般,遇見與否全靠緣分。這么做的目的也很簡單,“就是讓閱讀回歸到純粹的好奇心”。很顯然,今天的東方書店,已然成為昆明人一間心靈的客房,無數有趣的靈魂在此安坐、靜讀、邂逅。秉承王嗣順創辦書店的初心,重生的東方書店既賣新書,也賣舊書,而且保留了始于抗戰時期的“舊書置換”。東方書店門口,掛著一塊“回收舊書 傳承文明”的牌匾,上面寫著一段文字:“每一本圖書都凝聚著時光的魔力,每一本圖書都刻畫著前任的青春,50本以內可帶到店內,50本以上可上門回收,按本論價。”主理書店的李國豪還在書店門口專門設置了一個特殊的書架“云南這邊”,陳列的書皆與云南有關。他是想以這種方式,告訴八方來客,東方書店是一家創立于20世紀、扎根于云南本土的書店。

我以為,在21世紀走過四分之一的時候,復活的東方書店不僅是昆明城最具特色的文化地標之一,也是昆明城里能讓靈魂慢下來的一個地方。我很欣慰它能夠成為影響巨大的“網紅打卡地”,說明讀書在許多人的心里,仍然是一件有尊嚴和體面的事情。作為讀書人的家,這兒常年舉辦各類文化沙龍、名家簽售、文化講壇……與其他大多數書店不同,東方書店保持著先前特立獨行的品格。當年,王嗣順只賣進步書籍和科普讀物,今天的東方書店也明確“八不賣”:不賣成功勵志、不賣心靈雞湯、不賣成仙修道、不賣算命卜卦、不賣禁聞野史……主理東方書店的李國豪想以這種方式,區別于那些流量為王的書店,從而延續書店的人文傳統,以此向東方書店的創辦人王嗣順先生致敬。

閱讀是一種最為安靜的交流,也是一種最為緩慢的享樂。坐在書店二樓的窗邊,凝視街對面在春天蓬勃生長的綠植,我突然想起前些年,昆明的一群讀書人為了抗拒越來越快的生活節奏,在每年最后一個周末的晚上,于翠湖邊舉辦的“停頓詩會”。是的,進入東方書店,就是人生長旅上的一次停頓。收銀臺一旁,抬頭便可看到一些被亞麻繩懸吊起來的卡片。我拿起其中的一張,看到上面的文字是一對情侶的呢喃:“你捧著我的臉說話,一起看愚蠢的晚霞,過了好久,天都黑了,月亮纏住我們的腳丫。”也許,是書店里的某本書點燃了書寫者的詩情,詩歌和愛、記憶、留念、珍惜、不舍融為一體……人類最為柔軟的情感被墨水凝固。我看了看卡片上留下的時間,是四年前的4月11日。茫茫人海里,那對情侶不知此時身在何方。但我知道,在他們的情感記憶中,此生一定會彌漫著東方書店散發出來的書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