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出版本”與“孿生底本”孰優孰劣 ——《古風》為李白自我編修的文本內證
目前所見唐人別集中,李白詩歌異文尤多。其產生原因,眾說紛紜,前人多籠統地歸咎于傳唱或傳抄失誤,抑或后人竄亂修改。近年來,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是李白自己有意修改,如陳尚君在《李白詩歌文本多歧狀態之分析》一文中,就列舉了諸多內證,認為李白詩歌有初稿、定稿之別,許多詩歌都經他本人反復修改才最終完成。尤其是《古風》五十九首,大量“異文”“一作”“重出版本”和“孿生底本”的存在,直接證明了詩歌文本的不確定性,并涉及“古風”的編排、修改、定名等一系列環環相扣的復雜工作。
就李白《古風》詩歌的異文情況而言,一字異文、兩字異文為多,這種情況最為復雜,傳唱或傳抄失誤的可能性最大;三字以上者,可稱作整句異文,整句異文過半者(包括脫句和衍句),可視為整篇有異,包括《客有鶴上仙》《登高望四海》《倚劍登高臺》三篇,“兩宋本”中以“正文”與“一作”標注,已顯露初稿和定稿之別。另有一種情況最為特殊,即目前所見李白《古風》類詩歌中,有三組六首詩歌,兩兩相對,整篇重出,雖個別字句有差,但整體面貌極為相似,可視作“孿生底本”。編輯者分別在《古風》和《感興》中兩存之,而不是刪汰其一,用“一作”的形式出注。然而,我們從情感表達、起興用典、遣詞造句等各方面兩相比較,孰優孰劣,立時可辨,似可印證《古風》極大可能乃李白晚年自我精揀編修的觀點。
首先,是情感的克制表達。《古風》其二十七“燕趙有秀色”與《感興》其六“西國有美女”,此與《擬古》其二“高樓入青天”篇亦頗多相似暗合之處。前人已指出《感興》篇模仿之劣:“是襲子建《美人篇》(即‘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眾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后半首意以簡淡見致,但‘觀’字押得無力。”但與其說是韻腳問題,倒不如說是從情感表達上看,《古風》雖凄怨清冷,表情達意上卻更加含蓄克制,而《感興》中“高節奪明主”至“不為人所觀”對心跡的剖白顯得太過直露,有失含蓄蘊藉。《古風》的改動主要集中在五至八句,“碧草”二句以自然草木衰敗、時節易遷為轉折,于清怨中含蓄寓意,極具畫面感;“玉琴”二句承接上兩句對周遭環境的渲染烘托,自然過渡到對主人公行為動作的描寫,但其所怨所嘆,至此仍不說出;直至末句“焉得”“共乘”才表明心跡,起承轉合之間,順暢自然。反觀《感興》篇,“高節”二句直指明主,自我心理剖白過于直露;“彩色晚”也不如“碧草晚”更具生命力,更貼合自然節序,欠缺興發感染之力;“人所觀”“配君子”等語,亦有傷直露之嫌。清人王琦指出:“此篇與二卷中《古詩》之二十七首互有同異,想亦是其初稿,編詩者不審,遂重列于此耳。”但“編詩者不審”的說法未免草率。
其次,是典故的切當呼應。《古風》其三十六“抱玉入楚國”與《感興》其七“朅來荊山客”重出,相似度極高,幾乎只有首二句、“西山”句及數字不同,當可視為“孿生底本”。蕭士赟曰:“按此篇已見二卷《古風》。但有數語之異,是亦當時初本傳寫之殊,編詩者不忍棄,兩存之耳。”朱諫也說:“按此與《古風》三十六首文意少有相同而多相似,豈當時傳寫之誤,而編次之不審乎?當以《古風》為正。”都當作是傳寫之誤。但兩相對比,《古風》版本明顯比《感興》精妙許多。首句“抱玉入楚國”敘事簡潔明了,“見疑古所聞”說理順暢自然,且能自然引出下文珍寶終被棄,三獻亦徒勞之嘆。“朅來”兩句則皆為敘事,只是感嘆卞和的遭際,缺少“自古如此”的徒勞無用之嘆。“西關”句用典切當,對仗工整,且與末二句魯仲連和老子的典故相呼應,表達全身遠禍之意;而“西山”二句后用伯夷、叔齊之典,來贊揚謙遜讓德的品質,但魯仲連和老子都是修道之人,伯夷、叔齊卻是儒家典范,并不十分相配。“東海汎碧水,西關乘紫云”,汎,一作沉,而《感興》其七中寫作“有碧水”。雖然嚴羽評本載明人批語認為:“‘有’字渾然,勝彼‘沉’字。”但此顯然是惡評。“汎”通“泛”,漂浮之意,“汎”“乘”皆為動詞,乃兩句字眼,表意豐富。反觀《感興》其七中,“有碧水”“多白云”,則明顯是明人所喜之爛俗套語。
最后,是用詞的關聯性修改。《古風》其四十七“桃花開東園”與《感興》其四“芙蓉嬌綠波”,蕭士赟曰:“按此篇已見二卷古詩四十七首。必是當時傳寫之殊,編詩者不能別,姑存于此卷。觀者試以首句比并而論,美惡顯然,識者自見之矣。”朱諫曰:“按此詩與《古風》歌詩二(應為四)十七首相似,而首句不同,且芙蓉非春花,與下文意不相續,當與《古風》為正,大抵李白之詩,未嘗經意,先儒考訂編次,故差誤相仍,而無歸一之說也。”雖然都承認《桃花開東園》篇更顯正大端美,但又以“編詩者不能別”搪塞之。此二篇唯首尾有異,從用詞修改的關聯度上更能見出“孿生底本”的存在,以及李白對《古風》文本的系統性修改。《感興》開頭“芙蓉嬌綠波”除朱諫指出芙蓉乃夏花,非春花,與下文意不相續的問題外,改以“桃花”開篇的優點有四:一是避免了朱諫所指出的常識性錯誤;二是刪去芙蓉,省略“李樹”,聚焦于桃花,使描寫對象更加集中;三是“桃花含笑,夸耀枝頭”,形象更加生動;四是桃花形象的凸顯,與末句凌寒松作對比,一柔弱一孤直,各自特性更加鮮明。同時,又因開頭刪去了“芙蓉”,所以末尾零落“互”相失,也改成了“早”相失。末句“千載長守一”只強調堅守時間之久,改為“獨立自蕭飋”則不僅有獨立不遷之意,更蘊含即使蕭瑟寥寂、孤獨凄冷也不改志向的堅貞之情,意涵更加豐富。這樣的關聯式修改,擇優而錄,很難說僅僅是“傳寫之誤”造成的。此現象并非孤證,而是在多篇中均有出現,我們用“孿生底本”來概括,似比“傳寫之誤”更能說明問題。
李白此類《古風》《感興》等詩歌存在“同體異名”現象,也與“初稿”和“修改稿”兩存有關。不管是內證還是旁證,幾乎都印證了以下觀點:(1)李白晚年對《古風》詩歌極為重視,《大雅久不作》“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表明了他在功名之望破滅后,想借此“垂名后世”的宏愿;(2)《古風》有統一的風格定位,即“清真雅正”“雍容和緩”,保存在《古風》中的版本均與此風格一致;(3)李白對《古風》某些篇目做過修改,“重出版本”顯示出“初稿”和“修改稿”兩存的痕跡;(4)目前入選《古風》中的重出篇目,從情感表達到遣詞造句,均比保留在《感興》中的“孿生底本”要精良,顯然是經過精心篩選的;(5)《古風》的定名者由此當可浮現。以上各個環節,“定位—修改—裁汰—編次—定名”是一系列環環相扣、需要協調統一的工作,基本只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即原作者李白。
最重要的是,唐末詩人張祜已明確提及讀到李白《古風》,其《夢李白》詩曰:“匡山夜醉時,吟爾《古風》詩。振振二雅興,重顯此人詞。”因此“古風”的定名至遲不會晚于張祜。雖然我們還未能從出土文獻中確鑿證明“古風”之名乃李白自己晚年整理作品時所定(或為李陽冰、范傳正等),但考慮到古風旨歸、篇目修改、揀擇裁汰等一系列工作的一致性,則基本可以認定是李白自己所為。目前所見李白《古風》五十九首,整體情感走向顯露出從希冀入世至灰心絕望,風格變化從清新明媚至蕭瑟凄涼,基本符合李白一生從青年至老年的時間線,至于個別篇目如《北溟有巨魚》明顯作于早年,卻排列于“其三十三”,當是李白去世之后,中晚唐時期的李白集未能完善保存編輯之初的原貌,后至宋初,又經曾鞏、宋敏求重新搜求編次,在此過程中出現“二次(甚至多次)竄亂”的緣故。
(作者:谷維佳,系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