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與民謠
原標題:詩歌與民謠——我們就是AI
對談者簡介:
馬克吐舟
90后詩人、學者、獨立音樂人。廈門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學士、博士,美國杜克大學東亞系碩士。著有詩集《玻璃與少年》《復古未來者》,音樂專輯《空洞之火》《飛內(nèi)》《虛無那晴朗的黑夜里》《生命詩章》等。
張瑋瑋
1976年出生于甘肅,中國內(nèi)地創(chuàng)作型民謠男歌手,“河樂隊”成員。1998年加入野孩子樂隊。2007年制作單曲《米店》。2008年錄制專輯《你等著我回來》。2012年發(fā)行專輯《白銀飯店》。
郭 龍
原名郭展翔,民謠音樂人。與搭檔張瑋瑋創(chuàng)立“張瑋瑋與郭龍”二人組合,出版《你等著我回來》《白銀飯店》兩張專輯。曾參加“野孩子”“美好藥店”等樂隊。也曾與“老狼”“小河”“萬曉利”等著名音樂人合作,參與現(xiàn)場演奏及專輯錄制工作。
楊碧薇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博士,北京大學藝術學博士后。學術研究涉及文學、搖滾、民謠、電影、攝影、裝置等。玩過搖滾樂隊,曾為《南方周末》撰寫藝術評論專欄。出版《下南洋》《去火星旅行》等詩集、散文集、學術批評集多部。
周鈺淇
青年作家、詩人、作詞人、時尚策劃人,出版詩集《靜坐在星期一下午的花》。
馬克吐舟
非常高興能和諸位朋友共話今日的詩與歌。為打開話匣子,我先拋出三個或可展開的感興趣的話題。其一,是歌與詩、聲與意、音樂與文學的關系。這是個老問題,但對我們這樣不安分的文學泅渡者來說,又不可回避,我自己也總是在主動或被迫、振奮或疲倦地做出應答。它可以從歷史上去溯源,也可以從理論上去建構(gòu),但今天與青年朋友和前輩同坐,我亦希望能交流一些更由衷的體認——詩與歌,如何進入我們的生命,與之發(fā)生化合?其二,是人工智能給詩、歌以及兩者的跨界融合帶來的機遇與挑戰(zhàn)。AI的寫作能力與前景如何,已引起文學圈的熱議;而在以數(shù)理為底層邏輯的音樂上,AI的席卷更是足以顛覆整個領域,實際上也正在搶走千萬人的飯碗,這對本就在風格創(chuàng)新上幾近耗竭并深陷數(shù)據(jù)庫生產(chǎn)閉環(huán)的流行音樂來說,更是釜底抽薪。當然,AI能降低門檻,能為大眾賦權(quán),能激發(fā)很多新穎生動的試探,能促進作品的交互、流通和融媒介升級,譬如用AI譜曲、編制的詩歌作品已屢見不鮮,也在吸引新的流量,構(gòu)成詩歌更加親民、更接地氣的傳播模式。這算是詩歌在大眾接受層面的復蘇還是垂死掙扎?總之,火花與泡沫齊飛,驚喜與惶亂并具,我們到底該何去何從?其三,則是當下的市場境遇和流量環(huán)境。詩與歌都得面對新的消費需求與資本浪潮,而如今的窘境是:大家似乎得先對你有好感,才會為你的藝術買單;你只有成為流量景觀,才能讓作品被看見——我們都像是在給自己的小作坊帶貨。有些詩人和作家在小紅書上“掛牌營業(yè)”,亮出學歷和身份,以“知識博主”的面目博取關注;音樂人在視頻號里胡吹亂侃,輸出笑料或觀點,借著話題的東風做點宣傳。有的幸運兒一夜爆火,有的老藝術家巡演維艱,這熱鬧或清冷的背后,藏有什么樣的慣性與困局?
張瑋瑋和郭龍老師在音樂市場弄潮多年,常被稱為“民謠詩人”,身上有鮮明的文學氣質(zhì),也是各類詩歌節(jié)舞臺的常客。或許可以從你們開始,聊一聊民謠與詩的聯(lián)結(jié)?
張瑋瑋
首先得坦白,我對“民謠與詩”這個表述是有點不太舒服的。不是因為它老套,而是它被固化成了一個讓人膩味的樣貌。因為現(xiàn)在一提到“民謠與詩”,大眾腦海里立刻浮現(xiàn)的是一套刻板印象:木吉他、手風琴、漂泊、遠方、文藝青年“深沉”或“憂傷”的表情,歌詞則必須對仗、優(yōu)美、詩情畫意,連語速和節(jié)奏都被規(guī)定了。這哪是創(chuàng)作啊?這簡直就是一條高度模式化的“文化流水線”。這個標簽坑了不少人,包括創(chuàng)作者和聽眾。它讓創(chuàng)作者以為只要套上這個殼子,就擁有了“詩意”;讓聽眾以為消費這個殼子,就完成了“文藝”的自我標識。結(jié)果呢?它現(xiàn)在正在被人們拋棄,因為它虛假,因為它不新鮮了。真正的聯(lián)系不是這樣的。我和郭龍當年做音樂,哪想過什么“民謠與詩”的命題,我們就是表達自己的生活,白銀、蘭州、北京漂著的那點事兒,那些具體的困頓、友誼和幻想,是有根源的。后來市場需要故事和分類才給我們貼上了這個標簽。
郭 龍
瑋瑋說得特別對,我倆感受大體一致。一提“民謠與詩”,我心里首先冒出來的根本不是現(xiàn)在舞臺上那些,而是更根源的東西。比如我們西北的花兒,那種老百姓在田間地頭用最生活的語言,唱家長里短、喜怒哀樂的東西。它幽默、潑辣、直接,充滿土地的味道和人的熱氣。那才是民謠,那里面才有真正的詩:一種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口語智慧,充滿民間性。最早的《詩經(jīng)》不就是采風來的民歌嗎?所以民謠這個概念本身是廣闊、鮮活、有力量的。但它現(xiàn)在被局限了,窄化成了一種精致的、傷感的、適合城市青年消費的文化商品。我特別喜歡新疆舌頭樂隊的吳吞,他既是詩人也是音樂家。他的作品旋律簡單甚至怪異,但表達極其個人、鋒利,直指人心。那才是我心目中“民謠與詩”該有的樣子:不被程序化,充滿個人的棱角和生命的力度。現(xiàn)在狹義上的民謠,過于追求旋律的“好聽”和歌詞的“優(yōu)美”,反而成了一種誤會,把真正有力量的東西給過濾掉了。真正的民謠是民間非常有力量的那種東西。
楊碧薇
我關心詩,也關心民謠,更多時候是身處詩歌內(nèi)部,因而也發(fā)現(xiàn)了一個有趣的“不對稱”現(xiàn)象:無論詩愿不愿意,它已在客觀上單向地“綁架”了民謠。在民謠領域,好像不和詩掛鉤,就顯得不夠高級,不夠深沉;好像身為民謠,就有義務表現(xiàn)“詩意”,讓聽眾感受到“詩意”。這種認知其實是市場營銷與大眾審美合力的結(jié)果。而真實的民謠是什么?民謠有權(quán)定義自身,塑造自身,而非被任何外在的標簽束縛。
詩歌界反倒沒有被民謠“綁架”的焦慮。雖然“詩應該具備音樂性”這一理念有大量的擁躉,但詩人們很少會說“詩必須像民謠,如果不像就不是詩”。甚至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新詩領域還出現(xiàn)過一波去音樂性的浪潮。于堅就曾提出,詩歌是默讀的藝術,應該剝?nèi)ヂ曇敉鈿ぃ苯拥诌_文字內(nèi)部的“詩性”。這種觀點比較極端,就像“電影和文學離婚”的觀點一樣,很難在現(xiàn)實操作中實現(xiàn)。因為文字本身就有節(jié)奏和韻律,要強行與聲音剝離是很難的。而這一觀點也提醒我們注意:詩之為詩,根本內(nèi)核是“詩性”。“詩性”是一種超越了文字形式的精神質(zhì)地和審美向度,是一切藝術的公分母。它在詩歌里普遍存在,也可以存在于民謠里,存在于電影、繪畫、雕塑、舞蹈中。如今市場硬貼在民謠身上的“詩與遠方”標簽,恰恰是“詩性”最庸俗的仿制品。“詩與遠方”本來沒錯,可一旦用于商業(yè)場合,十有八九就變味了,把偉大的“詩”和美妙的“遠方”都簡單化、膚淺化了。它兜售的僅僅是廉價的感動,是虛幻的價值,是蒼白的口號,與真正的“詩性”相去甚遠。真正的詩性,不僅僅需要足夠的靈感、自由的心靈,還往往需要艱苦的勞作與深刻的生命體驗。所以,當我們討論民謠與詩的關系時,應該跳出“民謠需要詩來鍍金”的思維范式,去思考:無論以文字還是以音符為載體,什么樣的創(chuàng)作能夠具備直擊靈魂的“詩性”力量?
周鈺淇
我特別同意瑋瑋老師和郭龍老師說的“民間性”和“根源性”。我想給“民謠”的“民”字做一個更寬泛的解釋。它是一個地域、一個社群中所有“生命”的總和。包括生活在城市角落里的植物、動物,所有承載著生活痕跡與生命力的存在。它們共同構(gòu)成了一個地方的氣息,而民謠就是這種氣息經(jīng)過無數(shù)人的口傳心授、共同塑造后,凝結(jié)成的“聲音媒介”。它之所以能打動人,是因為它攜帶了這片土地上無數(shù)生命的集體記憶和情感溫度,富有“人情味”。這種創(chuàng)作過程本身就是反精致、反個人版權(quán)化的。它允許不完美,允許在流傳中被修改、被豐富,就像一塊石頭,經(jīng)過無數(shù)溪水的沖刷,才變得溫潤。現(xiàn)在很多民謠作品缺少了那種來自生活的、粗糲的顆粒感和摩擦感,而這恰恰是人情味的體現(xiàn),是生命真實的質(zhì)感。民謠與詩的結(jié)合,如果只是追求字面的優(yōu)美和旋律的順耳,那就本末倒置了;它更應該做的,是捕捉并放大這種真實的、復雜的、帶著毛邊的人間情緒。
馬克吐舟
最近,AI給文學圈和音樂圈都帶來不小的震蕩。寫詩有ChatGPT和DeepSeek,作曲編曲有AIVA和Suno AI,其智能化程度和成品質(zhì)量都令人稱嘆。AI當然也為詩歌的音樂化表達提供了更便捷的手段。不知大家是如何看待這一大潮?
張瑋瑋
AI這個話題,我和郭龍不是專家,但我們肯定在關注,身邊也有很多做科技的朋友。我的直接感受是,現(xiàn)在AI做出來的那些所謂音樂,太“完美”了,完美到索然無味。你知道它下一步要干什么,它提供的情緒刺激是預料之中的。但人的創(chuàng)作,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在于“不完美”,在于那些錯誤和意外。人是有恐懼、有局限、有莫名其妙的情感的,這些“缺陷”構(gòu)成了文藝作品里特別美、特別有人味兒的部分。AI像是一個沒有缺點的優(yōu)等生,但它寫不出張楚《趙小姐》那樣的歌詞:“趙小姐姓趙是趙錢孫李的那個趙/她的名字不猜你就知道/你可以叫她趙莉趙小莉趙莉莉/她還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在這里她能吃到東西還能休息……”那么簡單,那么口語,那么具體地鉆進你的生活里,讓你看到一個時代的切片和普通人的生存狀態(tài)。那種精準又漫不經(jīng)心的觀察,那種帶著體溫的敘述,AI怎么可能寫得出來?因為AI它沒有生活。前段時間我在車上聽了一首歌,前半段我覺得還行,但被告知是AI作品后,后半段我就越聽越不對味了。它就像現(xiàn)在網(wǎng)易云上泛濫的、由大活人批量生產(chǎn)的“行活”,只不過效率更高。所以我覺得,AI在干的事情,其實是對我們自身“算法化”的一種諷刺和升級。我們很多創(chuàng)作者早就把自己活成了AI,用固定的套路寫歌。AI只是用更大的數(shù)據(jù)庫和更強的算力告訴我們:瞧,你們那點套路,我玩得比你們更溜。真正的對抗不在于技術,而在于我們能否回歸那個充滿BUG的、復雜的、不可預測的鮮活生命本身。
郭 龍
AI創(chuàng)作的東西,缺乏的就是“人”的特點,或者說,廣義上的“缺點”。但文藝作品里,很多時候,缺點就是特點,就是風格。你看很多偉大導演的鏡頭語言,不一定符合教科書,但就是有力量;很多歌手的發(fā)聲,不那么科學,但就是動人。張楚的歌就是一個典型,他的旋律進行很奇怪,嗓音發(fā)聲位置也很獨特,所有這些“不完美”組合在一起,卻產(chǎn)生了化學反應,無比打動人心。AI現(xiàn)在做不到這種復雜的、帶有強烈個人生命印記的“化學反應”。它更像一個強大的工具,可以幫助人類完成很多基礎性、重復性的工作,比如廣告配樂、簡單的插畫。這解放了人力,不是壞事。但涉及深層的、需要心理體驗和情感投射的創(chuàng)作,我認為AI目前還無法觸及核心。它沒有肉身,沒有在具體時空中愛過、痛過、迷茫過。我和瑋瑋在美國碰到一個朋友,聊起AI,他有個觀點我覺得挺對:AI的“完美”本身就是它的缺陷。因為生命和藝術,正是因為其有限性、偶然性和掙扎感,才顯得珍貴和震撼。
周鈺淇
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不出錯”有時是可怕的,它意味著沒有個性,沒有那些令人驚喜的意外。為什么我們愛聽現(xiàn)場音樂?因為現(xiàn)場音樂不是完美工業(yè)管道產(chǎn)生的作品,每一場都有不同的情緒,歌手可能破音,可能即興,這些“不完美”的瞬間,恰恰是獨一無二、充滿生命力的驚喜。詩歌創(chuàng)作也一樣,不能過于光滑、平整。好的詩歌語言不是AI輸出的那種穩(wěn)妥和正確,而是在冒犯中起舞。AI缺乏創(chuàng)造力,它只是在整合、拼貼既有數(shù)據(jù)。而人類擁有“反邏輯”的能力,我們可以讓音樂走向意想不到的旋律,讓詩歌產(chǎn)生跳躍的意象,這種打破常規(guī)的非線性思維,是AI目前難以企及的,我們因此也無法把表達靈魂的工作交給它。作為創(chuàng)作者,我反而覺得,敢于袒露內(nèi)心的不完美、掙扎和困惑,才是作品最具吸引力的部分。我們都被一種“應該活成理想模樣”的社會壓力裹挾,但真正動人的,往往是那些“不夠理想”的真實瞬間。AI有很多東西是我們教它的,我們賦予AI邏輯,但我們自己可以超越邏輯。因此,與其恐懼,不如思考如何與這個強大的工具和平共處,讓它處理煩瑣,而我們專注于只有人類才能完成的、充滿“人情味”和“靈魂冒險”的創(chuàng)造。
楊碧薇
我從教學和研究的角度補充一些觀察。在我的工作場域,用傳統(tǒng)方式來創(chuàng)作的作家們(也可以說是純文學作家們,包括我)對AI的焦慮感不是沒有,但相對較弱,因為純文學創(chuàng)作對文學品質(zhì)的要求更高,更依賴個人經(jīng)驗和深度思考,還要彰顯個人氣質(zhì)——這些東西都需要在真實的生活中日積月累。所以哪怕有焦慮,大家也會認為,AI目前的寫作水平無法趕上真正的純文學創(chuàng)作,作家這碗飯暫時還能保住。但網(wǎng)絡作家不一樣,他們的寫作量大,更新壓力大,需要直接面對市場,對AI的沖擊就會更加敏感。幾年前,我們請北大的邵燕君老師來給網(wǎng)絡作家講課,有人問她對AI怎么看,她提出了一個振聾發(fā)聵的觀點:在未來,只有真正卓越的人,才能被稱為“人”。因為簡單重復的勞動將被AI取代,人的主體性、合法性面臨嚴峻的挑戰(zhàn)。這個觀點其實也給文藝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的創(chuàng)作必須比以往更深刻,更獨特,更觸及靈魂;我們得去做AI做不了的事。
前些年我讀博士時,給《南方周末》寫過一篇專欄文章,叫《西北有民謠》。我分析為何西北能夠產(chǎn)生眾多優(yōu)秀的民謠作品。其中一個原因是,西北民謠有很深的大地性基礎。這幾年在AI熱潮中,我把思考又推進了一步,我覺得大地性本質(zhì)上就是一種根性。今天,真正能夠打動我們的文藝作品,應該是有根性的。需要創(chuàng)作者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感受、去沉潛、去打磨,尋找靈魂所在。這個過程,AI目前是做不到的,所以它沒法提供有根性的作品。
2024年年底,我們請到清華大學著名的人工智能專家沈陽教授來講課。他展示的成果令人驚嘆,說用AI寫詩、寫小說、作曲、做視頻都已實現(xiàn)。但最觸動我的,是他背后的故事:他太太因癌癥去世了。在治療期間,他曾試過用AI輔助診療。可惜AI發(fā)展到現(xiàn)在,還是沒能留住他太太的生命。他分享的這個故事很寶貴,讓我看到了一位前沿科學家的孤獨、深情與無力。那一刻我意識到,AI再強大,也無法解決人類終極的精神困境和情感需求。這些困境恰恰是文學藝術存在的意義。后來,我還為此寫了一首詩:《人工智能科學家》。去年秋天,我參加浙臺文學周,臺灣詩人龍青告訴我,她已經(jīng)快一年沒寫作了。因為AI讓她灰心喪氣——既然AI能寫詩了,詩人還能做什么?我告訴她,我也曾因AI的沖擊而停筆數(shù)月,感到虛無。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我一直在文學領域辛勤耕耘,花了大量時間讀書寫作。可以說,文學就是我的存在方式。通過文學,我才能確定自身的生命價值。但AI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我堅持的事物,我們花費漫長時間積累起來的專業(yè)知識,AI分秒之間就可獲得。好在后來我想通了,拋下了技術焦慮。我意識到,創(chuàng)作說到底是我與自身生命對話的方式。哪怕將來AI能完美復刻一切,我的寫作依然有價值——它首先是為了安頓我自己的生命。這個面向人類生命的內(nèi)在需求,是AI無法剝奪的。
這幾年,在人文社科領域,人工智能無疑是最時髦的話題。我在多種場合都參與過關于AI的討論。我覺得大家的焦慮基本是一樣的,對于AI也應該達成最基本的共識:首先,我們都明確了如今的AI并不能完全取代人類的創(chuàng)作;其次,我們無法預測AI將來怎么發(fā)展,所以有些問題還需要拭目以待,需要用時間去觀察。
馬克吐舟
我曾在一篇小文中提出,人性到最后,或許只能是我們與智能計算系統(tǒng)角力中的一點競爭性剩余。意思就是說,隨著人工智能的進化和賽博宇宙的吸入,人的“味道”能剩下多少,取決于我們是否能在與算法共生的同時與之一爭,是否還葆有跟機器比拼、較勁的信念與能量。不爭,人和足夠精密的機器就難分彼此;爭,還可能有點自己的“靈暈”(本雅明提出的觀點,原指藝術那種獨一無二的特點)。雖然承認共生的必然和人性的曖昧,但我也認同另一種觀點,即當前人工智能的發(fā)展似乎走錯了道兒。它本可以上天入地,到深空、海溝等人跡罕至之處盡展其所長,推動知識和文明的拓進,結(jié)果卻執(zhí)迷于在日常工作領域鯨吞蠶食、復制淹沒,把普通人變成失業(yè)大軍。在某種意義上,人工智能越是一板一眼地模仿人,越是死磕人的語言和本領,就輸?shù)迷綉K——你得像信天翁,才能馳騁天宇;你得像蟑螂,才走得了暗道。把AI弄得人模人樣,其實是限制了它的能力,也限制了人性與文明的未來。在文學藝術上則尤其如此,你再像曹雪芹,終究也不是曾經(jīng)的那一夢。生成式AI橫空出世,科學團隊和商業(yè)資本想要證明它進駐人類精神領域的能力勢不可擋,我們當然也都很好奇它能走到何種地步;但問題是,詩歌或音樂并不是癌癥或技術難題,不是用來“解決”或“攻克”的。它們是人類為了給虛無的生命賦義而開啟的游戲:有了詩,我們才有奧德修斯的遠游和歸返;有了歌,我們的人生才開始搖曳。你把賦義的過程給取消替代了,我還怎么搖得起來?
另一個跟我們的生存休戚相關的因素就是市場環(huán)境。如今我們都陷入了流量的矩陣,這里面有它的冷酷,也有它的虛假繁榮。做出版的朋友告訴我,以前難賣的詩集,現(xiàn)在反倒好賣了,只要把它做成小巧輕盈的“時尚單品”或“時尚配飾”。以前的大部頭,現(xiàn)在可以拆成好幾本出,把視覺設計放在第一位。各位朋友是如何面對這種情勢的?我們該如何在這個流量的攪拌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張瑋瑋
現(xiàn)在的演出票房,特別是民謠票房,很差。為什么?因為之前那一波熱潮,本身就是市場算法催生的泡沫,批量生產(chǎn)了一堆同質(zhì)化的東西,把觀眾吃吐了,也把真正好的東西給埋了。現(xiàn)在熱度過去,市場露出它殘酷的本色。我覺得被淘汰未必是壞事。一種僵化的、失去生命力的形態(tài)被“干掉”是必然的。AI是什么?我覺得AI就是人類對自己無窮盡的自我復制感到厭煩后,創(chuàng)造出來諷刺自己、終結(jié)自己的一個東西。幾十億年前,地球上只有單細胞生物,它們分裂、增殖,無限自我復制,能活到天荒地老,但那種“永生”也是無盡的單調(diào)。于是生命做出決然的選擇,進化出了多細胞,有了差異,有了壽命,有了缺陷,但也因此有了更多樣的生機景象和更強勁的演化動能。我們現(xiàn)在就處在類似的一個選擇節(jié)點上。面對流量和市場革命,我認為只有兩種人:“求職者”和“革命者”。“求職者”迅速擁抱新規(guī)則:把歌做到三分鐘以內(nèi),開頭抓耳,中間上情緒,結(jié)尾高潮,背景音效豐富;把詩做成小冊子,設計精美,便于拍照打卡。這是快速變現(xiàn)的路子,是一份工作,無可厚非。但還有“革命者”,他們選擇相反的路,選擇另一條“進化”的路徑。我下一張專輯就準備做四首歌,每首十二分鐘以上。因為我需要這么長的篇幅才能說完我想說的話,才能展開我想要的音樂敘事。我寧愿失去那些沒耐心的聽眾,也要做自己認為完整、深刻的東西。短視頻時代,我偏偏喜歡看長的、復雜的東西。這是一個主動的選擇:你要去“求職”還是去“赴湯蹈火”?AI不會做這個選擇,但人會。這就是我們作為人的尊嚴和自由。
郭 龍
瑋瑋這個“求職者”和“革命者”的比喻特別形象。市場環(huán)境確是如此,短平快的內(nèi)容吞噬一切耐心。流行音樂當初定型在三分鐘左右,也是因為黑膠唱片單面容量的物理限制。如今是手機屏幕和用戶注意力的限制在塑造藝術的時空形式。這很難抵抗。但我的看法和瑋瑋類似,不必過于悲觀。流量和算法是工具,是環(huán)境,但核心還是回到創(chuàng)作本身:你是否真誠?你是否在真實地表達?當年搖滾樂、嘻哈音樂剛出來時,之所以石破天驚,就是因為那份不管不顧的真實。嘻哈音樂一開始,不也就是一種黑人“民謠”嗎?后來它們成為潮流,大家開始模仿那種真實,味道就變了。所以,不管外在形式如何變遷,打動人心的永遠是那顆真實的、跳動的心臟。我們能做的,就是不被流量綁架,不為了變現(xiàn)而去模仿真誠。也許堅持“長”、堅持“復雜”會失去市場,但也會篩選出真正的知音。而且,當你跳脫出市場的框架,勇敢嘗試各種風格,比如現(xiàn)在我們玩電子,你就會發(fā)現(xiàn)世界很大,根本不必困在“民謠”那個小院子里兜圈子。損失掉一批只追求標簽的假歌迷,換來創(chuàng)作上的自由和開闊,我覺得值。
楊碧薇
從文學領域看,這種“時尚單品化”趨勢也很明顯。詩集設計得越來越像藝術品,更準確地說,是像潮流藝術,像潮玩。尤其是在圖書市集上,花花綠綠的口袋詩集把詩歌這門藝術徹底地商品化了。這當然有助于傳播,讓詩歌以更近距離的姿態(tài)進入日常生活。但危險在于,如果過度追求“顏值”和“話題性”,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會被遮蔽,讀者消費的只是一個文化符號。如果市場給讀者投喂的永遠只是潮玩式的詩集,讀者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閱讀品位,分不清好詩壞詩、好作品壞作品。
這讓我聯(lián)想到好萊塢電影。類型片也是高度工業(yè)化和市場化的產(chǎn)物,但即使在最成熟、最制度化的類型框架內(nèi),依然能誕生《教父》《西部往事》這樣的杰作。可見,類型或市場框架本身不是原罪,關鍵是看創(chuàng)作者能否在其中注入強大的個人生命體驗和藝術創(chuàng)造力。自古以來,寫言情小說的多了去了,但今天我們依然在寫愛情,在挖掘這個題材,在變著花樣和手法去表現(xiàn)它。同樣,今天的“民謠”標簽固然固化,但張瑋瑋、郭龍老師的音樂早已超越了固化的定義,融入了世界音樂、電子等多種元素,具有很強的人文性和藝術感染力,前兩年的新作《沙木黎》就很典型。這就是對“民謠”標簽的反叛和突破。所以,面對流量市場,策略可以是“利用而不依附”。利用新的媒介和形式擴大接觸面,但內(nèi)核必須堅持自己的藝術標準和真誠表達。讀者和觀眾最終會被深刻的內(nèi)容、真實的情感打動,而不是沉迷于膚淺的熱鬧。焦慮可以有,但不必讓焦慮主導創(chuàng)作。把自己修煉得更強大、更獨特,更有專業(yè)本領,這才是根本。
周鈺淇
剛才聽瑋瑋老師和郭龍老師聊到歌曲長度和聽眾耐心,我也頗有感觸。我最近聽了蔡依林的最新專輯《Pleasure》,這當然是一張很有品位的專輯,但我也注意到歌曲時長普遍很短,這很可能就是受到短視頻消費習慣的影響。這是一種現(xiàn)實應對。但作為創(chuàng)作者,我警惕的是被這種“短”邏輯徹底改造。音樂和詩歌之所以需要層次和展開,是因為人類的情感本身就是復雜、綿長的,需要時間沉淀和發(fā)酵。三分鐘可能只夠點燃一種情緒,但無法展現(xiàn)其轉(zhuǎn)折、深化與消亡。如果我們都屈服于“短”,那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也在承認人類情感的膚淺化?長短其實并不相悖,比如梁博曾在創(chuàng)作《表態(tài)》這首歌的時候,表示他認為聽眾各有所好,他更傾向于把這歌表達完整,同時磨煉一下聽眾的耐心,最終他把這首歌定在了七分鐘左右。現(xiàn)在的聽眾和讀者在快節(jié)奏的生活方式和趨勢里,越來越追求刺激,越來越缺乏耐心了。當然,這并不是說蔡依林的嘗試是種錯誤,反而是一種勇氣——在壓縮的時長里完整展示多層次內(nèi)容的勇氣。寫詩也是一樣,這是一項需要耐心的手藝活,但如果我們能夠在較短的篇幅里把語言和內(nèi)核表達得精練而完整,也未必是件壞事。我同意幾位老師的觀點,最終我們要做一個選擇。對我而言,創(chuàng)作是“由內(nèi)而外”展現(xiàn)我是一個“有內(nèi)容的人”的過程。我不想去教育讀者和聽眾該成為什么樣的人,而是通過我的作品,讓他們看到我是如何理解世界、安放自我的。如果為了流量,把自己掏空,去生產(chǎn)標準化的內(nèi)容,那我作為“人”的內(nèi)核就消失了,我的作品也必然是空泛的。流量可以帶來關注,但只有扎實的、發(fā)自內(nèi)心的內(nèi)容,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精神聯(lián)結(jié)。在這個時代,我不排斥成為一個能夠影響他者的景觀,我是一個特別向外敞開的人,我也認為我應該去面對市場,這其實是極度需要勇氣的事。只是我需要很警惕,讓兩者平衡,因為做一個“有內(nèi)容的人”遠比做一個“受歡迎的人”更難,卻也更值得追求。
馬克吐舟
最后,我也想借這個機會,聽聽各位朋友對藝術創(chuàng)作之未來的看法。就音樂而言,類型的耗盡是顯而易見的,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甚至更早開始,全球流行音樂就已經(jīng)是在既有的風格框架內(nèi)做混合與“微整形”,很難再聽到像布魯斯、電子樂、金屬、嘻哈誕生時那種顛覆性的新語言了。就詩歌來講,想要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語言本體論基礎上再做翻新,也同樣艱難。而不翻新,就更容易被大數(shù)據(jù)框死。那我們該如何突圍?除了剛才提到的,向民間、大地汲取“根性”的力量之外,我們還有什么別的出路?
張瑋瑋
日本社會學家毛利嘉孝的《流行音樂與資本主義》這本書說得特別透。所謂“類型耗盡”或者“閉環(huán)”,本質(zhì)上就是資本主義市場邏輯下,一種風格從興起到被榨干的全過程。一個新的音樂類型出現(xiàn),會涌現(xiàn)一批天才創(chuàng)作者做出一系列閃閃發(fā)光的作品。然后市場發(fā)現(xiàn)這個類型“有利可圖”,立刻啟動快速復制機制,唱片公司、樂評人、模仿者一擁而上,用高效的算法把它固化、稀釋,直到大眾徹底厭倦,然后拋棄它,去尋找下一個新類型。搖滾、民謠、電子、嘻哈……無一例外。現(xiàn)在民謠音樂的困境就是處在這個循環(huán)的晚期。不妨說,我們其實就是AI本身,唱片公司和“求職者”們早就在玩算法、拼數(shù)據(jù),AI不過是把這個復制過程自動化、極致化了而已。也正是因為AI學的是我們,它也才問題重重。所以,突破在哪里?我覺得就在于跳出這個循環(huán),不去做那個復制鏈上的一環(huán)。真正的創(chuàng)作,是去尋找那些閃閃發(fā)光的東西,那個過程本身就是意義。作為一個渺小、脆弱、充滿BUG的人,用自己混亂的思緒和感受,去對抗龐大、冰冷的算法和商業(yè)體系,就像駕著一葉獨木舟在暴風雨肆虐的海上與航母賽跑。這聽起來很悲壯,但這就是人的尊嚴所在——我們擁有不可預測的靈光。我們不是要打敗AI或市場,而是要活出那種算法無法計算的生命本真。對我個人而言,突破就是不被任何風格標簽束縛。上一張專輯我玩了電子,很爽,感覺推開了一堵墻,外面世界格外寬廣。接下來我要做長篇幅的專輯,也是因為我想擺脫所謂“歌曲”的固定結(jié)構(gòu),進行更自由的敘事。形式永遠在變,但驅(qū)動形式的,是那個不愿被固化、永遠在尋求表達的“人”。我想文學創(chuàng)作應該也是這樣的。
郭 龍
關于流行音樂風格可能性的耗盡,我們私下里已有多年的討論。我覺得藝術的發(fā)展是螺旋式的,在耗盡之后,又會以一種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歸”并煥發(fā)新生。音樂風格有興起、鼎盛、衰落,然后換一種模樣又回來。電子音樂就從極簡到復雜,又回歸極簡。作為創(chuàng)作者,我無法預測下一個偉大的音樂形式是什么,但我們可以把握不變的核心。這個核心,我依然認為是真實和真誠。技術會迭代,風格會輪回,但真實的情感表達永不過時。為什么我們現(xiàn)在聽一些老的民歌,或者幾十年前的老搖滾,依然會感動?因為那里面的情感是樸素的、真實的。突破不一定非要發(fā)明一種前所未有的音階或節(jié)奏型——那當然很棒,但更值得去做的,是在新的時代語境下,用最契合自己內(nèi)心的方式,真誠地講述當下的故事。這種講述本身,如果足夠有力,就可能刷新舊形式的聽感,賦予它新的生命。另外,關于AI,我也想補充,或許我們不必總是以對抗的眼光來看待它。它是個工具,電吉他剛出現(xiàn)時,也被認為會毀掉音樂,鮑勃·迪倫的電吉他轉(zhuǎn)型還構(gòu)成一個爭議性的事件,但音樂家們后來用電吉他創(chuàng)造了無數(shù)經(jīng)典。關鍵還是在于我們?nèi)绾卫眠@個工具。如果AI能幫我們處理一些技術性的煩瑣工作,讓我們更專注于情感和思想的表達,那何樂而不為?當然,在場性的缺失是AI的根本局限,但作為輔助,我們未嘗不能用它來解鎖新的創(chuàng)作可能。
周鈺淇
我非常認同“螺旋式回歸”這個說法。我們覺得“耗盡”,可能是因為我們站在當下這個“點”上,被太多的信息和技術包裹,看不到脈絡。但歷史告訴我們,審美的疲勞會催生對本源的渴望。“突破”不一定就是創(chuàng)造前所未有的東西,也可以是在當代語境下,對古老形式的“再激活”和“再詮釋”。比如,如何用現(xiàn)代的音樂語言去表達民歌中那種集體情感和土地根性?如何用詩的凝練和跳躍去解構(gòu)一首流行歌曲?這種“融合”與“轉(zhuǎn)化”本身就是創(chuàng)造。此外,就像瑋瑋老師說的,跳出“類型”的院子非常重要。為什么音樂一定要分為民謠、搖滾、電子?為什么詩歌一定要分為抒情詩、敘事詩?這些框框是后來的人為方便而設的。最原始的創(chuàng)作沖動,只是表達。如果我們能暫時忘記這些標簽,只聽從內(nèi)心表達的需求,讓文字和聲音自然流淌,它們會自己找到最適合的形式。這個形式可能就是新的。對我來說,突破就是保持這種“無界”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不設限,不盲從,讓作品自然生長成它該有的樣子,而不是我預設的樣子。
楊碧薇
從文學史來看,“類型耗盡”的焦慮一直存在。現(xiàn)實主義、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似乎能玩的技法都玩過了。但我們會發(fā)現(xiàn),即使在今天,一部用最樸素的現(xiàn)實主義手法寫成的小說,如果它足夠真誠、深刻,依然能獲得巨大的共鳴。這說明,技術、風格、形式的探索固然重要,但決定作品最終力量的,還是其精神內(nèi)核的強度和生命經(jīng)驗的厚度。我碩士畢業(yè)那年,沒能順利考上博士,打算二戰(zhàn)。那個冬天,在孤獨艱苦的備考中,我一直在聽Beyond的歌,還看了張瑋瑋和郭龍老師的一部短紀錄片。看這部紀錄片時,我被老師們對音樂的堅持以及他們的人生故事深深打動,真的是熱淚盈眶,重新充滿了勇氣和元氣……第二年,我如愿考上了博士。這段經(jīng)歷也告訴我真正的好作品是什么——其類型、手法、風格可以千變?nèi)f化,但一定要具備真實的生命力,以及能跨越時間、空間的感染力。而這些優(yōu)秀品質(zhì)離不開創(chuàng)作者持續(xù)投入的強大信念。
AI可以模仿任何文體,但它無法模仿一個真實生命在具體時空中的在場歷練。因此,所謂的“突破”,未必總是向前、向新、向奇。有時候“回歸”反而是一種更深刻的突破:回歸到創(chuàng)作的初心,回歸到對真實世界的觀察,回歸到對自我內(nèi)心的誠實拷問。就像電影,在特效大片泛濫的今天,一部真誠質(zhì)樸的文藝片反而能殺出重圍。民謠與詩的關系也是如此,當我們剝掉“詩與遠方”的媚俗外殼,回歸到民歌那種“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的本質(zhì),不就是一種突破嗎?所以,創(chuàng)作者大可放下對“創(chuàng)新”這個概念的執(zhí)念,不必總想著“開宗立派”,而是專注于如何更精準、更深刻地表達自己所感知到的真實。這種表達本身,只要足夠有力,就自然帶有創(chuàng)新性。這或許是創(chuàng)新的另一條路子。
馬克吐舟
其實就我自身最近的狀態(tài)而言,我對詩歌的倚重更大于音樂。可能是生活變得復雜,拿起吉他時我反而有了更多雜念,更多無助。音樂本身也更像是在專注中神游,它更能發(fā)掘我的深層意志,喚醒肉身中潛伏的獸;而文學則像是神游中斂聚,它有一種寶貴的單純,讓你在一張白紙上盡情攤開而后收束。也可能是長期講課的疲憊,畢竟我只有一副喉嚨,唾沫橫飛的言說也會消磨掉一些發(fā)聲的沖動,所以我更多地訴諸文學,來為神思復位,來獲得一種簡潔的慰藉,也獲得一種更寬廣的允諾——更自由的篇幅、更多樣的節(jié)奏選擇、更不拘謹?shù)纳願W……由此也正好回應大家已頻頻談起的“回歸”:碧薇聊到頂尖科學家的情感內(nèi)里,鈺淇強調(diào)人之為人的反常態(tài)與不完美,郭龍老師說到音樂風格的螺旋式發(fā)展,其實都是在讓我們重新回到故事的原點。的確,最純澈美好的總是故事開始的時候,待到批量復制或?qū)訉痈采w,就不免泥沙俱下。我最近在嘗試走近和借以療愈的,大概也正是那故事萌發(fā)的初始。
我當然也極欣賞那些將詩歌變成超級混生媒介的新奇冒險,除了音樂化和影像化的實驗,像曹僧兄用Gemini開發(fā)的《幻想機》詩歌采礦游戲,也相當靈動有趣。正如科幻作家陳楸帆所說,后人類時代的說書人必須要掌握新的敘事語法,打破封閉的故事線。這個時代的詩人和歌者也同樣有必要去探索新的游吟方略。我們肯定還有更多辦法來將詩歌變得綜合、立體、活潑,來豐富這一體裁所能激蕩的情動體驗,來打造它的3D甚至IMAX版本,音樂亦如是。然而,到一定時候,我們或許仍會覺得,文學的意趣恰恰得益于它那種界面和操作的簡單性,得益于一張沒有太多聲光色加持的紙張所能放任的想象,就像我們的祖先最早用石頭或木棍刻畫時體嘗到的驚喜。用艾略特的話說,詩歌就像小村莊里的篝火舞蹈,是“一場莊重而便捷的圣禮”(《東庫克》)。而音樂也總會回到那一聲聲無須裝飾的吶喊——那么便捷地,就讓身上的重負足可承受。也如張瑋瑋老師所言,我們早就是AI,而當我們完成了那絕大的自我諷刺之后,是不是也該重新啟程,為了那更本真之物、那“閃閃發(fā)光的東西”赴湯蹈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