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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文本的秩序:《鈐山堂集序》的寫作策略
來源:《文藝理論研究》 | 葉曄  2026年05月29日14:57

在傳統的中國文學研究視域中,書序文首先是一篇文論作品,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有其重要的文體學意義。正因其鮮明的文論屬性,故學界對相關文獻的耙梳,傾向于從中挖掘出語涉文學批評的片段式言說,這在20世紀的文論文獻整理中尤為突出。這樣的觀察視角,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現今書序文研究的一些缺憾:首先,研究者多聚焦于書序文中的批評概念及學說,而缺少對批評語境的體驗與審查,這種語境審查不止于對書序文體的結構性分析,還包括對作家、序家的文學社會經歷及其心態的探微;第二,多偏重于對單篇書序文的獨立考察,將書序文視為一個封閉的文本批評單元,缺少對“一書多序”之互文性意義的挖掘;第三,面對大多數未必能挖掘出文學批評新內涵的非經典書序文,仍缺乏精讀、細究的學術精神,或將其漠視為消極意義的程式化文本,或從出版文化史料的角度予以賦能,并未用文學批評的眼光給予必要的正視。以上這些,涉及文學文本與社交文本、原創批評與程式寫作、“書-序”關系與“序-序”關系等多個向度,在明清書序文的研究中亟待改善。

21世紀以來,隨著文學批評理論的更新,及書籍史、社會史理論的介入,無論是基于文本立場的副文本視角,還是基于史料立場的出版文化視角,都為書序文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如王潤英的《梓而有序:明代書序文研究》①,從書籍文化史的角度,考察16世紀書序文創作與書籍文化活動、書籍編著者、書籍類型、書籍讀者等的關系,可謂其中的典范之作。本篇考察的《鈐山堂集序》這一寫作案例,若置于古典文學批評的傳統視角下,如清人惲敬所言“序凡十余,皆忸怩之言”(惲敬116),無甚可取之處;對此個案背后的社會網絡與士人心態進行探究,固然可有作為,但有王潤英“梓而有序”的文化史路徑珠玉在前,亦難翻出新意,更何況嚴嵩在明代政治史中的特殊身份,讓這一方向的討論很容易與文學的核心問題脫節。但從另一角度來說,將文學史視域中的“批評”與文化史視域中的“秩序”深度結合,讓序體的“序(敘)說”義和“秩序”義構成一種功能上的平衡,是權相嚴嵩的文集較之其他明人別集更具組織力、黏合力的一面;而且,嚴嵩的政治生命處于正德至嘉靖后期,正是明代出版業急劇攀升、繁榮的時期,他對出版資源的充分調用及由此造成的各種新的書籍特點,在《鈐山堂集》的刊印與批評中留下了諸多痕跡,讓這組《鈐山堂集序》具有了出版文化史層面的獨特意義,這大概是所有的著作者和序作者都始料未及的結果。

一、 嘉靖朝的文集增刻現象與書序寫作中的第四方心理

“一書多序”,是中國古代書籍出版與流通中的普遍現象。越至晚近,由于版本系統的日漸復雜、編者對早前經典序文的選擇性保留、作者展示社交圈以提升社會聲望等原因,一部古籍在卷首有多篇序文,是很常見的情況。但同樣“一書多序”,亦可分為多種不同的類型。第一種是寫作時間不同的“多序”,也就是刊印者保留了書籍歷代版本中的書序文,將它們集中在一起展示,有如一部簡明的書籍出版史,及圍繞此書的文化批評史。借此我們可以得知,原來此書在某一時期曾有過抄、印的經歷,即使現在已沒有那一版的實物存世。第二種是不同作家在同一時間接受作者委托而撰寫的“多序”,這種情況帶有較強的社交性質,作者請序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請一二名家作出精到、真誠的批評,而在于多位作序者的集體亮相與背書,為書作者制造出更廣泛的社會聲譽。這種情況,一般書作者的社會地位和身份是要低于序作者的,而且書作者將為此付出價格不菲的潤筆費用。第三種情況,是某一作家晚年在編纂其文集的過程中,將其人生各階段所刊小集的序文一并收入,以反映作家之文學人生的完整軌跡及批評變化。一般情況下,其序文被置于文集中各小集的卷首;若是作家自序其小集,則被統一編入文集的“書序”卷中,以便與更反映整體面貌的文集序有所區別。第四種情況,是作家在生前已有足夠的出版能力對整體文集進行不斷的增刻,而且每次增刻都邀請名家撰寫新序,并完整地保留了前次刊印的諸篇舊序,形成世代有應的層累效果,本篇舉證的《鈐山堂集》就是典型的一例。

第一、第二種情況,與出版業的繁榮與否關系不大,前者主要取決于作家的后世影響力及與編印者的歷史距離,對李白、杜甫等先宋名家來說,“一書多序”是其別集之明清刻本的常見樣態;后者主要取決于作家的社交能力,只要愿意經營、投入,即使杜文煥這樣的邊地武官,其各體詩集也能得到董其昌、湯顯祖、趙南星、申時行、焦竑、屠隆、邢侗等文壇名流的賜序。第三、第四種情況則不同,小集單刻、文集增刻、翻刻等高頻次刊印活動所需的出版成本,在其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既取決于作家的經濟實力,還涉及當時印刷業的承受能力。總的來說,第四種情況對出版業的要求是最高的。

但如此比較,只是從書籍史的角度給予文集增刻現象一個歷史的定位,本身無關書作者對序文內容的期待及序作者應對這一特殊“讀者期待”的寫作策略。因此,我們仍有必要從閱讀史的角度作出更深入的分析。事實上,就當事人的寫作心理及閱讀期待而言,第四種情況確實較之前三種有較大的差別,即當事各方對“第四方心理”的顧慮與思考。

一般來說,在文學的世界中,作者、作品、讀者是最基本的三要素。在傳統的書序文寫作行為中,序作者自己是“第一方心理”,委托人(書作者及其利益相關方)是“第二方心理”,書籍流通后的普通讀者是“第三方心理”。一個標準的序作者,既要遵從自我的文學與道德標準,又不能完全不考慮書作者的意愿與情緒,而且,作序本是為了讓書籍更好地進入流通渠道并傳諸后世,故讀者們對書序的評價也是序作者需要考慮的。以上三方心理,是作為文體的書序自創始以來即有的,自然也適用于前三類“一書多序”的現象。

而所謂的“第四方心理”,是指在世的其他序作者。就上述第一種情況而言,如果出版業不夠發達,一部文集無法做到在短期內多次出版,不同的序作者之間就無法形成現實的對話,而只可能是后序者對前序者的遙遠致敬。在第二種情況下,“一書多序”皆首次亮相,由于序作者未必知道其他序者的存在,或即使知道也無法事先讀到他人的書序文,自然在心理上不必考慮第四方的感受。在第三種情況下,不同小集的序文(或小集序文與文集序文)在言說對象和立場上有較大的差別,即使這些序文日后被匯總至作家全集中構成“一書多序”的關系,序作者仍可借寫作的原始語境為自己辯護。唯第四類情況,序作者在接受撰序的時候,可以明確讀到之前已經刊印的舊版文集,他也明白增刻了己序的新版將有機會被放在曾經序作者的書案上,接受他們的批評與檢驗。這些曾經的序作者,是采用撰序人的相類視角予以共情,還是以一位普通讀者的立場來品鑒其序文,既是后來的序作者需要考慮的,也要求他們用新的文字與前面的序家進行適當的呼應。

嚴嵩的《鈐山堂集》,因作者的權臣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并不起眼。盡管王世貞評價其“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王世貞147),但在知人論世的漢語學界,這依然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本篇無意對嚴嵩的詩文造詣及文學史意義作出評價,而是想就《鈐山堂集》在正德十年(1515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間的文集增刻行為,討論其在中國出版文化史中的獨特位置;在此基礎上,探究隨著嚴嵩政治地位的不斷攀升,相關言說空間的漸趨萎縮,不同的序作者如何在應酬文章、文學批評、同行對話三者之間開辟自己的寫作新路,以確保文學家的相對獨立與政治家的核心利益之間的平衡。

二、 《鈐山堂集》的版本情況及與各序作者的關系

有關《鈐山堂集》的版本情況,已有非常細致的梳理(周艷80—95),以下筆者僅作簡明的介紹,更多地結合諸位序作者的生平及交游,討論這一系列請序、撰序行為的基本用意(至于深層的用意,需通過對書序文本的細讀來探究,詳見后文)。現知最早與《鈐山堂集》有關的序文,為正德十年(1515年)鶴慶知府孫偉所撰。孫偉是江西清江人,登弘治十五年(1502年)進士,他和敖英是江西臨江府(府治清江)在正德年間的兩位名詩人。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同為清江人的熊逵為二人編《清江二家詩》四卷,被四庫館臣譏評曰“書成于嘉靖丁巳,是時嚴嵩已敗矣,而偉集開卷即錄送嵩北上詩六首,亦可以不必也”(永瑢1752),事實上,當時嚴嵩正如日中天,館臣或記憶有誤。所謂的《送嵩北上詩》,即《贈嚴太史介溪先生北上》,作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三月嚴嵩離鄉赴京時,可知二人交誼主要在嚴嵩早年退居鈐山期間。臨江府與袁州府相鄰,分宜縣又在兩府的中間位置,交通頗為便利。總的來說,當時二人屬于鄰縣兼詩學同好的關系,是較純粹的詩藝交流,這從孫序曰《鈐山堂詩序》、序文中稱“鈐岡詩”可窺端倪,其內容大致為現存《鈐山堂集》中有孫偉評點的那幾卷作品。

嘉靖十年至十二年(1531—1533年)間,《鈐山堂集》“詩文咸備”的結集形態基本形成,現有嘉靖十年(1531年)唐龍序、嘉靖十一年(1532年)劉節序、嘉靖十二年(1533年)王廷相序、嘉靖十二年(1533年)黃綰序共四篇。其中唐龍序云“乃詩若文咸備”,黃綰序云“其文之峻潔簡練,豐腴委曲,則嘗師法韓歐”“其詩之沖淡沉婉,清新雋永,則嘗出入盛唐諸家”②,同時提到了嚴嵩的詩歌與文章,可為互證。但唐龍引他人說法的時候,唯有對嚴嵩詩歌的評價,如“崆峒子評介溪詩曰淡,石潭翁又曰達”等,或可證《鈐山堂集》的“眾體”展示始于此次結集。唐龍所引李夢陽、汪俊等人的風評,實基于李、汪諸家對嚴嵩早期詩集(有詩無文)的閱讀體驗,大概就是孫偉所序“鈐岡詩”及其增補系統中的作品。

四篇序文中,唐龍序署款“嘉靖辛卯仲秋既望”“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而序中云“介溪宗伯”,當撰于嚴嵩禮部右侍郎任上。二人在江西時期已經相識,嚴嵩《使粵稿》中有《和唐侍御晚登春臺》詩,作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冊封靖江王后歸居鈐山期間,唐龍時任江西道監察御史。劉節序署款“嘉靖壬辰冬十二月朔”“刑部右侍郎”,而序中云“宗伯嚴公”;王廷相序署款“嘉靖十二年歲在癸巳五月庚戌”“南京兵部尚書”,而序中云“大宗伯介溪嚴先生”;黃綰序署款“嘉靖癸巳夏至前二日”“南京禮部右侍郎”,而序中云“大宗伯介溪嚴公”,皆撰于嚴嵩任南京禮部尚書期間。嘉靖十一年(1532年)春,嚴嵩由禮部右侍郎遷任南京禮部尚書,故書序的邀約兼及南北兩都的官員。

其中刑部右侍郎劉節的情況比較特殊,嚴嵩是在吏部左侍郎的任上邀請作序的,他卻遲至“嘉靖壬辰(1532年)冬十二月朔”方成文,當時嚴嵩已赴南都半年有余③。此事之所以拖沓,與劉節“旁搜群書幾二十年”(劉節507)、即將編成《廣文選》有關,《廣文選》首刻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而劉節自序撰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正值沖刺的緊要關頭。嚴嵩邀請劉節為《鈐山堂集》撰序,除了因為他們是弘治十八年(1505年)同榜進士外,更可能看中劉節在漢魏六朝詩文整理方面的權威性和前沿性,劉節亦投桃報李,贊譽嚴嵩詩文“楚漢之遺軌”“魏晉之遺音”“絕塵唐宋,振響周秦”;另外,劉節在入京任刑部右侍郎之前,長期擔任四川、廣西、河南、福建、浙江等布政司或按察司官員,嘉靖十一年(1532年)是他履任在京高級官員(三品以上)的第一年,若能借《鈐山堂集序》的撰寫為自己在京城文壇打開局面,也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從劉節撰序之拖沓,大致可以判斷這四篇序文屬于同一次刊印。

嘉靖十二年(1533年),王廷相與嚴嵩同僚南都,二人一為兵部尚書,一為禮部尚書。但王廷相撰序的意義不止于此,作為文學復古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是弘治復古作家群在嘉靖官場中的少數高位之人。當時李、何、邊、徐“四杰”皆已去世,康、王二家退居陜西,早已不問文壇事,王廷相是上一波文學運動的親歷者,是在世諸老中最有資格的發言人,嚴嵩多少報以了文柄授受的一些期待。王、嚴此前相識,嚴嵩有《徐養齋、方棠陵偕至,喜而有作,用浚川少司馬韻》,作于嘉靖八年(1529年),二人在撰序前五年的仕宦軌跡出奇地一致④;在南京任上,嚴嵩又有《靈谷寺次浚川大司馬韻》《觀音巖同浚川王司馬作》等多次唱和活動。經過五年的考察,相信王廷相對嚴嵩的文學造詣已有充分的判斷,既然李夢陽在正德年間已有“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為最”(何良俊239)的高度評價,而《鈐山堂集》的這次結集正在李夢陽去世(嘉靖八年十二月,1530年1月)后未久,相信嚴嵩對于這位詩壇前輩,比其他幾位撰序人更多了一份企望。

作為南京禮部侍郎的黃綰,是嚴嵩任南京禮部尚書期間的直接副手。這一層關系,黃綰在序中已經點明:“綰從大宗伯介溪嚴公,燕暇出示《鈐山堂集》。”但黃綰非進士出身,而是承祖蔭授官,在文學修養及聲望上不比劉節、王廷相等人。嚴嵩的考慮,除了禮部同僚的上下級關系外,可能與黃綰的另一個身份有關,即作為陽明的門生和兒女親家。他在嘉靖八年(1529年)上《明是非定賞罰疏》,主導了為陽明請謚并乞開學禁的平反運動;嘉靖十年(1531年),又將女兒許配給了陽明胤子正億。作為陽明門人的代表人物之一,黃綰在整個朝野的影響力正值巔峰。

另顧璘有《嚴太宰鈐山堂集序》一篇,見《息園存稿》卷一,未見于任何存世的《鈐山堂集》卷首或卷末,其題云“太宰”,則撰于嚴嵩任南京吏部尚書期間(1534—1536年)。序中有“居翰苑三十年”一句,考嚴嵩為弘治十八年(1505年)進士,選庶吉士并留館,至嘉靖十三年(1534年)正合“三十年”之數,顧璘其時已致仕寓居金陵,和嚴嵩頗多交游。作為弘治九年(1496年)進士,且是弘治文學復古運動中的南方領袖,顧璘無論在政治資歷還是文學聲望上,都是當時屈指可數的能與王廷相比肩的前輩,他們作為復古運動碩果僅存的一北一南的代表作家,在某種程度上為預想中的嚴嵩從去世未久的李夢陽手中接過復古詩學旗幟,起到了造勢與護航的作用。序云“余讀太宰介溪先生集,獲見古文之在今也”,“弘治以還,作者翩起挺望,南北承學,翕然向風,宗為領袖,南楚則介溪先生稱特焉”(顧璘428),很明確地站在文學復古的立場上,將嚴嵩升格至“弘治作者”的范圍之內。繼而以復古運動“江東宗主”的身份,贊譽嚴嵩在南方復古力量中的“南楚領袖”作用。這一評價是否符合歷史的事實姑且不論,至少符合嘉靖十三年(1534年)前后各方的心理期待:序作者期望嚴嵩重整文學復古的大業,借此鼓舞廣大詩人(作為第三方的普通讀者)對漸趨式微的復古運動的信心,而已五十五歲又轉南都閑職的嚴嵩,也樂于在當下的人生階段及狀態下接受這一文學使命。今顧序中有“委璘詮校其集,遂括略書語,綴之末篇”(顧璘428)之句,可知曾見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刊印的那一版文集中,考慮到嚴嵩晚年頻繁的增刻、翻刻行為,后來移出文集的做法或反映了作者的意志。《客座新語》記載顧璘以工部尚書考滿入京時,在分宜宴會上揭其藏品為摹本,可見二人晚年漸有嫌隙,個中原因有待細考。

現存最早的《鈐山堂集》,為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十三卷本,卷首有孫偉、唐龍、劉節序,但其十三卷皆為詩賦(賦唯《橫山賦》一篇),非唐龍序云“今得《鈐山堂集》,乃詩若文咸備”。另南開大學圖書館藏二十卷本,卷首無序,全二十卷皆詩賦,其“總目錄中卷十四目錄后有‘目錄終’字樣,卷十五至二十版框行款同前十四卷而字體風格有異,前十三卷內容同中大十三卷本”(周艷83—84),表明未錄文章的詩集本亦存在一個不斷增刻的過程。《天一閣書目》卷四著錄“《鈐山堂集》十三卷,刊本”(范欽 范邦甸279),亦可證確存在一個十三卷本的階段,并非殘本樣態。筆者以為,《鈐山堂集》固然先有詩集本,再有合集本,但合集本的出現并不意味著詩集本的消亡。嚴嵩以詩歌名世,在嘉靖十年(1531年)以后,《鈐山堂集》的詩集本、合集本兩個系統實并行于世。但它們對已有書序文的采用卻較混亂,作為合集序的唐龍序亦見于詩集本的卷首,而在常見四十卷合集本的卷首,也有孫偉、楊慎等人的詩集序。從這個角度來說,后來的讀者甚至序作者能夠看到的前序,有可能更多,也可能偏少。

嘉靖十五年(1536年)回京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是嚴嵩政治生涯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一直以“吏隱”自居,詩名極盛,此后漸棄筆墨,專力于朝堂斗爭。故在一定程度上,在此前后的序作者之心理差異是我們需要留意的,雖然他們未必會將這些心理活動付諸筆端。此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閣、二十七年(1548年)夏言棄市、三十二年(1553年)楊繼盛案等,作為嚴嵩政治地位及士風輿論變化的重要節點,也將深刻地影響撰序者的公、私姿態及其寫作策略。

首先是崔銑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撰寫的《鈐山堂集序》,目前尚沒有其他史料或實物可對這次刻印活動予以佐證。他說“道路所經,官常所激,僚友是酬,為詩若干首;感喻乎交際,訓敕乎生徒,敷納乎治理,為文若干篇”,顯然是一部詩文合集。當時崔銑為詹事府少詹事,嚴嵩為禮部尚書,嚴嵩之所以找崔銑,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二人同為弘治十八年(1505年)科庶吉士,這個關系要比他與劉節的同年親密得多,直指中央的館閣文學統序。事實上,在崔銑之前,嚴嵩請序的孫偉、唐龍、劉節、王廷相、黃綰、顧璘六人,皆非翰林院出身,且與復古詩學有著較密切的關系;而此后嚴嵩請序的崔銑、張治、王維楨、楊慎、湛若水、唐順之、趙貞吉七人,皆為翰林院出身,代表著館閣文學的源流。不難看出,在回到廟堂權力中心之后,嚴嵩逐漸放棄了原先對詩壇文柄的競爭,轉而塑造文章、道德合一的臺閣文學領袖的形象。崔銑也心領神會地在序文中大談嚴嵩當年“讀書中秘”時的光輝事跡,“試常冠,吾曹自故相李文正而下咸偉其才”。考慮到“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張廷玉1702)在明代中期已成入閣慣例,而嚴嵩確實在三年后加少保、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那么就實際效果而言,這篇序無疑在給即將可能的好友入閣作輿論上的預熱。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張治撰《鈐山堂集序》,這是嚴嵩入閣后的第一篇新序。序作者張治時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對在首輔位置上已有三年的嚴嵩來說,邀請現任翰林院學士撰序固然合理,但更重要的是,張治為正德十五年(1520年)進士,序中自云“治嘗侍于公”,顯然以學生自居。與嘉靖十五年(1536年)回京前嚴嵩須倚重王廷相、顧璘的前輩身份不同,此時的“作者-序者”關系已發生了調轉,作序者的寫作空間在不斷縮小。四年后,張治以禮部尚書入閣,這篇序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投名狀”式的階梯意義。另外,在《鈐山堂集》的編集體量上,張治明言“集凡三十有二卷,賦、頌若干篇,五、七言古體詩若干篇,五、七言律絕句若干篇,序、記、碑、志若干篇,內制及講章若干篇。《南宮奏議》三十卷、《歷官表奏》十卷亦類附焉”,這一卷帙規模至少持續至嘉靖三十年(1551年),因湛若水序中依然說“元相大學士介溪嚴公以其《鈐山堂文集》三十二卷寓甘泉子于天關,授以首簡敘之”,尚非最后編訂的四十卷本。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楊慎、王維楨各撰《鈐山堂集序》一篇,雖然與張治序的時間很近,卻屬于兩次不同的刊印行為⑤,這次刊印請序的僅是詩稿部分。楊慎早年與嚴嵩為翰林院同僚,不乏詩藝上的切磋;而且弘治十八年(1505年)的會試主考官為張元禎與楊廷和,也就是說,楊慎的父親為嚴嵩的科舉座主,二人關系匪淺。楊慎在序中說:“往年,唐子薦歸自京師,相見出此集觀之,愚妄有批評,子薦取而鍥之以傳,不謂無鹽之突西子也。且屬以序[……]以唐子請之再,而公不遺遺簪,弗敝敝履,且有臺音之詒,芻言之取也。敬事操觚,贅諸末簡。”此“唐子薦”即云南晉寧人、嘉靖五年(1526年)進士唐鑄,《鈐山堂集》中有《侍御唐子薦謫判滄州作此慰之》,作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時首輔嚴嵩在唐鑄遭貶之際親予慰問,作為晚輩自然心存感激。他積極推動楊慎評點《鈐山堂詩》的刊印,估計有回報嚴嵩恩情之意。

至于此事是否經得嚴嵩的同意,筆者認為是有計劃的。一來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唐鑄敢于將楊慎“妄有批評”的文字“取而鍥之”,并擅自代表首輔“屬以序”“請之再”,頗顯僭越;二來這篇書序后被收入通行的四十卷本《鈐山堂集》中,應是得到了嚴嵩本人的認可。至于嚴嵩為什么要找遠在滇南的楊慎作序,清人沈叔埏指出“復乞升庵品詩于萬里外,志欲為世聞人,與前、后七子共鞭弭壇坫”(沈叔埏460—461),主要意在倚重升庵的文壇聲望。但他有明確的分體立場,這從請翰林院學士撰文集序而請楊慎撰詩集序,即可見一斑。

另一位撰序者王維楨比嚴嵩小二十七歲,為登嘉靖十四年(1535年)進士,時任翰林院檢討,自稱“關西晚生”,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絕對的晚輩。他自云“歲乙巳(1545年),楨得請且行,從故事,即辭于相舍,翁手集授之,命曰歸序”,應該說是嚴嵩在館閣文學傳統中最寄寓厚望的年輕人之一。王維楨云“《鈐山堂集》者,今少師袁州介溪嚴翁所為詩也”,楊慎亦云“愚捧讀元老介溪先生嚴公《鈐山堂詩》而有發焉”,顯然二人讀到的都是詩稿,故他們的批評亦立足于詩學的范圍而未有逾矩。如王維楨不僅將嚴嵩詩歌納入弘治詩學傳統之中⑥,“于時作者數人興,而鈐山在其中”,還指出嚴詩“搜奇抉異,博者能之;汾出幻化,才者能之。然法以約是二者,非好古篤力弗至也。凡鈐山之作,三者具焉”,進一步收束至“李詞尚法”一脈,與李夢陽的詩學構成更緊密的銜接。他又摘嚴嵩詩句以表其沖淡心態:“始翁居山中,有日者談公貴,翁拒之詩‘元無蔡澤輕肥念,不向唐生更問年’,見載集。由是言之,當是時翁于詞篤矣,弗以富貴淆厥志也。”暗示文集作者雖居高位,但其作品在文學批評的視域中自有內生、獨立的意義,并不是由后出的政治權力所賦予的。其說允當與否且不論,至少可以看出在嚴嵩入閣以后,因各種政治聲譽及輿論的干預,文壇對其詩歌的某些評價已偏離了狹義文學的軌道,而王維楨對此的應對,基本上秉持一種排除外圍干擾、聚焦文學本體的寫作策略。從這個角度來說,王維楨對嚴嵩詩歌的歷史定位(亦反映了嚴嵩的自我期許)是較猶豫的,仍在復古詩學與館閣詩學之間搖擺不定。

以上諸家序文,皆撰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夏言棄市之前。那時的嚴嵩,雖難免卷入政治風波之中,還沒有出現群臣交章相攻的激烈場面。但隨著夏言、楊繼盛、沈煉等政敵或異見人士相繼被殺,嚴嵩的強權統治日漸威厲。如何在這種高壓的氣氛下為《鈐山堂集》寫序,是后來的序作者不得不考慮的。而第一位面對這種情況的,就是嚴嵩的翰林院同年、一代大儒湛若水。

嘉靖三十年(1551年),早已歸居嶺南的湛若水,自云“以病廢文字十余年”,不意收到了來自首輔的邀請,為其《鈐山堂集》三十二卷作序。我們固然理解作為庶吉士同年,二人有著近半個世紀的長久友誼,但“年將九十”的湛若水,在這件事上若想推辭,也可以有很多順當的說法。這篇序文在所有嘉靖三十年(1551年)以后刊印的《鈐山堂集》中(包括三十六卷本、四十卷本),皆被置于全書卷首的第一篇(后出的新序,未能掩其光芒),足見深得嚴嵩本人的重視。從清人開始,大多對湛若水的這一晚年失節行為報以遺憾甚至批判的態度,但如果我們去讀《湛若水年譜》,會發現這是他可以系年的最后幾篇文章之一,他在文中用對話體的形式“以神論文”,提出“根本之說”(后有細論),是完全契合其哲學思想的。換句話說,嚴嵩找湛若水絕不止于名分上的大儒手筆,也希望這位哲人能以自己的思想高度,為《鈐山堂集序》在數量“破十”(在湛序之前正好十篇)后辟出一條新的書寫之路。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七十九歲的嚴嵩為《鈐山堂集》寫下自序,據其文意,應是詩集序;次年,又得到唐順之、趙貞吉二人撰寫的新序,這是文獻所見有關《鈐山堂集》的最后一波撰序活動。趙貞吉時任南京工部右侍郎,自云:“丙辰之秋,貞吉以使事至京,謁少師介翁于直所,翁之論文更仆而不倦也。暨別去,貺以家集而示之,手策曰:‘子盍批注之,以數語復予也。’蓋翁意欲鄙人之序其集端耳。是集也,合若干卷,翁之嗣君工部左侍郎德求刻于家塾者,海內之士見且不得,亟況得掛葭莩之名于其端哉[……]翁再以策督之愈切,知不得謝,乃申前意以序之。”可知請序之事始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趙貞吉與王維楨一樣,都是嘉靖十四年(1535年)科庶吉士,嚴嵩是他們的庶吉士教習館師。十年前被嚴嵩“手集授之”的王維楨,不幸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的陜西大地震中遇難,年未及五十。當翌年另一門生趙貞吉“以使事至京謁于直所”,不知年近八十的嚴嵩是否想起了當年王維楨“得請且行,辭于相舍”的場景,畢竟早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王維楨寫給趙貞吉的書信中,就說“頃見介溪元老,元老出公所貽書示仆,極嘆其文詞焉,以為有古人風,于是內江聲名出關中上矣”(王維楨304),可見嚴嵩早在入閣前就對這兩位門生贊賞有加。與十年前主要意在扶持館閣后學不同,十年后嚴嵩對趙貞吉以“論文”事托付,更顯文學授受之晚年心境。

另一位撰序者唐順之,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四月升通政司右通政,九月升右僉都御史。在嚴嵩、胡宗憲的信任下,迎來了政治生涯的春天,特別是他在海防上的功績,恐怕自認為要比立言重要得多。其《鈐山堂詩集序》作于這一年七月,序云:“公⑦既以全詩授胡梅林總督使刻之,而屬某為之序。某竊以文詞受知于公,公頗謂可與言詩者。嘗侍公于苑直,公示之近稿。”(唐順之474)。唐順之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復翰林院編修,嚴嵩時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故有“侍公于苑直”之說。但這次所刻的書籍,與趙貞吉所說“刻于家塾者”非同一版本,而是由嚴世蕃“授胡梅林總督使刻之”,大概率刻印于江南地區。再結合前面提到《振秀集》在云南地區的刊印活動,及另一種《鈐山堂詩抄》在蘇州地區的刻印⑧,大致可見《鈐山堂集》在嘉靖時期的廣泛流布情況。

從存世文獻來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和三十八年(1559年)的兩次請序活動,都采用了一位詩壇名宿與一位館閣大家的組合配置。且四篇皆為詩集序,可見嚴嵩晚年對其詩歌的珍視。當時撰序的可能不止四人,但嚴嵩將這四篇保留在自己的文集之中,自有他的慎重考慮。王維楨和趙貞吉是他最信任的兩位翰苑后勁,足可延續館閣文學之正統;而楊慎和唐順之是嘉靖二十年(1541年)后少數可在文學聲望上與郎署“后七子”抗衡的文學名宿,較之其他詩壇耆老,他們早年的翰林院經歷在嚴嵩看來更近同道。從這個角度來說,飽受爭議的晚年嚴嵩,動用了自己權力所及的最好資源來為《鈐山堂集》作蓋棺式的評論,而這幾位序家也在如履薄冰的政治環境中交出了各自的答卷。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嚴嵩請了這么多名家作序,他自己卻很少寫序,現存《鈐山堂集》中只有八篇書序文,大多為正德家居時所撰,且未涉同時代人的文集(但有近百篇神道碑和墓志銘),這與稍后王世貞、李維楨等人動輒數百篇的書序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嚴嵩的眼中,書序文和碑志文的請撰,代表著不同的聲譽制造方式。書序文主要是一種文化聲望,作為朝堂重臣,他沒有像王世貞那樣刻意經營,但這種淡然的姿態,又與他頻繁增刻文集并請撰新序形成了新的反差。我們不禁要問:除了將書序文視為一種制造聲譽的文化行為之外,嚴嵩有作為書作者接受某些文學批評意見的期待與覺悟嗎?

三、規避與競賽:序作者的批評策略及其預期讀者

以上論說了十數位序作者與嚴嵩的交游關系,身份的差異、關系的親疏、利益的糾葛,都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序作者的具體寫法。這種觀察角度,是將書作者和序作者視為一組獨立的人物關系來認識,只要我們對二人生平行實的考證足夠細密,便不難呈現。與之相比,不同請序、撰序行為之間的潛在關聯,就很難論證。有鑒于此,筆者接下來將視角內轉至書序文本的內部,嘗試挖掘各篇《鈐山堂集序》之間的隱性關系。而能反映不同書序文之文本對話的案例,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序文內容較明確地呼應了先前的某篇序文,此為必然;二是從群體閱讀的角度,論證某位序作者在撰寫之前,大概率讀過某部之前刊印的、且有序跋存錄的《鈐山堂集》,此為或然。

第一種情況,涉及兩種文本及其思想的類比,一旦匹配,便是事實;而第二種情況,只是一種可能,即使讀過先前的序文也未必自覺呼應,但這將在邏輯上成為論證“規避”與“競賽”的一個預設前提。

這就涉及另一個問題,當出版業從弘治、正德進入嘉靖時期,整個社會的印刷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像嚴嵩這樣身居高位又有文學聲望的作家,可以隔幾年就出版一部增刻本,那么,他請人撰序時交給序作者的那部文集,是又一版的謄清稿,還是前一版刻書加上新整理的近期作品,或新的刻版及樣書已完成,就等新序的最后雕印?這不僅涉及作者方的工作量,還關系到作者是否打算利用原有的刻板。對本文來說,這至少關系到新的序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看到原有的書序文及其數量。

我們將這些書序文分為三個序列:一是“詩文兼備”的文集序,如黃綰序、張治序、湛若水序等;二是以詩歌批評為主的詩集序,如孫偉序、楊慎序、唐順之序等;三是意在精選詩歌的詩選序,如《鈐山堂詩鈔序》《振秀集序》等。我們固然不能簡單地根據序名或所在書籍類型來定其性質,因為現存實物可證一些詩集序同樣被放在了文集的卷首,如四十卷本《鈐山堂集》中依然保留了孫偉、楊慎等序;而同一篇序文在不同文獻中的題名亦有微別,如唐順之序在《荊川先生文集》中作“鈐山堂詩集序”,而在清嘉慶刻本《鈐山堂集》卷首作“鈐山堂集序”(未見于明刻本)。但總的來說,因批評文體的不同,相關文本對話主要發生在同一序列的內部,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我們現在習慣將《鈐山堂集》視為一部完整的詩文合集,但嚴嵩在其時代主要以詩名著稱。現存最早的幾部《鈐山堂集》(中大本、南開本)皆為詩集,最晚寫成的嚴嵩自序、唐順之序、趙貞吉序等亦詩集序,詩歌批評在所有《鈐山堂集序》中是最持久且有生命力的;另外,作為別集衍生讀物的選本及其序文,在嚴嵩集中僅以詩選序的形式出現過,亦可見編刻方對當時讀者需求有清醒的認識。以下對序作者批評策略的考察,也以詩歌批評為主線。

最早給《鈐山堂集》撰序的孫偉,他面對的是一位醉心詩藝、淡泊宦途的退居詩人。他在臨江縣收到嚴嵩贈《鈐岡詩》一秩,“攜入山中續讀一載”,序云“詩三百,凡各道其心之所欲言而已耳,無定體也。詩有體,后世泥古而忘己性情者為之也”,主張“楚騷不必泥風雅,漢魏諸選不必泥騷,唐宋李、杜、蘇、黃諸律不必泥選”。在此詩歌史觀下,嚴嵩被視為“精彩華妙往往自見于繩法之外”,“思以奮自起立,別為一體”,明顯有別于同時期的復古詩家。雖然李夢陽曾評價“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為最”(何良俊239),欲引為后繼,但孫偉顯然更強調嚴詩的獨立性而非延續性。這種“奮自起立,別為一體”的期望,私以為,更貼近嚴嵩當時的真實想法。他入閣之前與各派詩人群落保持著若即若離的姿態,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一點。

唐龍在嘉靖十年(1331年)的序文中,說“聞崆峒子評介溪詩曰淡,石潭翁又曰達。達者其辭和,淡者其辭平”,雖然此序為合集所撰,但因涉及李夢陽、嚴嵩兩代詩人的風格共性,成為后來序作者的關注焦點。與孫偉序不同,唐龍將李、嚴的異同放至臺面,其“崆峒子評”一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孫序隱約表達出來的李、嚴之異。唐龍的詩學宗向偏復古派,他在何景明去世后,曾受張治道的委托撰寫《何仲默集序》;另一位復古作家康海為其《漁石類稿》作序,說“唐子嘗言文不如先秦,不可以云古”(康海385),皆可見他對文學復古的認同態度,且與走在“復古”最前列的陜西作家群過從甚密。而通過后來的多篇《鈐山堂集序》中的文本回應,亦可見他消除孫序之反復古言論的目的基本達到了。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王維楨撰《鈐山堂集序》,說“鈐山故與空同李氏交,李詞尚法,亟稱之,語在漁石唐翁序中”,明確引用了唐龍的言論;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楊慎為嚴嵩詩歌選集《振秀集》作小引云“沖淡和平,光英朗練”(嚴嵩429),皇甫汸《鈐山堂詩選序》云“取諸達而和、淡而平者十之六七”(皇甫汸242),都是對唐龍“達者其辭和,淡者其辭平”的一種回應。而更早的孫偉“別為一體”說,則在唐龍序的掩映下退出了嚴嵩詩論的核心話題。自唐序開始,各家書序文的觀點之間存在較明顯的傳承關系,依托宋元而下“沖淡和平”的話語系統,確立并穩固嚴嵩詩歌在當代詩壇中的位置。

但是,當十數篇序在同一部《鈐山堂集》中集體亮相的時候,一再地強調作家的核心詩學特質,就顯得有點老生常談了。不是所有書序者都愿意做前人的應聲者,也有人希望在符合請序者心意的前提下有一些新的發明,這樣既提升個人的聲譽,又收獲新的讀者。既然早期的孫偉序指出“詩有體而忘性情”“別為一體”,唐龍序摘出“淡達和平”的詩歌風格,新的序家亦可嘗試開辟新的觀察維度。就現有文獻來看,同為較早的兩篇合集序,與唐序偏重詩歌的“和平之音”不同,后兩年撰序的黃綰,自覺地將批評焦點轉移至文章話題上,指出嚴嵩“師法韓歐”。可見他們既各有側重,也意有所避。

沿著“達淡和平”這條詩學主線,楊慎、王維楨在進一步鞏固此學說的同時,又有新的延展性闡釋。如楊慎《鈐山堂集序》對傳統的“窮而后工”說的批駁,還是屬于豐富“和平”之內涵的論說方式。他認為“身在巖廊而業當鼎軸者”同樣可以寫出性情之詩,而“斷髭聳肩、嘔心搖首者,乃自貽其戚而非本性情者”;認為詩歌的本質在源于自然,而非摹擬的、雕琢的、苦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也在暗示自己雖謫居云南,卻同樣保持著從容的創作心態及“淡”的詩歌美感特質。而且,我們需要將這篇序文與他后來提出“沖淡和平”說的《振秀集序》對照考察。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同時撰寫的楊慎、皇甫汸、顧起綸三序中,同為六朝派詩家,云南按察僉事皇甫汸的“達而和,淡而平”說,仍是對唐龍“達者其辭和,淡者其辭平”二維評價的完整承襲;而以謫人身份撰序的楊慎,他提出的“沖淡和平”四字中,唯“達”字未與唐龍說有直接的照應。如果我們考慮儒家士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修養追求,那么,謫人楊慎舍“達淡”而論“沖淡”,及對“窮而后工”說的批駁,名義上是對嚴嵩詩風的一種表彰,本質上是對自己獨特人生經歷所形成的詩學品質的一種省思。這既是與遠在京城的嚴嵩的對話,也是與同在云南的好友皇甫汸的對話。

與楊慎的向內挖掘不同,同時期王維楨對“達淡和平”的延展,跳出了狹義詩學批評的范圍,將之置于更寬廣的明代文學“弘治中興”的整體潮流中來認識。嚴嵩是弘治十八年(1505年)進士,三月會試,五月孝宗離世。在名義上,他和同年徐禎卿、陸深、崔銑等人趕上了“弘治中興”的尾巴。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的時候,沐浴“中興”之光、入仕四十年以上的弘治榜進士已所剩無幾,仍活躍于文壇的“常青樹”更是寥寥,誰也不會想到在夏言重掌朝政的情況下,已六十七歲高齡的嚴嵩還能繼續專政十五年。作為館閣門生的王維楨,選擇在這個時間點將嚴詩批評從“詩論”轉向“史論”,其實是合乎情理的。

同樣在館閣文學的內部,較之十年前王維楨申言嚴嵩的“弘治作者”身份且與“李詞尚法”相接應,趙貞吉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采用了不同的文學史書寫策略,他將嚴嵩置于韓愈、歐陽修(王安石次之)、楊士奇(李東陽次之)的“文”“道”統序中,進一步彰顯了館閣文學傳統的正宗性與崇高感。其實,“弘治作者”和“慶歷諸賢”這兩個參照系,都是在顧璘序中首次出現的,趙貞吉舍“弘治作者”而采用“慶歷諸賢”的話語,既是對顧璘二說的取舍,也是對黃綰序“師法韓歐”的呼應(雖然黃序為合集序,而趙序為詩集序),也在一定程度上,揚棄了好友王維楨所堅持的文學本體論的書寫策略。前后十年世風之變化,由此亦可窺一斑。

而在館閣之外更開闊的文學批評體系中,與十三年前的楊慎不同,唐順之面對的是一位在權力巔峰上長居十數年之久、已激起強烈的政治社會矛盾的首輔。他對嚴嵩詩歌的批評,無法再基于“達淡和平”的風格類型;僅聚焦其詩歌本身作出歷史性的評價,則難匹嚴嵩的多重身份;甚至對文、道關系的討論,也有違他早已遠離館閣的實際情況(嚴嵩對他這篇序的期待應也不在此)。更尷尬的是,唐順之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明確表達了不愿刻集的立場,甚至請求王慎中收回所撰《唐荊川文集序》,故他另辟了一條既符合自己言說,又符合晚年嚴嵩身份的詩學路徑,即“詩史”說。“詩史”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學批評范疇,但這種批評范疇的確認,須基于外在的歷史社會現實,而非文學本體的內在邏輯。一位詩人或作家,在國家秉政大位上的時間越長,政治、社會要素對其文學思想及內容的介入程度就越高,從這個角度來說,嚴嵩有其獨特的優勢。更關鍵的是,雖然至明中葉“詩史”概念的核心內涵仍有欠穩定,但言“詩史”必及杜甫已成為一種文學常識,唐順之提醒讀者:

杜少陵一老拾遺,偃蹇無所與于世,以其忠義所發為詩,多紀時事,故謂“詩史”,而唐人又為《少陵詩譜》以論其世。況公詩所紀當世之國家大事,皆身所歷而自為之者,少陵詩謂之“詩史”,然則公之詩謂為“時政記”亦可也。(唐順之474)

二人的文學造詣固不可以道里計,當時人評價較高的那部分嚴嵩詩歌,也絕非唐順之所說的“紀當世國家大事”之詩,但這種類比確實在廣域的視野下,賦予了嚴詩更豐富的內涵與更經典的參照系。對此說法,讀者未必以為然,但對處在《鈐山堂集序》這一“副文本群”序列之末端的唐順之來說,已經是精彩又不失禮數的創造性批評了。

由于嚴嵩的身份,大部分撰序者皆高級官員或翰苑同僚,他們的文學批評基于儒家文藝思想觀,本不為奇。但在這些人中,有一位文人因為其白沙傳人、心學巨儒的身份,在后世遭受了比其他人更嚴厲的批判,那就是湛若水。另一方面,正因為我們將目光全部聚焦在湛若水的人格問題上,反而忽視了他在書序中想要表達的學術觀點——以神論文。湛若水在書序文中采用了主客對話的形式,體現出鮮明的語錄體特點,他通過兩個“請問”(問其所以,問其根本),強調“神”為“文之本”,這與他“隨處體認天理”的理念是相通的。事實上,湛若水記憶中的“鈐山之降神”(進入創作靈感狀態的嚴嵩),仍是兩人在留都期間的“詠歌”活動。當他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致仕返粵時,嚴嵩正任禮部尚書,尚未入閣,恬淡溫雅的君子形象是嚴嵩留在湛若水視線中的最后記憶。對于后來的政治紛爭,湛若水固有耳聞,但未親眼見證,在信息流通沒有那么順暢的時代,一位年近九旬的垂暮老人,更愿意相信三十五年的友誼,以及停留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前的詩人之“神”,其實也是老者的一種固執與常情。較之其他文人在第三方、第四方心理上的絞盡腦汁,湛若水不僅對第四方心理毫不顧及,甚至未考慮第三方(大眾讀者)的心理感受,他想表達的只是兩位老友之間的信任與感念,這是兩個人的精神世界,又何需第三方的外人來置喙呢?

四、 走出副文本:《鈐山堂集》批評的失序與重置

較之其他明人文集的序文,《鈐山堂集序》中有一個話題被后人不斷放大,那就是撰序者的氣節問題,及由此造成的序文內容及情感的“失真”問題。“方嚴氏盛時,天下名人無不序《鈐山堂集》者”,雖也有人征文所及,“引避不復仕”(胡直244),但從現存書序文的數量來說,多數士人并不抵制類似應酬文章的撰寫。前面提到嘉靖三十年(1551年),“以病廢文字十余年”的湛若水,以“年將九十”的高齡為《鈐山堂集》作序。這篇序文因有“焚香對書,再拜再拜,復再再拜,上以答公禮數之殊也,亦以賀公求言之篤也”諸語,被后人視為甘泉“晚節之玷”(全祖望295),或怒批其為“贓證之實跡”(方濬師286),或感慨其“反覆推頌,頗為盛德之累”(永瑢1503)。甚至清人張夏看到“崔銑、趙貞吉作序文,呂柟、湛若水、穆孔暉、歐陽德四子題像贊”,發出“皆當世儒者也”的感嘆,猜想“今鈐山堂序、贊,或時人假托,或嚴氏潤色,皆未可知”(張夏529)。清人這種不分時段、文道合一的整體式批評,固然失之狹斷,但當某一篇應酬文章過多地回應第二方心理,全未顧及所用文體的公共性特征時,在個人之“真”與天理之“真”的主、客體評價之間會出現一絲裂縫,隱隱地埋下了“失序”的導火線。

前面無論規避還是競賽,都是序家在詩學批評的內部各擅所長。他們可以就嚴嵩詩歌的風格表達不同的意見,也可以跳出對詩歌本體的討論,將嚴嵩詩放在古典詩史的長河中給予評價。他們未必看過所有的書序文,但如果確有經眼,是視而不見還是嘗試對話,在對話的過程中是致敬前篇還是別出新意,完全取決于他們對待前文本的態度。從這個角度來說,唐順之對《鈐山堂集》帶有“時政記”性質的“詩史”評價,實處在所有詩學批評的邊緣。因為“詩史”的本質是有關詩與歷史關系的一種認識及文本表達,而“時政記”的寫法往歷史學的方向又邁進了一步,處在文學批評與歷史批評的邊界線上。《鈐山堂集》固為集部文獻,其書序理應偏向文學批評,但嚴嵩作為館閣重臣,其人生閱歷與所在的歷史時代息息相關,這本是唐順之力論“詩史”的重要原因,但若有序家借此掙脫文學批評的枷鎖,直接進入對社會現實的反映與關懷之中,就是一種借“歷史(場域)”走出“文學”的寫法。

以上諸多書序文,作為《鈐山堂集》的“副文本群”,本身構成了一種文本秩序。不僅與嚴嵩集內作品形成了創作與批評、核心與周邊的關系,其不同書序文之間還存在互文批評的關系。它們在寫作時間上固有先后之分,但較之目錄、附錄等以其他形態出現的副文本類型,仍處在一個功能趨近的文本序列之中。隨著歷史現場的遠去,作者與序者之間的權力差距日漸消弭,這種建立在社會網絡和副文本類型之上的秩序,終將因為人物網的斷裂和新型副文本的出現而發生動搖。這是另一種借“歷史(時間)”走出“文學”的寫法,隨著嚴嵩去世并進入歷史評價的維度而逐漸顯露。

清初朱彝尊在《靜志居詩話》中有一段針對《鈐山堂集序》的評論,涉及嚴嵩詩歌的早期、晚期風格問題,及詩歌批評的狹義、廣義問題:

(嚴嵩)暮年自序《詩集》云:“晚登政途,百責身萃,回憶舊業,如弁髦然。觸口縱筆,率爾應酬,不能求工,亦不暇求工也。”對應德亦云:“少于詩務鍛煉組織,求合古調。今則率吾意而為之耳。”分宜能知暮年詩格之壞,而不自知立身之敗裂,有萬倍于詩者。《生日詩》猶云:“晚節冰霜恒自保。”昧心之言,將誰欺乎?而應德翻謂“不煩繩削而合”。若湛元明一序,讀之尤令人張目,不意講學者,貢諛乃若是。(朱彝尊259)

朱彝尊提到的嚴序和唐序,皆未見于嚴嵩生前的明嘉靖刻本四十卷,唯見于清本。朱彝尊既然引用了嚴、唐二序中的話,表示他看到的《鈐山堂集》更接近存世清本的樣態。謝正光早已指出,清人對嚴嵩的嚴厲批評,特別是以“知人論世”說來評價嚴嵩詩歌,自清初朱彝尊一代人始(謝正光173)。在某種程度上,朱彝尊為嚴嵩詩歌打造了一個新的批評范式,基于此批評范式的文本秩序,并不是通過新的書序文的撰寫來達成的,而是通過更獨立的“詩文評”方式來完成的。當一個新的批評文本不再依賴于文集而擺脫其副文本屬性后,它在批評方面的活力就被極大限度地激活了。書序文作為批評文本固然可以有表彰和貶責兩種面相,但事實上其社會文本的屬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后一種面相的發展。這個時候,打破原秩序并建立新秩序的努力,與其在副文本的內部打破其話語秩序,不如站在副文本之外打破其功能秩序。一篇產生于百年之后的《鈐山堂集序》,不再需要顧及第四方心理;而一段產生于百年之后的對《鈐山堂集序》的批評文字,連第二方心理都不需要考慮。如果說湛若水、唐順之等人與嚴嵩的對話,更強調書作者與序作者的心理勾連,文學批評的背后仍是個體對文學人生的理解,那么,隨著時間的流逝,當代文學批評漸變為近代文學批評,其中更多了一份歷史的冷靜。唐順之固然在狹義文學批評的范圍內放大了“歷史”的意義,但他終究抵擋不住這種文本秩序的限度進入“時間”的長河。一旦置于“歷史時間”的視域中,至少意味著兩個層面的消解:一是作為個體的文學行為者的消失(只有第三方心理才是集體性的),二是特定文體語境的瓦解(副文本的“類型即秩序”)。朱彝尊的說法,即建立在以上兩種消解的基礎之上,他既不需要考慮書作者、序作者的感受,也不需要遵循特定的文體(副文本類型)法則,由此便形成了一種新的文本秩序之于未來的可能。

我們再來看嚴、唐二人對話的具體出處及其情境,見于唐順之《鈐山堂集序》:

嘗侍公于苑直,公示之近稿曰:“吾少于詩,務鍛煉組織,求合古調,今則率吾意而為之耳。”某對曰:“公南都以前之詩,猶煩繩削也,至此則不煩繩削而合矣。”公頷之,已而曰:“吾不與后輩談詩,恐以詩人目我,而敝精于無益語也。”(唐順之474)

這段對話發生在嘉靖十八至十九年(1539—1540年),嚴嵩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唐順之任翰林院編修期間。翰林院夜值雖屬于公共時間,卻是一個很好的私人請益機會,嚴嵩顧所來徑,談論了其詩歌經驗中的“鍛煉”與“率意”,及由此生發的宗古等問題。但百年之后的公共讀者朱彝尊,其關心不在詩藝本身,而在作者的發言姿態。由于他預設了嚴嵩的權臣身份,那么,“觸口縱筆,率爾應酬”,就成為對文學創作的一種敷衍和利用;“不能求工,亦不暇求工”,本是一位高官“百責身萃”的省思,卻變成了嚴嵩背叛其詩人身份后的狡辯;而“今則率吾意而為之”的返歸“自然”之舉,也成為詩人“暮年詩格之壞”的一種象征。其實,如果抹去兩位對話者的身份,這就是一次對詩藝“舍筏登岸”的經驗之談,唯對話雙方不像李、何那樣針鋒相對而已。朱彝尊用儒家“知人論世”的觀念來批評嚴嵩的文學行為,實則用廣義的歷史批評替代了狹義的文學批評。他眼中的嘉靖朝序作者的言語失真,在當事人看來未必全假。此中真假主要是一個立場的問題,如果我們擺脫辨真的執念,那可以有另一種理解:當朱彝尊以狹義詩學秩序之外的評價標準來評價嚴嵩詩歌的時候,已在無形中讓原本在“規避與競賽”原則之下的“副文本群”進入了一個失序的狀態。

嚴嵩所說的“吾不與后輩談詩,恐以詩人目我”,不應該被理解為詩人的虛晃之語,而是他對傳統詩學范疇之外的另一種“率意”的實踐。這種“率意”不同于古典詩學中的“以無法為至法”,后者還是在狹義詩學內的一種選擇,而前者則將任何狹義的詩藝追求皆視為一種“無益語”,更傾向于擺脫任一范式束縛的語言表達。從這個角度來說,嚴嵩的“率吾意”與唐順之的“時政記”實為同一事,唯立足于文學家和史學家的不同立場,各自看待政治人物的詩歌而已。觀看者的立場不同,文學作品的文本屬性就不同,局內人嚴嵩眼中的私人文本,卻是局外人唐順之眼中的公共文本;而作為事后人的朱彝尊,雖然視詩歌為私人性的作品,卻要求讀者用公共性、歷史性的思維方式予以闡釋,就構成了對書序文“公-私”關系的另一種認識。從這個角度來說,嚴、唐、朱三人代表了傳統文人在面對(放棄詩性追求的)官僚型作家寫作時的三種不同的評價路徑,而在這些路徑的較量中,共時、共生的文本秩序是暫時的,其結構的穩定性建立在個體的網絡關系之上,終將讓位于歷史觀的時代變化。但這種讓位并非由于某種更具闡釋力的后來觀點(如朱彝尊的“知人論世”),而是任何基于歷史現場的秩序都有其原生的脆弱性,在漫長的歷史時間的拉扯下,任何一種面向個體讀者的心理考量都是蒼白的。

傳統的觀點,一般認為《鈐山堂集》的“一書多序”充滿了“忸怩之言”,在創作現場即已失序,但嚴格來說,那是我們作為文學史家的一種后見之明,同樣充滿著時代的偏見。事實上,這十數篇書序集中在嚴嵩生前的四十年間,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副文本群”,彼此之間構成了松散而有序的結構關系。與其說忸怩的姿態讓序作者的批評偏離了儒家文藝思想的正軌,毋寧說真正的失序及重置,以撰序者不再顧及第二、第四方心理為前提(個體讀者在預期讀者中的退出)。隨著《鈐山堂集》從當代文學“冷靜”為古代文學,依附于文集刊印、具有直擊現場之優勢的書序文體,不再是最時效的文學批評方式,逐漸讓位于更能體現歷史意識的其他批評模式,如帶有史論性質的傳記類詩話等。

綜上所述,“副文本群”建構出的秩序,在本質上是一種批評秩序,而非文學秩序。批評的內核到底是創造性的批評思想,還是穩定不易的批評機制,固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但當清代文人輕易地將明人的《鈐山堂集序》“副文本群”一概否定的時候,其根源到底在“知人論世”的道德優越感,還是個體讀者退場后的“作者-讀者”關系變化,是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如吳承學先生所說,中國文學中有一系列的集體認同,這是一種價值判斷,反映的是中國古人所宗奉和追求的文學信仰和理想(吳承學39)。這種基于集體知識、思想、情感、信仰的文學批評路徑,最終將擊退所有的個體訴求,成為歷史的必然。在這個過程中,當事人群體的離世,意味著失去了作為發聲者和預期讀者的權利,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節點。而清人的“知人論世”,不過是中國文學集體認同中的一種主流選擇而已。歷史的必然,以及必然中的主流,我們還是應該區分開來。從這個角度來說,朱彝尊的洞見不在其思想如何高明,言論如何自由,而在他以后世讀者的身份表達了儒家文學思想中的某些“集體”認同,較之那些處在作者、讀者即時對話中被掣肘的“個體”觀點,擁有了跳出文體規范(“應體”)與預期讀者(“應答”)等外在矩矱的歷史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