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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述林》與左翼文藝理論的傳播、規范和本土化
來源:《文藝風》 | 路卡  2026年05月28日08:41

一、《辨林》——馬列主義文藝理論方法論的“范本”

1936年出版的《海上述林》,收集了瞿秋白在1931—1933年間完成、但此前未被正式發表的譯本手稿。由魯迅收集整理、編輯成書、親撰序言的《海上述林》分為上下兩卷。上卷《辨林》(副標題為《科學的文藝論文集》)的核心內容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經典文本,而下卷《藻林》包含高爾基的創作選集和論文選集。本文以此書的上卷《辨林》為切入點,展開分析和討論。

由“現實”“列寧論托爾斯泰”和“譯論輯存”等部分組成的《辨林》,在中國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歷史上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它在華語世界中較早發表了恩格斯的兩封著名信件、列寧論述托爾斯泰的文章等經典文本,亦對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經典論述做出了相當精準和系統的譯介。許多學者對于這些譯本的重大歷史意義進行過深入的討論,也指出在這些譯文中出現的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核心術語——如“現實主義”“黨的文學”“歷史的對比”等,對中國本土的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所產生的積極作用。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撰寫編輯這本譯文集背后的歷史語境和權力關系。

《辨林》的編譯邏輯具有明顯的層次性。本書在編輯譯文時,遵循了一種明確的等級序列。譬如,恩格斯筆下的兩封信《恩格斯論巴勒扎克——給哈克納斯女士的信》《論易卜生的信——給愛倫斯德》及列寧撰寫的兩篇文章《列夫·托爾斯泰像一面俄國革命的鏡子》和《L.N.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在此書的整體結構中作為“正確”的馬列主義文藝理論方法的“典范”。與此相對,普列漢諾夫和拉法格的幾篇文章在不同的程度上被視為“反面”的例子加以修正和批評。基于這種邏輯,前幾組文本在文學創作原則、文學批評方法和對待文學遺產等一系列問題上的觀點和立場,在這本譯文集中被賦予了權威性,成為科學理論的代名詞。而后者則被認為是包含著種種缺陷的文藝思想,因而需要對其加以“批評的觀察和分析”。在本譯文集中,瞿秋白運用的修辭手段同樣強調了理論的規范性訴求:諸如“機械論”“非歷史”“取消主義”“庸俗社會科學”等具有鮮明價值取向的概念和術語,在闡釋性論文中頻繁出現,并且在各篇譯文中劃分了“正”與“反”的界線。

在相關表述上,本書的編譯者瞿秋白對自己的“主體位置”采取了頗具意味的態度和立場。在“現實”的后記中,瞿秋白這樣寫道:

至于關于現實主義,關于機械論,關于普列哈諾夫的錯誤和價值,關于拉法格的優點和缺點,以及關于左拉的那幾篇,就都是根據賽勒爾,伊頗里德,哥芬塞菲爾,愛亨霍爾茨等的考證和解釋的論文,而自己編過的;當然,這里不免略為關涉到中國文學界的現象。

考慮到這本譯文集所包含的規范性訴求,上述細節不能簡單地被理解為對一系列引用文本的羅列,而是在“科學”的權威性上發揮了特定作用。言下之意,瞿秋白通過將自己置于次要的編者位置上,凸顯其理論資源的來源,來表明在《辨林》中出現的有關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論述,并非他的主觀意識的產物,也不僅僅代表他個人在相關問題上持有的觀點和立場。相反,正如其副標題“科學的文藝論文集”所顯示的那樣,這本譯文集是20世紀30年代蘇聯學術界在相關問題上取得的“科學”成果。雖然在《辨林》中,對于“科學”的表述是從“普遍”的理論范疇中建立起來的,并且通常從某種進化論敘述上,被陳述為在歷史文藝發展中代表最進步、最客觀的文藝思想。但實際上,這種“普遍性”跟特定的權力場域及其相關的排斥機制密切相關。具體而言,這種“科學性”的表述直接關系到蘇聯文藝界在當時歷史語境中占據的中心位置,以及擁有的文化資本。對于20世紀上半葉的全球左翼文藝運動來說,蘇聯文藝界通常不單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對象,而且也往往被視作“科學真理”的代名詞。在“現實”的后記中,對于這一系列馬克思主義文學文本的詮釋者做出介紹之時,瞿秋白提及的“公謨學院”(Komakademie),譯本集的參照模板《文學遺產》,及該刊物的編輯者賽勒爾、歌芬塞菲爾和伊頗里德等人,在1930年代的蘇聯文藝界都占有重要地位。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注意,1930年代初期,當瞿秋白加入“左聯”,并投身于左翼文藝理論的譯介和探討之時,中國“左聯”加盟了“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組織,成為其在華支部。雖然“國際革命作家聯盟”是世界性的組織,在全球范圍內代表進步的左翼文藝團體、作家與運動,但這并不意味著該組織內部不存在“中心”與“邊緣”之分。這種區分,在瞿秋白的相關論述中清晰可見。1931年,瞿秋白在《斯大林和文學》一文中這樣寫道:

中國的普洛文學運動還在很幼稚的時期,它的許多弱點和錯誤正需要堅決的斗爭和勇敢的自我批評來糾正。世界無產階級的領導隊伍——蘇聯無產階級的文學斗爭應當是我們的模范。讀者對于蘇聯普洛文學運動之中的新的任務,應當深刻的去了解,應當會應用他們所研究出來的原則到中國的普洛文學方面來。

概而言之,《辨林》對馬列主義文藝理論提出的規范性訴求,無論在編譯邏輯、闡釋方式,還是在對“科學”的強調上,都有跡可循。而這本譯文集的“科學性”不單是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譯本中產生出來的,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蘇聯文藝界的權威性得到凸顯。因而,為了認識這種規范性訴求的具體內涵,我們首先需要回到20世紀30年代蘇聯文藝界的歷史語境當中,考察瞿秋白所提出的“科學文藝論”,在蘇聯經歷了什么樣的歷史形成過程,以及它在何種對話關系上完成了自身的建立。

二、20世紀30年代蘇聯文藝界——組織和規范

瞿秋白對蘇聯文藝理論的研究,集中于1931年至1933年期間。在這段時間,瞿秋白除了完成后來被收入到《海上述林》譯文集的譯文和詮釋之外,還撰寫了《斯大林與文學》《論弗里契》和《蘇聯文學的新階段》三篇重要文章。在“左聯”時期,瞿秋白的文藝理論工作直接對應了蘇聯文藝界在1920到1930年之間發生的重大變化。這個歷史階段——在蘇聯文學史上通常被稱為由“自由競賽”進入“列寧階段”的轉型時期,使得蘇聯文藝界在文藝團體的組織方式、文藝生產機制等方面經歷了重大的轉變。同等重要的是,蘇聯文藝界也在這一時期對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規范提出了更為明確的訴求,終結了以往各種理論思潮混雜的局面。從1928至1930年旅居于莫斯科,且長期關注著蘇聯文藝理論與實踐的瞿秋白,可以說是中國左翼文藝運動歷史發展中較早對蘇聯文藝界的這一變化有全面認識的理論家之一。因此,瞿秋白似乎與蘇聯學者同步,將這次轉型所蘊含的理論主張、規范性訴求傳播到了中國。

自“十月革命”以來,蘇聯文藝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處于極為活躍的狀態,“未來派”“鍛冶場”“山隘派”“崗位派”等形形色色的文藝流派和團體,似乎同時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并在蘇聯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它們有關文藝的政治性、文學的任務或歷史遺產等重要問題,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原則,而在這些不同性質的文藝綱領之間也通常出現了極為緊張的競爭關系。1925年俄共(布)中央發布的《關于黨的文學政策》決議,對無產階級政黨在文化領導權方面所面臨的問題上制定了基本的發展方向,但它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對當時文藝界的多元化局勢保持了肯定的態度,認為“黨應當主張文學領域中的不同集團和流派的自由競賽”,不能“使某個集團或文學組織對文學出版事業的壟斷合法化”,不能“賦予某個集團以壟斷權”。

蘇聯文藝界多元并存的局勢,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在新的歷史形勢下,蘇共對蘇聯作家隊伍的統一和團結問題發出了越發明確的要求。1932年《關于改組文藝組織》決議的發表,通常被視為這一轉型過程的標志性事件。這一決議宣布“把一切擁護蘇維埃政權的綱領并且樂于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家聯合到統一的蘇聯作家協會中去”,同時對蘇聯文藝界所面臨的當前的政治任務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要求。

在當前的學術界,《關于改組文藝組織》的決議仍然是一個富有爭議性的綱領性文件,許多學者也將其稱之為“斯大林專政時期”在蘇聯文藝界的開端,一個預示著由蘇共全面指導和操控導致文藝形式僵化的轉折點。在接受這些共識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指出,規范文藝創作和批評的方法、創造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統一文化路線等要求,一直醞釀于蘇聯文藝界的復雜局勢當中。在這些問題上,俄羅斯作家無產階級聯合會(簡稱“拉普”)表現出最為強烈歷史使命感。1926年,由“崗位派”“阿普”等文藝團體聯合組成的統一文藝組織拉普,在1920年至1930年之間成為被蘇聯官方認可的領導文化力量。在這一時期,拉普對文學的政治性和階級性、世界觀和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以及文學遺產等一系列命題,展開了長期的、大規模的討論;同時,針對無產階級的創作方法和路線,他們提出了“新現實主義”、“有傾向的現實主義”“無產階級的現實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等創作口號。

對本文的主題而言,尤其重要的是拉普在其晚期階段,圍繞與蘇聯共產主義學院合辦的《文學遺產》雜志而展開的文藝理論活動。在《文學遺產》的第一期中,編輯部闡發該刊宗旨時,首先指出《文學遺產》是一個“系統的、有嚴密計劃的”出版物,旨在發表文學領域中從前未問世的重要歷史文獻。但同時,強調《文學遺產》不是“埋頭于檔案紙堆的學院刊物,而是能夠有力面對黨和工人階級在文學研究上所需的戰斗性的布爾什維克機制”。接下來,他們補充說,該刊物“以列寧主義式的文學史研究為斗爭目標,繼承經典馬克思主義文本”,以期在文學研究領域迎來“列寧主義的時代”——也即對過去的革命和歷史進行布爾什維克式的理解和認識。

遵循編輯部的宗旨,《文學遺產》在1931至1932年期間首次公開發表了恩格斯的《致保·恩斯特》《致敏·考茨基》和《致瑪·合克奈斯》三封著名文藝書信,并對這些經典文本進行了解釋。同時,他們也通過梳理在第一、第二國際、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中歷次發生的爭論,并引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等經典理論家在此期間表達的觀點,對“唯物主義辯證法”及“黨的出版物”等正統文藝理論的核心概念進行了全面的闡述。在這種闡釋的批評性對照下,《文學遺產》編輯部亦沿用“庸俗社會科學”“新康德主義”“主觀主義”等命名,對“非正統”的文藝思想脈絡進行批判和清算。該刊物除了將托洛茨基、第二國際、自由主義者作為批判對象,還推翻了普列漢諾夫、博格丹諾夫、梅林等人在20世紀20年代蘇聯文藝界所占據的權威地位,用批評的眼光重新審視他們的文藝思想。

1932年,蘇共中央公布了《關于改組文學藝術團體》的決議,指示解散拉普并成立單一的蘇聯作家協會。該決議公布之后,蘇聯文藝界逐漸否定了拉普的歷史地位,指責它未能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團結全國的文藝力量,并對它的文藝路線進行了批判。但在解散拉普之后,蘇聯文藝界經歷的重建過程,體現了這兩個時期之間的相互關聯和繼承因素:首先,伴隨20世紀20年代后期蘇聯官方研究界在科學、哲學等各個領域中,對“左傾”與“右傾”錯誤思想戰線的屢次大規模的批評運動,蘇聯文藝界同樣在經典作家譜系和理論體系上經歷了轉型。如前所述,自從拉普宣布“列寧主義階段”的降臨,普列漢諾夫、梅林等人發生了由理論權威向批判對象的轉向。而在知識譜系的顛倒和重建過程中,《文學遺產》叢刊發掘出來的重要理論文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使得列寧、恩格斯和馬克思關于文藝問題的論述,被當作“正統”馬列主義文藝思想的科學依據。對經典文本做出的篩選和闡釋,并未終止于拉普階段,而是成為知識譜系的具體內涵,延續并體現在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較具權威的文藝理論著作中。1935年問世的《蘇聯文學百科全書》,仍然沒有完全否定拉普的歷史意義。這本百科全書指出,雖然在文藝路線上存在過許多弊端,但是拉普的歷史功績在于通過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托洛茨基的投降主義理論”“孟什維克的文藝觀念”等反無產階級的文藝理論,捍衛了文藝領域的黨性原則。

其次,1932年被首次提出的,在蘇聯作家協會的第一次代表會議上被正式接受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路線,通常被視為克服了拉普文學理論實踐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尤其是糾正了“唯物主義辯證法”對“心理描述”的過度重視,以及在“同路作家”“文學特殊性”等問題上的激進態度。然而,從拉普的晚期階段來看,“唯物主義辯證法”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間存在的相互對應的內容,除了體現在知識譜系上的延續上,也與基本術語息息相關。譬如,巴爾扎克和左拉、席勒和莎士比亞等西歐經典文學作家之間的對比,以及恩格斯筆下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環境”等說法,在這兩種不同的階段,都構成其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指示出一種觀察現實和書寫現實的獨有的方法。與此相關的是,這兩個時期的蘇聯文學批評家,都對認識和書寫現實的總體結構表現出強烈的訴求,同時也排斥先鋒文藝理念和主張。

回到《海上述林》,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本譯文集的參照系直接體現了20世紀30年代蘇聯文藝界在知識譜系等領域所經歷的轉型。這類互文關系,在經典作家序列,批評對象和文藝理論思想上,都鮮明地顯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在《海上述林》中以蘇聯文藝界為主要參考對象,提出的有關“正統”馬列主義文藝思想的規范性訴求,不能被理解為一種固有的、靜態的“非歷史”存在,而應當被看作特定歷史語境的產物。這種歷史語境,除了跟蘇聯文藝界這一時期在相關問題上得出的研究成果密切相關,也涉及蘇聯文藝界在1920年至1930年之間對第二國際思想流派、托洛茨基、博格丹諾夫、普列漢諾夫等“異類思想資源”展開的大規模批判運動。

三、中國語境中的《海上述林》

(一)《海上述林》與“新時期”的“左聯”

如果說《海上述林》的內容與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文藝界構成了對應的關系,那么圍繞《海上述林》的研究工作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呈現出自身獨有的歷史內涵。因此,對這本譯文集的理解和認識,不應僅僅局限于一種“非本土”理論的傳播過程,而應將其納入這一時期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理論實踐之中加以解釋。

當瞿秋白對蘇聯文藝理論展開系統的編譯工作時,中國左翼文藝界經歷了較為重大的轉變。1931年,在瞿秋白的積極幫助下,由馮雪峰起草的,“左聯”執行委員會通過的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下文簡稱《新任務》,在“左聯”的發展歷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歷史作用。關于這一點,茅盾在回憶錄中曾經寫道:“決議是馮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執委會也研究了多次。這個決議可以說是‘左聯’成立以后第一個既有理論又有實際內容的文件,它是對一九三○年八月那個左傾決議的反撥,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則,指導了‘左聯’后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的活動。”從“新階段”的歷史視域上,這次決議凸顯了兩個批評對象:一邊是“民族主義、法西主義、取消派,以及一切反革命的思想和文學”,而另一方面是在中國左翼運動發展中曾經出現過的理論主張。就后者而言,《新任務》寫道,左翼陣營內部需要“嚴厲地檢查自己的陣容,無容情地對于右傾機會主義及左傾空談作兩條戰線上的斗爭”。

此決議提出的“防止右傾機會主義及左傾空談的兩條戰線”的口號,根據哈爾柯夫“第二大會”的指示得以展開。在當時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歷史語境中,這一口號觸及的對象,主要指向1928至1930年間中國左翼文藝界發生的“革命文學論爭”,以及“左聯”領導人物于1931至1933年間參與的“自由論辯論爭”。在歷次論爭中,“創造社”和“太陽社”在文學創作與文藝理論上持有相當激進的觀點和立場,還有胡秋原、蘇汶等人以“第三種人”自稱,維護和提倡文學的自由主義和客觀主義的精神,這些在《新任務》中被命名為“觀念論”“主觀論”“浪漫主義”“假的客觀主義”錯誤思想,因而也是“新時期”左翼文藝運動所要批判(或糾正)的對象。從這種批評方式來看,1931年發表的《新任務》,對過去錯誤思想的斗爭,包含著規范性的訴求,意圖通過在文學創作和批評方法上制定統一的原則,來終結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分裂局面。

《新任務》的公布與《海上述林》譯文集的首次出版相距五年的時間。1936年,《海上述林》得以問世時,駐滬的“左聯”已經失去了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中心位置,面臨解散。但同時,我們可以發現《海上述林》在正式出版之前,就已經是一種“在場”的文本,并開始在中國左翼文藝界產生效應。在1931至1933年間,瞿秋白與魯迅、馮雪峰和茅盾等人參與的文藝論爭,都緊密關聯到《海上述林》的編譯工作。換言之,在1931—1933年間,瞿秋白通過參照和翻譯《文學遺產》的權威論述,對“黨的文學”“唯物主義辯證法”等概念進行了譯介和闡釋,這已成為他介入“第三種人論爭”等同一時期文藝批判運動的重要路徑。關于這一點,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這一時期的論爭中,瞿秋白通常依據《海上述林》的知識譜系(及其相關的規范性訴求),對異類的左翼文藝理論主張進行“清算”。

首先,自從1930年在哈爾柯夫舉行的國際革命作家聯盟會將“唯物主義辯證法”規定為其權威的文學理論范式之后,這類創作原則和批評方法逐漸進入了中國左翼文藝界。在“左聯”的新時期,由馮雪峰翻譯的《創作方法論——A.法捷耶夫的演說》,茅盾撰寫的《莎士比亞與現實主義》等文章,已經對“唯物主義辯證法”做出了譯介和討論。與之相呼應的是,《海上述林》收入的《馬克思恩格斯和文學上的現實主義》《拉法格和他的文藝批評》等文章。這系列文章基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巴爾扎克(“偉大的現實主義”)—左拉(“自然主義”)、席勒-莎士比亞之間的對比,來闡釋一種對現實獨有的書寫方式。這種書寫方式既不是“主觀的淋漓盡致的演說”,也不是用照相式的書寫方式把現實碎片化,而是以形象化的語言,辯證地暴露“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矛盾”。在這一時期,“左聯”的領導人物根據唯物主義辯證法的認知能動需求,探析和評判中國左翼文藝界的現狀。其中較有代表意義的是,瞿秋白圍繞“浪漫諦克”的概念而展開的批評。關于這點,瞿秋白指出中國左翼文學作品要超越空洞的傾向性,避免把小說的英雄“變成了‘時代精神的號筒’”,而應當追求創造一種富有洞察力與深度性的文藝樣態。當瞿秋白把相關的理論命題與中國早期左翼文藝理論思潮相聯系時,他認為創造社、太陽社等文藝團體的錯誤在于,他們“取消了文藝,放棄了文藝的特殊工具”,同時也將這種錯誤思想的根源追溯到博格丹諾夫、“未來派”的影響上。

其次,在《海上述林》中出現的有關普列漢諾夫文藝思想的批評性文章。《海上述林》除了列入了普列漢諾夫文章的中文譯本之外,也收入了瞿秋白根據《文學遺產》的底稿轉譯的闡釋性文章《文藝理論家的普列哈諾夫》。在這篇文章中,瞿秋白認為“對文藝理論上的‘普列哈諾夫正統’的呼聲”是錯誤的,因而應當“對于他的理論加以批評的觀察和分析”。接下來,瞿秋白指認了殘留于普列漢諾夫文藝思想體系的“多元論”“生物學主義”(及其相關的“新康德主義”)等錯誤因素,并且將其與這位19—20世紀俄羅斯思想家的“宇宙觀”聯系在一起加以批判。關于普列漢諾夫文藝思想的批評性論述,在1931—1933年間發生的文藝自由論辯中,產生了直接的效應。在此次論爭期間,瞿秋白、馮雪峰和魯迅等人,通常把胡秋原、蘇汶等的“錯誤”觀點聯系到普列漢諾夫的文藝思想上。在這個問題上,瞿秋白曾經指出胡秋原、蘇汶的文藝主張源于普列漢諾夫、佛里契的“多元論”,而馮雪峰認為他們是普列漢諾夫的“最壞的歪曲者,最惡劣的引用者”。在文藝自由論辯期間,“左聯”領導人物從領導權問題、文藝實踐與世界觀的“一元論”等理論視角出發,批評了胡秋原、蘇汶的“客觀主義”“超階級”等文藝思想。這一現象與一些學者提出的觀點高度吻合,即這一時期中國左翼文藝界正經歷從“普列漢諾夫時代”向“列寧時代”的轉變。

考慮到《海上述林》譯文集直接關系到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在知識譜系問題上存在的張力和對峙,我們需要梳理一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左翼文藝團體的理論“參照系”所發生的更迭。與《海上述林》以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蘇聯文藝界,尤其是《文學遺產》為主要參照對象不同的是,其余早期中國左翼文藝運動參與者在留學日本期間接觸到的本地左翼革命理論思想,對他們的文藝理論探索產生較大的影響。其中較為重要的有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廣泛流傳于日本文藝界的“福本主義”“新寫實主義”、藏原惟人的文藝思想等。此外,在“革命文學”論爭期間,魯迅、馮雪峰等人為批評性地回應中國革命文學流派的激進主張,以托洛茨基、普列漢諾夫、佛里契等蘇聯文藝家為核心,展開了翻譯工作。據1930年做出的統計,在華語世界的俄文譯本中,排名首位的左翼理論家是普列漢諾夫,僅次于他的是盧那查爾斯基、杰列夫斯基、佛里契、布哈林等蘇聯文藝思想家;而流傳較廣的其他國籍的左翼文藝理論家,包括伊可維支(法國)、霍善斯坦因、梅爾頓、梅林(德國)、辛克萊(美國)、青野季吉、藏原惟人(日本)等。

需要注意的是,在《海上述林》問世之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于文藝問題的經典文本已有多種中文譯本。這些譯本亦在中國文藝界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不過,《海上述林》的歷史價值,一方面體現在新的理論思想資源上,即由譯文集收入的《恩格斯論巴爾扎克——給哈克納斯女士的信》《恩格斯論易卜生的信——給愛倫斯德》、拉法格論左拉的文章以及高爾基的“社會論文”等屬于最早的中文譯本;另一方面,也跟這本譯文集的整體闡釋框架密切相關。基于馬恩列的經典文本,《海上述林》對“唯物主義辯證法”“黨的文學”等中心概念進行了全面的闡釋,并且從左翼文藝思想內部劃清了“正統”和“異類”之間的界限。進而,首次相當明確地把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博格丹諾夫等人的文藝思想納入“非正統”的理論范圍加以批評性的審視。

有鑒于此,我們很容易發現《海上述林》相關翻譯工作的動機與《新任務》之間的內在關聯。1931年“左聯”《新任務》向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提出的重大任務,是通過在左聯陣營內部展開“兩條戰線”的斗爭,建立一種符合馬列主義科學文藝思想的理論體系。在這一重建過程中,瞿秋白對《海上述林》的翻譯,與馮雪峰、魯迅、胡風等人同期翻譯的《論新興文學》《蘇聯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現狀》《與敏娜·考茨基論傾向文學》等譯本,以及刊載于《世界革命文學》上關于蘇聯文藝的一系列文章,共同提供了“正確”理論方法論的范本。換言之,《新任務》是“左聯”在由“幼稚”向“成熟”轉型過程中宣布的綱領性文件,而相關的翻譯工作是在實踐過程中對這一綱領性文件的踐行和補充,以具體的范例充實“口號”的內涵。由于《海上述林》的出版時間與“左聯”的“活躍時期”存在著時間差,我們今天應該對這本譯文集的“現實效應”持有保留態度。但是,從這一時期文本網絡的比較視角下,我們亦可發現《海上述林》的翻譯設想對新時期理論的規范性訴求進行了最為完整和系統的表達。實際上,這一點也在“左聯”時期瞿秋白投入的文藝理論工作中相當清晰地表現出來。

如果將1931年“左聯”提出的《新任務》,以及瞿秋白等人對于“兩條戰線”的口號提供的理論范式,看作中國“新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共同綱領的話,那么中國早期左翼文藝流派在文本互文網絡中存在的差異,對理解《新任務》的具體歷史內涵則極為重要。雖然瞿秋白、馮雪峰等人有關另類中國左翼流派和思潮的討論,往往是在幼稚—成熟、科學—庸俗這樣的對應關系上顯現出來的。但是,在將近一百年后的今天,當這些文藝理論的科學范疇普遍受到質疑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在這一決議案中,“左聯”向“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作家、指導者及批評家”提出的新任務,即“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一切偉大的文學遺產,研究蘇聯及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文學作品及理論和批評”,并不完全取決于文學科學理論的深度和廣度。或許更為重要的是這類宗旨蘊含的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規范性訴求,即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何種馬列文藝,以及哪種蘇聯無產階級的文藝理論流派,占有了“科學”的權威位置,被規定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學習對象。

(二)新的難題性及其影響

《海上述林》的翻譯工作是非常具體的實踐過程的產物,因此它的意義和價值也往往跟這種特定歷史的語境緊密關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今天對這本譯文集的討論,需要擺脫科學本質論的研究框架,避免從“正確”文藝思想的角度去“審判”其價值,而應將其視為一種歷史的再現方式,一種能夠幫助我們觸摸歷史復雜性的途徑。但與此同時,為了避免“歷史譜系學”所隱含的虛無主義的危險,我們也需要闡釋外來的文藝理論體系,在何種意義上與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發生了關系,或者說,外來的理論在何種意義上對本土的左翼文藝實踐起到了推進和發展的作用。《海上述林》譯文集在“左聯”的新時期,不僅在左翼文藝理論方面上,引入了與以前不同的參照系統和知識譜系,而且也對于諸種文藝命題帶來了新的思考方式。以瞿秋白為線索,這些新的要素,除了關系到“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同路作家”“文學遺產”等命題,也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在《海上述林》譯文集中,瞿秋白通過對比恩格斯、普列漢諾夫以及保羅·恩斯特、赫爾曼 ·巴爾等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青年反對派”對易卜生文學創作進行的分析方式,來區分文學批評方法中的辯證和機械。在這個問題上,瞿秋白的分析聚焦于這幾位左翼思想家在具體細節上存在的分歧,特別是他們對北歐挪威的不同界定:在“青年反對派”那里,挪威代表了“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典型,而恩格斯認為挪威市儈具有特殊性質,并把這種特殊性歸結為“挪威的小資產階級是自由的農民的兒子”。從這一細節出發,瞿秋白延伸出來的結論是,相比于恩格斯歷史唯物辯證法的范本,巴爾、恩斯特等人的機械思想把不同歷史時期和地區的資產階級、農民、婦女等社會群體的意識和情緒理解為“永久不變的”現象,因此他們對具體社會關系的分析方法“只會機械的運用一些某某階級,市儈,貴族等等‘意識模型’的死板公式”,“不了解‘具體的歷史條件’”。

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文藝界而言,與機械性相關的文藝批評方式,體現在早期左翼文藝運動參與者在舊時代與新時代、舊作家與革命作家之間劃出嚴格界限,從而表現出鮮明的排他性傾向。關于這種歷史現象,瞿秋白曾經寫道,他們“只看見所謂時代文藝,而看不見階級文藝”。言下之意,抽象的“時代”概念簡化了特定歷史時空的復雜內容,而對充滿著矛盾、轉化和分裂的時間流動所構成的錯綜復雜的歷史條件視而不見。在瞿秋白的文藝理論實踐中,關于“機械性”的批評,與“文學遺產”“同路作家”等命題相關的討論相同,緊密關系到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進行的總體描述,尤其是他對魯迅的文學創作做出的重新評價。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以中國現代進程為坐標,從不同的時間節點上,對魯迅的文學實踐的具體內涵展開了探析。而瞿秋白的獨特之處,不單表現在正面的評價上,也體現在對“時代”提出的與之前不同的認識方式:在他的分析中,“時代”富有流動性、變動性的特征和性質,同時交纏于時間與空間的辯證關系之中。作家的歷史意義和價值,從具體歷史時空關系的認識和對話之中浮現出來。

其次,從“列寧主義階段”的科學知識譜系出發,對普列漢諾夫文藝思想展開的批判,既是《海上述林》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與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藝界的“文藝自由論辯”構成內在的關聯。在《海上述林》中,瞿秋白通過參照蘇聯《列寧全集》主編的相關論述,翻譯了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的部分內容,并且對其核心觀點——“黨的文學”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瞿秋白并非首次向中國文藝界引入“黨的文學”的概念。同時,在“左聯”的新時期,與其相關的理論命題已經滲入中國左翼文藝的理論實踐肌理,像馮雪峰、胡風、周揚等人,都依據“黨的文學”的批評視野對胡秋原、蘇汶等人的“客觀主義”“自由主義”進行過批評,認為他們的理論主張取消了革命文藝的能動性,否定了將其作為意識形態武器的功能和作用。不過,在“左聯”時期,瞿秋白對“黨的文學”的思考,最為自覺地將其與中國革命運動連接在一起,并加以應用和轉化。瞿秋白圍繞革命文藝大眾化運動展開了一系列構思與探索。其重要的貢獻在于,他把外來的“科學文藝理論”置于本土文化空間之中,并緊密結合文化領導權斗爭,對此進行了系統而嚴密的理論思考。瞿秋白基于“多數平民”的政治維度,觀察到中國文化空間的分裂狀態,并且將這種分裂狀態看作“革命文藝大眾化運動”的內在動力。在瞿秋白的文藝構想中,“革命文藝大眾化運動”既是革命階級意識滲透到廣闊社會階層的“政治武器”,也是克服和彌補各個社會階層在語言表達、文化生活和審美取向等方面的鴻溝的有效途徑。

從上述幾個方面來看,瞿秋白根據“左聯”新時代的理論規范性訴求,通常將中國左翼文藝界的錯誤思想與不同脈絡的理論知識譜系關聯在一起加以闡釋。但同時,不同理論參照系之間的對峙和競爭,也帶來了新的難題性。譬如,瞿秋白對中國文藝問題的論述,脫離了“時代”范疇的寬泛性與空洞性,轉而以中國近代歷史的具體時空關系為切入點,探討特定的文藝現象和文學作家群體,甚至嘗試建構一套進步-革命作家的經典譜系;又如,他關注的問題不僅僅局限在文學的政治性/階級性等特征,而且思考如何在革命斗爭中有效地發揮文藝的政治能動性;再者,他把無產階級能否創作自己的文學等問題,轉變成什么樣的文學可以產生革命-進步的政治內涵等問題。與《海上述林》相關的翻譯工作和理論探索,在文藝批評方法、文藝與政治之間的關系等問題上,引入的前所未有的思考方式,對20世紀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整體面貌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影響。

關于歷史影響等問題,尤其重要的是《海上述林》與延安時期的左翼文藝運動之間的關系。1935年瞿秋白就義不久后,魯迅開始搜集瞿秋白的譯稿,并將其編輯為《海上述林》上、下兩卷。次年,這本書稿在日本東京印刷之后,馮雪峰在魯迅的囑托下,將《海上述林》的紀念版帶到延安,為毛澤東和周恩來每人送去一本。根據陳晉對“延安整風運動”時期毛澤東的閱讀經歷進行的歷史考察,這本譯文集對毛澤東的文藝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42年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談到出版工作,針對稿件缺少的情況,他提到:‘可印《魯迅全集》和《海上述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毛澤東也反復閱讀了《海上述林》,成為了其延安文藝方針的重要學習對象。除此之外,在延安文藝運動時期,發表過的重要文本與《海上述林》的關系有跡可循。譬如,1942年5月刊載于《解放日報》的列寧文章《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博古在譯者按語中,引用《海上述林》作為主要的參考文獻。根據黎辛等人的回憶,博古在翻譯這篇文章的過程中,主要參照了瞿秋白的譯法,即將列寧提出的“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譯成“黨的文學”。這種譯法亦出現在毛澤東不久之后發表的《在延安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中。

可見在延安文藝運動期間,特別是毛澤東發表《講話》的前后,《海上述林》始終與當時左翼文藝界處于互動關系之中。在毛澤東發表其重要文藝論點前夕,《海上述林》與徐懋庸的《民間藝術形式的采用》、劉雪葦的《中國新文學史講授提綱》、艾青的《秧歌劇的形式》,以及在《解放日報》的文藝專欄刊發的重要譯文,組成了它的互文網絡。如果進一步探討瞿秋白跟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之間的傳承關系,我們可以發現毛、瞿兩位都基于“黨的文學”的原則,將革命文藝納入領導權斗爭,并且在其中凸顯了革命實踐的政治對象。從這種理論的視角出發,毛、瞿兩位的文化政治邏輯,既包含了群眾性、大眾化等特征,又保留了進步歷史的科學坐標。

同樣,在延安時期,圍繞“科學文藝理論”而出版的權威性文本,與《海上述林》的知識譜系有著一定的繼承關系。無論在《講話》前后,刊載于《解放日報》的《恩格斯論現實主義》《列寧論文藝》等譯文,還是1944年周楊“根據《講話》的精神”編輯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文藝論文集,大體都沿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高爾基和魯迅等的經典文本,建立馬列主義的經典作家譜系。同時,它們依據席勒和莎士比亞的對比、“現實主義”“黨的文學”等術語解釋“正統”的馬列文藝思想——雖然面對當時革命局勢的需要,他們的編輯工作對這系列問題進行過調整或深化。

綜上所述,《海上述林》譯文集中提出的文藝科學的規范性訴求,產生于特定的歷史時空關系,并與其權力場域(及其相關的“排斥機制”)緊密相連。然而,中國左翼文藝運動依據自身獨有的政治歷史情境、文化社會傳統和對話對象等要素,從這種標榜“普遍性”的科學理論中,持續生長出新的內容。以瞿秋白的個案來看,他已經將“科學文藝理論”與特定的文化空間有機結合在一起,變成了一個富有理論自覺的思考對象。而這種理論的自覺,在此后左翼文藝運動的發展過程中,變得更為明晰和深入。在這個意義上,今天重新探討《海上述林》的規范性訴求與20世紀中國左翼文藝運動之間的歷史性關系時,我們不能將其簡單歸結為“被動性”的傳播或“理論的旅行”。恰恰相反,《海上述林》的轉譯,應當被看作與本土革命文化實踐始終處于不間斷“創作”的動態關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