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故鄉為據點,天地何其開闊
對寫作者而言,故鄉往往意味著最原初的生命體驗和靈感源頭,是世界觀、人生觀和審美觀最初的塑造者。“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當我們離開養育自己的那片土地,故鄉與我們的關系會發生何種變化?是會隨著空間距離的拉遠,成為被流轉歲月日漸沖淡的久遠記憶,還是無論世事如何變遷,始終是我們深夜夢回、念念不忘的精神港灣?當我們回望故鄉,又該以何種姿態面對曾經溫暖過我們的一切?從向迅、陳德根、阿依努爾·吐馬爾別克三位作家的講述中,我們或許能夠找到答案。 ——編 者
故鄉的豐富性無以言表
□向 迅(土家族)
作為一個寫作史并不算短的寫作者,時不時會面對同一個提問:你是從哪一年開始寫作的?在過去的許多年里,我把這個年份定為2003年。這年我離開故鄉鄂西,到平原地區讀大學。高考前夕,我在一家中文核心期刊發表了一個“豆腐塊”。后來,我把這個年份往后推了三年,理由是那篇學生習作實在拿不出手,而在2006年,我開始在報刊大量發表像模像樣的文章。事實上,作為一個寫作上的自我懷疑主義者,我對于過去的寫作都不甚滿意,總覺得最好的作品還沒有寫出來。
而無論把哪個年份定為我正兒八經從事寫作的時間,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故鄉是我寫作的起點。我是從哪一年開始書寫故鄉的呢?大概可以追溯至三十三年前的一堂語文課。這是一堂意義非凡的語文課。課堂上,剛剛被聘來沒多久的馬姓民辦教師手把手地教授我們如何寫作文。那是在經過嚴苛的遣詞造句的訓練之后,一次小心翼翼的飛翔。那是此生言說的開端,是學習如何組織語言來表達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的開端,甚至也是虛構的開端。盡管那所村小學早已不復存在,可課堂上的情形至今記憶猶新:年輕的馬老師站在簡陋的講臺上,聲情并茂地朗讀他創作的抒情散文。這篇文章描寫的是鄂西兒女的母親河——清江。待他朗讀完畢,我們根據范文依葫蘆畫瓢,用稚拙的文字寫下每個人心目中的母親河,這也是我生命中的第一篇作文。由于母親河距離我們村子較遠,此前鮮有人近距離地接觸過她,因此在我們的作文里,都必不可少地加入了虛構和想象的成分,至少我是如此。
正是從這堂意義非凡的語文課開始,日夜奔騰不息的清江和清江兩岸山重水復的鄂西,反復出現在我的筆下。在我漫長的練筆期里,她在我的文章里就叫清江;后來,我給她取了個新的名字——大河。我自覺這個從表面上看較為含糊的名字更為大氣磅礴,也更能涵括她在鄂西如獅如虎的群山間一路奔突向前的無窮意味。毋庸置疑,這條大河,是我漫長寫作道路真正意義上的起點。這個起點就像一個隱秘的通道抑或開關,把我和廣闊的鄂西世界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從這個起點出發,我試圖創造出一個風格獨特而又遼闊無邊的文學世界,并在這個世界里創造出一條能夠被他人辨認出來的大河。許多年后,希望有人能這么總結我的寫作:他所寫下的,都是與大河有關的故事。這當然只能是宏愿,也是奢望。每個寫作者,至少是一部分寫作者,對于自己的寫作,對于自己在這條無比艱辛的道路上能夠走多遠,其實都有著十分清醒的自我認知。
寫作二十余年,我對自己的認識越來越清晰:我的寫作,離不開那條大河,離不開鄂西山區。十五年前,我寫過一篇如今羞于提起的小文章《背叛泥土》;去年歲末,完成了一篇兩萬余字的長文《出鄂西記》,兩者之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精神上的呼應,都是書寫逃離鄂西山區的復雜心境與艱辛過程。自從十八歲那年離開鄂西山區以后,我確實從未想過要回到那塊土地上工作和生活,甚至一度因為交通原因或生活中一些不曾預料到的變故而抗拒回去,可回顧這些年的寫作,我卻一直在不遺余力地書寫那條大河和大河邊的世界。這實在是一個悖論。我已經成功“逃離”鄂西,并在少時心向往之的都市生活了二十多年,難道就不能寫點別的嗎?當然寫過。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我放下需要高度仰仗個人生活經驗和情感經驗的散文,發奮寫過一年時間的小說。眾所周知,小說是虛構的藝術,我也確實竭盡所能地虛構了好幾個故事,甚至讓主人公長出翅膀,穿墻過壁、漂洋越海、上天入地,前往地球的另一端乃至平行世界,可回過頭來看,那些帶有些許魔幻色彩的故事,無不打著鄂西世界的烙印。
這或許就是一個寫作者的宿命。我再次想到《百年孤獨》中那對為了逃避肆虐部落多年的失眠癥而不惜拋棄王子和公主身份的印第安姐弟:卡塔烏雷和比西塔西翁。他們歷盡千辛萬苦來到馬孔多,卻在麗貝卡的雙眼中認出了讓他們聞風喪膽的疾病。如果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看,我們完全可以把姐弟倆無以逃遁的失眠癥,解讀為故鄉施加給寫作者的影響。年少之時,或許每個人都懷有一顆叛逆之心,都想著遠走高飛,甚至對故鄉和父母進行精神上的“清算”,試圖與之撇開關系,可是到了一定的年紀,自然而然地就會意識到故鄉的重要。在這顆漂浮于宇宙中的藍色星球上,我們擁不擁有一個故鄉是很不一樣的。故鄉意味著有根可尋,更意味著你與一塊土地可以產生實質性的關系。那塊巴掌大的土地以及那塊土地上的血脈、陽光、空氣、雨露、山水、方言、風俗、人情,共同塑造著你不同于他人的性情。對于一個寫作者,尤其是生活在這個高度同質化時代的寫作者而言,有沒有故鄉,有沒有那樣一塊令你念茲在茲的土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個只有在遠離之后才會“被發現”的故鄉,是我們得以在文字王國建立個人風格、形成自我辨識度的必要條件。如果有興趣對人的面貌和性格進行考察,就會發現無論面貌還是性格,其實都具有較為明顯的地域特征。一個地方對寫作者的影響也是如此。回顧我二十余年的寫作,結合評論家的文章,大致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書寫的對象若是與鄂西無關,個人風格就比較淡,而書寫的對象若是高度鄂西化、本土化,個人風格就十分鮮明。正因為意識到這一點,最近幾年,我寫過不少與那條大河有關的人與事,并在行文中強化了鄂西對我的影響。因為鄂西山區在很多方面與拉丁美洲天然接近,不少人由此在我的文章中指認出魔幻現實主義色彩。這并非有意為之,而是某種天然的氣質。這種氣質,來自鄂西山水的饋贈,來自口口相傳的民間故事的滋養。猶記二三十年前,祖父輩們尚且健在之時,我們家一度是“故事沙龍”的自發承辦地,我們兄妹是被許許多多個“天方夜譚”的故事喂養大的。這些故事,如今成為一只只引窩蛋。
我珍惜這些引窩蛋。它們讓我意識到故鄉的可貴和豐富。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有那么一段時間,我以為貧瘠的鄂西山區并沒有什么值得書寫的,甚至認為那塊僻遠之地是一塊文化沙漠,后來才發現那真是天大的謬誤。穿鎮而過的八百里大河,最終匯入長江奔騰入海,“多少故事流淌其中”。前一陣子,我在故鄉見到一位十多年不曾謀面的長輩,雖然歲月改變了他留在我記憶中的容貌,但我還是認出了他。他年近八旬,依然耳聰目明。我們在一個鄉村婚禮的現場攀談了一陣,意外得知他是一個有故事的人。我決定下次回鄂西專程拜訪他。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如果認真挖掘,我的那些曾經背井離鄉到外省討生活的父輩們,哪個人身上沒有一籮筐故事?僅僅是他們,就夠我寫一輩子了。
故鄉是一口深井,也是一座富礦。對于一個生活在高度全球化、國際化、人口流動性極強的時代的寫作者而言,能夠在廣袤無垠的大地上擁有一個郵票般大小的故鄉,真是三生有幸。因為那意味著你擁有了一個“根據地”,至少是獲得了開辟和建立“根據地”的可能。而以此為據點,天地何其開闊。
故鄉攙扶著我向前走
□陳德根(布依族)
五一假期,我邊做家務,邊收聽浙江廣播電臺的節目。費翔的《故鄉的云》在古董收音機溫潤的格柵間飄蕩,“我曾經豪情萬丈,歸來卻空空的行囊……”高亢、深情,又帶著千帆過盡的惆悵與決絕。一剎那間,漂泊異鄉的艱辛一點一滴涌上心頭,真是應了那句:“初聞不知曲中意,再聽已是曲中人。”
聽著熟悉的旋律,我的思緒回到二十多年前,我只身一人,義無反顧地奔赴浙江,綠皮火車上,太多和我一樣豪情萬丈的年輕人。我們互相打量片刻,立即熟絡得如同故交。洋溢著青春氣息的臉龐緊貼玻璃窗,看著一閃而過的陌生的電線桿、村莊和人群,我們不約而同地大喊:“快看呀……”周圍年長的旅客詫異而羨慕地看著我們。我們無暇顧及其他,唱著,嚷著,用力地宣泄無敵的青春。
綠皮火車在一個個以前在電視里看見過或者聞所未聞的地名卸下我的同齡人。我們激動地擁抱對方,手中緊握寫有對方地址的紙條,紙上的字和青春一樣潦草。那些年,手機還沒有普及,我們沖對方揮舞雙手:“你一定要給我寫信哦!”我們笑容滿面地結識,又歡天喜地地分開,流下的也是喜悅的淚水。年輕真好,還不懂得離別的滋味,不懂得珍惜,也就不會悲傷難過。
我還記得,送我到鎮上坐班車的路上,我的堂弟陳飛亦步亦趨。我們是從小一起玩到大的發小。他常年跟著他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父親在另一個小鎮上讀書,只有寒暑假才會回到寨子里。他母親則一個人在家操持家務、贍養公婆,面朝黃土背朝天地侍弄十幾畝田地,日子艱辛,卻也有盼頭。正因為和母親聚少離多,陳飛比很多人更早懂得離別意味著什么。他一路上反復唱吳奇隆的《祝你一路順風》,我還打趣,又不是生離死別,不必過于難受。
不料一語成讖,之后的二十年間,我們竟然只見過一面。那些年,他在義烏開淘寶店,我們總是以為離得不遠,見面的機會很多。然而事與愿違,有幾次,本來可以團聚的我們,卻因為俗務纏身而不得不爽約,后來一個在大西南的布依寨子,另一個在浙江的海邊小鎮遙遙相望。很多年過去了,我為故鄉寫過的無數詩篇里,有讓我牽掛的堂弟和深深愛著我的親人朋友,有熟悉而陌生的一草一木。這些,在我選擇的一場又一場奔赴遠方的過程中,給我慰藉和力量,在我歷經社會和生活的磨礪時,擦干我的淚水,攙扶著我向前走。
有一次,父親打電話來,語氣平淡地告訴我,我的一個發小去世了。我沒有打聽原因,父親也不說。我們默契地替一個英年早逝的人維護他最后的體面。這種愛,這種美德,我們仿佛與生俱來。好像我們不說出來,現實就不會露出它殘忍無情的一面,好像我們刻意隱瞞,痛苦與悲傷就無法近身。就如同只有老年人廝守的故鄉,只要我們假裝她依舊枝繁葉茂,那么她漂泊在異地他鄉的子孫就會給予她繞膝之樂。
有一天傍晚,我行色匆匆地從外地趕回家。那是深秋的雨天,路上的人撐著傘在街頭穿行,車輛慢吞吞地蝸行,給我一種迷路者的錯覺。在小區附近,我看到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伏在馬路邊的電線桿上號啕大哭。沒有另一個人多看他一眼,因此,他的哭聲顯得更加刺耳和無助。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讓一個飽經風霜的老人大庭廣眾下失聲痛哭?我快步上前,頓時想起自己的老父親。“大叔,你怎么了?”他費勁地挪開鋪滿青筋的雙手,有些驚惶地看著我,溝壑遍布的臉上一片滂沱,已經分不清淚水和雨水。我鼻子一酸,趕緊把雨傘往他那邊傾斜。雨下得更加猛烈了,仿佛要把我們圍困。我極力勸說,老人終于同意披上我從行李箱里翻出的外套。老人告訴我,他也來自外省,進不了工廠,平日里靠拾荒掙點錢補貼家用,兒子一家還背著房貸。他哭,是因為兒媳婦和孫女嫌棄他不講衛生,掙不到多少錢,吃飯還喜歡吧嗒嘴。一股內疚、悲涼和無力感朝我襲來,我不由自主又想起自己的父親,我也曾經嫌棄他啰唆,一句話總是喋喋不休反復說,嫌棄他越來越像個孩子一般膽小。雨不知什么時候停了,我們身邊圍上來幾個好心人,一個阿姨自告奮勇,嚷嚷著要帶老人回他兒子家,要好好“修理”老人的兒媳。老人漸漸平靜下來,搖了搖頭,說:“算了,他們也很不容易。”老人婉拒了所有人送他回去的好意,顫顫巍巍地,頭也不回地漸漸消失在夜幕里。我又想起自己的老父親,他在千里之外,淡淡一笑,原諒了我對他的所有冒犯。
我經常想,是什么讓我迷戀對異鄉和遠方的奔赴呢?是不確定性,還是可以重新開始的假象?電波穿越崇山峻嶺,帶著父親的體溫,用我熟悉的家鄉話告訴我家鄉微不足道的變化。以他對我的了解,父親知道,哪怕一點點變化,只要他們能夠過得更好,我會發自內心感到高興。當我把自己的近況告訴父親,他的安心,我也能感受到,就像小時候,一家老小在大雪封門的夜里,圍坐在溫暖的火爐邊,一個人都不少。
印象最深的回家,是那次看到老屋被弟弟夷為平地,他豪情萬丈地說,要造一棟漂亮的別墅。我的心如同刀剜,我悲傷地想,小時候一家人清貧快樂的場景一去不復返了,承載這一切的老屋從此在這個世界上消失。忙碌的工人們和弟弟一家人喜笑顏開,生活向他們敞開了更加廣闊幸福的懷抱。
他們看不見我的內心,也無法理解他們用他們的手,解開了家園與我之間維系多年的情感紐帶。
像一個騎馬又駕車的人,自由地闖蕩世界
□阿依努爾·吐馬爾別克(哈薩克族)
2004年以前,我生活在新疆北部的小城精河。精河距離國界線不到一百公里,只有十四萬人口,是個地道的邊地小城。312國道從這里經過,那是一條從上海出發直至新疆霍爾果斯的國道,全程4967千米,途經上海、江蘇、安徽、河南、陜西、寧夏、甘肅、新疆。
幾乎每天,我都會看到來來往往的汽車在312國道飛馳而過。我對世界的想象是沿著這條公路展開的。作家王蒙曾在小說《逍遙游》里詳述這段路途:“于是我買了一張十八塊六的長途汽車票,在烏魯木齊長途客運站擠擠搡搡地上了車……我們到達了北疆重鎮烏蘇,汽車將從這里分道駛向西面的伊犁,西北面的塔城或正北面的阿勒泰……第二天車就常常走在荒漠里了。精河縣的附近都是沙,一場大風以后沙包會把公路遮斷,所以那里有‘治沙站’,所以那里的西瓜特別大也特別甜。”
誠如王蒙所說,精河縣城是一個附近全是沙的地方,如果不是伊犁與烏魯木齊這兩座城市的過路驛站,這里大概會被黃沙掩埋。
林則徐也曾于1842年經過精河,并寫下日記:“此地安插遣犯約二百余名,皆令種地及各營中服役,閩粵人尤居其半。”可見精河在清朝時還是發配罪犯的苦寒之地。
小城的生活乏善可陳。六歲的夏天,父母決定將我送到牧場的伯伯家里。一來,他們工作忙碌,顧不上放了暑假的我;二來,他們覺得牧場上氣候涼爽、牛羊遍地,適宜兒童生活。朝鮮族阿塔把我和他的女兒美拉一起帶到了距離縣城七十四公里的夏牧場,我在那里度過了兩個暑假。兩個夏天,足夠發生許多事情。我和美拉成為小小羊倌,每天清晨趕著羊群到水草豐茂的地方放牧。叔叔來到牧場,幫助伯伯一家蓋了房子;鄰居的蒙古族老牧人逝世,我們去參加葬禮,大家徹夜地歌唱、喝酒,送別老人回到長生天的懷抱;我親眼目睹一匹黑馬獨自死去;一頭山羊吃掉了我們的水果硬糖,而美拉原諒了它:“也許山羊也想吃糖吧……”
八歲時的夏天,父母把我送到了另一個夏牧場的索力坦舅爺家里。索力坦阿塔是個紅臉漢子,長得像關羽。他還有一種不合時宜的幽默感,他說我像一只瘦弱的地鼠,表姐秀格拉像一只肥碩的旱獺。我和秀格拉每天忙個不停,除了放牧,就是闖禍。寄居舅爺家中的阿斯哈提舅舅像綿羊一樣安靜順從,表哥夏麥羞澀寡言,我們一起撿拾蘑菇、割取樹膠。一頭暴躁的母牛失去了牛犢,在氈房外轉著圈徹夜哀鳴。那個夏天,我還經歷了令我終生難忘的晚霞和雪夜。
我喜歡牧場的生活,常常站在暮色四合的原野看著羊群歸圈,空氣中彌漫著牛糞和青草的味道,還有一種夏日晚間的清冷。最迷人的風景是生活在此地的人們,我喜歡他們的誠懇、狡黠、勤勞和懶惰。牧場的生活也是艱苦的,我常常苦于這里豐沛的雨水和沒完沒了的勞務。在牧場,我知道了勞動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德,也是最大的苦楚。
牧場的生活令我難忘。當時我還不識字,但已經決定寫下那里的故事。如果我一直生活在小城,大概不會成為寫作者。我想,我應該感謝父母把我送到牧場的決定。
成年以后,我真的走上了寫作之路。每當我打算寫牧場的一切,就會感到茫然無措。我無法把那些哈薩克語的名稱、器物和物候準確地翻譯為漢語。與此同時,我發現哈薩克族人有另一套地理知識,那是根據牧羊的軌跡親身習得的。很長時間里,我一直在想,我度過童年時代的這幾個牧場究竟位于哪里?它們在漢語世界里究竟叫什么名字?
我查閱資料、詢問老人,甚至在衛星地圖上不斷放大精河的坐標查看,但所獲甚少。那些名字都是用哈薩克語命名的,漢語資料里幾乎查詢不到。而老人們總是篤定地用哈薩克語說,噢,牧場啊,就在那邊呀,就是某牧場,再騎三個小時馬就會到某某牧場。他們心中顯然有一個清晰的牧業地圖,而我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地圖的鑰匙。至于衛星地圖,它們顯然不會留意精河這樣一個無名之地,所以放大以后只有精河縣城和周圍的草原、綠洲和沙漠,卻沒有它們的名字。
隨著寫作的不斷深入,我終于確定了這幾個牧場的地理位置。它們位于天山北麓,屬于精河北部的婆羅科努山、科古爾琴山。以山脊為界,南坡屬于伊犁河谷,北坡就是我們精河的牧場。我對這些牧場的名字進行音譯,為它們進行漢語命名——伯伯的夏牧場是庫思臺牧場,而舅爺所住的是野柯蘇倫牧場。這些牧場籍籍無名,因為是牧人的后代,我得以幸運地進入這片秘密之地。
我把牧場上的故事寫在了即將出版的新書《世界是五月的牧場》里。書名來自蘇聯作家巴別爾的一句話,“世界是五月的牧場,是有女人和馬匹在那兒走動的牧場”。我想,對我來說,那些小小的牧場就是整個世界。
過去我常常提及一個詞,游牧性。這幾年,我開始思考現代性。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世界上角角落落的人們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現代世界,牧場上的人當然也不例外。父親告訴我,羊倌們有時會在山頂聚集,利用稀有的信號點一份大盤雞,然后臥在山崗上刷著抖音,等待外賣員騎車呼嘯而至。這個細節聽得我哈哈大笑起來。
經由寫作,我也在游牧性和現代性之間找到棲身之處。就像童年牧道上遷徙的羊群,緩慢而堅定地走向屬于自己的牧場,也像一個騎馬又駕車的人,自由地闖蕩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