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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走向田野——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路徑調整
來源:《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 張均  2026年06月02日07:39

 近十余年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出現比較明顯的范式調整,即“重心從‘以論帶史’的理論批評,向以材料為基礎的研究方式轉換。”這當然是令人欣喜的變化。不過,當代文學研究“材料”的來源,也是一個可堪探究的問題。目前來說,多數研究者發掘“材料”主要依賴于圖書館,譬如圖書館收藏的各種文學作品、舊報舊刊、特藏書籍,以及購買的各種數據庫資料,如“中國知網”“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等。這當然是當代文學研究的主要依賴,但若以其為唯一來源,便可能泥陷某種局限與風險之中。這涉及兩層。(1)此類研究究其本質實乃“足不出戶(圖書館)”之研究,其材料獲取路徑比較局限。而且,若僅以圖書館藏書及數據庫為依據,將很難面對人工智能的沖擊。其實,以Chat GPT、DeepSeek等為代表的大語言模型搜索文獻、處理文獻的能力,正在對人文研究形成實質性沖擊:“它以巨量語料吞吐、高效速度和無窮無盡的精力,沒有任何感情、不帶一絲猶豫地碾壓伏案疾書的碳基生命的智力勞動。”(2)長期“足不出戶(圖書館)”,還可能導致研究者迷失其中、被抽象概念牽引,進而喪失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通透理解。而讀不懂中國的歷史與現實,自然很難對與之互為鏡像的中國當代文學形成深刻的理解。對此,已有有識之士深以為慮,批評為“學術的懸浮化”,即“學術不能扎根于具體的社會脈絡,缺乏現實感,不能直指世道人心,幾成通病”,“學術探索似乎跟真實的社會生活無關,淪為同行之間的一種符號游戲。”所謂“符號游戲”,在當代文學研究中也有比較突出的表現,如有些研究文章充斥著各種虛浮且不及物的西方概念,邏輯纏繞晦澀,連同行都難以讀懂,甚至缺乏細讀的興趣。

如此種種,皆使人對“田野考察”(field work)這種與當代文學研究相對疏遠的人類學、社會學方法抱以希望。當然,提倡當代文學研究“走向田野”、拓展更多史料發掘路徑,主要是針對文學史研究而言(其處理對象多距今已達30年以上,如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文學),而不太涉及以當下對象為主的文學批評。但需要指出的是,“走向田野”并非要如人類學家那樣去“一個又一個藏在深山里、在河邊、在岸頭的小村落”尋找那些“熔鑄了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精神和記憶”的鄉村物象,而更多是借用“田野考察”概念。畢竟,文學研究的核心對象不是村落或部落,而是小說、詩歌、戲劇或散文文本。文學研究“走向田野”的終點是文本,而非田野本身。故其“走向田野”未必是去偏僻村落與村民“同吃同住”,而更多是強調研究者要走出書房、走出圖書館,去更廣闊的天地體察文學作品生產、呈現的情境,尋找更多的可能出乎我們預期之外的文學材料,將文學“外部”信息帶到文學“內部研究”中來。這種將“外部”信息帶到“內部研究”中來,其實是把“活材料”與“死文字”結合起來的學術路徑。此種路徑提倡,可見于學者傅衣凌的自述:“(歷史工作者)絕不能枯坐在書齋里,盡看那些書本知識,同時還必須接觸社會,認識社會,進行社會調查,把活材料與死文字兩者結合起來,互相補充。”研究當代文學,是否也可通過田野考察發掘“活材料”呢?答案是肯定的。楊義曾提出過治學五途徑,曰眼學、耳學、手學、腳學、心學,其中“腳學”即指田野調查。顯然,在當代文學研究中,已有不少學者在切身踐行此種“腳學”,如程光煒領銜的“重返八十年代”團隊以及黃發有、斯炎偉、程凱、武新軍、王秀濤、李建立等學者,都已積累較多經驗,但目前尚無學者對此予以適當總結,筆者則希望就“走向田野”的路徑、方法與可能的問題空間略陳淺見。既如此,當從何處開始田野工作呢?

一 踏訪文學遺跡

在人類學、歷史學田野考察中,可以提供實物證據的“景器場”是重要考察對象,所謂“景器場”是“指景觀、器物、場景,可以佐證各類史料的記載,是一種無字無語訴說的鐵證”,在當代文學田野工作中,“景器場”(文學遺跡)同樣重要。實際上,張承志、于堅、阿來、遲子建、范穩等作家都有類似文化人類學家的漫游、考察經歷。其中,張承志足跡遍布內蒙、新疆等地,他曾表示,“在新疆,(我)完成了向美與清潔的皈依。我的文學,在新疆完成了人道與美的奠基”;阿來也曾漫游嘉絨藏區全境,由之深感“異族人過的并不是另類人生”,“生活在此處與彼處,生活在此時與彼時,并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顯然,這些田野經歷,與作家知識構成、人生體驗一起,共同構造了文學作品理解世界的方式。對于當代文學研究者而言,若有條件,也有必要涉足新疆、嘉絨、云南或額爾古納河等地。實則作家所歷所見,以及他們據以生發文學想象的歷史遺留場景,往往都去今未遠。踏訪這些文學遺跡,既是訪求在圖書館難以找到的相關史料,也是與現場的實物或人、事“對話”,并借助它們“回溯”創作發生的語境與時刻。這樣的田野工作會幫我們的研究添加一個“協商”機制,既減少被個人成見、意識形態“共識”過分牽引的風險,也有利于提煉、形成新的問題。那么,有哪些文學遺跡值得用心探訪呢?

1.作家故居/舊居與紀念館。近40年,由于地方政府重視,不少當代作家故居/舊居與紀念館都被建立起來。其中頗有設計用心、史料價值豐富者,如位于陜西清澗的路遙故居與路遙紀念館(延安大學亦設有路遙文學館),位于山東高密的莫言舊居與莫言文學館,位于江蘇高郵的汪曾祺紀念館(建于汪氏祖居原址),以及西北大學賈平凹文學館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學賈平凹文學藝術館,等等。這些紀念館舍的建成或修復,自然需征得作家本人或家屬的同意和支持,而作為公共文化記憶建構的一部分,它們還必然“依賴于媒介和政治”,“受到一個有目的的回憶政策或曰遺忘政策的控制”,“其中包含著回憶的扭曲、縮減或工具化的危險。”這意味著,其間可以被展示的實物,其被介紹和評述的方式,都限定在相關各方認為“合適”的范圍內。對此,研究者在踏訪之際自當注意到“不在場”事實的存在,但主要還是從在場實物中搜集可用之材料。(1)作家手稿收藏。手稿“是所有版本的‘根’,也即原始版本,可以稱之為‘祖本’,其珍貴程度遠甚于初版本和修訂本”,“(手稿)有提綱、有片段、有試稿、有草稿、有初稿、有修改稿、有謄正稿,修改稿還可能不止一種,還有抄稿等,每一種手稿都是‘孤本’,都是獨一無二的,都具有內容和形式上的獨特的價值。”各紀念館舍多有手稿收藏、展出,如汪曾祺紀念館展出了《受戒》《大淖記事》《小說技巧常談》《秋冬》《復仇》《歲寒三友》《羊舍一夕》等十幾種手稿。其中《歲寒三友》修改頗多,刪增了然,《羊舍一夕》手稿更有《人民文學》編輯部的修改痕跡與發排標注。這些手稿多為復印件,無文物價值,但研究價值未受影響,它們“隱藏著文學創作過程的秘密,我們可通過對修改、增刪、筆墨輕重、換墨的節奏、書寫流暢與滯澀等進行分析從而實現‘考古’發掘。”(2)作品版本收藏。設在陜西吳堡的“柳青圖書館”規模不大,但匯聚了目前可找到的《種谷記》《銅墻鐵壁》《創業史》所有版本、印次(實物),僅《銅墻鐵壁》即收藏17種之多,如1951年9月北京初印本、1953年2月北京4印本、1958年9月北京1印本(硬裝)、1964年8月重慶印本、1970年2月北京13印本等,以及3種外文版本。如此種類齊全、實物俱在,令人驚艷。這些材料,對于研究版本譜系、版本異文及其背后的文學生產機制、組織過程都提供了很好的入口與憑借。(3)作家信函。較之手稿、版本,作家與編輯、友人、讀者、家人的往來信函更時時給人意外之喜。尤其原真形態的讀者來信,十分珍貴,因為出現在公開媒介上的“讀者來信”往往經過篩選與處理,如以“工農兵”之名登場的讀者,“他們的閱讀經驗和閱讀感受”“不免經過了層層篩選和過濾,呈現出來的已不再是單純的讀者意見,而是媒介平臺的話語運作”,但各紀念館舍收藏、展出的普通讀者來信“作為一種集體性、匿名性的和歷史現場的聲音,反映的則是文學生活的問題,是一個更為底層的架構。”汪曾祺紀念館展出了日本讀者水原清香來函一封,很可見出汪氏小說對于時代重壓之下人心的發掘與珍惜:

我剛看完了您的文學作品,是《黃油烙餅》,我的眼睛里也都是淚。最后一行是“黃油烙餅是甜的,眼淚是咸的”,看完了就流出來眼淚。去年十月我開始聽日本廣播電臺的中文講座,這次的作品是您的。首先我看了《黃油烙餅》的題目的時候,我以為這個小說的內容是菜料、食品,而且看著看著就感到很有意思,跟“來旺的媽媽”心里一樣,我也有兩個女孩子,所以我想如果跟媽媽一樣的立場怎樣辦呢?

類似信函是研究者體驗汪曾祺小說人性深度難得的實物證據,但若非啟動“腳學”,我們很難見到這類原真形態的讀者來信。(4)作家閱讀史料。作家之所以成為作家,一定是從其作為讀者、“讀家”開始的,他(她)的漫長的閱讀經驗,對其創作多有深刻的形塑作用,甚至不少文學經典直接來自于借鑒甚至模仿,譬如,“《羊舍一夕》的結構、人物設置和細節,直接借鑒模仿了屠格涅夫《獵人筆記》中‘白靜草原’一章”,“(《老魯》)在人物設置及人物刻畫的對比修辭上,就曾借鑒‘霍里和卡里內奇’一章。”在此情形下,考察作家閱讀史就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的可行路徑,而不少故居/舊居、紀念館用心復原的作家書架就成為實地踏訪的有價值的目標。譬如,出現在西安陳忠實文學館“作家書架”上的作品,皆是從陳忠實生前久居的西蔣村書屋搬移而來,其中就有《三里灣》《運河的槳聲》《在田野上,前進!》《創業史》《茹爾賓一家人》《州委書記》《靜靜的頓河》《葉爾紹夫兄弟》等,而《白鹿原》與《靜靜的頓河》的關聯已經開始為學界所關注。當然,作家與閱讀的關聯方式,未必只有靠近、借鑒,逃離、反叛也可能是源流關系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對此,則需結合作家回憶錄、讀書札記等史料做進一步互證研究。此外,故居/舊居、紀念館提供的作家家世、人物原型、社會交往等豐富信息,也是多多益善之“活材料”。

2.作品遺跡。日本民俗學家菅豐曾表示:“我對于研究對象絕不只是單純地從外側觀察,而是將自己置身于內部,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從而以內部立場進行觀察。”所謂“置身于內部”,即是要求研究者能夠深入對象邏輯,能夠在自己問題視野與“他者的現實”之間探求到協商、互動機制。那么,對當代文學研究而言,無論是作家寫作“內部立場”還是作品所涉對象“內部立場”,都已隔著一定距離,如何才能探求得到呢?有三類作品遺跡可以提供支持。(1)作品原型地,如《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原型地河北省涿鹿縣溫泉屯村、《暴風驟雨》原型地黑龍江省尚志縣元寶鎮、《三里灣》原型地山西省平順縣川底村、《山鄉巨變》原型地湖南省益陽市清溪村、《創業史》原型地陜西省長安縣皇甫村、《紅日》原型地孟良崮戰場、《笨花》原型地河北省趙縣“停住頭村”、《鳳凰琴》原型地湖北省英山縣父子嶺小學等。這些原型地很多并未經系統建設,所能見到的與作品直接有關的文獻資料未必豐富,但多能找到與作品有關的當事人、原型人物或知情人。而且,只有實地踏訪,才能深切體驗到文學作品所由誕生的具體情境,以及特定的地理、風俗、人情之于作家創作心理的滋養。(2)相關陳列館或紀念館,如“紅巖革命紀念館”、“沙家浜革命歷史紀念館”、卓克基土司官寨遺址(與《塵埃落定》有關)、湘鄂西蘇區革命烈士紀念館(與《洪湖赤衛隊》有關)等。它們與作家故居/舊居、紀念館不同,雖然可能因知名文藝作品而生或與之關系密切,但其展示內容重在特定的歷史事件或文化遺產,并不以作家作品為重心,甚至完全不涉及,但細心探究者仍可從中獲取許多意想不到的文學的“周邊材料”。(3)“衍生景觀”,主要指一些知名作品被改編為影視以后出現的影視城,如“鐵道游擊隊影視城”“紅高粱影視城”“白鹿原影視城”等。這些影視城往往用心還原作品中的歷史場景,盡量貼合當年民居樣式、地方風俗、歷史事件,也有其自身的歷史意味。

可以說,踏訪這些文學遺跡,皆有助于研究者“成為其中的一分子”,理解作家寫作以及作品所反映時代的邏輯。譬如,這些作品遺跡保存的原型史料往往能讓研究者置身于歷史內部。“紅巖革命紀念館”展出的文字、圖片、實物資料極為豐富,有烈士遺文、遺詩、遺信,有國民黨看守人員徐遠舉、盧兆春、張界等的交代材料。徐之交代材料史料價值突出,后被公安部以《血手染紅巖》之名公開出版。還有被策反看守人員黃茂才等的談話記錄,也有叛徒李文祥、劉國定等的交代材料。這些材料多數未被小說《紅巖》使用。歷史已經逝去,但這些革命者、叛徒、敵人留下的各色材料,依然能傳遞出在歷史洪流下個體的處境與聲音。以之與小說相對照,可以感受到時代“公共語法”與個人邏輯之間復雜多樣的博弈,亦能映照出當代文學在講述英雄、反面人物時所堅持的內部的“敘事語法”,進而實現田野考察與文本分析的有效對接。作品遺跡還可提供更寬闊的歷史背景。比如,被認為是《塵埃落定》原型地的卓克基土司官寨階前立有巨石,上刻五角紅星并書七字“卓克基會議會址”。官寨進門又見一長條木板,上書“毛澤東曾居住一周的地方”。熟讀《塵埃落定》者見此難免一驚:小說中,麥其土司領地遠離漢地,土司太太甚至十多年未曾見過漢人,“天哪,見到他們我還會說漢話嗎?”如此與世隔絕之地怎會突然冒出毛澤東等領袖人物?看其介紹可知,1935年7月,中央紅軍長征途經卓克基、擊敗土司軍隊,并在此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發布“夏洮戰役計劃”。紅軍還在當地籌集100余萬斤糧草,不少藏民為紅軍翻越雪山做向導、當翻譯,紅四方面軍此后還在此地成立游擊隊。踏訪者到此,不但可以“回溯”到當年歷史現場,也可以“回溯”到1990年代阿來寫作的現場:他為什么沒有如實記錄此段歷史呢?究其原因,大概與作家傾心打造盡可能“純正”的嘉絨文化有關。也因此,小說沒有機械地將這段革命史實記入小說中的1935年,而是將之巧妙挪移到1949年我軍解放麥其土司領地的故事之中。可以說,這其中的確存在所謂“歷史的真實使命是破壞記憶,驅趕記憶”的問題,但它也是作家對于族群文化記憶的因時制宜的有效重構。但若非現場踏訪,研究者很難在反差中形成如此問題意識。

以上兩類,是Chat GPT、DeepSeek難以有所作為而研究者可以尋訪、體驗的文學遺跡。當然,作品遺跡、紀念館舍都具有強建構性。它們能呈現且以特定方式呈現,本身即是一個“故事”。這是不可不察之內容。此外,還有一些建構性較少、更有利于“置身于內部”的踏訪形式,如“行蹤遺跡考”,如有古代學者“用五年時間完整重走了杜甫之路,系統考察了杜甫的行蹤遺跡,從而對杜詩詩意、詩歌背景、杜詩系地系年、杜甫行蹤、杜詩地名、杜甫葬地等問題有了一些新的發現和思考”,但此種訪考不大適合當代研究。主要原因在于,在車馬遲慢的古代,從河南到四川、從關中到江南,一段行程可能歷時數月甚至年余,其間“航浮洪流,車走巍坂,風馳兩奔,往往經見古今戰爭興廢處所”,歷見、體驗、創作之間的糾葛、互動甚深,但當代作家多久居一城,即便千里異地,不過端坐機艙一兩小時。作家自己都難有真正漫游異地、異族、異文化的行蹤,研究者更難以“重走”方式體察之。

二 發現地方/民間文獻

在“景器場”之外,“走向田野”另一難以被人工智能代替的方面是地方/民間文獻。這在史學研究、社會學研究中乃為常態:“收集民間史料以化解史學研究的無米之炊,同時也可補充傳世文獻的不足”,當代文學研究同樣可以受益于此。實際上,不少文學創作即發端于大量地方文獻,如張煒創作《古船》之前曾在山東省委辦公廳檔案編研處閱讀上千萬字檔案,陳忠實在創作《白鹿原》之前也專門查閱《長安縣志》《藍田縣志》,并深入了解陜西農民運動的歷史。這意味著,研究者要“回溯”當代文學的發生與形成,就很有必要去發掘地方/民間文獻。“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地方/民間文獻或可提供這樣的契機。當然,這些文獻有些可以從紀念館舍之內找到線索,有些則須專門尋訪、通過多種途徑覓得。

1.地方文史資料。以常例,在圖書館與數據庫雙重加持下,今日許多著述資料都唾手可得,并不受空間之限,又何必單列地方文史資料作為考察對象呢?主要因于兩種特殊情況。其一,圖書館限于經費與空間,并不會采購所有書目,大量地方文史資料因其地方性而往往無緣圖書館;其二,不少地方文史資料(如地方革命史資料、回憶錄、非虛構口述甚至傳說性資料)在其編撰之初,就未考慮申請書號正式出版,而按圖書出版管理規定,非正式出版的“內部資料”不可公開銷售。比如,與《白鹿原》有關的《陜西省土地改革資料匯編》(第1集,1951)一書看似平常,但廣州各圖書館遍查不得,而《情注桑干河》《土改文化第一村》《從光腚屯到億元屯》《丁玲在桑干河上》等事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非正式出版物,若研究者不去當地尋訪,甚至都難以知道它們的存在。這些地方文史資料對研究幫助極大。由于作者多系本地人士,熟知當地人事、史實、風俗,所以往往能提供外人難以深知的史料。以《塵埃落定》相關地方資料為例。該小說知名以后,政協馬爾康縣委員會曾編著《雪山土司王朝——卓克基第十六代土司索觀瀛傳》一書。該傳所載索觀瀛(麥其土司原型之一)與麥其土司差異較大:他自幼學習漢文,在馬爾康建立袍哥組織“康義社”,購買西門子發電機,早期與國民黨軍閥鄧錫侯密切交往,后期與我黨地下黨員彭玉鳴(陜北公學畢業)結識,“成為莫逆之交”并幫其逃脫軍統追捕。如此形跡,相當漢化,并無濃厚“異文化”色彩,但《塵埃落定》顯然在其藝術轉換過程中輸入了特殊的“異文化”建構機制。至于《陜西省土地改革資料匯編》,則分明提示了一個與《白鹿原》迥然有異的“民國鄉村”的存在:

“關中特殊論”者認為:關中地區的土地是比較分散的,地主階級占有的土地不多,有些鄉村甚至沒有什么地主,土地改革沒有來頭,用不著大喊大叫。他們沒有看到地租、高利貸、以及其他強橫霸占、額外勒索等超經濟剝削的總和,就奪去農民勞動所獲的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有百分之百或倒欠地主的這個事實;沒有看到地租率占到百分之三、四十以至七、八十;利息率達到百分之七、八十,以至百分之百這個事實。

顯然,為了對中國現代史提出“要挖祖墳”式的新解釋,《白鹿原》舍棄了這類大量實存的事實,而以當年馬明方(陜北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批評過的“關中特殊論”締造了白嘉軒、鹿三之間主仆而兼兄弟的民國佳話。當然,小說是藝術創作,不必“屈服”于地方資料,但研究者也未必要“屈服”于小說的聲勢。地方資料作為史的存在(其可靠性也有待辨識)可提供“文史對讀”,可讓研究者有機會反思當代文學在建構記憶過程中的詭異之處:“文化的記憶,只是部分地才成其為一面鏡子,它碎裂而又被粘復,它照亮當下的黑暗之地,在這里喚醒了一種見證,在那里又加速了一種對事實的隱藏。”

2.地方檔案。在史學、經濟學研究中,地方檔案皆占突出位置,當代文學研究可利用者其實也比較豐富。當然,檔案利用本身存在辨識問題,因為文獻與記錄從來都“不是偶然出現在歷史學家面前供他們使用的。在它們的最初創造和它們的后來保存的背后有著一種社會目的。”在適當的辨識、去偽的基礎上,可利用的地方檔案大約可分兩類。(1)與作品相關的社會檔案。比如,《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取材于張家口地區逐鹿、懷來等地土地改革,現存于河北省檔案館、張家口市檔案館的不少土地改革檔案,即可作為“文史互證”之依據。1946年懷來土改檔案即顯示,是土地而非其他要素(如宗族、宗教觀念等)決定著農民的生存,構成其行為的底層邏輯:“有的貧苦農民和工人說有了地就什么也有了。有了地娶個媳婦還成問題?有了地才算翻身上天堂,無地就老在地獄里活著。”如此農民真實的生存狀態,頗可見證《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之于侯忠全、羊倌等農民生存“深描”的準確與珍貴。(2)文藝檔案。這亦可分兩種,一是作協、文聯、電影廠、出版社、報紙、刊物以及大學等單位所保留的作家作品檔案,如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書即來自中國作協檔案;二是各省市檔案館所保留的宣傳部、文化部資料里有大量文藝檔案,涉及文藝政策、出版管理、作家培養、作品討論等材料,比較豐富,堪稱“富礦”。比如,雪克長篇小說《戰斗的青春》出版以后,引發不少激進批評。但對此,一份來自上海市檔案館的由施燕平撰寫的呈交上級部門的材料并不認可,而視之為有待糾正的“偏差”:

主要的偏差是夸大了作品中所存在的缺點,把個別性質的缺點看作是根本性的錯誤,因而采取了粗暴的態度,從根本上否定了這部作品。……如在人物描寫上,他(按:王知伊)認為最成問題的是作者對叛徒胡文玉的描繪上。胡文玉既然是個革命的叛徒,那怎么能在公開投敵之后,還跑到監獄里,在許鳳跟前,再三表白自己對許鳳“赤誠的心”呢?(實際上胡文玉是受敵特指使,企圖以愛情來軟化許鳳的)他認為,只是作者故意將這一叛徒處理成一個“可憐蟲”,說明這個叛徒還有“良心”,給“叛徒臉上搽粉”。

可見,即便到了1961年,上海有關部門也希望文學批評能有“正確態度”、能“實事求是”。與上海類似,天津、廣州、武漢、沈陽等市檔案館也藏有大量文藝檔案。而在當年蘇區與各抗日革命根據地所在縣市檔案館里,也有不少與文藝相關的檔案有待發掘、利用。這些文藝檔案資料皆堪稱“新材料”,由“新材料”提煉“新問題”,令人期待。

不過,地方檔案利用也面臨一些客觀困難。一是我國檔案查閱管理規定比較嚴格。檔案查閱原本即不允許拍照,但近年獲準復印的機會也快速減少,有些檔案館原本允許直接閱讀的電子檔案,現在則需申請閱讀,且閱讀申請未必能夠獲得批準。至于作協、文聯等機構,若非內部工作人員,也很難見到檔案。二是檔案研究成果的發表與出版,客觀上也存在一定的限制。這都是短時間內較難解決的問題,有志于檔案研究者有必要審慎以待。

3.日記、家書、札記等民間文學文獻。所謂“民間文學文獻”,是指未曾發表甚至已無發表可能的散落于民間的各種與文學有關的資料。在此方面,黃發有、邢小利、王秀濤等學者做了不少有益工作,但尚有大量可為者。比如,杜鵬程有記日記的良好習慣,但《杜鵬程文集》第4卷所收日記僅限于“戰爭日記(1947年3月—1949年12月)”,那么此前此后的日記呢?楊沫公開出版的日記起于1945年11月10日,此前日記據她自述“有的被老鄉燒掉;有的被埋藏在地下腐爛了;有的也許被知識人搜走了”,此言是否屬實?如果不是真的,那些與她的“莎菲”式青春相糾結的日記又在哪里?又如,20世紀80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都有一段較長“練筆期”(據說池莉插隊回來帶回一箱子習作),其間是否也有可資研究參考的資料?當然,這些資料并非都有必要整理出版,但研究者應充分注意到這些未刊日記、書信和習作。如有這些民間文獻相助,研究豈不“如虎添翼”?

當然,柳青、杜鵬程、池莉等皆是知名作家,但在北京、上海、陜西、河南、江蘇等“文學大市”“文學大省”,受關注較少。具有一定創作成績的寫作者才構成文學的大多數,這個群體也是民間文學文獻的重要持有者。2024年7月,筆者登門拜訪西安老作家鄭征。鄭先生出示了他青年時代的一個筆記本,上面記有諸多會議記錄、談話記錄、創作分享。其中特別有價值的是1975年11月陜西“三史”寫作會議記錄。這次會議今天已無人關注,但鄭先生筆記本上的諸發言記錄甚有價值。其中,有陳忠實所做報告《寫短篇小說的體會》。其時陳忠實剛發表短篇小說《接班以后》,很受陜西文壇關注。陳在報告中談到“深化主題”“塑造無人階級英雄人物”“深入生活”等問題,關于“深入生活”,他談到四點:

①如何在生活中發現英雄、主要英雄人物,在生活中一定要有形象(也就是說,要有那個人),不然不行。②如何解決到生活中去。是先要參于【與】生活,參于【與】斗爭,先成為一個戰斗員,這感情不一樣。要與他們同干【甘】共苦,共同戰斗。③到生活中要注意改造自己的感情。④原【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留心各種各樣的人和事。

這些看法,既是青年陳忠實的肺腑之談,也是“柳青傳統”的影響的見證。而知名作家王汶石的題為《還是為革命搞好文學創作(11月18日)》的報告更是一篇完整細致的創作經驗談,所談“選材”“主題提煉”“人物”“背景”“情節”“語言”諸問題,平實細致,代表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不適宜氣候之下的韌性。比如,關于選材,王汶石談及三種方法:

①截取一個橫斷面、一個沖突,圍繞一個中心事件、一個事件全過程的故事短、情節最突出的地方。描寫一個場景一個場景的故事發展,適當的穿【插】一些述敘。這要作者非常注意寫人物的【形】象、動作、對話、人和人之間的關系。②緊緊圍繞一個主人公的一生或一生中的一個片斷、一個重大的事件。這是基本上講故事,是形象地來講,總的來說是作者的敘述(如魯迅的《祝福》)。這種寫法作者要善于敘述、講故事。這是表達一個深刻的思想主題的。③以典型性格為主線,寫一個人,“【阿】Q”“孔乙己”,但性格、形象都十分突出,緊緊抓住這個人物的典型性。

由于是現場記錄,鄭先生筆跡、標點時有錯訛、難辨之處,但這兩份迄今都未公開發表的演講記錄尤見珍貴,它們似乎在質問:那個年代的作家真的只是意識形態的傳聲筒嗎?

民間文學文獻、地方檔案與文史資料的收集,固然是為研究而有目的地展開,但其實際收獲卻多有意外之喜:鄭征筆記本是他在訪談過程中偶然想及,而檔案館有什么、在各地走訪又可以“順藤摸瓜”找到什么,其實都不能預測。或有意外之喜(譬如與主流記述很不一樣的原生態資料),亦可能顆粒無歸,然而這也是田野工作的魅力所在。故“田野”更應是一種習慣,研究者面對任何文本和文學史問題,都有必要考慮在“矻矻紙堆”之外還可發掘到怎樣的“活材料”,并時刻準備與地方/民間文獻“協商”,以重置自己的問題與方法。

三 “活的史料”的發掘

由于“活人屬性賦予它們以獨一無二的第三種力量”,訪談、口述與問卷工作更在Chat GPT、DeepSeek能力范圍之外,尤其值得重視。較之人類學相關工作,當代文學訪談、口述與問卷更具優勢。這表現在,人類學家所找原始部落再怎么“原始”,其實仍是今天的現代人生活之所,以現代人經驗為依據去研究“野性的思維”,其實存在邏輯漏洞,但當代文學研究所探討者乃“當代”文事,其當事人、知情人材料的客觀性、有效性皆大可期待。而且,訪談、口述與問卷與其說是發現史料,不如是創造史料,這是現代、古代文學研究業已喪失的能力。對此如不積極利用,殊為可惜。在此方面,王堯歷時20年完成的《“新時期文學”口述史》堪為示范。該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圍繞“思潮·事件·論爭”展開,下編圍繞“創作·編輯·出版”展開,訪談深入,史料價值極高,可說是重新打開了“文學”之世界:“他理解文學不只是作家的紙上文章而已,也是‘編輯室里的故事’”,“《口述史》同時處理文學生產的上游與下游、核心與外圍,如此形成的復雜網絡遠遠超過教科書式的文學史。”當代文學訪談、口述與問卷工作即可以此為借鑒,從四個方面繼續深入歷史皺褶、打開“文學”的世界。

1.作家創作生涯口述。這是最值得做而又做得極少的工作。目前所見,僅《浩然口述自傳》《舒蕪口述自傳》等寥寥數種,近20余年離世的當代作家,如王汶石、李準、馬烽、高曉聲、汪曾祺、張賢亮等,都沒有留下一部創作口述,殊為可惜。推其原因,或在三點。一,作家素以小說、詩歌創作爭盛文壇,對史料工作的價值缺乏認識。不少名作家還自高身份,缺乏學術共情,合作起來未必容易。二,研究者不認為當代作家有能比肩魯迅、沈從文、曹禺者,看不出有為他們做創作生涯口述的價值(由不少學者兼寫小說亦可見他們對同時代作家的真實評價)。而且,在量化考核體制下,迫于快出、多出論文的研究者也難以抽出大塊時間專做此事。三,部分作家本身在寫回憶錄或經常接受訪談,口述材料已經繁多,再做口述似無必要。三者皆有待研究者、作家形成共識,尤其需要理解系統地做作家創作口述工作的意義。所謂“系統”,不僅指完整回溯被訪對象的創作生涯,也指以歷史化眼光將作家個體創作放在當代中國史、當代文學史整體脈絡中,觀其對于人性幽微的體察、文藝觀念轉變與創作之因緣生發。以此而論,這類深度口述工作就非記者或娛樂節目主持人能夠承擔的。有志于此的研究者,應提前擬好具有深度歷史視野的口述提綱,以“一個人與一個時代之文學”之關系設計訪談。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要將受訪作家生硬地拽到研究者問題框架中去,而是在把握談話大體范圍與走向的前提下,盡可能地以受訪者為主:“將其視為與自己關系密切且有豐富人生體驗的獨特個體、與研究者共同探討問題和建構理論的合作者,應盡量從受訪者角度搜集事實、提煉觀點,讓受訪者用講故事或舉例方式陳述經歷和看法。”在此意義上,作家創作口述是訪者、受訪者之間恰到好處的“對話”的結果。此外,口述工作順利進行,還需要研究者與作家有一定交往和信任。否則,一些久處聚光燈下的名作家未必愿意談或談出真實想法。

2.“作品誕生記”之訪談。相對于作家創作生涯口述,以“作品誕生記”為中心的目的性更為明確的訪談工作則相對易于操作。當代文學名篇佳作甚多,其中,“十七年”佳作已錯過口述時機,但改革開放時代的《波動》《芙蓉鎮》《天云山傳奇》《人生》《黑駿馬》《古船》《綠化樹》《小鮑莊》《叔叔的故事》《風景》《煩惱人生》《新兵連》《白鹿原》《虛構》《妻妾成群》《玉米》《活著》等,都還來得及采訪作者、編輯或其他知情人,以厘清作品的發生機緣、故事設計乃至傳播、接受過程中的種種“故事”。這類針對性的訪談工作,對當代文學研究大有裨益。2013年初,筆者為搜集《歐陽海之歌》本事資料,曾擬好提綱、邀請申霞艷教授一同采訪金敬邁先生。這是金唯一深談過《歐陽海之歌》的訪談記錄,人去音存,頗可珍貴。尤其是他關于“歐陽海就是我自己”“我寫歐陽海的四妹時就想起自己的當年,一邊寫一邊自己流淚”的敘說,對于辨識社會主義文藝“真實性”概念頗有幫助。當然,由于當下立場與訴求可能改變“過去”被呈現的方式,對于“作品誕生記”之訪談材料也需要適當的辨識,需要斟酌、綜合不同當事人的回憶材料。

3.文學事件訪談。文學事件包括文學會議的召開、文藝政策的制定、文學作品的爭鳴、一種文學口號的提出或一次文藝運動的來龍去脈,等等。顯然,較之文本生產可能涉及的多重“力的關系”,文學事件牽扯范圍更廣,所謂“意識形態角力”的情形更見糾葛。在此情形下,訪談工作就尤須考慮結構性。在語言學田野工作中,“結構訪談指地域、受訪者和內容的層次性,三者交叉關聯。訪談缺乏結構性,成果呈現可能導致兩方面問題:一是材料零散無序,缺乏驗證性;二是受訪者角色關系和訪談內容層次不清,問題缺乏指向性,材料缺乏代表性”,“不同類型受訪者對同一問題的立場、態度和行為表現存在差異,需選擇不同層級和群體代表性的受訪者。”在文學事件訪談中,所謂“結構性”即指要兼顧不同身份、不同職業、不同立場當事人的聲音,以此呈現的“事件”才更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在此方面,《搖晃的秋千——是是非非說周揚》(李輝,1998)、《老舍之死采訪實錄》(傅光明,1999)都是為人稱道的口述成果。筆者自己多年前也曾為研究20世紀50—70年代文學事件登門拜訪舒蕪、黎辛、張鳳珠、涂光群等親歷者,他們的聲音亦可謂為“結構性”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譬如,丁玲秘書張鳳珠的一段談話觸及“周(揚)、丁(玲)之爭”:

“魯郭茅巴老曹”是周揚定的,魯迅、茅盾就不用說了,但那時候丁玲的影響是巴金和老舍不能比的,丁玲的影響絕對要超過他們。她是延安來的啊,革命的嘛。當然,我讀書的時候,巴金、老舍的名望更大一些。丁玲對他們也知道尊重,但是你說她“服”他們,那絕對不,絕對不。

丁玲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聲譽的確不低于巴金、老舍,但出自周揚的“魯郭茅巴老曹”排行直接將丁玲排除在外。這影響了此后70余年文學史敘述的排行,也許在旁觀者看來并無不妥,但對丁玲絕對是很深的“傷害”。“周、丁之爭”何以長達40余年而無解,張鳳珠的說法無疑可作為喧嘩眾聲之一種。王堯在做“新時期文學”口述時,對每一重要文學事件都盡量找到不同位置的當事人做訪談工作,對訪談的“結構性”考慮相當充分。譬如,關于《苦戀》事件,他即找到了經手《苦戀》劇本發表的《十月》雜志編輯章仲鍔、了解《論〈苦戀〉的錯誤傾向》一文寫作經過的劉錫誠(時任《文藝報》編輯部主任)、《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一文作者顧驤分別訪談,由下到上(《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一文系周揚領導安排顧驤撰寫、發表于《人民日報》),多方位地呈現了這一重要文學史事件。而且,還以題記、注解形式提供了張興春、張光年、唐達成、白樺等當事人關于此事的回憶材料。這是比較成熟的可以兼顧“不同層級和群體代表性的受訪者”的結構性訪談,可為后來者借鑒。

4.問卷調查。作為社會學田野工作常用方法的問卷調查,也可為當代文學研究酌用,以了解文學閱讀與接受實際狀況。這種面對面的調查或問卷可以打破預設印象,呈現事實本身。譬如,溫儒敏教授團隊主持的《關于“文學閱讀與當代生活”的調查問卷》。其調查對象涉及大學生、農民工、作家等不同群體,問卷結果系統、全面,其中也有出人意料的數據。譬如,無論作家還是大學生,即便在“國學熱”大背景下,中國古典文學閱讀占比仍然甚低,“在作家們所閱讀的文學作品中,中國當代文學的數量是最多的,占34%;其次是外國經典文學作品,占23%;中國現代文學和外國現當代文學差不多,分別為17%和16%;中國古典文學的閱讀比例最低,只有10%”,大學生閱讀與此接近。這些數據可幫助研究者深入感受當代文學真實的資源構成,并對近年研究中“古典資源”論的人為性有所思考。

不過,口述、訪談與問卷等“活的史料”的發掘皆有技術問題需要處理。第一,與訪談者、被調查者接觸的問題。人類學有兩種進入調查的方式,即“有身份進入”與“無身份進入”,“有身份進入是指帶著介紹信(或其他形式的身份介紹)進入田野,無身份進入是指在無任何機構或證明的狀況下,以個人身份進入田野。”無論是熟人引薦,還是與調查點所在地方政府聯系,當代文學研究都應以“有身份進入”為宜。第二,如何處理訪談中因被訪者的回避或反利用而致的“失敗”,同樣可借鑒人類學,“如果碰到意料之外的事情,沒有經驗的學者會帶有失落回到自己原來的世界,困惑于‘調研進行不下去’的狀態之中,而有經驗的學者往往善于反思,把‘失敗’的調研看作是另一種素材”,并進而反思當代文學話語體系問題。

以上口述、訪談與問卷、地方/民間文獻、“景器場”遺跡,是當代文學研究“走向田野”可以著力的三種可能路徑。不過,田野工作發現和發明的材料,雖可在人工智能鞭長莫及之處為人文研究創新性提供一定保障,但其目的卻并不在于對抗大語言模型,恰恰相反,它也需要爭取人工智能技術的輔助(如數據分析等),以使田野工作更見效率。總的來說,“走向田野”意義重大,一則可以讓“活材料”與“死文字”相互生發,可激發新的問題意識,造就“有溫度的學術”。王國維曾以“紙上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參照為“二重證據法”,當代文學研究如得“活材料”之助,又何嘗不是另一種“二重證據法”?二則久處文學與田野的“對話”中,也可使研究者最大程度地避免漫長書齋生涯養就的“書生想象”(甚至憤青思維),以達到對人性、社會與文學更為通透、周全的把握,從而避免所謂“懸浮化”困境的持久存在。所謂“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將必發于卒伍”,置諸當代文學研究亦大約是合適的。至于如何將這些材料用于更為具體的研究之中,譬如怎樣以之對接內部研究(如文本分析)、外部研究(如文學制度研究、文學報刊研究等),進而凝練成新的研究方法,無疑是更具難度的工作,尚有待具體類型具體斟酌。當然,絮叨如此種種,并非強調不踏訪遺跡、不做口述與訪談、不去地方檔案館就不足以言“研究”。其實,“人生何處不田野”,當評論家與作家長期交往,對作家個性、情感、創作中的曲折幽微聲息相通,又何嘗不是不著痕跡的田野工作呢?只是,有興趣者若更多些“行萬里路”的自覺,更多扎根于現實中國社會脈絡之中,所言所論或更具體察現實與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