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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巴金先生的抽屜里
來源:文藝報 | 周立民  2026年05月29日08:58

巴金畫像 秦長安 作

巴金畫像 秦長安 作

近年來,或許是在從事博物館工作的原因吧,我特別看重作家的微觀生活研究。以往,人們從時代、思想、創作等大的方面對作家做了不少有成就的研究,這當然十分寶貴。然而,“認識”一位作家,僅僅靠這些,他的形象在我們面前還是模糊的。倘若對一位朋友,您講不出他有多高,住在哪里,平常喜歡什么,包括吃的、穿的——您能說對這位朋友是了解的嗎?同樣,作家在什么樣具體的生活環境里怎樣創作了某一部重要作品,如果我們對此一無所知,恐怕很難說對他的研究是透徹的。博物館的展示更是如此。它不是空談抽象的大道理,而是要拿出具體的展品,從感性的建構出發,讓觀眾充分認識一位作家。這樣,作家在觀眾的心中才能立體起來?;谶@樣的考慮,在設計巴金圖書館的展陳時,我特地策劃了一個“在巴金先生的抽屜里”的細部展陳,把巴金先生的書桌抽屜里,舉凡票據、證件、請柬、便條、日歷等舊物,展示給參觀者。它們并非完全出于設計,而是真實的存在。在整理巴金先生的遺存時,我將他抽屜中的物品單獨放在一起,這也為現在還原抽屜世界提供了前提條件。巴金圖書館已經運營一年半了,我發現這個小展陳還是很吸引有心人。

有趣的便條

比手掌還小的一張便條,留著兩個人半個多世紀的友誼,也能夠從中看出他們生活交往中的小趣味。這是錢君匋寫給巴金的,僅有短短的兩句話:

張鐵英送花生米五斤(已干至四斤幾兩)

通信處青島浙江路九號

第五中學轉 君匋上 即日

查巴金日記,“即日”是1978年1月29日。當日下午,巴金接待了老友索非的子女鞠躬和沈淪,晚飯后,“君匋送來張鐵英送我的花生。九點后開始工作”??慈沼浰?,是“君匋送來”,而不是“君匋托人送來”,說明是錢君匋親自上門,那為什么還要留這張便條呢?我推斷,大概主要是為了把張鐵英的地址抄送給巴金,還有就是為了括號里的那句話:張鐵英托錢君匋轉送的花生是五斤,但是放了一段時間,當錢君匋交到巴金手上時已經干到四斤幾兩了……這是一位多么認真、細致的朋友,他送來之前一定事先稱過了??吹竭@一處,真是讓人忍俊不禁。

錢君匋與巴金,那可是相交多年的老友。巴金在開明書店出版的文學創作,從最早的著作、譯作《滅亡》《新生》《死去的太陽》《薇娜》到后來廣為流行的《家》《春》《秋》等,封面設計都出自錢君匋之手。巴金編輯的好多書刊,封面也是由錢君匋設計。兩個人后來都涉足出版界,在對方的書店中彼此都出過書。擅長治印的錢君匋還為巴金刻了不少印章。毫無疑問,他們是相交半生的老友。但是,幾兩風干了的花生,錢君匋還要這么認真地寫了便條,交代清楚。多年后,無意中展開這張便條時,我還能夠感受到那一代人身上的嚴謹和君子之風。

還要說一說另一位主角,送花生的張鐵英。他本名張挺,字鐵英,1921年生,遼寧黑山人,當時曾在青島五中任教,后來任教于青島師范專科學校。最初他也是通過錢君匋開始與巴金通信的。1977年6月14日巴金日記中曾記:“錢君匋托人轉來山東張挺信。”張挺給巴金送花生也不止一次。巴金后來給張挺的信上提到:“信收到了,花生米也收到了,謝謝您。您屢次找人帶東西來,我感到受之有愧?!睆埻o巴金的信中多是向巴金請教創作和翻譯上的問題,后來他也寫過研究巴金《家》《寒夜》等小說的論文。他是怎么與錢君匋結識的,我不清楚,但是我手頭有一本張挺、江小蕙箋注的《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9月版),書名題簽便是錢君匋。從王瑤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我還得知:“提供這批信件的江小蕙同志是江紹原的長女,她與張挺同志伉儷之間共同合作……”原來,張挺還是江紹原的女婿。而江紹原是周作人最核心的弟子之一,他和錢君匋同魯迅先生都有比較密切的交往。

在巴金先生的抽屜里,還有兩封短簡也與托人帶食品有關,這次是來自巴金的故鄉。送東西的是巴金年輕時代的朋友鄧天矞,她也是巴金老友盧劍波的夫人。1925年秋,巴金跟衛惠林、毛一波共住在上海貝勒路(今黃陂南路)天祥里,他們住那戶的二樓,住在他們樓下的就是盧劍波、鄧天矞夫婦。他們有半個世紀的綿長友誼。鄧天矞給巴金的信上說,她收到巴金給她的一包糖,她侄子的同事出差到上海,她托他們送上綠豆五斤、辣椒面一斤。另外一封短簡是鄧天矞的侄子寫的,說明兩位同事到巴金府上送東西,所署日期是1977年11月2日。當月13日,“午飯后成都陳興發、吳家鈺送來天矞托帶的綠豆和辣椒面”。查巴金日記,那幾年鄧天矞多次給巴金送過這兩樣東西,大約它們正是巴金的所愛?而巴金回贈的則是書,包括世界名著。

零碎的票證、便簽中的社會影像

在巴金先生的抽屜里,還有很多票證、便箋,乍看起來,上面都是枯燥的數字或某種實用信息,但是四五十年過去,這些生活的信息已經成為歷史,不僅是我們了解巴金生活,更是了解當時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依據。

兩張稿費單,能看出沒有工資靠稿費維生的巴金收入狀況。1978年4月4日,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出的巴金譯作《處女地》稿酬:全書246千字,每千字的稿酬5元,這筆稿酬是1230元,扣除巴金購書81元,實付1149元。1989年10月21日廣西教育出版社開具的《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巴金卷》300元的稿酬單。上面沒有印數等具體信息,我從該書的版權頁上查到該書共190千字(包含兩位編者的賞析文字),初版印數5150冊。對比兩張相隔十年的稿酬單,我們也能品味出中國出版業的某些變化。

這個抽屜里還有吃飯的發票、存折、糧證等。一張1981年6月20日寄出的電話費賬單顯示,巴金家那個月度應付電話費7.75元。一冊綠色封面的借書證則是巴老特殊時代生活的記錄,封面還有“巴金”的簽名,那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借書證?!拔母铩焙笃?,巴金落籍于這個單位的編譯室。借書證上的信息顯示,自1975年11月8日開始,至1977年2月8日結束。那正是“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的時代,巴金的主要工作是翻譯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他共借了29冊書,除了《摘譯》之外,里面有很多國外的歷史、回憶錄等書,可能與他的翻譯工作有關。當然,當時也只能“有啥吃啥”,很難完全體現出借書人的自主關注和興趣,因此今天抄錄下來的部分書名也不宜作簡單解讀:《愛德華·肯尼迪》《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在西伯利亞服務的回憶》《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蘇修短篇小說集》《日本社會黨史》《挪威簡史》《奧德河上的春天》《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拉丁美洲游擊戰運動》《黨人山脈》……

那些記在便箋、臺歷、信封碎片上的朋友們的地址、電話,也是研究巴金跟朋友交往的實錄。有曾敏之先生的詳細通信地址,他們是抗戰時代就開始交往的老朋友,那一段時間巴金給曾敏之主持的香港《文匯報》寫《創作回憶錄》,要寄稿子。剛調到北京的老友孔羅蓀的電話和地址是記在1978年7月6日這一頁臺歷的背面,或許有一天《文藝報》寫報史能用得上,不妨錄下:

文藝報

556065

556684

和平賓館東院110

558841-261

孔羅蓀

同樣寫在臺歷上的還有巴金喜歡的香港電影演員吳楚帆的地址和電話。圓珠筆的筆跡不知是否出自吳楚帆本人。一張方紙片上記下的是鄭振鐸夫人高君箴和兒子鄭爾康的電話。老友雖然去世多年,巴金與他的家人一直有來往。1979年5月16日,在家開會的巴金下午先是去老舍家看望其夫人胡絜青,晚飯后,又在曹禺陪同下,“看望振鐸夫人和鄭爾康”。時光的大書翻過一頁又一頁,多年后鄭振鐸先生的孫子鄭源初次來巴金圖書館參觀,一眼就看到了這張小紙片,他驚喜地叫道:“喲,這不是我們家的電話嗎?”

樸素的國宴請柬和一本小臺歷

那些請柬、首日封等,背后則蘊含著大量的社會信息,讓我們可以近觀巴金的社會活動。作為中國最有名氣的作家之一,盡管晚年體弱多病,巴金先生幾乎謝絕所有的社會活動,但是社會各方面都希望活動中能有這位老人的名字出現,借助他的影響力為各種活動增光。這曾讓巴金不堪重負,他一再聲言作家的名字應當署在作品上,他希望自己的有限精力用在寫作上。所以,來自全國各地的各方面邀請不計其數,他都是以沉默應對。不過,抽屜里還是保留了一份請柬和一份首日封,我認為這也是情感上的珍視。

請柬緣于“紀念現代著名作家郁達夫誕辰九十周年”,1986年12月6日在上海作協的大廳舉辦紀念會,會議的主辦方是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上海新聞工作者協會、上海市歸國華僑聯合會。巴金先生是上海作協的老主席,請柬更多是例行邀請,他也是慣常不出席會議。然而,這樣一份請柬放在抽屜里,我認為代表他對郁達夫的尊敬。這也不完全是妄言,《郁達夫文集》出版時,他曾寫信給香港的友人請其代購。那份首日封來自葛嶺路13號黃源,是1986年7月4日為紀念茅盾誕辰九十周年而發行的。巴金尊茅盾為老師,這份敬意也體現在他精心保存下來的物件中。

從兩張照片上,我們看到巴金晚年一直在致力的一件事情:捐書,支持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照片上是畫家秦長安的畫作,一幅是巴金頭像的速寫,所署日期是1985年6月11日于上海。另外一張是《巴金贈書泉州黎明大學》,是打算做壁畫用的。秦長安是廈門大學的美術教師,關鍵他是泉州人。泉州,巴金年輕時代曾三次到訪,那里有他的朋友和他們熱情的理想。20世紀80年代,泉州的朋友們先是創辦黎明學園,后來又升格為黎明大學,并聘請巴金擔任黎大名譽董事長。巴金從1982年春起,分十二批次,共為黎明大學贈書7084冊。在1982年2月1日給盛子詒的信上,他說:“對于教育,我是外行,無發言權,你們好好地干吧。辦圖書館我贊成,也愿意幫助……能辦到的是我自己捐贈圖書,我可以捐些這些年新出的別人的書,幾百本,上千本,只要我活著,可以繼續捐下去。辦圖書館先要書多,以后再注意特色……”畫作表現的正是在耄耋之年,巴金盡管行動不便,還是全力為社會奉獻的品格。

在這個抽屜里,還有一張已經發黃的硬紙片,它是那么不起眼,夾在各種精致的卡片中,然而,這卻是當年國宴的邀請函:

為歡迎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部長執行會議主席阿里·薩布里閣下訪華謹訂于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七時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宴會 敬請

光臨

周恩來

薩布里訪華,這在當年不是一件小事情,訪華期間,他的新聞都是在中國各大報紙頭版的重要位置上。這次國宴,在4月22日《文匯報》上是頭版頭條,標題是《阿里·薩布里主席昨抵達北京 周總理舉行盛宴歡迎阿聯貴賓》。4月24日,《文匯報》的新聞頭條是《首都萬人集會歡迎薩布里主席》,接下來說周恩來陪同薩布里訪滬。這方面內容的新聞在第二天的《文匯報》又是頭版頭條。4月26日《文匯報》轉發新華社的新聞,標題是《毛主席接見薩布里主席》。在4月21日的新聞中特別提到:周恩來總理今晚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宴會,熱烈歡迎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部長執行會議主席阿里·薩布里和其他阿聯貴賓。新聞最后提到出席宴會的還有“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北京市的負責人”,巴金就屬于這一序列。

巴金當天的日記是這么記的:“三點半到十樓理發。五點成時來。六點四十分送他下樓。和白楊、李少春同車去人大會堂參加周總理歡迎阿聯薩布里的國宴。十點回旅館。”那期間,巴金正好在京出席中國文聯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因此得以受邀。這么重要的場合,卻是如此樸素的請柬,這也特別令人感慨。

其實,他兩天前還見過周總理,那是4月19日,“下午兩點半去懷仁堂聽總理報告,三點開始,七點四十分結束”。周恩來講了四個半小時以上的報告是什么呢?據《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2月版中卷)記載:周恩來在會上作了《做一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的報告,報告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五點基本要求:(一)站穩革命立場,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人生觀;(二)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站在人民當中,看得更遠、更廣、更深、更大;(三)通過學習、實踐、競賽和斗爭,來不斷地改造自己;(四)在驚濤駭浪中考驗自己;(五)長期奮斗,至死不已……報告還論述了創作和表演上的階級性與人民性、時代性與歷史性、民族化與大眾性以及無產階級文藝風格等問題??磥?,這是一次周總理較為全面地與文藝家們的談心,全面闡述了他在那個時代對文藝的看法。巴金那一代富有影響力的作家,除了以寫作服務于社會之外,都參與了新中國方方面面的社會工作,他們是社會重大事件和制度建立的一線參與者。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中國作家”的生活特點和時代使命吧。

在巴金先生的抽屜里,還有帶有特定年代印記的小小的年歷卡,我們這一代人看了感到特別親切。另有一本橫幅臺歷也分外吸引我。翻開它,當年一月、二月在一個頁面上,圖案是報春梅花,粉底黃蕊,清奇誘人,隔著紙面都能感到撲面而來的春天的氣息。1978年,巴金雖然已過古稀之年,但是這卻是他人生的“第二次的解放”和又一個春天。那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肇始之年,時代巨變、個人命運、內心情感能夠同頻共振,這是一個人一生中殊為難得的幸福美遇。翻動它們,我也在體會巴金先生的心緒……或許在我們的歷史書寫中,它們和以上談到的零零碎碎點點滴滴都不在典冊之中,然而,它們卻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機體上毛茸茸的細節,帶著他的手痕,也有體溫和氣息,它們同樣值得我們珍視。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本版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