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小放牛》:少年往事教育詩

黑子陪“我”爬上城墻,世界立刻開闊了好多。圖片選自《小放牛》
一
人的漫長一生中,并不是所有的往事,都能被記住。但是,一件發生在六十多年前的往事,至今仍讓我記憶深刻。
小學五年級時,我私自拿了家里五元錢,到大柵欄的新華書店,買了《李白詩選》《杜甫詩選》《陸游詩選》《宋詞選》四本書。為此,屁股上挨了我爸爸一頓鞋底子的抽打。幾乎前后腳,我們大院里一位剛讀高一的大姐姐,偷拿了宿舍同學一個里面有幾元錢的錢包,為買她一直夢想的東西。沒想到的是,后果很嚴重,我挨了學校一個當眾警告的處分,大姐姐被勞動教養了幾年。
孩子的心理和大人的心理不一樣。孩子可以蹲在地上看螞蟻搬家,一看看好久;大人不僅不會,而且會不屑一顧。心理不同,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便不同。對于孩子,心理上的受挫,哪怕很小,也有可能影響其性格,甚至一生命運的走向。
即使已經過去了六十余年,學校布告欄里那張處分我的薄紙,紙上校長毛筆手寫的簽名,教室里同學們聚光燈一樣落在我身上的目光,至今還能清晰地呈現在我眼前。我也記得,處分我的當晚,我怎么也睡不著,翻來覆去、胡思亂想,想到被勞動教養的大姐姐,更是寒噤不止。這兩件事,當時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把它們聯系在一起。一個突如其來的處分,給我平添的不寒而栗的感覺,像一枚刺,扎在心里,始終拔不出去。那一年,我十一歲。
那段經歷,給我的少年時代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如影子一樣糾纏著我,伴隨我走進了中學。我的性格變得內向,和同學沒有了來往,上學去學校,放學立刻就走。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喜歡上了讀課外書,常常獨自一人跑到文化宮的圖書館里看書,一直看到天黑回家。
初二的時候,大家開始申請入團。我沒有申請,因為我想到了小學的往事,生怕別人會知道,如石壓心,很是沉重。誰也不知道這一份心頭的沉重,會對一個少年的成長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嚴重時,我甚至想到了傷害自己。一直到升入高中,我覺得并沒有人知道或在意這段經歷后,才漸漸放松。但記憶猶存,總覺傷疤在身,余痛未盡。
二
一晃,少年時光遠去,青春悄然落幕,如今我已步入霜鬢老年。但是,這件往事,并未隨時光流逝而被我忘卻,還常常浮現在我腦海。雖不如當年像夢魘一般沉重壓抑,卻總是揮之不去。關于少時經歷,我曾經將它們寫進了《紅臉兒》《合歡》《兄弟倆》《大姐小弟》幾本小說里,卻從來沒有涉及這段往事。多次想動筆,將這件跟隨我幾近一生的往事寫成個小說,但總覺得如果僅僅是照搬,寫挨了處分后的心情,渴望更多人關心,沒有多大意思。
大約在前年,我偶然讀到葉圣陶老先生早年說過的一段話:“兒童的活動逾越常規,就因為他們對環境感到新奇,非常羨慕,于是引起了求知求行求享受的欲望。順著他們欲望的趨向,作為教育的入手方法,使他們如愿以償,才是教育者最應當盡力的事務。”
讀著讀著,我想起了自己的往事。無論如何,私自拿家里的錢買書,是不可原諒的錯誤。但是,如果按照葉圣陶老先生的看法,如果只是“逾越常規”,是“對環境(如我對書)感到新奇,于是引起了求知求行求享受的欲望”,那么,給予我公之于全校的處分這樣的教育方法,是不是失之簡單,且過于嚴厲?這也許是為自己的錯誤開脫,但在成長的道路上,孩子犯錯是普遍現象。錯誤有大有小,有因有果,我以為,須謹慎、有區別地對待。過于嚴厲的懲罰,并不是唯一的教育方法。
同時,我也想到了我們院里那位被勞動教養的大姐姐。除了推給警察這樣更顯嚴厲的教育方式外,我們會不會有更好的方式和方法,讓教育者“盡力”呢?
葉圣陶老先生的話,為我動手將這件少年往事寫成小說,增添了一些底氣。它如一把鑰匙,打開了我塵封多年壓抑在心頭的往事,也促使我思考在孩子、錯誤、教育之間,我的案例有沒有一些價值與意義。我想,如果真能按照葉老所說的,師長是不是可以稍微細致一些,觸摸孩子的心理,深入孩子的心靈,更好地幫助犯錯誤的孩子走出錯誤的泥沼,身心健康地成長呢?有沒有可能,我的少年時代會有一些改變,大姐姐的命運也與之前不同呢?這樣一來,這些往事,便不止關乎我一人,而是涉及對犯錯誤乃至跌倒過的孩子的教育,關乎更多孩子的成長。
于是,我寫了兒童小說《小放牛》。
三
法國學者保羅·阿扎爾(1878—1944)的《書,兒童與成人》中,有這樣一段話:“兒童文學在這些年,脫離了原先的軌道。人們開始從洛克那里拿幾個點子過來,再加上幾個零星的盧梭的點子,混合進一點兒或者許多清教徒的情感,還有理智主義。所有這些奇怪的組合好像催化劑一樣,催生出大量的作品。在世紀末的蕭條萎靡中,這些書統統被擺放到了紐伯瑞榮耀的櫥窗里。”
當然,保羅·阿扎爾說的是他那個時代的兒童文學。不過,我似乎讀出了幾分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覺。對于這樣的批評,難道我們今天的兒童文學創作者們,能無動于衷,沒有一點自省嗎?
我不想寫回避矛盾、棒棒糖一般甜蜜的兒童小說,也不想寫主題先行、為了“沖獎”而創作的兒童小說,更不想擠進已經擁擠不堪的“紐伯瑞的榮耀櫥窗”。對于《小放牛》的寫作,我想,首先要將生活中真實的一面寫給讀者看,這是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其次,我希望讀者看到這本小說時,能想到如今孩子們仍然面臨的諸如“犯錯”之類的普遍課題。
重新梳理往事時,我注意到,當年學校給予我處分之前,沒有老師找過我了解情況;之后,也沒有老師幫助我,教育我,認識錯誤,改正錯誤。處分很快撤銷了,沒有老師找過我,說過希望和鼓勵的話。或許,他們都覺得這是響鼓重錘,需要我自行消化。
更有意思的是,20世紀70年代,我一度待業在家,當年親筆寫下處分布告的校長,親自到我家,找到我,好心讓我回母校代課以渡過難關。那時,我已經離開母校13年,他居然還記得我。
想起這些,我想起了布羅茨基曾經說過的話:“鐘擺遲早會明白鐘座加諸它的限制。鐘擺無法超越四壁,然而它瞥見了外部世界。”校長和老師,都是好人。他們當年給予我處分,也許如鐘擺,無法擺脫當時教育思維和理念的限制。念及此,我明白了,同樣一件事,六十多年前少年的我,和六十多年后晚年的我,體味和認知是不一樣的。不是往事被“簡化”了,而是我變“寬泛”了,因為我瞥見了外部的世界。
于是這本《小放牛》,便希望能擺脫一些限制,多一些更為寬泛的想象和思考空間。
在小說中,我用重彩寫了“我”、曾小僧、黑子、鮑永平等孩子。對于“我”犯錯誤的理由,我將其變化為:為了更好地完成學校演出、想要一只更好的笛子,因此偷了家里的錢。在犯錯后,演出將被鮑永平取代時,“我”有小孩的不服氣、嫉妒心理,最終卻在了解了鮑永平的善良寬容后,欣悅地與他成了朋友。黑子是為“我”辯護、替“我”打抱不平的孩子,曾小僧則是指出“我”的錯誤、讓“我”面對自己不堪的諍友。面對“犯錯”,“我”有過后悔、懊惱,最終在時光流逝中接納了自己的“犯錯”;面對“處分”,“我”有過不解、憤怒,最終在與師友的相處中接受了對“我”命運的安排。
《小放牛》也用了大量筆墨寫大人。其中,處罰“我”的曲校長、“告密”的唐家老三、小鹿姐姐的媽媽梁校長,生活中實有原型,作為小說人物的模型。張老師,則是我虛構的人物,我將更多筆墨和情感,傾注在了張老師的身上:校園里,在有著象征意味的老槐樹下,張老師苦口婆心地幫助我面對錯誤;為了“我”的處分,張老師到大院里調查,和校長據理力爭,最后因年輕氣盛,憤而辭職……小說努力彌補記憶中的缺失一角,擴展更廣闊的地平線。這是我希望的、理想中的樣子,亦即葉圣陶老先生所言:對待逾越常規、犯下過錯的孩子,老師“最應當盡力”的圖景吧?個人期冀,能有更多的張老師涌現,讓我們的教育在這樣的圖景中,成為溫暖的詩。
在寫完《小放牛》后,我終于放下了我曾經最放不下的少年往事。把它放進這本小說里,或許是最好的歸宿吧。它不再是一枚刺,期望它能成為一朵花。
(作者:肖復興,系散文家,《人民文學》雜志原副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