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上海文藝之一瞥》的修改藝術
1931年7月20日,魯迅在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會”作了題為《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演講,演講記錄稿連載于7月27日和8月3日的《文藝新聞》周刊。但魯迅讀過7月27日的記錄稿后并不滿意,他在7月30日致信李小峰說:“《上海文藝之一瞥》我講了一點鐘,《文藝新聞》上所載的是記者摘記的大略,我還想自草一篇。”(2)魯迅之后“自草一篇”,先送給日本友人增田涉,由其譯成日文發表于1931年11月5日出版的日本雜志《古東多萬》第二號(3),后又將其收錄于1932年10月出版的雜文集《二心集》。
修改后的《上海文藝之一瞥》在文壇引起較大爭議。郭沫若看過日文版后極度不滿,發表長文《創造十年》反駁。1933年初,上海《出版消息》雜志又搞了一個征文活動,請讀者評論魯迅、郭沫若之爭的是非,并發表了兩位讀者的文章,這兩篇文章對魯迅的《上海文藝之一瞥》都有所指摘。(4)直到1948年,文學批評家李長之總結魯迅的文藝批評工作,稱道“他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上海文藝之一瞥》,《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等文,都是重要的批評文獻”,(5)此文的風評才轉向正面。之后,此文不僅在魯迅的文學批評中確立了重要地位,而且在上海文藝史研究、鴛鴦蝴蝶派研究、創造社研究、左翼文學研究中也備受重視,頻被征引,成為重要的批評文獻。
由修改本的接受情況,不難引出這樣一些問題:修改后的文章究竟存在什么爭議?魯迅在修改時是否預見了可能的爭議?是否作了一定程度的防范?關于這些問題,目前學界尚無人關注。(6)本文將《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文藝新聞》本與《二心集》本進行比對,探究此文的修改情況,試圖解答上述問題。解答上述問題,不僅有助于我們體會魯迅的修改藝術,還可由此管窺魯迅的個性氣質和創作特征。
一、存在破綻的修改本
在修改之前,《文藝新聞》本的《上海文藝之一瞥》共有九個自然段,從段落大意看,可分為三個部分:一到三自然段為第一部分,談論的是清末民初時期的上海文藝;四到七自然段為第二部分,談論的是20世紀20年代以創造社為代表的上海文藝;八、九自然段為第三部分,談論的是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后的上海文藝。此文雖謙稱“一瞥”,但實際上是一部微型的上海文藝史論,不過,“史”的內容較為單薄,“論”也未充分闡發,作為文章來看,確實較為貧瘠、粗陋。
魯迅在修改時依然保留了原有三部分的框架和順序。除了更改個別字詞[如將“應當”改為“應該”,“從前”改為“先前”,“一付”改為“一副”,“原故”改為“緣故”,“Blearbly”改為“畢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普羅利塔利亞”改為“普羅列塔利亞”,“擅道濟”改為“檀道濟”],主要是增補史實和評論。在修改之前,《上海文藝之一瞥》只有3429字,修改后為7612字,增加了4183字,增加率為121.99%。其中,第一部分原有三個自然段,共1048字,修改后增加到十個自然段,共2309字,增加了1261字,增加率為120.32%。第二部分原有四個自然段共1321字,修改后增加到八個自然段,共2758字,增加了1437字,增加率為108.78%。第三部分,原有兩個自然段,共1053字,修改后擴充到八個自然段,共2520字,增加了1467字,增加率為139.32%。修改后的《上海文藝之一瞥》,史實更加豐富了,論斷更加充分了,與修改前相比,質量有霄壤之別。
不過,修改后的《上海文藝之一瞥》依然引起爭議。
1931年底,避難日本的郭沫若在《古東多萬》雜志第二號看到《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日文譯本后,非常生氣,為反駁魯迅,郭沫若開始撰寫長文《創造十年》。1932年9月,《創造十年》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
《上海文藝之一瞥》修改本在提及創造社時這樣說:“創造社是尊貴天才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專重自我的,崇創作,惡翻譯,尤其憎惡重譯的,與同時上海的文學研究會相對立。”郭沫若對“惡翻譯,尤其憎惡重譯”提出了質疑:“我自己似乎也是創造社里面的一個人,我自己便‘翻譯’過不少的東西,并也‘重譯’過不少的東西啦!”(7)魯迅還說創造社“在凱歌聲中,終于覺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們的出版者的商品”,“希圖獨立出版的時候,老板就給吃了一場官司”。郭沫若澄清道:“這兒所說的‘書店老板’自然就是泰東書局的趙南公。幸好趙南公還沒有死,創造社的幾個人也都還活著的,創造社設出版部時,原來趙南公是提起過訴訟的嗎?老實說,我對于我們魯迅先生這位大‘大人君子’的腦筋不免有點懷疑。魯迅先生或者不會是有意的捏誣,因為受書店老板告發,倒不是什么大不名譽的事;我想怕是腦筋中的記憶有點混線,在這兒把新青年社和創造社扯在一道了。新青年社由群益書局獨立時,書局的老板提起過訴訟,這是人眾皆知的事體。”(8)魯迅又說創造社“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獨立也活不下去。創造社的人們的去路,自然是在較有希望的‘革命策源地’的廣東”,郭沫若澄清道:“創造社出版部的獨立是在1926年的四月一日,流痞的一員成仿吾是在1925年的六月到的廣東,當的是廣州大學的理科教授。還有幾位流痞便是郭沫若郁達夫,和一位新入流后又折了伙的王獨清,是以1926年三月十八日從上海出發往廣東的。”(9)換言之,創造社先到“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之后才獨立運作創造社出版部,并不像魯迅所說的“商品做不下去”“獨立也活不下去”,才去廣東搞革命。
身為創造社中人,郭沫若自然要為創造社辯護,但相對于局外人魯迅來說,郭沫若對創造社的史實顯然更為清楚。可以說,《上海文藝之一瞥》修改本第二部分有關創造社的內容,史實有誤。
1933年2月16日,上海《出版消息》雜志搞了一個征文活動,請讀者就魯迅與郭沫若的論爭“自由發表意見”。(10)1933年3月16日,《出版消息》第8期刊發了兩篇征文。周維綱批評魯迅說:“他始終不是辯證法的地去把創造社重新估一估價,而只好似和仇敵出氣般的痛罵一回,這實在不是懂得社會科學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批評家的態度!這種態度,其實仍是封建的意識形態在作祟,他在批評成仿吾和葉靈鳳的時候更明顯地證實這種錯誤。他批評成仿吾的時候,不去指摘他的理論的錯誤,而只加以惡意的煽動性的謾罵。對于葉靈鳳的走向反動的陣營里去,不是從他的社會底存在—小有產者意識形態的動搖性上去判斷他的必然的要走向反動的陣營里,而只揪住了他在革命的時候曾撕了他的《吶喊》去揩屎的一點,加以一陣出氣式的謾罵。”還說:“所以,惹起郭沫若先生在《創造十年》上的一場批駁,這是必然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不過郭沫若先生的批駁的方式,也學著魯迅先生的那種謾罵譏嘲,這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家應取的方式!因為這樣是要傷雙方的感情的。”(11)曉韋這樣評論魯迅的《上海文藝之一瞥》:“在《一瞥》里,魯迅是冷靜的說話,雖然老是用著尖刻的字眼,可是抓著創造社分子的沖動,左傾關門主義來批評,是很對的。不過在這里他有一個錯誤,就是忽視了創造社轉變的客觀意義。沒有同時指出來,創造社分子的轉變,無論他們是怎樣的沖動,脆弱,左傾關門的色彩怎樣濃厚,在客觀上他總是有著革命的意義的。”又批評郭沫若:“對于魯迅,并沒有給了一些些他理論上的打擊!”(12)這兩位作者發現了《上海文藝之一瞥》的問題,如對創造社的批評不夠客觀,不夠公正,那種謾罵譏嘲的態度也不對,同時也指出郭沫若“批駁的方式”也不好,未能對魯迅給予“理論上的打擊”。
應該說,郭沫若的《創造十年》從史實批駁《上海文藝之一瞥》的錯誤,還是很有力的,因為史實的錯誤屬于硬傷,魯迅難以再辯駁。不過,郭沫若太專注于指摘魯迅此文的史實錯誤,未能發現魯迅此文在邏輯推理上的錯誤。如果從這一點上“打擊”魯迅,郭沫若在論爭中會取得更大的勝利。
《上海文藝之一瞥》修改本邏輯推理上的錯誤,在于魯迅一心要給創造社成員扣上“才子+流氓”的帽子,但是魯迅在給“流氓”下定義時,違背了邏輯的同一律。
魯迅在評述晚清時期上海文藝時說:“佳人才子的書盛行的好幾年,后一輩的才子的心思就漸漸改變了,他們發現佳人并非因為‘愛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為的是錢。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錢,是不應該的,才子于是想了種種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當,還占了她們的便宜。敘述這各種手段的小說就出現了,社會上也很風行,因為可以作嫖學教科書去讀。這些書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勝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按照魯迅的這一初始定義,所謂“流氓”,是指想出種種制伏婊子的妙法,不僅不上婊子的當,還占了她們的便宜。魯迅可能在潛意識中明白,用“流氓”這個定義,是不能證明創造社的才子是“流氓”的,因為創造社的才子并沒有“想出種種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當,還占了她們便宜”。于是,魯迅在文章第二部分又給“流氓”下了第二個定義:“再則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其實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這種令人‘知道點革命的厲害’,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也還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但即便按照這個定義,似乎也只能證明成仿吾是流氓,還不足以證明創造社全體都是流氓。于是,魯迅在第二部分還給“流氓”下了第三個定義:“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這個定義一下,就可以將創造社全體成員一網打盡了。但是,這個定義實在是太寬泛了,按照這個定義,凡是理論不固定、主張有變化的、變化無線索的人,都免不了被稱為“流氓”。文學研究會的茅盾,以前提倡自然主義,后來提倡無產階級文學,理論不固定,主張有變化,變化無線索,按照魯迅的定義,可以被稱為“流氓”,就連魯迅自己,其思想與主張又何嘗沒有變化呢?難道也是“流氓”?
邏輯的同一律要求,在同一思維過程中必須在同一意義上使用概念和判斷,如果不在同一意義上使用某個概念,而是改換這一概念的含義,就會犯“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魯迅三次給“流氓”下不同的定義,違反了邏輯的同一律,不斷地“偷換概念”。這樣證明創造社的才子是“流氓”,從邏輯上講,是不能成立的。
二、為何出現破綻?
魯迅作文向來認真,但修改之后的《上海文藝之一瞥》,依然出現史實和邏輯的破綻。這是為什么呢?
一方面,毋庸諱言,魯迅是帶著對創造社強烈不滿的情緒修改這篇文章的。在 1928 年的革命文學論戰中,郭沫若化名杜荃,發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
余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13) 一文,猛烈攻擊魯迅,給魯迅扣了“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 Fascist(法西斯諦)”三頂帽子。1929年 5 月 22 日,魯迅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演講《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犀利回擊了郭沫若,稱郭沫若的《一只手》“也還是窮秀才落難,后來終于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14)。不過,魯迅在演講《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時,郭沫若已東赴日本避難,未注意到魯迅的這篇演講,魯迅回擊的這一拳也就打到了空處。1930 年初,魯迅又發表《我和〈語絲〉的始終》(15),其中說:“經我擔任了編輯之后,《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拼命的圍攻。”魯迅還說:“至于創造社派的攻擊,那是屬于歷史底的了,他們在把守‘藝術之宮’,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將 ‘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的,敘事夾在這里太冗長了,且待下一回再說罷。”魯迅還在為自己招到“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拼命的圍攻”耿耿于懷,強調創造社一直將自己視為“眼中釘”,雙方有著很長的歷史恩怨。郭沫若在日本看到魯迅此文后,很快寫了一篇《眼中釘》(16)回應。郭沫若特意強調:“我現在要來寫這篇文章不是要來批評,卻是要來辯證一個事實。”郭沫若的結論是:“總歸成一句話,便是創造社的幾個人并不曾‘將語絲派的幾個人看成眼中釘’。”郭沫若還說:“好在創造社這個小團體老早已是已經失掉了它的存在的。語絲派這個小團體現在已由魯迅先生的自我批判把它揚棄了。我們現在都同達到了一個階段,同立在了一個立場。……以往的流水賬我們把它打消了吧。”郭沫若雖然澄清了創造社與語絲社的恩怨原委,表達了“打消”恩怨的愿望,但魯迅心中對創造社和郭沫若的不滿并未消散。
1931 年 7 月 20 日,魯迅在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會作了《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演講,其中多次提及創造社并給予尖銳批判。魯迅從晚清時代講起,這時創造社 尚未出現,但魯迅還是忍不住勾連創造社。如在介紹吳友如畫的畫報時,就提及創造社成員葉靈鳳。魯迅說吳有如畫的人物一副流氓氣,順便說道:“在現在,新的流氓畫家有葉靈鳳先生。”葉靈鳳不過是畫了一些流氓人物,就被魯迅稱為 “流氓畫家”,這很容易讓人們誤解為葉靈鳳個人品行不端,是個流氓。“流氓畫家”這一明顯不恰當的稱呼,魯迅在修改時并未刪除或更正,可見魯迅對葉靈鳳的不滿。《文藝新聞》本中說:“葉靈鳳的畫是從英國 Blearbly 學來的。”魯迅修改為“葉先生的畫是從英國的畢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剝來的”,將“學”字改為“剝”字,將中性字改為貶義字,也暴露了魯迅對葉靈鳳的厭惡之情。
在《文藝新聞》本中,魯迅給創造社戴上了“新才子派”的帽子,魯迅在修改時也沒有刪除“新才子派”一詞。其實,搞文學的哪個不是才子呢?魯迅沒有把這個帽子戴到新潮社作家頭上,沒有戴到文學研究會作家頭上,偏偏戴到創造社頭上,顯然是有用心的。在給創造社戴上這頂帽子后,魯迅在修改后點了創造社更多成員的名。先是郭沫若和張資平:“勢力一雄厚,就看見大商店如商務印書館,也有創造社員的譯著的出版,—這是說,郭沫若和張資平兩位先生的稿件。”接著是成仿吾。《文藝新聞》本籠統地說:“再則他們把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東西,一種極端左傾的兇惡的面貌。”修改后則明確指出:“再則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尤其是成仿吾先生”這一句,讓成仿吾“閃亮登場”。點名批評與不點名批評,有著情感態度上的明顯差異。不點名批評,可以虛化批評對象,留有情面,點名批評,就充滿了針對性,毫無顧忌。這表明魯迅不再壓抑自己的情緒。
《文藝新聞》本對于創造社其實火氣還不算很大,大概魯迅在面對公眾演講時不便攻擊太猛,但自己在修改此文時,不斷回首往事,越想越生氣,因此加大了對創造社的攻擊力度。周維綱指摘魯迅此文中存在“出氣般的痛罵”“出氣似的謾罵”,應該說并不過分。因為對創造社生氣,魯迅的評價自然會失去分寸,不可能客觀公正。
另一方面是因為,魯迅有著濃烈的文人氣質。
魯迅身上混合有文人與學者兩種氣質。魯迅逝世后,蔡元培先生的挽聯寫道:“著作最謹嚴,豈惟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17)所謂著述的謹嚴,就是學者氣質,而“空頭文學家”,則是文人氣質。學者求真,文人求美。學者追求的是史實的翔實與準確,“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18);文人擔心的是“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因此心匠手追,力求把話說得更漂亮,把故事編得更好看,至于是否符合事實,文人并不重視。
蔡元培在挽聯中表彰的是魯迅的“著作最謹嚴”的學者氣質,將“空頭文學家”作為反面教訓。那么,魯迅究竟是學者氣質更濃還是空頭文學家(也就是文人)氣質更濃呢?應該說,在魯迅身上,文人的氣質更占上風。魯迅的專業是創作,業余做學者、搞研究,因此身上的文人習氣更多。
不妨再舉兩個例子加以證明。其一,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回憶其在日本仙臺學醫的經歷,在一次畫圖時,魯迅將下臂的血管移了一點位置,藤野先生 批評說:“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么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而魯迅“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里卻想道:‘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于實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記得的’”(19)。魯迅畫解剖圖并不照著實物畫,即不重視 “真”,而追求畫得“好看些”,也就是更重視“美”。藤野先生那種照著實物畫的畫法才是真正的學者風范,魯迅在挨了藤野先生的批評后“還不服氣”,可見其自身文人氣質是壓倒其學者氣質的。其二,魯迅確實撰寫過多部“謹嚴”的學術著作,但魯迅真正推崇的,還是文人氣質。魯迅在其學術著作《漢文學史綱要》中贊揚司馬遷“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20),此話也可移評魯迅自身,而“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正是文人氣質的一種表現。
魯迅應該知道,自己對于創造社的史實并不很了解,魯迅如果真的像學者一樣追求“謹嚴”的話,對于自己并不清楚的創造社史實,應該去小心求證。魯迅在修改《上海文藝之一瞥》時,本來是有時間求證的,但并未落實。這再一次說明,在魯迅身上的兩種氣質中,文人氣質壓倒了學者氣質。
“帶著情緒作文”和“文人氣質更濃”,這兩點原因其實又是互相滲透的。一方面,帶著情緒作文,本就是一種文人習氣。學者作文時,一般會“空明其心”,保持價值中立,而文人作文,往往筆鋒常帶感情。另一方面,文人氣質往往又會加重情緒,如果一個人的學者氣質更濃的話,“學問深時意氣平”,一般不會矜才使氣,把情緒帶到行文之中,但魯迅身上文人氣質更濃,行文時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緒。這些情緒和氣質,最終表現在修改上,就是不僅沒有修正破綻,反而加劇了破綻。
三、何為“忘破綻”?
1927 年,魯迅在《怎么寫》一文中提及“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魯迅提出:“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21)何為“忘破綻”?魯迅未作解釋。因此,此語特別耐人琢磨。以《上海文藝之一瞥》的修改為例,魯迅是不是沒有“防破綻”,而是“忘破綻”?
細品《上海文藝之一瞥》的修改藝術,應該肯定的是,魯迅花了很大的心血修改此文,魯迅并非沒有注意原文的破綻,但他的修改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能遮掩此文的破綻。《上海文藝之一瞥》演講記錄稿,開頭半句是“上海過去之文藝,開始為《申報》時期”,魯迅將其修改為:“上海過去的文藝,開始的是《申報》。要講《申報》,是必須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記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時的《申報》,還是用中國竹紙的,單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則多是從別處跑來的‘才子’。”之后魯迅又對才子的活動、《點石齋畫報》上的繪畫、鴛鴦蝴蝶派的情況,增補了大量內容,豐富了歷史的細節。
魯迅擺出一副娓娓道來的姿態講述上海文藝的歷史,而且還老老實實地承認,六十年以前的上海文藝,“這些事我不知道”。他只講自己知道的事情,對不知道的事情保持沉默,這就給人一種非常嚴謹的印象。這種印象,讓讀者以為這是一篇心平氣和、實事求是的上海文藝史論,讓讀者以為魯迅行文嚴謹,具有學者風范。
到了第二部分,因為主要論及創造社,魯迅的憤怒情緒和文人氣質再也壓抑不住,因此行文露出了破綻,修改后也未完全彌補破綻。郭沫若曾語帶諷刺地說:“先生全靠他那空靈的推想和記憶,便把一群人的罪狀在‘一瞥’之中宣布了出來,這是何等折獄如神的名手呀!”(22)郭沫若的贊嘆也不盡是反話,能讓郭沫若氣到贊嘆,應該說魯迅在行文中花了很大的功夫,表現了很強的能力的。確實,修改之后的第二部分,雖然存在破綻,但是特別有戲劇性,非常吸引人。
在這一部分,魯迅先是很有技巧地將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對立起來,建立了一個兩軍對壘的框架,并特意指出,創造社“那出馬的第一個廣告上,說有人‘壟斷’著文壇,就是指著文學研究會”,換言之,即暗示創造社是挑釁者。關于兩者之間的矛盾,魯迅譏諷創造社提倡天才,在修改后添加了一筆:“既然是天才的藝術,那么看那為人生的藝術的文學研究會自然就是多管閑事,不免有些‘俗’氣,而且還以為無能,所以倘被發見一處誤譯,有時竟至于特做一篇長長的專論。”而關于文學研究會,修改前是這樣的:“文學研究會是為人生而藝術的,說話多是站在被壓迫者的方面。”修改后則變成:“文學研究會卻也正相反,是主張為人生的藝術的,是一面創作,一面也看重翻譯的,是注意于紹介被壓迫民族文學的,這些都是小國度,沒有人懂得他們的文字,因此也幾乎全都是重譯的。并且因為曾經聲援過《新青年》,新仇夾舊仇,所以文學研究會這時就受了三方面的攻擊。”為了肯定文學研究會,魯迅特別添加了“文學研究會卻也正相反”這一句,又在后面補充介紹了文學研究會的主張和歷史功績,顯然為文學研究會受到創造社的攻擊而叫屈。在兩軍對壘的框架中,文學研究會的形象越是正面,創造社的形象就越是負面,文學研究會的主張越是正確,創造社的主張就越是錯誤。創造社就這樣被魯迅塑造成不識時務、不懂大局、無事生非的反派角色。
魯迅雖然無奈地承認創造社在與文學研究會之爭中取得了勝利,但筆鋒一轉,諷刺創造社勝利之后得意忘形,招惹官司,最后創造社“商品做不下去”“獨立也活不下去”,只好投奔革命。在分析革命文學旺盛起來的原因時,修改前只是概言:“自然是因為一般群眾,青年有了這樣的要求。”修改后,則明確是創造社提倡的“革命文學”:“到了前年,‘革命文學’這名目這才旺盛起來了,主張的是從‘革命策源地’回來的幾個創造社元老和若干新份子。”太陽社和創 造社曾就“革命文學”的首倡權進行過論爭,魯迅支持創造社首倡說,但魯迅給予創造社這一榮譽,與其說是為了表彰創造社,不如說是為了批評創造社,正所謂“將欲取之,必先予之”,他認為創造社在倡導“革命文學”時,“中了才子 +流氓的毒”。修改后的這一幕幕,營造了創造社在與文學研究會論爭勝利后運交華蓋、走投無路,首倡革命文學但又中毒的戲劇性場面,讓讀者分享“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的快感。沉浸在這種快感中,除非是創造社中人,或者特別了解、同情與崇拜創造社的人,一般不會去思考魯迅說的是不是事實。即便不是事實,但這種看別人倒霉的感覺實在太痛快了。至于魯迅不斷偷換概念,最終將創造社的“才子”都定性為“流氓”,在閱讀快感之下,讀者很少會去追究魯迅的邏輯錯誤,反而會認為魯迅窮追猛打,終于揭穿了創造社 “才子”的“流氓”真面目。讀者都有著“看熱鬧不嫌事大”的人性,讀到魯迅犀利的嘲諷之詞,并不會為創造社辯誣,還津津樂道,為之喝彩。
在講完創造社及革命文學之后,《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演講記錄稿匆匆講了兩段話即宣告結束,這顯然過于倉促,會讓人以為魯迅在發泄完對創造社的怒火后即鳴金收兵。魯迅在修改后則將這兩段拉長為八段。相對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增補是最多的。
修改之前,第三部分第一自然段從“統治階級的文章固然寫不出,但是要寫無產階級的文藝也不一定能寫得好,這是因為讀書人要寫出革命的實際是很困難的原故”講起,魯迅在修改后則以肯定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為開篇:“去年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實。”之后,魯迅添加了對左聯面臨的嚴峻局勢的分析,認為左聯“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壓迫和摧殘”,擔心 “因為有了這樣的壓迫和摧殘,就使那時以為左翼文學將大出風頭,作家就要吃勞動者供獻上來的黃油面包了的所謂革命文學家立刻現出原形,有的寫悔過書,有的是反轉來攻擊左聯”。讀者在這里看到的是,魯迅不再計較自己與創造社的個人恩怨,而進入對整個左翼文壇面臨的嚴峻形勢的深入思考,真是胸襟寬廣!
修改后的第三部分,還創造了一些名言警句。例如:“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些警句,不再是對創造社的冷嘲熱諷,而是對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極大地提升了整篇文章的思想境界。人們在評估一個木桶的容量時,往往看最短的木板,但在評估一個作家的水平時,往往看他最好的作品。魯迅在第二部分的議論,思想水準并不高,就像運動員跳高,只跳了一米,但在修改后的第三部分,思想水準一下子跳到了兩米的高度,讀者當然為之喝彩。
概而言之,在《上海文藝之一瞥》的第一部分,魯迅在修改時特別注重歷史細節的準確性,這就造成一種先聲奪人的印象,讓人以為魯迅的整篇文章都非常嚴謹,具有學者風范。在第二部分的修改中,魯迅虛構了創造社一些事實,發了一些不當的議論,但文學性非常強,讀起來非常生動,非常痛快。文學性很強的敘述往往會產生一種光環效應,讓人以為“美即是真”。在第三部分,魯迅大大提升了文章的思想境界,讀者很容易被魯迅思考的深刻性所折服,并由此忽略此前魯迅對創造社的不當議論。能把文章修改成這樣,讓讀者忽略文中的破綻,確實是高手!
基于魯迅所展現的修改藝術,也許可以將魯迅的“忘破綻”一語理解為:不是自己忘記自己文章的破綻,而是想方設法讓讀者忘記自己文章的破綻。
結語
韋勒克、沃倫在談到版本問題時曾說:“作品的每一版與另一版之間的不同,可使我們追溯出作者的修改過程,因此有助于解決藝術作品的起源和演變的問題。”(22)本文比較《上海文藝之一瞥》的兩個版本,追溯魯迅的“修改過程”,意圖不在“解決藝術作品的起源和演變的問題”,而在于分析魯迅的修改藝術,探究魯迅的修改動機,進而對魯迅本人的精神氣質達至更加全面準確的認識。
近年來,魯迅研究界塑造了“學者魯迅”“政治魯迅”“革命魯迅”等多種魯迅形象。我們認為,魯迅身上確實有著多種氣質,但其文人氣質最為濃郁。魯迅精通文章之道,有著文人善于虛構和喜歡議論的習慣,并不特別注意其敘述和議論是否建立在扎實的史實基礎上,又能將其敘述和議論表達得非常生動和精辟,讓人自覺不自覺地遺忘其虛構性。
了解這一點有什么意義呢?我們知道,記敘性散文和議論性雜文往往被人們當作“非虛構寫作”,但事實上,魯迅的不少記敘性散文和議論性雜文,可能也屬于虛構性的文學創作。學界已經有人注意到魯迅記敘性散文的虛構性,如日本學者大村泉認為《藤野先生》一文與史實多處不合,因此《藤野先生》只能是一部以魯迅當年在仙臺為基礎寫作的“具有相對獨特的自傳風格的短篇小說”(23);辜也平發現,《朝花夕拾》中其他篇章的一些記敘,其內容也與生活實際存在著差異,因此,《朝花夕拾》不僅是傳記的,更是文學的。(24)關于魯迅的議論性雜文,以前曾有人指出過某些篇章的虛構性。如夏衍曾說:“讀過魯迅一些文章的人都會知道,魯迅寫到他不滿的人的時候,常常會信筆寫來,加以藝術夸張。”夏衍并舉魯迅《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為例,指責其多處失實。(25)而從《上海文藝之一瞥》的修改中,不難發現,此篇也有一定程度的虛構性。在記敘性散文和議論性雜文中進行虛構,進一步證明了魯迅的文人氣質。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并非要批評魯迅的這種文人氣質,而是呼吁人們要理解魯迅的這種文人氣質,錢鍾書曾說:“蓋文詞有虛而非偽、誠而不實者。語之虛實與語之誠偽,相連而不相等,一而二焉。”(26)魯迅在修改《上海文藝之一瞥》時,聽從了自己內心的召喚,在勾勒上海文學歷史之時,對創造社快意恩仇,這是魯迅“虛而非偽”“誠而不實”的表現。但同時,本文也提醒讀者,在閱讀魯迅的作品時,特別是那些通常被認為“非虛構寫作”的記敘性散文和議論性雜文時,也要睜大眼睛,不能泥華詞為質言,視虛構為紀實,須仔細辨析其中的“可靠敘述”與“不可靠敘述”。
注釋:
(1)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整理與研究”(19JZD037)階段性成果。
(2)魯迅.致李小峰[M]//魯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269.
(3)1931年9月17日,日本人增田涉將魯迅的修改稿翻譯成日文,發表于1931年11月5日的日本雜志《古東多萬》第二號。魯迅的修改顯然在9月17日前即已完成。
(4)1933年3月16日,《出版消息》第8期刊登了周維綱的《〈上海文藝之一瞥〉及〈創造十年發端〉平議》、曉韋的《讀過了〈一瞥〉和〈發端〉》。
(5)李長之.魯迅在文藝批評工作上的啟示[J].中建,1948,1(8).
(6)秦剛的《〈上海文藝之一瞥〉版本與譯本考識—兼及譯本引發的筆戰》(《文學評論》2021年第2期)注意了此文的日文譯本與《二心集》本的異同及此文引發的筆戰,但未注意此文從《文藝新聞》本到《二心集》本的修改情況。
(7)郭沫若.創造十年[M].上海:現代書局,1932:10.
(8)郭沫若.創造十年[M].上海:現代書局,1932:17.
(9)郭沫若.創造十年[M].上海:現代書局,1932:19.
(10)征文[J].出版消息,1933(5/6).
(11)周維綱.《上海文藝之一瞥》及《創造十年發端》平議[J].出版消息,1933(8).
(12)曉韋.讀過了“一瞥”和“發端”[J].出版消息,1933(8).
(13)杜荃.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J].創造月刊,1928,2(1).
(14)魯迅.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M]//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39.
(15)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J].萌芽月刊,1930,1(2).
(16)郭沫若.眼中釘[J].拓荒者,1930,1(4/5).
(17)蔡元培.挽魯迅聯[M]//蔡元培全集: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1989:135.另,《魯迅先生紀念集》(上海書店1979年復印本)中,蔡元培此聯為:“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
(18)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7.
(19)魯迅.藤野先生[M]//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315.
(20)魯迅.漢文學史綱要[M]//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435.
(21)郭沫若.創造十年[M].上海:現代書局,1932:15.
(22)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M].新修訂版.劉象愚,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46.
(23)大村泉.魯迅的《藤野先生》一文是“回憶性散文”還是小說?[C]//魯迅:跨文化對話:紀念魯迅逝世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288.
(24)辜也平.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史論[M].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5:170.
(25)夏衍.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J].文學評論,1980(1).
(26)錢鍾書.管錐編[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