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聲部的“合唱”與不斷生成的“共同體”——新疆文學創作一瞥
在中國當代文學版圖中,新疆始終是一片特殊的文化空間。它既是地理意義上的邊疆,也是文學敘事中反復出現的遠方;它既關乎民族傳統、草原文明,也映照著現代化建設和城市新生。然而,它也是日常的生活空間,是能夠被書寫為“身邊”的日常,讓人感受到家園的溫度與生活的細碎。更重要的是,新疆文學并非單一的“地域文學”,并非單一民族、單一聲音的產物,而是一種多聲部的共同體書寫。艾青、王蒙、紅柯、劉亮程、沈葦、李娟,以及一批民族作家們,共同構成了一個橫跨民族、體裁和歷史階段的文學合唱——不同語言、傳統與經驗在這里相遇,匯成可共享的公共敘事。透過這些作品,我們能夠看到:新疆不僅被寫作成一片風景,更被想象和確認為一個不斷生成、可共享的共同體。
作為遠方的新疆
王蒙的新疆歲月,是中國當代文學中“遠方書寫”的起點之一。1963年,他下放到伊犁,在那里度過了十余年。這段生活影響了他的寫作氣質。他坦言:“新疆擴大了我的視野,增進了我的生活經驗。”在《這邊風景》中,我們看到的不是單純的邊塞風物,而是知識青年在困境中摸索意義的真實現場。小說里的“路”,既是遷徙的軌跡,也是心靈的朝圣之路。王蒙筆下的人物總是在路途中與他人相遇、與生活碰撞,從而獲得新的認知與歸屬感。對他而言,新疆從最初的“遠方”變為塑造新自我的土壤。
艾青把新疆寫成了面向未來的“遠方”。在《年輕的城》中,他歌頌石河子的新生:“我到過許多地方/數這個城市最年輕……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在艾青的視野中,遠方不是荒蕪,而是國家現代化的前線,是青春與勞動共同鑄就的未來。新疆在這里成為一幅正在繪就的現代化圖景,帶著建設的激情和理想。
紅柯則以另一種方式回應“遠方”,他的作品為新疆賦予了史詩與神話的維度,即時間意義上的“遠方”。他筆下的新疆,是可以追溯到更深歷史層面的“神話之地”。在《烏爾禾》中,他用“魔鬼城”的荒涼地貌折射出人與自然的搏斗;在《西去的騎手》中,遠行者的背影幾乎濃縮了整個西部的歷史,既承載著族群遷徙的記憶,也映照出現代人心靈的漂泊。紅柯善于把現實經驗與神話母題交織起來,使新疆成為“西部史詩”的舞臺。紅柯筆下的新疆,不僅是邊疆,更是可以上溯至文明起源的時間始點,是現代人與祖先記憶對話的場域。
綜觀三位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到“遠方”在三個不同維度上層層展開:王蒙的遠方是“在路上”的體驗,是與陌生的生活磨合、自我重塑的過程;艾青的遠方是現代化的現場,是以青春和汗水書寫的未來;紅柯的遠方是史詩與神話,是深埋在土地與歷史中的文明回響。三者并非彼此割裂,而是互為補充:王蒙讓遠方有了切身的現實質地,艾青將遠方推向理想與未來,紅柯賦予遠方厚重的歷史縱深。正是在這三種敘事的交織中,新疆不再只是地圖上的方位,而成為個體經驗與國家敘事、歷史記憶與未來愿景交織出的精神坐標。
日常的遼闊
對另一些人來說,新疆不是“遠方”,而是日復一日的生活所在。如果說“遠方”是新疆文學的張力之源,那么“身邊”則是它最動人的面貌。
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正是這樣一種書寫。她用少女成長的眼光,描摹牧場、集市、親人和鄰里的瑣碎日常。在自序里,她直言:“文字里的那個‘我’,還是十八九歲的光景,貧窮、虛榮、敏感又熱情。”這種帶著青春質感的自我呈現,使她筆下的新疆不是邊疆奇觀,而是可以親近的生活現場。《我的阿勒泰》《羊道》里,那些采木耳、拉面、搬家、過冬的細節,仿佛能讓人聞到鍋里的熱氣。評論者說,李娟“把遙遠的阿勒泰寫成了一個充滿煙火氣的生活共同體”,正點出了這種“把遠方寫成身邊”的力量。
劉亮程則從另一條路徑進入日常。他的散文充滿哲思,把看似尋常的生活經驗轉化為普遍的感受學。在《住多久才算是家》中,他寫道:“只要在一個地方久住下去,你遲早會有這種感覺。”這里的“家的感覺”,是日常慢慢沉積的親近感。在《一個人的村莊》中,他甚至把風、土、樹枝當作與人平行的生命體去觀照:“在同樣的時間中,人和自然相看兩不厭。”這種把日常經驗提升為哲學思考的寫法,讓新疆的遼闊轉化為貼身的生活倫理。
而在民族詩人的寫作中,這種日常化的傾向同樣突出。維吾爾族詩人尼米希依提在《塔里木的姑娘》中寫道:“你像塔里木的河水一樣清澈/像葡萄藤一樣熱烈。”遼闊的大河與親密的愛情在詩句里緊緊相連,遠方的自然景觀轉化為身邊的抒情意象。維吾爾族詩人阿布都哈里克·維吾爾在《不要忘記》中呼喊:“麻木不仁的人啊/不要忘記/你還有一顆跳動的心。”他把民族憂患與個體情感重疊在一起,不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一種日常的提醒:不要忘記生活的熱烈和心靈的搏動。
甚至王蒙的《這邊風景》,雖然主題關乎宏大的時代,但其中也充滿了對生活細節的耐心描摹。他寫各族人民生活交織的日常,“婚喪嫁娶,從頭到腳”。正是這些生活細節,將“遠方”轉化為“身邊”。它不再是地圖上的遙遠之地,而是日常的生活溫度與心靈共鳴。
多聲部的合唱
如果說“遠方”提供了精神坐標,“身邊”帶來了生活溫度,那么新疆文學最獨特的地方便在于,它不是單一聲音的獨奏,而是一場多聲部的合唱。這里既有漢語作家的書寫,也有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塔爾族、錫伯族、塔吉克族、烏孜別克族等民族作家的參與。不同的語言、傳統、經驗匯聚在一起,讓新疆文學呈現出一種“豐富的和諧”。正是在這種復調中,“遠方”被轉化為可抵達的生活經驗,而“身邊”又獲得了更遼闊的歷史與文化縱深。
在小說和紀實文學中,這種多聲部特征尤為顯著。何建明的報告文學《石榴花開》以紀實的方式書寫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的發展與普通人的個體命運,他通過普通勞動者的故事,讓宏大的時代敘事轉化為具體的生命質感。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董夏青青的邊防敘事,她關注邊防軍人和普通百姓的交織生活。在她的筆下,邊防既有家國意義的守護,也有普通人之間的情感依托。張者的兵團敘事則是另一種典型,《老風口》書寫了新一代兵團人對父輩的記憶與理解,充滿對兵團人艱苦歲月的追憶與反思,那是一種既陌生又熟悉的“遠方”——陌生在于其與當下生活的時空距離,熟悉在于它已成為家族與個人成長中不可回避的身邊歷史。
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塔吉克族等民族詩人,則通過民族語言與意象,把遼闊與親密結合在一起,讓新疆大地成為日常的抒情對象。例如,克里木·霍加在《我熱愛的新疆》中寫道:“我的心在這片土地上生根/像胡楊一樣在風沙中挺立。”胡楊、風沙,這些意象既是遠方的象征,同時也是詩人及其族群生存日常的寫照。
民族作家的雙語互譯和出版實踐,也為新疆文學的多聲部增添了獨特層次。哈薩克族作家烏拉孜汗·阿合買提在《八十號大院》中,將哈薩克語諺語和馬的意象融入漢語小說敘事,把草原文化的邏輯和節奏移植到另一種語言系統中。這種寫法既保留了民族傳統的獨特性,又在漢語文學的語境中獲得新的共鳴。類似的嘗試也出現在阿吾列罕·哈里的散文中,他在哈薩克語與漢語之間自由切換,讓牧場生活既是族群內部的“身邊”,也是全國讀者可以進入的“遠方”。
正是在“多聲部”的交織中,新疆文學生成了一個可共享的空間,建構出了一種深刻的、不斷生成的、彼此可理解可共鳴的共同體。
(作者系天津中醫藥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