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民的創業史寫成民族的精神史—— 柳青與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

《創業史》(第一部),柳青著,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5月

1959年,《創業史》(第一部)連載于《延河》
在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版圖上,柳青的作品以其深沉的人民立場、堅實的生活根基和宏闊的史詩書寫,成為新中國文學不可繞過的精神坐標。陳忠實在陜西省柳青文學研究會成立時曾評價柳青,“柳青在農村題材這個領域里創造了一個高峰,藝術的高峰,思想的高峰”。這一評價準確地揭示了柳青之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獨特位置。他以《創業史》進入“十七年文學”“三紅一創”的經典序列,使農村題材長篇小說獲得了思想深度、歷史容量和藝術完成度的高度統一。他說“研究這個作家,不僅僅是對柳青研究有意義,也不僅僅是對陜西今天和未來的文學發展有意義,而且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有很重大的意義”。
今年是人民作家柳青誕辰110周年。我們深切緬懷柳青,重讀柳青的文學作品,不只是對一代文學大家及其文學史地位的深情回望,更是面對新時代文藝發展現實,對發揮人民主人翁精神的人民文藝傳統、“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道路以及新大眾文藝高質量發展方向的重新體認。柳青留給我們的,不僅是經得起浩瀚的歷史長河檢驗的文學經典碩果,更是一種把自己交給人民、把文學扎根生活、把藝術錘煉到時代深處的創作精神。新技術、新媒介、新平臺所帶來的文藝生產方式變革,要求我們必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柳青創作精神,堅持把人民鮮活的生活實踐作為文藝創作的根基,把新時代的山鄉巨變作為把握時代脈搏的重要現場,把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作為新大眾文藝蓬勃生長的深厚土壤,發現新的文學經驗和審美可能,從而推動新大眾文藝在守正創新中不斷攀登新的高峰,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式審美表達,建構彰顯中華文化主體性和新時代精神的中國審美范式。
在生活、政治和藝術的三所學校里淬煉自我
柳青,原名劉蘊華,小名成福,字東園,1916年7月2日生于陜西省吳堡縣張家山寺溝村一戶富裕農民家里。1935年,劉蘊華首次以“柳青”為筆名,在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中學生文藝季刊》秋季號發表散文《待車》。1938年5月,他進陜甘寧邊區黨委組織部時,帶的介紹信上寫的名字是“劉蘊華”。從組織部出來,再帶的介紹信已經改名“柳青”,從此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發表文章,他都沿用這個名字。柳青一生堅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近乎苦行般的創作態度和無畏求真的藝術勇氣,記錄新舊交替時代中國農村社會的深刻變革,書寫人民群眾在歷史轉折中的生活命運與精神成長。1978年6月13日,他的病情突然惡化,最終走完了艱辛而壯闊的文學人生。他生前把自己交給人民,身后也愿把生命最后的余溫留在人民中間。遵照他的遺愿,柳青的骨灰一部分安放于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一部分安葬在皇甫村神禾原上。一半歸于共和國的歷史記憶,一半歸于他魂牽夢縈的黃土地。這位一生扎根土地、貼近群眾的作家,在生命終止之后,仍以另一種方式守望著他曾深情書寫的人民和大地。
柳青曾多次提到,作家要在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中學習。這“三所學?!保梢哉f是理解柳青文學道路的一把鑰匙。他說“生活是創作的基礎”,“要想寫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生活的學校,使他真正走進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和內心世界,深入了解人民的生命經驗和喜怒哀樂。他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政治的學校,使柳青能夠在紛繁復雜的現實生活中把握時代變革的方向,理解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主體力量。正因為有這樣的歷史眼光和時代意識,他才能把農民群眾的柴米油鹽、家庭糾葛、生產勞動和思想變化等日常經驗,同新中國農村社會的深刻變革聯系起來,使普通人的生活獲得更開闊的歷史意義。藝術的學校,則使柳青不斷思考如何把生活經驗和時代命題轉化為真正有血肉、有筋骨、有溫度的文學形象和文藝精品。他始終以嚴肅而艱苦的藝術態度對待創作,把對生活的深入理解、對時代的深切把握,凝聚為梁生寶、梁三老漢等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凝聚為《創業史》這樣具有歷史容量和審美重量的現實主義經典。正是在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和藝術的學校中,柳青不斷塑造自己,也不斷鍛造自己的文學。他把個人創作融入人民生活和時代進程之中,在扎根具體的生活中獲得現實主義的根基,在把握時代脈動中形成寬闊的歷史胸襟,在藝術錘煉中抵達文學高峰。也正因此,柳青不僅完成了自己的現實主義道路,也為中國當代文學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經典遺產和精神財富。
劉可風在《柳青傳》第九章第一節“書稿余燼”中細致回憶了她的父親創作《在曠野里》時的復雜情緒和矛盾心理。無論日常事務多忙,柳青寫作的欲望都是強烈的。來長安縣后柳青醞釀了一個新的主題,寫一部反映農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勢下面臨新問題、新心理和新表現的作品。1953年在長安縣委工作期間,柳青已經基本完成了這部約九萬七千字小說的初稿。經過整理和抄寫的最后一稿,甚至已經用棉線裝訂成冊。按通常意義看,半年多心血凝結成一部長篇,似乎已可視為階段性收獲,然而,對于柳青來說,作品完成并不等于藝術完成?!八炔惠p松,也不愉快,因為,與自己要達到的藝術效果相距甚遠。他認為,這部作品與《銅墻鐵壁》水平相仿,沒有太大提高——對每一部新作品,他的自我要求是:‘不能停留在藝術創作的老路上,要提高,一定要達到一個新水平?!边@部作品擱筆前后,省委宣傳部派來干部,了解柳青的寫作情況,并催促他盡快將小說發表出去。對于專業作家來說,兩三年沒有發表新作是令人苦悶的事,但若要拿自己不滿意的作品去應付交差,他是堅決不允許的!后來這個細節成了田波導演的電影《柳青》中著名場景“燒書稿”的靈感來源:柳青蹲在常寧宮的院子里點燃厚厚的書稿,馬葳焦急地沖出來,從他手里奪過手稿,并質問他為何不發表就要燒了這些書稿,而柳青則微笑地看著馬葳說:“我要和過去的寫作告個別!”
正是在這種不肯將就、不愿自我重復的創作態度中,柳青開始反復思索:怎樣才能寫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也無愧于自己藝術良知的優秀作品?他逐漸意識到,只把名家名篇之中感人肺腑的段落背誦得滾瓜爛熟是不夠的,作家如果只是站在生活的邊緣記錄現象,便難以抵達人物內心;若是只按照既有創作方法組織情節,也難以寫出新的歷史經驗;只是憑借正確的主題和熟悉的敘事方式,更無法創造出真正具有思想高度和藝術生命的文學形象。他不禁感慨道:“寫小說真像一根扁擔,一頭挑的生活,一頭挑的技巧?!边@種反思,促使柳青對自己的創作道路作出更深層的調整。他開始更加明確地認識到,寫農村、寫農民、寫新中國基層社會的變革,不能停留在外部觀察和材料積累上,而必須進入農村生活的內部結構,了解人民的言行特點、思維方式、心理活動乃至家庭關系和利益糾葛。作家不僅要知道人民在做什么,更要理解人民為什么這樣想、這樣說、這樣行動。作家不僅要看到國家政策和黨的指導方針如何改變農村,還要寫出這種改變如何影響了普通個人的命運、倫理秩序和精神世界。這也正是柳青后來走向皇甫村、走向《創業史》的內在原因。他沒有把《在曠野里》的未竟創作簡單看作一次受挫,而是把它轉化為重新出發的契機。
不斷向生活深處和藝術高處攀登
柳青的文學高峰,并不是一朝一夕便成功抵達的,也不是憑借題材優勢自然生成的。從《種谷記》《銅墻鐵壁》到《狠透鐵》,再到《創業史》,柳青的創作道路清楚地呈現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不斷深入生活、不斷否定自我、不斷提高藝術標準的艱難過程。他并不滿足于已有作品帶來的聲譽,也不愿在既有經驗中重復自己,而是始終以一種近乎嚴苛的藝術匠心要求自己。早期的《種谷記》已經表現出柳青對農村互助合作和農民精神變化的關注。該作1947年由光華書店出版,后又有不同版本重版。它雖然還帶有柳青早期創作的探索痕跡,但已經把柳青后來一再深入的問題呈現出來:分散的農民如何在新的社會關系中被組織起來,勞動方式的改變又如何引起思想觀念和人際關系的變化。柳青并不是把互助合作單純當作一個政策事件來寫,而是在互助合作的基層實踐中看到了新生活生成的文學可能,同時也看到了中國農村社會由舊向新轉變的內在動因。
《銅墻鐵壁》中,柳青則把筆觸轉向人民戰爭與群眾力量,其現實主義視野進一步拓展。該小說于1951年3月完稿,同年9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創作之前,柳青曾深入米脂等地走訪,獲得大量第一手材料,為作品積淀了堅實的生活基礎和素材。作品寫解放戰爭時期陜北人民支前保糧的斗爭,所表現的已經不只是某個村莊內部的生產生活,而是人民群眾與革命戰爭、群眾行動與歷史勝利之間的關系。與《種谷記》相比,《銅墻鐵壁》的歷史場面更開闊,人物行動與時代進程之間的聯系也更緊密。戰爭勝利的背后,不只是軍事斗爭和英雄人物,也有普通群眾的支前、保糧以及隱忍犧牲。這部作品使柳青進一步認識到,宏大的歷史敘事不能脫離人民群眾的日常行動,人民并不是歷史敘事中的背景,而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主體力量。柳青試圖回答:革命戰爭為什么能夠獲得深厚的群眾基礎,人民群眾怎樣以自己的勞動、勇氣和犧牲支撐歷史進程。但也正是在《銅墻鐵壁》之后,柳青更清醒地意識到,僅有材料的真實、事件的重大和主題的正確,并不足以支撐一部長篇小說真正達到思想和藝術的新高度?,F實主義要抵達藝術高峰,必須進一步進入人物內心和社會關系的深處。
《狠透鐵》則顯示了柳青在現實主義道路上繼續面對現實、修正認識的勇氣。作品原名《咬透鐵鍬》,柳青于1958年3月12日在皇甫村完成,發表于同年4月號《延河》。此后他又在1959年5月至9月間進行了重大修改,1959年11月由東風文藝出版社出版。柳青晚年曾說,他對農業合作化的看法基本反映在這篇小說中。《狠透鐵》的價值,正在于它寫的是農業合作化進程已經展開之后的現實。也就是說,柳青面對的已經不是農民“要不要組織起來”的初始問題,而是農民被組織起來以后,新的生產關系、新的管理方式、新的干部結構和新的群眾心理如何真正運轉的問題。柳青的現實主義精神,正在于他敢于面對生活內部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順暢,敢于在時代前進的過程中寫出生活的復雜性和多元性。
真正標志柳青抵達現實主義高峰的,當然是《創業史》。這部作品最初曾以《稻地風波》之名自1959年4月起在《延河》連載。中國青年出版社原本希望當年出版第一部,以配合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出版安排。但柳青為了進一步打磨作品,最終將單行本出版推遲到1960年5月。這一細節再次驗證了柳青一以貫之的藝術態度:要想創造出真正的經典,必須經過生活經驗的沉淀、思想意識的淬煉和語言結構的反復鍛造。從《種谷記》到《創業史》,在柳青的創作道路中,它們構成了一條層層遞進的藝術脈絡。如果說《種谷記》寫的是新生活的萌芽,《銅墻鐵壁》寫的是人民群眾在革命戰爭中的歷史力量,《狠透鐵》寫的是合作化進程中的現實矛盾,那么《創業史》則是在更高層次上把這些創作經驗綜合起來,并實現了藝術上的集中提升?!秳摌I史》不再只是寫某一個事件、某一次運動或某一類問題,而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不斷拓展生活深度、思想深度和藝術深度的過程。《創業史》試圖通過蛤蟆灘這個具體的鄉村社會,在普通農民的命運變遷中書寫新中國農村社會的整體轉型。柳青把生產關系的改變、家庭倫理的沖突、鄉村利益格局的調整、干部群眾關系的形成、青年一代主體意識的成長,以及農民精神世界的震蕩與轉折,都納入長篇小說的結構之中。正因如此,《創業史》的分量遠遠超出一般農村題材小說。梁生寶是新社會、新生產關系和新精神力量在農村基層生長起來的代表,梁三老漢是舊生活經驗、小農心理和家庭倫理在歷史轉型中的復雜體現,郭世富、郭振山、徐改霞等人物,則分別從不同側面呈現出鄉村社會中社會利益、家庭權力、情感結構、思想觀念和生活道路的分化。
正是這種不肯停留、不愿將就、不斷向生活深處和藝術高處攀登的精神,使柳青最終以《創業史》鑄就了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座高峰。高峰之鑄就,依靠的是長期積累中的精雕細琢,是對人物心理和行為舉止的反復揣摩,對行文結構和語言的反復錘煉。這種不愿重復舊有風格的清醒,使他能夠從未竟之作《在曠野里》中發現問題,并把這種問題轉化為后來創作《創業史》的藝術準備。他對《狠透鐵》的重寫,同樣體現了這種創作態度。面對現實生活中新的問題和矛盾,柳青并沒有滿足于第一次表達,而是不斷修改、不斷調整,使作品更接近他對合作化現實的深層理解。重寫也是作家認識現實和重塑藝術形式的過程,通過反復修改,作家試圖使作品擺脫表面化、簡單化和概念化的問題,使現實矛盾能夠在人物和生活中自然顯現出來,從而增強作品深厚的歷史感、深刻的人民性和鮮活的小說藝術性。
從人民生活深處走向新大眾文藝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述柳青故事,并對“深入生活,扎根基層,為人民創作”的柳青精神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贊揚。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回憶起在1982年赴河北正定縣工作前夕,王愿堅囑咐他“要像柳青那樣,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同農民群眾打成一片”。柳青不僅是三秦大地哺育出的文學巨匠,更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文學典范。1952年柳青曾任陜西長安縣縣委副書記,后又辭去縣委副書記職務、保留委員職務。正是因為柳青深入陜西關中農民生活,熟知鄉親們的喜怒哀樂,扎根皇甫村十四年,才能以精益求精、十年磨一劍的工匠精神創作出《創業史》。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陜西時鼓勵文化工作者要“像當年柳青、杜鵬程那樣,走進人民、了解人民、謳歌人民,創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糧”。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引用柳青的原話,指出“一個寫作者,當他完全擺脫模仿的時候,他才開始成為真正的作家”,“每一個時代的文學,都有新的寫法”,并強調文藝工作者要“堅持守正創新,用跟上時代的精品力作開拓文藝新境界”。
2018年初,柳青的大女兒劉可風將柳青寫于1953年的長篇小說佚作手稿交給我。在初步閱讀后,我發現這部作品既保存了特定年代的歷史經驗和時代氣息,也呈現了柳青現實主義創作意識逐步成熟的過程,并向劉可風表達了肯定的意見。這部小說既具有理解新中國初期基層生活和農村工作的歷史價值,也具有觀照當下現實、啟發新時代文藝創作的現實意義,更為研究柳青創作譜系和藝術追求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文學遺存。2019年7月11日,劉可風來信向我表明出版這部長篇佚作是她父親柳青的心愿和遺囑,同時也是她多年來始終難以忘懷、念茲在茲的一樁心事。因種種緣故,這部小說的出版計劃一度擱置。直至2024年,在柳青故去46年后,他生前未能出版的這部小說被冠以《在曠野里》之名,先在《人民文學》雜志2024年第一期刊載,后由曾經出版了《創業史》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并在同年12月,榮獲中宣部第十七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
1953年寫《在曠野里》的柳青,時年37歲。他在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地雷》和《種谷記》《銅墻鐵壁》兩部長篇小說之后,已經成長蛻變為具有深邃的思想品格和相對成熟的藝術創作經驗的作家,他將通達透徹的現實觀察、獨樹一幟的藝術個性和直面問題的責任意識,融于性格鮮明的人物群像刻畫之中,以陜西關中渭河兩岸主要是南岸的一個縣為背景,描寫了新中國誕生以后,歷經革命戰火和地下工作的一批新老干部帶領人民群眾“在曠野里”開展農村工作和新生活,以及在“渡口邊”解決來自家庭關系、個人生活和社會矛盾的一系列新問題的奮斗史。雖然這部小說是未竟之作,卻集中體現了柳青現實主義創作的基本取向,作品將個人命運放置在廣闊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視野中加以關照。小說中已經出場的17個人物和尚未出場的5個虛寫人物,共同構成了層次豐富的人物譜系,顯露出柳青試圖從縣域基層生活、農村社會變動,以及新老干部從革命斗爭轉入和平建設后所遭遇的工作方式、家庭關系和個人生活問題中把握時代矛盾的藝術努力,也預示了他后來在《創業史》中進一步深化的現實關切、開闊的歷史胸襟和從普通農民的命運變遷中書寫新中國農村整體轉型的社會總體性追求。
2024年12月6日,“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暨弘揚柳青創作精神、促進新時代新大眾文藝創作研討會”在西安召開,與會專家和學者圍繞柳青創作精神和新大眾文藝的關系展開細致的研討。近年來,“新大眾文藝”作為新時代文學批評和文藝研究的新概念,被人們廣泛地接受,并迅速成為理論闡釋和創作實踐的前沿和熱點。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在柳青的時代,人民大眾作為生活的創造者和歷史的承擔者,進入了作家的視野和書寫之中。在新媒介條件和數字技術飛速躍進、文化生態急劇變化的今天,人民大眾更廣泛、更主動、更直接地進入文藝生產、傳播和接受的過程,真正成為文藝的主人。更多元的文學性表達和更融合的文本創造形態,已經成為文藝批評和研究的新對象。這種變化一方面為中國當代文學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創造活力,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更為深刻的時代命題:在技術賦能、媒介融合和大眾參與日益深入的文藝生態中,創作者要保持對人民生活的深切體察和對藝術品質的自覺追求,創造出思想深刻、清新質樸、剛健有力的優秀作品;同時有效防止文藝生產被算法邏輯、“流量至上”原則和消費趣味所裹挾,從而真正做到以有血肉、有筋骨、有溫度的文藝表達,涵養人民大眾的價值觀念、審美趣味和精神世界。
(作者系陜西省柳青文學研究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