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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火花》2026年第5期|李文亮:我們與他們
來源:《火花》2026年第5期 | 李文亮  2026年06月02日16:25

李文亮,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大同市作家協會秘書長、大同市平城區(qū)作家協會主席,魯迅文學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作品見于省內外報刊。

在菜市場出口,酒足飯飽的我,正好見到了他。準確地說,應當是先看到那撮花白的頭發(fā)。

那時我剛從外邊歸來,頭腦暈暈乎乎,走得慢慢悠悠,他從我身后超了過去。我先看到他略顯稀疏的白發(fā),轉而注意到他背上那一大捆袼褙,再發(fā)現他手提的另一捆袼褙,我一下子酒醒了。

物品確是很沉的。那條捆袼褙的繩子,已將他肩頭的衣服勒出深深的一道痕。繩子之上是他鬢角花白的頭發(fā),白發(fā)之上,是一頂寫滿歲月風塵的“前進帽”。

我猜想他的歲數,即便比起延遲退休的最高年齡,肯定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和他擦肩而過,這一刻我正想著遙不可及的63歲退休日,而他只想著肩上手中的這兩大摞袼褙——這些我視如敝屣、他卻求之不得的東西。

我想上前幫他提一把,但轉念想想,這樣未必禮貌。他未必喜歡這種廉價的憐憫,何況我也未必有他的氣力。肩頭負重令他的后背微駝,但他的腳步沉穩(wěn)踏實,每一步都坦然踩在堅硬的柏油路上。

出了街口,我過了馬路,他仍沿著那條街踽踽獨行。那些鮮亮的貨品,那些響亮的叫賣,那些明亮的櫥窗依然如故。我在街的另一端,遠遠望著他。只見他每走十多米,就要略略側傾身子,把左肩的重物找個高處倚靠一會兒,再把右手的重物放在地上。緩上片刻,挺起腰繼續(xù)前行。如是數番,直至消失在我的視野之外。

我忽然猜想,他該是誰的父親,他又曾是誰的兒子。這個秋天已經很涼了,我立在城市的街頭,回憶他的模樣,卻是那么的熟悉。在這個城市的每個角落,似乎都曾見過這般身影。他像很多人的父親,他是很多人的父親,悄然扛起這沉重的世界,沉默而堅韌。

戰(zhàn)國時期,有位名為孟軻的哲人,曾有過這樣的愿望,“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300多年過去了,這個理想依然如此渺茫,我們仍要依靠父輩去“背著因襲的重擔,扛住黑暗的閘門”。那一刻,我有些窒息。

又想起那句用得濫俗的話:哪有什么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專家們說,歲月靜好;專家們說,需要激活老年就業(yè)潛力,需要釋放老齡社會紅利。或許這便是最好的詮釋。

前幾天是中秋節(jié),那些喜氣十足的包裝禮盒,想來令他收獲頗豐。但愿他有豐盈的收獲,有堅強的臂膀,能擁有名為“養(yǎng)老金”的東西。

洗油煙機的師傅

家里的油煙機很久沒洗了,每每會有油點子悄悄滴落到灶臺上。妻子常說,你把那也拆下來洗洗。我自知沒這個本事,所以一拖就是10年。

剛好在小區(qū)門口看見一位師傅,二八自行車上掛著“清洗油煙機”的牌子,問問價格還可以接受,于是請他來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

秋日午后的天氣不冷也不熱,我便坐在樓下,邊監(jiān)工邊聊天。師傅是安徽人,沒料到他已66歲了,想想剛才他一口氣把油煙機搬下6樓,真是佩服。我只是往下提了半桶開水,已是氣喘吁吁。

師傅的手被機器邊緣劃開一道口子,血流個不停。他卻滿不當一回事,用擦油煙機的抹布隨便擦擦傷口,手中的活兒一刻也不停。我這才發(fā)現,清洗油煙機不僅是臟活累活,更是個技術活。他先用報紙引燃機身內部殘余的油漬,再逐個把零件拆下,有條不紊地將各種小螺絲裝入一個小藥瓶里,然后在兩個桶里,先洗后涮,井然有序。我忽然注意到,這個小藥瓶瓶身有許多小孔,水可以鉆進去清洗,卻又不會丟失零件,便想起那句套話:勞動人民的智慧。

小區(qū)清運垃圾的師傅正好路過,便停下來一起聊天。他問油煙機師傅,洗一個多少錢,得知150元之后,他說每天要能洗兩個就掙300元了。不料洗油煙機師傅馬上反駁:每天最少也得洗3個。環(huán)衛(wèi)師傅不禁感慨,還是有技術好啊,不像自己全年無休,每月才掙2800元。

提起孩子,洗油煙機師傅很自豪地說,二兒子以前給別人打工,現在自己開了廠子,雇著幾十個工人。環(huán)衛(wèi)師傅就問他,那你咋還干這活兒?師傅說在廠子里待不慣,家里也坐不住,不如這樣自由。農忙時村里種十多畝地,閑時再出來攢幾個養(yǎng)老錢,省得給孩子們增加負擔。

里里外外洗了3個小時,他又把油煙機抱上6樓安裝好。想來這師傅可真是累壞了,他一口氣喝了兩杯水,還接連吃了桃子和西瓜。我說微信掃碼吧,他搖頭,說用老年機不會用微信。

拿好了現金,他要騎車回新添堡租住的平房,每月房租150元。他說今天完工挺早,可以回去自己炒菜做飯。以前外邊吃面2元一碗,現在也漲到10元了。

此刻的窗外,這座城市的秋日陽光燦爛。這個下午,我看到與電視鏡頭里不一樣的場景。

女外賣員

下午去上班,快到單位時,見路邊躺著一人,藍頭盔,藍馬甲,電動車前擋的棉衣在藍天下很亮眼。另有一位身穿黑羽絨服者試圖去扶那人,但顯得很吃力。

我把口罩戴緊,上前問那黑衣人,要幫忙嗎?那人搖搖頭,仍使勁去扶地上的人,卻總是扶不起。我上前,一左一右,將地上的人扶著坐起,本想再攙著站住,然而不行。這人綿軟如柳枝,并無一絲氣力支撐。

黑衣人把藍馬甲的口罩緩緩摘下——竟是位女外賣員。她蒼白的臉,蓬亂的發(fā),看不出年齡,或許比我大,也可能比我小。她眼神中唯有疲憊,并無一言,只是喘氣。黑衣人幫她解開衣領,拉開馬甲,那女子似乎才舒過一口氣。我說,我給取個坐墊襯著吧,大冷的天。回頭才發(fā)現自己并沒有開車。她只能這樣坐在地上了,幸而穿得還算厚實。

黑衣人應該是她的同事,他從女外賣員身上拿過手機——并不是打電話求救,而是向電話那頭的顧客求情,很客氣也很平靜地說:派單有些調整,估計遲一會兒才能送過去,麻煩先確認一下。好在電話那頭態(tài)度不錯,并未抱怨。

有人路過,說打120吧。那女子面無表情,黑衣男子也是無言。她就這樣默默坐在冰冷的地上,與這個冬天連為一體。我忽然覺得打120的建議,此刻竟有些“何不食肉糜”的意味了。再看那女子,從她側兜里掉出些東西來。蹲下身去看,原來是一大串小區(qū)的門牌,上邊都是些華麗的漢字——某某福苑,某某華庭,某某貴府,某某豪門。這串小區(qū)門牌藍藍的,如同她的頭盔,如同她的馬甲,也如同這城市藍藍的天。我忽想起全家發(fā)燒的那些日子里,每次爬6樓把外賣掛在我家門把手上的那些藍頭盔、黃頭盔,可惜我始終未見過他們的面。

我跟那男子說,聯系一下單位吧。其實我的意思是,或許不用扣工錢。他表示已經說過了,然后對我說,你先幫我照看一會兒,我去給送這一單——很近,就在那邊的同德里。說罷,他已騎車走了,如冬日街頭一團旋風。

我在旁邊照看那藍馬甲女子,見她快歪倒時,便伸手扶一扶。一位環(huán)衛(wèi)大姐路過,悄悄問我,是你撞的?我說不是,指指路邊的共享單車,我的車在那里,撞不動。大姐又湊近些,更低聲地問,不是你撞的,還敢扶?我說,剛才有她的同事呢,才有事走了一會兒。我雖這么說,究竟還是有些緊張了,眼巴巴盼那男子趕緊回來。

不久,那人就回來了,從我手中接過看護任務。那女外賣員始終沒說一句話,她太累了,眼神如天空的云一樣漂浮不定。我想,她或許有個上高中的兒子,也可能有年邁的父母??傊?,這城市的一角,必定有她擔心的人。幸好,那一角中,她的家人還不知道,此時的她就這樣坐在蒼天后土之間。

我說,我要上班走了,單位還有人等著我。那男子說了一聲:謝謝。他似乎還想說些什么,卻再也說不出來,只是朝我拱了拱手,用最傳統(tǒng)的禮儀向我致謝。

我推起單車說,沒事,大家都一樣。我其實很想學學《瘞旅文》中的王守仁,說一句,“嘻!吾與爾猶彼也!”

這個寒冷的冬天,奔跑中的我們,無非只是未曾倒下的外賣員而已。

回收廢品的楊師傅

我是在父母樓下,看到那個收廢品師傅的。正月十六,正午時分,明晃晃的太陽,2攝氏度的氣溫,給人春天快要到來的感覺。

他和另一個收廢品的師傅,兩輛三輪車緊挨著停在樓下,車上都是些零七碎八的東西,陸續(xù)還有人把年后的雜物送過來,飲料瓶、包裝盒、易拉罐……

我上前問,書本廢紙也都收嗎?他回答,收。他穿著厚厚的軍大衣,戴著騎手的那種頭盔。我問價錢,他說3毛一斤。我又問,上門收嗎?他說去呢。我說,那就去我們小區(qū)吧,家里有些舊書本要賣。

另一個師傅懶洋洋地問我,住幾樓???我說6樓。問者笑著搖了搖頭,似乎覺得這筆生意并不劃算。但戴頭盔的他還是動了心,要了我的小區(qū)地址和手機號,看來愿意做這筆買賣。等我回到小區(qū)門口,他也蹬著三輪車跟了過來。當他把頭盔的眼罩翻上去時,我覺得這眉目似曾相識,卻一時想不起究竟像誰。

我問他,車上沒啥值錢的吧——千萬不要收了芝麻,卻丟了西瓜。他說沒事,拿著一個大號的蛇皮口袋就要跟我進來。我說你得拿秤啊,不然誰知道多少斤。他嘿嘿一笑,能有多少紙呀,還值得用個秤。我說那就用我家的體重秤吧。他說行。

走進樓道,他突然來了一句:過年好。讓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又想,這是表示友好的一種方式吧。兩人便一邊爬樓梯,一邊聊天。我先問他,是本地人嗎?他說陽高的。我問他,那在市里住嗎?買房還是租房?他說租房。我想起那些老舊小區(qū)月租600元的樓房,便問他住哪兒。他說在七里村,300元的房租。那里我很熟悉,原來他租的是平房,且只有一間。還好,是間正房。至少他能和這城市的百萬人,同享頭頂這輪明艷艷的太陽。

進了屋,我指著客廳的一箱書本,就這些了。我們把那箱書本放到體重秤上,箱子太大,讀數的顯示被遮擋住了。我扶著把箱子側過來,總算露出了屏幕——24公斤。妻子說這樣不對,箱子歪著怎么能稱得準,得分開一摞一摞地稱。他說,算了算了,就按50斤好了。

50斤就50斤吧,其實賣多少無所謂,只要能給背下樓就好。我又找出家里的一個紙箱,給了他。再次強調,3毛錢可是上門收購的價格,要是等我背下去,我就直接拉到廢品收購站賣了,肯定比這價格高。他說,肯定是他自己拿的。

我又有些擔心起來,怕他背這么重的書本,萬一閃了腰腿,從法律角度,我怕自己也不能置身事外。我便問他,今年多大歲數了。他說,64了。我問他,一次能全部拿下樓去嗎?他說,就靠這生活呢,沒有問題的。

64歲,這個城市的很多同齡人,已是跳廣場舞、打太極拳、四處旅游的年齡。他卻要背負著50斤的舊書本,下樓,出小區(qū),再蹬車送到廢品收購站。

妻子說,要是咱們拉到收購站,估計能賣不少錢,或許一斤得一塊錢吧。他說,哪有那么貴,收購站現在收一斤廢紙五毛六,他們去了也是這行情。

我暗暗盤算,如果按他說的,這一趟他能掙13元的差價。他問,怎么給錢呀。我打開微信收款碼。他弄了兩次,才把13元掃入我的賬戶。我看了下他的微信名,只有一個字“楊”。

他把紙箱中所有的書本,全部填到那個大號的蛇皮口袋里。還提醒我注意,千萬不要把有用的書本也賣了。我已檢查過,這些都是孩子高中以來的課本和復習資料,當時每本的花費也得幾十塊吧。如今呢,所有的百十來本打包到一起,總共才13元?!拔募m滿腹,不如一囊錢”,我想到了貶值的知識,貶值的勞動力。

他讓我找來一根繩,扎緊那蛇皮袋的口,鼓鼓囊囊的。他彎下腰來,轉身將那口袋背到肩上,就要開門下去。我問他,不用我搭一把手嗎?他說不用的。

我看著那個身影消失在樓道中,忽然想起一個人。他很像我以前認識的一位師傅,清瘦樂觀。我打開手機,把他打來的電話號碼存入通訊錄,隨便加了個備注名“收破爛”。

元宵已過,這個年馬上就要過完了。收了那么多禮品包裝盒,不知這些天他的生意可好,他的伙食可好。我想了想,將手機中他的名字改為“回收廢品的楊師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