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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左行橫迆”擦肩而過——《新青年》漢字橫排失敗原因考論
來源:《魯迅研究月刊》 | 陶君艷  2026年05月28日08:38

前言

在晚清以降的語言文字改革思潮中,拼音化文字與其橫向書寫方式一度被認為是先進的、現代性的文字形態。是以,要求漢字效法西文、采取橫排的聲音不時傳出。1908年,吳稚暉提出編造“中國新語”,采取簡化字,“用左移橫行法” ①。1913年,俞乾三指出漢字從上至下、自右而左的書寫方式不良,在科學的名義下,宣稱傳統寫法有“污袖”“心理”“生理”等方面的缺陷,要求“亟宜改為旁行,自左而右,仿西文之成法。”②這些建議并沒有得到時人的重視,更沒有得到具體的踐行。數年之后,《新青年》再次發起漢字橫排討論,并引發了一波輿論聲浪。但是,與提倡白話不同,《新青年》雖然鼓吹漢字橫排,但直到終刊也未付諸實踐,這引發了后人對《新青年》橫排失敗原因的探尋。

總體來看,目前學界對于《新青年》橫排失敗的原因主要有兩種結論。一種結論認為是印刷水平的限制,如張志強認為“承擔出版的群益書社卻反對《新青年》橫排”③,張勇認為《新青年》之所以未能實現橫排,“歸結為一點其實就是印行的成本”。④另一種結論是同人態度不統一,如杜明星認為“‘左行橫迤’沒有主編陳獨秀和文學大咖胡適的支持,仍難以實現”⑤,潘望舒指出“由于《新青年》內部意見的不統一,胡適認為‘這個究竟還是一個小節的問題’,《新青年》始終沒有改成橫排” ⑥。也有研究者提出“固然存在印刷困難,同人態度的不一致性才是《新青年》”“難以改用橫排的內在原因。” ⑦

將《新青年》橫排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印刷技術的限制和同人態度的不一致性,仍然遺留了重要問題:慣于共同行動的《新青年》同人因何在漢字橫排問題上態度反常?向來支持《新青年》雜志形式改革,且出版過橫排書刊,有過漢字橫排經歷的群益書社,為何阻止了《新青年》橫排計劃的實施?影響《新青年》同人與群益書社對《新青年》橫排態度的因素主要是什么?這些問題是探究《新青年》與“左行橫迤”擦肩而過之原由的關鍵所在。本文通過繼續挖掘史料并細讀相關文本,在前人基礎上繼續探尋《新青年》橫排失敗的原因。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封面

一、知易行難的漢字橫排

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3號的“通信”欄刊載錢玄同的來信,提到“漢文需改用左行橫迤,如西文寫法也” ⑧的主張,陳獨秀回信表示贊同,《新青年》的橫排討論自此拉開了帷幕。兩個月之后,錢玄同在論應用文的改良策略時,又提出漢字應“改右行直下為左行橫迤”,陳獨秀依然表示贊成。有此基礎,錢玄同繼而提議將《新青年》雜志改為橫排印刷,并建議從第4卷第1號開始實施。陳獨秀對此事答應得頗為干脆,直言與相關人員商量后即可實行。但他顯然低估了這件事的難度,《新青年》第4卷第1號依舊豎排,而橫排討論也隨之繼續展開,引發讀者的關注,產生贊同與反對的不同聲音。在第4卷第4號中,時為北大教員的孫國璋直言不贊成《新青年》體例上“將文字改為橫列”,認為在直行文字中以“習用之圈點”“加以問號和呼號已足”,若改為橫排,大多數人難以效法。⑨隨后,第4卷第6號中“基督徒悔”也認為“錢君之主張,直至駭人聽聞,不能按部就班,以盡誘導之天職”,漢字橫排將“使多數人驚異”,并斥錢有“媚外”之嫌。⑩對于此種質疑聲音,錢玄同則認為,他們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習慣使然。

接連遭遇兩封反對信件后,朱我農、張月濂、張壽鵬、周作人等相繼表達了對漢字橫排的支持。在“橫排派”看來,文字橫排既是漢字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西文混雜排列的實際需求。錢玄同提出,用羅馬字給漢字注音的前提是先“把中國字改為橫行” ?;張月濂認為,“中西文合并而成之新文學,實為應時勢之要求已至瓜熟蒂落之期而產出”,而“新文字之副產物,即文字排列之法須改直行為橫行” ?;張壽鵬表示漢字橫排雖帶來閱讀困難,但夾帶西文卻方便,周作人給其回信中也表示贊同漢字橫排。?

如果說漢字橫排為的是便于中西文并用,那么強調《新青年》雜志的橫排,則在這一需求之外,還多了使雜志為“社會先導”的用意。陳望道從《新青年》“除惡務盡”的宗旨出發,批評雜志同人即使在實驗心理學證明文字當橫行后依然“縱書中文”,是缺乏“誠懇的精神”。?錢玄同回信中解釋了雜志未能橫排的原因,并透露有過從第6卷第1號起改為橫行的計劃。?之后,關于橫排問題的討論逐漸稀少。為保護論爭之火不熄,維系《新青年》采取橫排的一線希望,作為倡導者的錢玄同不得不再次尋找幫手,發表了與陳大齊關于漢字橫排的通信。他在從實際需要方面論述了漢字橫排的必要性后,邀請陳大齊從生理學的角度闡釋漢字橫排的合理性。以往關于漢字橫排的文字大多夾雜于其他問題的論述中,而這次通信卻是漢字橫排問題專論,甚至特意打出了“賽先生”的大旗。但事與愿違,它并未在《新青年》上濺起更多的水花——隨著雜志同人編輯方式的結束,《新青年》上熱鬧了兩年多的橫排討論暫時落下了帷幕。以革故鼎新為宗旨的《新青年》,盡管打出了“漢字橫排”的招牌,卻未能身體力行,正反映了新文化運動“知易行難”的階段性歷史特征。

由上,《新青年》中直接回應雜志橫排計劃的文字有三次。第一次是第3卷第6號陳獨秀回復錢玄同,認為《新青年》改為橫排“待同發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實行”?;第二次是第5卷第2號錢玄同回答朱我農,“唯新青年尚未改用橫行的緣故,實因同人意見對這個問題尚未能一致”?;第三次是第6卷第1號錢玄同回復陳望道,“只因印刷方面發生許多困難的交涉,所以一時尚改不成”?。通過這三次通信可知,《新青年》改為橫排的提議得到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認同與支持,但在實行過程中,遭遇了同人與印刷方面的共同阻礙而導致計劃破產。

二、群益書社的顧慮:“印刷工資的加多幾及一倍”

錢玄同在《新青年》第3卷第6號上建議雜志“從第四卷第一號起就改用橫式”?,陳獨秀表示“十分贊成”,“待同發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實行”?。但《新青年》第4卷第1號并未采取橫排,陳獨秀與發行部、社友的具體商量情況也不得而知。不過,此后錢玄同關于漢字橫排的數封通信,大致可見刊物同人圍繞這一問題的博弈過程。先是在回復朱我農來信時,錢玄同說《新青年》尚未改用橫排,“實因同人意見對這個問題尚未能一致”?;其后,他在1918年11月26日致《新青年》同人的信里說,10月份陳獨秀就提出從第6卷開始改為橫排,但困難在于群益書社提出“這么一改,印刷工資的加多幾及一倍”,所以“一時或未必能實行”?。直到第6卷第1號出刊后,面對陳望道的批評,錢玄同解釋道:“原擬從本冊(六卷一號)起改為橫行。只因印刷方面發生許多困難的交涉,所以一時尚改不成”?。由此可知,導致《新青年》未能采取橫排的原因之一便是群益書社的態度。

那么,對于群益書社而言,漢字橫排究竟意味著什么?

首先,群益書社具備了漢字橫排的能力。漢字橫排的直接動機是中西文字與符號相混雜造成的讀寫不便,因此,橫排印刷最早是出現在英漢字典、數字公式較多的科學書刊中,而群益書社在接辦《新青年》之前,正是以出版中英文字典和理科教科書為主業。如谷鐘琦編譯的《平面幾何學講義》(1909年出版)、趙灼譯述的《納氏英文法講義第二》(1913年出版)等,這些書籍中涉及西文字母、圖形符號、數學公式、阿拉伯數字等,均完全橫排。而且,《新青年》最初幾卷刊載的中英文對照翻譯作品中,也存在漢字橫排的情況,其排版大致可分為三種:中英文都采取豎排方式;同一頁中,英文原文橫排在上,中文翻譯豎排在下;同一頁中,英文橫排在左,中文橫排在右。在這三種方式里,第三種情況占比最大。這說明群益是具備漢字橫排印刷能力的。

其次,受制于印刷工人的技術水平與工作習慣、設備的排版裝置,改為橫排會降低印刷效率,并增加資金成本。當時陳大齊在京師學務局出版他的《心靈現象論》,因為采用橫排和西洋式句讀符號,“印了半年多,還沒有印好”?。可見即使是對有官方背景的京師學務局來說,橫排也并不容易。而據胡風的回憶,1928年魯迅編輯《奔流》時也計劃采用橫排,但最后并未實行,原因是“工人不習慣,要多費力費時,排字費得增加百分之二十”。?甚至到了1949年,印刷業的行規依然是“在鉛印排字遇橫排及表格或有算學公式時,按章均須另加費用。”?看來群益書社說采取橫排會導致“印刷工資的加多幾及一倍”,并非空穴來風。如果雜志方不愿負擔額外增加的成本,那么作為規模有限的私營出版社,群益書社的拒絕也就在情理之中。

歷史地看,《新青年》與群益書社一度是互相成就的關系。《新青年》能夠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標志性刊物,群益功不可沒。反之,群益書社借助《新青年》的名聲也獲益匪淺。因此,歷來人們多關注群益之于《新青年》的助力作用,如有研究者認為“上海群益書社老板陳子沛、陳子壽兄弟在支持《新青年》雜志的文學改良和版式革新方面,一直是不惜代價的。正是在上海群益書社與《新青年》編輯部的共同努力之下,《新青年》雜志終于扭虧為盈并且成就了自己的‘金字招牌’”?。誠然,從資助創辦、雜志更名、改革版式等事件上看,群益書社對《新青年》多有支持。1918年10月汪孟鄒曾致信胡適:“《新青年》過期太久,煉(按:即汪孟鄒)亦深不以為然。但上海印業,商務、中華不愿代印,其余民友各家尚屬幼稚。對于《新青年》以為花頭太多,略較費事,均表示不愿,目前是托華豐,尚不如前之民友。煉今日代群益向民友相商,子壽之意如可如期,決不惜費,奈民友竟一意拒絕,使人悶悶。”?信中所談各書局不愿代印《新青年》事,就是因為從第4卷第1號開始,《新青年》的白話文章大大增加,而且在印刷上要求添加西式標點符號,故遭各家書局拒絕。無奈之下,群益只好借鑒外文標點符號,自鑄銅模來完成《新青年》的印刷。?這說明群益書社曾對《新青年》的出版盡心盡力,極力支持。

但在商言商,群益畢竟只是一家私營的小出版社,承擔不起過多的虧損,而必須考慮收益問題。盡管群益書社老板陳氏兄弟與陳獨秀之友汪孟鄒、章士釗等關系親厚,然而書商身份決定了他們難以真正“決不惜費”地支持《新青年》的任何舉措。群益和《新青年》的合作離不開經濟因素的制約。群益發行時期的《新青年》有兩次休刊的經歷,分別是1916年2月15日(第1卷第6號)至1916年9月1日(第2卷第1號),休刊近七個月;1917年8月1號(第3卷第6號)至1918年1月15日(第4卷第1號),休刊五個月。兩次休刊都是由于《新青年》銷量欠佳,出版方虧損較重。關于第二次休刊,魯迅在致許壽裳信中說:“《新青年》以不能廣行,書肆擬中止;獨秀輩與之交涉,已允續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可以看到,陳獨秀對群益做出了一些妥協和承諾,才得以繼續出刊。這些妥協和承諾包括,群益不再提供每期二百元的稿費和編輯費,增加一批以北大教授為主的作者無償為《新青年》供稿等等。足見,群益書社對《新青年》的支持是有條件的,也是有底限的。

最終,《新青年》和群益書社合作關系的破裂,還是由于印刷成本的問題。《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出版,群益書社認為,這一期頁碼增加,用紙多得多,又有鋅版又有表格,排工貴得多,如不加價,虧本太多,提出增加費用,而陳獨秀堅決不同意。雙方意見難以調和,《新青年》便脫離群益,獨立出版。?雜志方和出版方,正如商業合同的甲方乙方,各有各的立場,自然也各有各的考量。雜志方要求刊物出得漂亮、符合設想,出版方則要求盡量節約成本,實現利潤最大化,本來就是一對矛盾。如此看來,群益書社一再拒絕《新青年》全文采取橫排,也就是可以理解的。陳獨秀向同人抱怨:“我對于群益不滿意不是一天了”“群益欺負我們的事,十張紙也寫不盡”?,說明在《新青年》的出版過程中,編輯方與發行方發生分歧是常有的事,而陳獨秀在出版“勞動節紀念號”事件中的“據理力爭”,也讓他和其他同人在《新青年》橫排問題上的態度變得耐人尋味。

總而言之,群益書社有過為《新青年》印刷橫排文字的經歷,是具備橫排印刷的條件的。但是,橫排需要增加印刷成本,將有損于其收益,因此群益書社對《新青年》橫排并不熱心。但是,從群益書社與陳獨秀等關于《新青年》出版發行問題的數次爭執可知,《新青年》凡是涉及“生意”的改變,往往需要同人竭力向群益爭取才能實現。從橫排計劃的結果看,同人并沒有竭力去爭取。這說明,讓同人對橫排實踐態度遲疑的原因并不全是群益不愿意橫排印刷的問題。

三、同人的態度:“究竟還是一個小節的問題”

同是涉及《新青年》雜志形式的變革,橫排問題盡管也經歷了比較熱烈的討論,但與運用白話文、添加新式標點相比,參與討論的更多是《新青年》的讀者,而同人對這一話題的態度相對冷淡。首先,審視《新青年》同人對漢字橫排的發言,除了錢玄同外,僅有陳獨秀、胡適、周作人,而胡適與周作人的發言各僅有一次。周作人還不是專門撰文討論,只是在給讀者回信中順帶提及他對橫排“十分贊成”。?與此相比,“白話文改革”的討論,同人幾乎都參與了。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專門撰文論述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必要性,周氏兄弟、劉半農、李大釗等也積極響應,以理論或創作的方式予以支持。而關于標點符號的討論,胡適就說過,“論句讀符號一層,本社同人也不知共同討論了多少次。”?正所謂真理愈辨愈明,胡適也認為“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同人的討論對確立觀念或主張的合法性非常重要,然而,漢字橫排卻由于同人參與討論不夠,難以使其“是非自明”,這似乎也暗示了橫排并沒有成為同人共識另外,關于橫排的所有討論幾乎都在“通信”欄進行,但“‘通信’是一種‘即席發言’、一種‘思想草稿’”,經由“同人之間的相互辯駁,更能促使討論深入”,直至“思考成熟,不衫不履的‘通信’,便會成為正襟危坐的‘專論’。”?由此可見,盡管《新青年》橫排討論看似也吵吵嚷嚷,眾聲喧嘩,但它最終只是一種“思想草稿”,難以跳出“通信”欄,升格為“思考成熟”的“專論”,而導致這一結果的正是同人之間相互辯駁不夠,討論難以深入。

另外,主要骨干對《新青年》橫排的態度顯得猶疑、模糊。陳獨秀與胡適在《新青年》群體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他們對《新青年》漢字橫排的言語和態度需要重點關注。陳獨秀作為雜志主編,不僅公開表示贊同漢字橫排,也支持《新青年》改為橫排。但《新青年》直至終刊也未能橫排,顯示出陳獨秀本人對這一改革,并沒有“不惜一切代價”去推行,而只是在一定限度內贊成和支持,他不愿為此與出版方沖突即是證明。從“商量同意”“討論一番”等軟性詞語的不斷出現,可以看出陳獨秀似有所遲疑。?有研究者甚至提出,正是陳獨秀一反常態的“拖泥帶水”態度與胡適的“公然反對”,造成“元典的遺憾”?。陳獨秀在橫排問題上的遲疑態度,可能與胡適在同人中的話語影響力有關。《新青年》轉由同人編輯后,已然接近一個“文化團體”,“一旦成為‘團體’或‘準團體’,雜志的個人色彩以及主編的控制能力,必然明顯下降”?。陳獨秀對影響刊物命運的根本性改革舉措,也就難以獨自拍板決定了。

胡適對橫排問題的態度最耐人尋味。一方面,胡適并不反對漢字橫排。不僅如此,他與漢字橫排實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創刊于1915年的《科學》是中國最早橫排的雜志,由成立于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科學社”(后改名“中國科學社”)所創辦,其創辦者任鴻雋、趙元任、楊杏佛等是胡適美國留學時的同學兼好友。胡適不僅是中國科學社成員,也在《科學》上刊發過文章,這表明胡適較早接觸了漢字橫排。1918年7月,在與張元濟商談北大教科書出版事宜時,胡適就提出印刷版式“擬用四號字橫行,書照‘科學’式,用五號”?的要求。《科學》乃科技雜志,需要“照《科學》式”出版的北大教科書可能也主要是算學、理化一類。對于科學類書刊,胡適是贊成橫排的。

另一方面,胡適在《新青年》采取橫排問題上并不熱心,僅在與朱我農的通信中對橫排問題做過一次回應。《新青年》第5卷第2號發表朱我農致胡適的信,信中對《新青年》改文言為白話等主張均表贊成,并極力支持改用橫行。由于朱我農是胡適好友朱經農之兄,所以胡適對朱我農信中所論均予以誠懇回應,包括一般由錢玄同負責回復的橫排問題:

《新青年》用橫行,從前錢玄同先生也提議過。現所以不曾實行者,因為這個究竟還是一個小節的問題。即如先生所說直行的兩種不便:第一,“可免墨水污袖”自是小節;第二,“可以安放句讀符號”固是重要,但直行也并不是絕對的不便用符號。先生所見《新青年》里的符號錯誤,乃是排印的人沒有句讀知識之故。《科學》雜志是用橫行的,也有無數符號的錯誤。我個人的意思,以為我們似乎應該練習直行文字的句讀符號,以便句讀直行的舊書。除了科學書與西洋歷史地理等書不能不用橫行,其余的中文書報盡可用直行。先生以為何如??

顯然,朱我農提出的“直行的兩種不便”(墨水污袖和安放句讀符號)并不足以說服胡適認同《新青年》用橫排。在胡適看來,《新青年》當時有著比改橫排更加急迫的任務,如“改文言為白話”以及采用何種白話、如何寫白話詩,甚至采用西式標點符號等等。相較之下,“橫排”只能算是“一個小節的問題”。

此外,胡適明確表示中文書報的排版應該遵循“科學書與西洋歷史地理等書”用橫行,“其余的中文書報”用直行的規則,《新青年》既然屬于“其余的中文書報”的范疇,便也不需要橫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錢玄同在提議《新青年》橫排時主張,“《新青年》雜志拿除舊布新做宗旨,則自己便須實行除舊布新。所有認做‘合理’的新法,說了就做得到的,總宜趕緊實行去做,以為社會先導才是”。?以雜志作為同人主張的“試驗場”,“實行除舊布新”“以為社會先導”,本應是同人對《新青年》的共識,錢玄同正是在期待《新青年》“為社會先導”的心理下提出橫排的倡議。然而,胡適、錢玄同在橫排問題上的不同態度,顯示了《新青年》同人在銳意革新的宗旨和遵循社會習慣之間的兩難。

四、知易行難的漢字橫排

胡適給朱我農信中所說的“除了科學書與西洋歷史地理等書不能不用橫行,其余的中文書報盡可用直行。”?并非他自己對中文書報排版方式的設想,而是對當時已有的書報排版情形的描述。其實錢玄同也有類似的觀察:“我極希望今后新教科書從小學起,一律改用橫寫,不必專限于算學、理化、唱歌教本也”?,還提到《科學》和《觀象叢報》“這兩種雜志都是講科學的,常有算式表譜嵌在文章中間,用橫式便利,自不消說得。”?這說明“科學書與西洋歷史地理等書”用“橫行”,“其余的中文書報盡可用直行”在當時的出版界已是約定俗成的規矩。

有研究者指出,晚清民初,橫排的書刊主要是英漢雙語讀物和含有阿拉伯數字的算式與理化公式的西方自然科學類書籍。?這些書籍之所以需要橫排,乃是因為其中的英文字母、阿拉伯數字、公式、圖標等既無法豎排,也無法豎寫,而漢字可以橫寫、橫排,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為了避免讀寫不便,只能改變漢字的排版方式。因此,漢字橫排在最初是無可奈何,或者說權衡利弊的選擇。《科學》雜志的主編劉咸曾回憶,漢字右起豎排的傳統“對于刊載科學論文有諸多不便(如不易排列算式、公式)。因此經過認真考慮,權衡利弊,1915年創刊始,《科學》上所有文字(包括目錄、圖注)均采用橫排向右方式。”?《科學》在創刊號“例言”中專門指出“本雜志印法,旁行上左,兼用西文句讀點乙,以便插寫算術物理化學諸方程公式”。?其另一任主編張孟聞也說過類似的話,“這是第一本橫排的中國書刊,為了便于與西文和數理化公式接連的緣故”。?可以看到,彼時出版者并不以橫排為進步,反而要不斷解釋迫不得已選擇橫排的原因。究其根本,乃是因為橫排違反了讀者根深蒂固的閱讀習慣。這同樣可以從橫排書刊遭到的社會批評上來看。1916年胡適的《論句逗及文字符號》一文在《科學》雜志上發表,編者特意在文首加“識”說明:“本報自出版之始即采用西文句讀法,海內外頗有以好新無謂非之者”。?可以推測,這里被譏為“好新無謂”之舉的,除了西式標點符號,應該也包括其橫排的版式。張志強在其研究中提到,《科學》由于提倡橫排和西式標點,“因而也遭到了看不慣的國人的非議”。51黃春宇也指出“這種創新遭到了一些守舊文人的非議”。52因此,盡管早期中文橫排的出現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時人對這種新的排版方式的接受仍然有限,尤其是以漢字為主的書刊。

1933年,有讀者東方曙光致信《東方雜志》,希望其《五百號紀念特號》及未來之合訂本能夠采取“橫行”,以實現“澈底的改良”。53稍后,《東方雜志》編輯的記事中透露“這個意見就成了許多讀者質問反對者[的]對象”,不少讀者都寫了長信來辯爭。連編輯自己也認為:

萬覩君的主張,并非絕對不可采擇,即如將球自然科學的圖書報章,特別關于數理化學等科目,橫行比較縱行寫起來方便,讀起來容易,(中略)說到本志,除卻間或登載幾篇譯稿,或創作里面注腳內引用西文參考書,宜于橫排外,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純粹的國文,自然沒有改橫排的必要。54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即使中文書刊橫排早有先例,主流輿論依然將橫排看成一種“好奇立異”行為。書刊編輯和讀者大多仍然堅持“純粹的國文”沒有采取“橫排”的必要。那么,那些敢為天下先在當時選擇橫排的中文報刊,命運又如何呢?

1931年4月10日,《民眾呼聲》日報在山西出版,該報是杜白公在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的授意下創辦,采取左起橫排的版式。出版之后,商震對杜白公說:“你們的報紙我看到了。版式很別致,就是人們看不慣。不過我常看英文報,還不覺得什么。”55顯然,反對的聲音主要還是來自普通讀者。創刊于1933年1月16日的《大美晚報》也想采取橫排,但“他們恐怕讀者一時不習慣看橫排報紙,而影響銷路,于是變通辦法,先把評論一頁改為橫排,以作試探,果然讀者不贊成,紛紛致函反對。試行一個月后,該報就把評論一頁恢復為直排。”56

但是,從1919年起,有一批純漢字類的期刊選擇了橫排。1919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學月刊》《新聞周刊》采用橫排。1928年傅斯年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所長時,將其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采取橫排。陶孟和作為參與《新青年》橫排問題討論的重要成員,在他創辦的《社會科學雜志》(1930年創辦)和《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1932年創辦)也采用橫排。另外,20世紀20年代北京大學主辦的《國學季刊》(1923年創辦)、《歌謠周刊》(1924年創辦)、《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1926年創辦)、《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1926年創辦)也是橫排。從這些雜志的橫排時間和創辦者身份不難看出,《新青年》提出的書刊橫排觀念對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文化倡導者們產生了深刻影響,他們在自己主辦或主持的刊物上做了嘗試。這些雜志之所以取得版式上的突破,乃是由其傳播范圍與接受對象所決定的。這些橫排雜志以學術期刊為主,其讀者對象主要是精英知識分子和接受新式教育的學生,而且依托高校研究機構所創辦,屬于機關刊物一類,不存在緊迫的財政問題,其發行銷售較少受限制,故而可以積極實踐橫排。

可見,對于看重傳播范圍或銷售數量的現代書刊來說,讀者群體及其閱讀習慣是制約文字排版方式的重要因素。在理清這一事實后,返觀胡適等對于《新青年》橫排提議的態度,就會發現“其余中文書報盡可用直行”一語背后潛藏著橫排可能會有損《新青年》發行傳播的擔憂。試想,如果《新青年》改用橫排,固然會得到少數開明讀者的支持,但倘若遭到大眾讀者的反對和批評,這顯然是不利于文學革命、思想啟蒙的主要任務的完成。因此,錢玄同打破中文書報直行慣例的激進議案得到其他同人顧慮、猶疑或沉默的反應也就不足為奇。如此一來,同人參與討論、向群益書社爭取橫排的力量是分散的,這造成《新青年》與“左行橫迤”的橫排實踐擦肩而過。

結語

肇始于近代中國的語言文字改革,最底層的邏輯是開啟民智、普及知識以實現民族國家的富強。因此,白話文、新式標點符號、橫排等實踐都要圍繞普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核心目的展開。胡適等發動白話文運動以及倡導使用新式標點,出發點也是實現言文一致,讓知識普及于大眾。而錢玄同提議漢字橫排主要解決的是便于夾西文、標點,免于墨水污袖等問題,對于減輕識字難度,輔助知識普及并沒有直接的作用,相反,還會因改變固有閱讀習慣而增加普通大眾的閱讀困難,這導致它難以取得廣泛支持。

但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語境中,漢字橫排被看作漢字進化的產物,是思想文化革新的成果,因而受到現代知識分子的推崇。在漢字改革沒有完成的現代時期,漢字橫排問題中依然隱藏著深刻的士庶矛盾。《新青年》改行橫排的倡議也在無意中使潛在的矛盾浮出水面。同人陷入支持雜志革新與迎合讀者喜好的兩難之中,處理不當將會影響雜志的生存與發展,事關重大,因而采取了相對保守、謹慎的態度。

《新青年》橫排計劃的落空,凸顯了讀者大眾在形塑《新青年》形象過程中的重要性,也提示著《新青年》在文化改革上取得的成就是知識精英與普通大眾共同參與的結果。因此,對于《新青年》的研究也應重視讀者的角度。同時,《新青年》橫排的失敗也是同人顧及傳播效果而采取的策略性調整。橫排所代表的科學、效率與啟蒙的精神內在一致,本身構成了啟蒙內容的一部分,是“現代性”在物質形式上的體現。但是,橫排也是承載白話文和新思想的形式,改《新青年》為橫排就意味著形式與內容的雙重激進,雖則能夠傳遞更徹底、更絕決的革新意圖,但也將那些對形式變革感到不適的讀者推的更遠,勢必影響啟蒙的范圍和效果。是以,《新青年》同人選擇暫時放棄橫排,沿用傳統的豎排形式以將新文化傳送給更廣泛的讀者,體現了啟蒙實踐向傳統的動態協商。

注釋:

①燃:《編造中國新語凡例》,《新世紀》第40期,1908年3月28日。

②俞乾三:《論中國文字足以統一世界》,《教育周報(杭州)》第6期,1913年5月8日。

③張志強:《中國書刊文字排式的演變》,《編輯學刊》1997年第2期。

④張勇:《新文化運動中的漢字橫排問題——以<新青年>同人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7期。

⑤杜明星:《左行橫迤——中文版式變革研究》,《大藝文藝》,2020年第8期。

⑥潘望舒:《論“新文化運動”對漢字版式及書籍生產的影響》,中國美術學院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⑦袁一丹:《創造一種新的可讀性——文學革命前后的句讀論及其實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6期。

⑧?錢玄同、陳獨秀:《通信·致陳獨秀》,《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

⑨孫國璋、錢玄同等:《通信·論Esperanto》,《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15日。

⑩悔、錢玄同等:《通信·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6月15日。

?錢玄同:《論注音字母》,《新青年》第4卷第1號,1918年1月15日。

?張月濂、錢玄同:《通信·漢文改革之討論》,《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0月15日。

??周作人、張壽鵬:《通信·文學改良與孔教》,《新青年》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15日。

?陳望道、錢玄同:《通信·橫行與標點》,《新青年》第6卷第1號,1919年1月15日。

?錢玄同、陳望道:《通信·橫行與標點》,《新青年》第6卷第1號,1919年1月15日。

?? 陳獨秀:《通信·復錢玄同》,《新青年》第3卷6號,1917年8月1日。

?錢玄同:《通信·復朱我農》,《新青年》第5卷2號,191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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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張志強:《中西文化交流與中國文字編排方式的變遷》,《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頁。

52 黃春宇:《百年不孤獨:<科學>雜志與中國科學社》,《文匯報》2015年6月12日。

53《通訊·萬覩先生來函》,《東方雜志》第30卷第7期,1933年4月1日。

54 胡愈之:《辯難》,《東方雜志》第30卷第20期,1933年10月16日。

55 張全盛:《<民話>日報和<民眾呼聲>日報》,《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6卷》第61輯-第72輯,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1999年編印,第838頁。

56 羅智國:《近代中國書業的非凡時代1905-1937》,黃山書社2017年版,第194-1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