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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友生涯:清代讀書人的“奧德賽時期”
來源:澎湃新聞 | 葉晟  2026年05月29日14:50

清人的“奧德賽時期”

“奧德賽時期”(OdysseyYears)本是評論家戴維·布魯克斯近年的一個說法,用來命名當代年輕人在20到35歲之間那段并不安頓的日子。他們已經走出校園,卻還未真正進入婚姻、職業與家庭的穩定軌道;不停換工作、換城市、換身份,像荷馬筆下漂泊海上的奧德修斯,離故鄉很遠,離歸宿也很遠,卻正是在這一段長長的中間狀態里,慢慢長成日后的自己。

而在清代,也有著這樣一群身處于奧德賽時期的人。那些已經過了童試、鄉試,讀書已成,卻又久居場屋、不得一官的中年士人,他們識字、能文、通律,卻無所歸屬。既非衙門正員,也回不去做田舍翁。為了硯田自給,他們打點行裝,離開故鄉,到各省州縣官的私署里去做“幕友”,俗稱“師爺”。少則三五年,多則三四十年,主人換過十幾個,足跡遍及數省。這就是所謂“游幕”。

著名幕友汪輝祖在乾隆五十年(1785)回憶自己的入幕生涯時寫道:“余遂以刑名學入長洲幕,時乾隆二十五年也,迄于今二十有六年矣......二十六年之中未嘗一日投閒。所主者凡十四人。”

汪輝祖像

二十六年,十四個主人。這就是清代士人的奧德賽。更為悲劇的是,它并非事業有成之前的一小段過渡,而往往是一個人壯年的全部。本文便以汪輝祖《佐治藥言》及《官箴書集成》所收數十種幕學、宦游之書為線索,看這群讀書人如何在他人衙署中度過自己漫長的“奧德賽時期”。

寒士何以入幕

清代取士,三年一科。中舉之后還要再過會試、殿試,即便中了進士,也要候銓數年才補得到實缺。至于舉人、貢生、生員,名分上是士,經濟上卻毫無保障。汪輝祖年幼喪父,家貧,因岳父任金山縣令,故往佐書記。一個窮書生靠親戚關系入幕,從此踏上佐治之途。有趣的是,他父親早年也業儒未竟,治法家言,依人幕下。可見,這是寒門書生代際相承的一條出路。

一般來講,清代州縣衙門的正印官只有一員,麾下既無獨立的法務,也無獨立的財政。所有訴訟、命案、錢糧、漕運、文移,都壓在正印官一人身上。而官員是流官,三年一任,多是異鄉人,律例與風俗皆不熟。按照回避制,又不能用本省人。于是只能自掏腰包,請幕友分擔。幕友因此被粗分為幾門:“刑名”專辦詞訟審轉,是修金最高的一席;“錢谷”管賦稅漕糧;“書啟”代撰文書;此外還有掛號、征比、賬房等。

但這些都不是尋常舉人能立刻勝任的本事。要做合格的刑名幕友,須讀熟《大清律例》數百條、加上千百例案與無數省例部章。汪輝祖回憶自己在常州太守胡公幕中初學刑名:“閑以余力讀律令,如有會心,稍為友人代理讞牘,胡公契焉。”他白天替主人寫應酬文章,夜里苦讀律例。王又槐《辦案要略》更直言道:“辦案如造屋,門窗椽柱及屋內器皿均須周備。案中應有不可減,應無不必增。”讀書人寫八股慣了鋪陳虛詞,到了幕席上才發現,自己面對的是真正的人命與賦稅,落筆之處即關人之生死、家之傾覆。

汪輝祖以刑名學為業之前,還有一段動人的家中對話。最初,嫡母與生母聞知此事齊聲反對,理由是“汝父嘗試為之,懼其不祥;今吾家三世單傳,何堪業此”。父親做過幕友、知其不祥,如今家中三世單傳,怕承不住此業的因果。汪輝祖跪而對答:“兒無他長,舍是無以為生。惟誓不敢負心造孽,以貽吾母憂;茍非心力所入,享吾父或吐及不長吾子孫者,誓不敢入于橐。”凡非他靠真本事掙來的錢,他都發誓絕不揣進自己腰包。兩位母親方才答應,又叮囑一句:“天高聽卑,鬼神皆知之矣。”

從這一場堂前問答,我們可以看到民間對“幕友”的印象,他們是以筆代耕的體面行當,卻又游走在律法、銀錢與人命之間,稍一失手便造孽。體面而又危殆,富裕而又孤危。這是民間對這一行的評價,也是奧德賽真正開始之前,每個游子心里都要回應的問題。

不合則去的倫理

入幕之后的日子,是真正的漂泊。

幕友與主人之間沒有官身名分,更像是私聘的契約關系。幕友的工資雖然可觀,在江南繁劇之區可至千兩以上,偏遠小縣也有數百兩,足以超過翰林十幾年的俸祿,然而這份工作極不穩定。主人卸任、調任、丁憂、被劾,則幕僚立刻失業。主幕意見不合,亦可能掛冠而去。汪輝祖二十六年間換過十四位主人,平均不到兩年一動,家眷或留蕭山,或隨主人移宦各地。

在這種無身分的生涯中,汪輝祖總結出了屬于幕友獨特的倫理——“不合則去”:“賓之與主,非有勢分之臨也。合則留,吾固無負于人;不合則去,吾自無疚于已。如爭之以去就,而彼終不悟,是誠不可與為善者也。吾又何所愛焉?故欲盡言,非易退不可。”

這是清代幕道的核心。幕友憑一身技藝為生,正因為不靠主人的恩蔭,他才敢在事關人命與公帑時說真話;而隨時能掛冠,正是他敢盡言的底氣。所以汪氏在另一節里又說:“凡居官者,其至親骨肉未必盡明事理;而傔仆胥吏,類皆頤指氣使......惟幕友居賓師之分,其事之委折既了然于心,復禮與相抗,可以剴切陳詞。”

幕友既非言官、又非御史,但他可以在主人耳邊一日數次、一年百次剴切陳詞。許多今天看來循吏可觀的清代政績,背后都有一位無名賓師在做反復勸諫。

但盡言的前提,是先要立品。汪輝祖說:“信而后諫,惟友亦然。欲主人之必用吾言,必先使主人之不疑吾行。”幕友不在體制名分內,卻時時握有事關人命與公帑的筆。若與本地士紳、富商、差役勾連,立刻淪為“棍幕”。所以幕學書反復申說“勿過受主人情”、“不宜經手銀錢”、“勿輕易僉差”,公私之間必須劃得清清楚楚。

因為沒有歸屬,所以可以誠實;因為可以誠實,所以才有繼續上路的意義。

筆下的世道:刑名、人命與造孽的邊界

如果說宦海是漂泊的洋面,刑名審轉便是其中最兇險的暗礁。

幕友每日的工作大致分作四層:核審訴狀、整理口供、草擬看語(判決意見)、詳轉上司核覆。王又槐《辦案要略》開篇即說:“辦案總要腳踏實地,無憑據不入詳,有疑心不落筆。”看似平常的十四個字,實則是無數冤獄用人命換出來的教訓。清代州縣每年要辦大量戶婚田土小訟,亦不乏盜、命、奸、毒大案。上司有駁案之權,幕友若有半字浮夸虛飾,便會牽連主人議處、自己失業。

汪輝祖《佐治藥言》中列出過幾十條具體規矩:如“婦女不可輕喚”、“命案察情形,盜案慎株累”、“勿輕引成案”、“囚關絕祀者尤宜詳審”。而每一條背后都對應著一類容易冤濫的情形。“婦女不可輕喚”,是因為清代婦女一旦涉訟往往受辱不可洗,故寧缺勿濫;“盜案慎株累”,是因為差役借盜案敲詐鄰里之事極多;“囚關絕祀者尤宜詳審”,是因為該犯一死即家族絕嗣,須慎之又慎。這些規矩組成了清代地方司法中一套不入律典、卻比律典更細的裁量倫理。它們是幕友群體在漫長游歷中口耳相傳、寫為札記、刻入家訓的“私倫理”,但在實際治理中,往往比律例本身更深地影響著一方百姓的生死哀榮。

高廷瑤《宦游紀略》中記錄了他在安徽宿州權篆,恰逢教匪王潮名襲城之后的爛攤子,上司令其追征當年錢糧四萬兩。高氏力爭:“天庾正供何敢輕言減免,惟宿州春夏遭水繼以兵亂......當奏請豁免,不則緩征以紓民力。”大府猶豫,他便再三力爭。這一類決策表面是正堂官的事,但具體的奏稿、緩征清單、戶口稽查,無一不落在他幕中的刑名、錢谷諸友身上。幕友與主人之間,時時存在著是否實數報銷的爭論。汪輝祖少年時在母親面前許下的“不敢負心造孽”,到了具體的案牘之上,便落實為這一句句反復推敲的看語。奧德賽的考驗,并不在風浪與怪獸之間,而正在這一筆一畫的折獄、批駁、審轉之中。

歸來,晚年的著書與回望

奧德修斯歸來,是張弓認妻、擊殺求婚者。清代幕友的歸來,往往是著書。

清代幕學一系書目,幾乎都是由資深幕友在晚年寫就的。汪輝祖有《佐治藥言》《續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學治續說》《學治說贅》;萬維翰有《幕學舉要》;王又槐有《辦案要略》;張廷驤又輯入《入幕須知五種》。它們的體例多是札記式、條目式,把數十年游幕所得的經驗、教訓、規矩,分類列出,留給后來者。汪輝祖在《佐治藥言》末說:“良藥苦口而利于病,或未必無裨乎”。他自比藥方,寫給將來要走同一條路的年輕人。

值得玩味的是,他在書末又叮囑后輩一句“勿輕令人習幕”,除非性情堅毅、家境無以為繼,否則不必入此一行。這一句叮囑,出自一個以幕業成名、修養子孫、終于著書立說的老人之口,意味深長。這條奧德賽之路雖能養家、能立品、能積陰德,卻始終是一條非正之路。付出的是與故鄉的長期分離,是案牘勞形之下的健康。陳惟彥在《宦游偶記》寫自己宦黔七年“治開婺足裂涌泉,守黎平病至咯血”,正堂如此,幕友亦然。

但也正是在這種非正的位置上,他們留下了一份獨特的文獻。它既非正經律學,亦非文人隨筆,而是一群非官非民的中介者,從自身漫長的實務經驗里提煉出來的治理智慧。許多今天研究清代地方行政、司法、財政的學者,會反復回到這套書里尋找清代治理的真實細節。

結語

回到題目,把清代幕友的生涯稱作“奧德賽時期”,并不是為了給它添一層史詩的光彩,而是想說明這的確是一段拖得很長的中間狀態。這群幕友已經走完了少年讀書的路,卻沒能獲得正經的官身名分。他們既回不去做田舍翁,也站不到衙堂之上。整個壯年,就消磨在既非此岸、亦非彼岸的位置上。奧德修斯的故事之所以動人,不在他離家有多遠、敵人有多兇猛,而在他始終帶著一個“伊塔卡”,一個他必須回去的家。漂泊不是目的,而是為了帶著新的眼光回到原點。清代幕友的伊塔卡,往往是士的本分,少年時讀的是圣賢書,立志做的是修齊治平之業,可是中年漂泊于他人衙署,做的卻是佐治之事。然而,正是在這條看似偏離正途的長路上,他們以一支筆、一份札、一句剴切陳詞,成為了清代地方治理中真正最貼近百姓生死的那群人。

汪輝祖晚年說自己二十六年“夙夜凜栗,不敢違先人之訓,重吾母九原怨恫”。他最深的恐懼,從來不是死在路上,而是辜負了出發之前那位送他出門的人。這群讀書人的奧德賽里沒有神祇與女巫,只有一程程的州縣衙署、一樁樁的命盜詞訟、一筆筆的錢糧文移。沒有家鄉王座,只有蕭山鄉下的一間書齋。他們中的許多人終其一生也沒能走出這段中間歲月,也沒等到一個像樣的歸宿。他們能留下的,只是幾冊寫給后來人看的小書。兩百多年過去,《佐治藥言》《幕學舉要》仍躺在治史者的案頭被一頁頁翻讀,而這,或許就是他們這一代人能擁有的歸來。他們自己并沒有真正回到哪里,但走過的路都還留在書里,被另一群正要上路的人讀到。

(本文作者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23級本科生,指導教師為吳佩林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