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實推進實踐基礎上的 文藝理論創新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就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更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作為文藝理論評論工作者,我們應當堅持“兩個結合”,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持續推進實踐基礎上的文藝理論創新,不斷構建中國文論自主知識體系。
一
近些年來,我國文藝理論、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等領域發生了根本性的范式轉換。這一轉變的核心并非術語的簡單更替,而是切實回應并解決了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我們習慣于以西方理論框架裁剪中國文學經驗,對本土的創作實踐與審美智慧缺乏充分的提煉和總結。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注重以自身視角審視我們的文學傳統與當代實踐。具體而言,在文藝理論方面,越來越多的學者不再滿足于對西方理論的譯介與搬運,而是立足中國的創作實踐與審美經驗,自主提煉具有本土解釋力的概念范疇。諸如“意象”“風骨”等傳統范疇被重新激活,并用于闡釋當代作品。其核心邏輯在于,中國文學無須以西方理論為評判標準,本土經驗已經具備構建自身理論體系的能力。在文學研究層面,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不再以“現代”“后現代”等西方標尺來裁剪中國文學史,而是轉入作品內部,探究中國文學如何傳承自身文化傳統、回應時代變革。中國文學不再作為“他者”視野下的樣本而存在,而是一個活的文明主體在講述自己的故事。在文學批評層面,越來越多的批評家不再沉溺于學術行話的自我表演,而是重返閱讀現場與創作現場,敢于作出價值判斷,及時總結經驗教訓。面對網絡文學、素人寫作、新大眾文藝等新興現象,批評家不再失語,而是審慎評判:哪些作品真正具有價值,哪些作品能夠感動人心。
以上這些轉變表明,我們看待自身文化的眼光變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文藝理論評論界似乎離不開西方概念和西方視角,即使談論中國古代文論,也要將之納入西方文論的視野之中進行考察,比如把“比興”當“隱喻”,把“意象”當“象征”等。現在,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更加顯著了。在“兩個結合”的視野下,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與中華傳統的“民本思想”高度契合,使“人民文藝”的根基更加牢固。同時,《只此青綠》《長安三萬里》等作品主動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展現了“第二個結合”實際落地的效果。“文氣說”“意境說”“神韻說”等傳統文論元素被重新激活,國風熱潮的興起就是最直觀的證明。與此同時,學界對古典文論核心術語的現代詮釋日益深入,推動了傳統文論從學術殿堂走向大眾視野,為中國文論自主知識體系打下了堅實的理論根基。
這一切都在說明:基于“兩個結合”,基于當下的豐富文藝實踐,中國的文藝理論正在不斷生長。這不僅體現在對傳統文論的重新激活上,也體現在一系列重要概念與命題的提出上。比如,“守正創新”與“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傳統文化的當代轉化提供了方法論路徑;“文化主體性”則成為貫穿各領域的核心范疇,意味著中國文藝擁有了文化意義上的“堅定的自我”;“新時代文學”不僅是一個時間分期概念,更被賦予了質的規定性,要求文學更好地承擔起新的文化使命;“新大眾文藝”直面網絡文學、素人寫作等新興創作形態,突破了傳統批評的對象邊界;“新鄉土敘事”等范疇回應了城鄉流動背景下鄉村文學的新變;“全域批評”的提出則試圖應對文藝生態日益復雜的現實。這些概念與范疇的涌現,說明我們的自主意識不斷增強,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努力已經充分彰顯。
二
當然,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需要直面當前文藝理論評論存在的挑戰。就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而言,古代文論中的很多概念,在現代文論中缺乏可以直接對應的術語,想用今天的語言準確說清它們的內涵仍有一定難度。此外,部分理論的實踐性尚有不足,理論研究與創作現場之間仍存距離。不少闡釋工作側重于文本考訂與概念梳理,尚未充分進入當代文學批評和創作實踐的環節。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文藝理論評論整體上仍處于“局部激活”的階段,真正能夠融匯中西、貫通古今,并具有原創性、影響力的理論創造尚不充分。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扎實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仍是我們需要不斷努力推進的工作。
讓我們重新回到如何進一步構建中國文論自主知識體系的問題上來。就“自主”而言,其含義并非簡單地排斥外來理論或轉向內部的自說自話,而是指中國文學的經驗、問題與價值,能夠在本土生成的概念框架中得到有效闡釋,無須持續依賴外部理論作為裁判標準。更深一層看,“自主”的核心在于話語權的轉移——從被動應答外部理論所設定的議題,轉向主動提出并界定自身實踐中的根本問題。就“知識”而言,其不僅指對文學現象的零散描述或印象式的判斷,還包括經過系統整理,可交流、可檢驗的學理性內容。就“體系”而言,它并不意味著研究板塊的簡單拼接,而是要求知識內部本身具有自洽性、自我更新的動力以及對新問題的解釋彈性。當前文學研究面臨的一個突出困境是過度細分化、碎片化,即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等子領域各自形成相對封閉的話語系統,彼此之間缺乏有效的對話與互證。真正的“體系”要求打通這些壁壘,使不同領域的知識能夠在相互檢驗與支撐中形成有機整體。這一任務的難度遠超編寫幾本教材或梳理若干概念,它涉及學術共同體研究范式的深層重構。
三
所有以上這些值得討論的問題,都必須在實踐的基礎上進行解決。理論必須從文學創作和文學閱讀的現場中來,從扎實的文學史研究和批評實踐中來,不能從概念到概念進行空轉。因此,必須回到文本,回到經驗。特別是古典文論的現代轉化,不能只滿足于概念的簡單梳理,而是要使之真能用到當代文藝批評的實踐之中。一切文藝理論,最終都是為了解決中國文學面對的真實問題。有了這樣的自主意識,有了充分的文化自信,我們才能更加有效地吸收外來理論的有益成分,真正做到“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實際上,任何富有生命力的理論體系,都是在與異質思想的碰撞、對話與互鑒中不斷生長和更新的。更為重要的是,開放包容提供了一種“他者鏡像”,幫助我們在比較中更清晰地認識自身傳統的獨特性與優勢所在。
最后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扎實推進實踐基礎上的文藝理論創新,構建中國文論自主知識體系,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面對這一任務,我們必須堅持“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審美智慧與理論資源,同時也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不斷汲取世界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另外,我們要持續推動理論評論與創作實踐的良性互動,讓理論從鮮活的文學現場中來,到火熱的創作實踐中去,真正回答時代提出的重大課題。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不斷夯實文化主體性,在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中開辟中國文藝理論的新境界,為人類文明發展進步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思想。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