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清華:今天的寫作者和讀者,不要忘了篳路藍縷的先行者

張清華
先鋒文學精神與藝術的元素已經滲透到現今的文學之中,遁形于無跡,卻又成為文學的骨血
記者:剛剛過去的2025年,是先鋒文學肇始四十周年。回望先鋒文學四十年,首先可以探討的是,先鋒文學作為一個世界性的文學潮流,當它被用來指稱中國當代文學的時候,是不是有必要加上“中國”的前綴和限定,這同時關系到一個更具現實針對性的問題:先鋒文學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國外文學形式探索的橫向移植,又在何種程度上滲入了中國獨有的創造?先鋒文學文本意義上的形式探索,與其內在的精神探索之間構成怎樣的一種關系?
張清華:“中國當代先鋒文學”,這是一個獨有或者專有的詞匯,雖然它是西方現代派文學、意識流、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魔幻現實主義、法國新小說等等影響下的當代中國的產物,但我又不認同它只是西方文學滲入的產物。對此我已經在將近三十年前寫過一本《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來探討它的起源。“先鋒文學在當代中國首先是啟蒙主義思想運動的產物”,在早期它的核心是人道主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則逐步置換為存在主義——“存在主義也是一種人道主義”,這是薩特的說法。我的意思是,先鋒文學不只局限于1985和1987年兩個波次的小說新浪潮,它是根源于上世紀60年代、斷續隱現于上世紀70年代、并終于在上世紀80年代全面浮出地表的一場波瀾壯闊的思想啟蒙與文學變革,與“五四”新文學遙相呼應的、部分重合的一場文學運動。關于這一點,我希望能夠成為知識界和批評界的共識,否則就不會有一個歷史的和客觀的看法。在近四十年中,這場運動逐漸沉落,但其精神與藝術的元素已經滲透到現今的文學之中,遁形于無跡,但卻又成為文學的骨血。
記者:先鋒文學自發端迄今,并沒有如不少批評文章一錘定音的那樣“已經終結”,而要說先鋒文學沒有終結,主要指的是先鋒的文學精神沒有終結。實際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先鋒文學的熱潮過后,先鋒精神、先鋒寫作依然是有抱負和雄心的作家時常掛在嘴邊的字眼。
張清華:先鋒當然是一種精神,本質上是自由的精神,這個沒有錯。但這是一種本質化的理解,而非歷史的理解。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作為一個文學運動,它不可能永遠存在。歷史上所有的文學運動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時間和歷史環境之中,要求先鋒文學運動依然如故是不可能的。這正如文藝復興的精神、人文主義的精神是永恒的,但文藝復興卻是指五百年前發生的一場思想文化與文學藝術的運動,你不能說文藝復興運動還沒有結束。當然,先鋒文學作為運動結束了,并不意味著已經全然沒有先鋒藝術,或許它還是有的,但在精神上可能已經有變化——蛻變為了一種德里達所說的“產生于文學的危機經驗中的‘文學行動’”,一種比較極端化的行為化的東西,各種極端的觀念和行為藝術式的作品仍然會零星出現,但這也不能表明作為歷史的先鋒文學仍然以現代時存續著。這個問題并不難理解。
記者:近些年,呼吁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呼聲不斷,但先鋒文學其實早被經典化了,這體現在,其代表性作品被寫入各大當代文學史,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不可復制的神話。或可質疑的是,先鋒文學是不是被過早地經典化了?
張清華:先鋒文學的經典化是一個自然的進程,不存在“過早”的問題,任何經典都是相對的,相比于托爾斯泰和魯迅,可能馬爾克斯與福克納都經典化得“太早了”,這種說法看似有道理,但其實站不住腳。因為與莎士比亞和曹雪芹比,可能托爾斯泰和魯迅也有點早了。這種比較是沒意思的。你當然也可以“顛覆”——某種意義上經典就是供后人閱讀、批評和顛覆的,但顛覆可能會反過來加強和加速其經典化。我之所以看重先鋒文學,一方面是因為它們代表了我們時代文學的精神難度、思想高度,也代表了在藝術探險上曾經達到遠足之地——如果認真細讀過,并且真正讀懂了先鋒文學,便一定不會對其有過于輕薄之論,因為它們中的那些代表性的作品大都是經得起細讀的。
記者:先鋒文學在許多人看來是有閱讀難度的。
張清華:一個不崇尚難度和思想性與精神性的時代,與這個時代讀者的精神矮化之間,必定是互為因果的。當然,單純從“難度系數”上也說不過去,很簡單,一個體操運動員一生所做過的最難的動作,便是他所達到的專業高度的標志;先鋒文學在最低限度上說,也稱得上是我們中國當代文學所達到的最高難度系數的標記,從這個意義上,它是無可回避、不可繞過的。你不讀,除了表明你對“有難度文本”的畏懼,還能說明什么呢?
記者:以當代文學史的描述看,中國先鋒文學可以稱之為中國的“文學爆炸”。但與拉美“文學爆炸”牽動整個拉美大國的社會背景不同,中國先鋒文學更像是文學內部的激蕩,或說是一些作家文學觀與寫作觀的一次劇烈變動。
張清華:在我看來,假如整體地理解先鋒文學運動——將之看成是從上世紀60年代孕育,隱現于上世紀70年代,并且在上世紀80年代最終顯形的一場思想文化運動的話,那么意義就不容小視。我仍然覺得,我們今天的文學所享有的一切,還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饋贈。我還是那句話——先鋒寫作使中國文學獲得了與世界文學對話的資質、資格與可能,使中國文學獲得了真正現代性變革的起點。在當代文學的歷史上,還沒有哪一種文學對于歷史的反思和對于現實的批判深度,能夠超過先鋒文學。
記者:近些年圍繞現當代文學孰高孰低的爭論,無論是現代文學三十年,還是先鋒文學四十年,圍繞這兩個時間段里純文學創作成就高下的爭論,都沒有給俗文學留下空間。從這個角度看,我們該怎樣客觀評估先鋒文學的實績與影響?
張清華:“先鋒文學四十年”是指一個“紀念”的意思,并非說先鋒文學本身持續了四十年,雖然這些作家還健在,但不能說先鋒文學存續了四十年。
我并非鄙薄俗文學、網絡文學,我只是擔憂。至少從文化結構、文學結構上,先鋒文學所代表的是精英和核心的部分,如今這個核心正在萎縮和消失。至于年輕一代的寫作,他們想成器,自然有前途。先鋒文學誕生于一群青年之手,他們至少無愧于自己的時代和使命,如今另一群年輕人想怎么做,也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記者:四十年間,不管是我們所處的時代,還是整體文學環境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彼時先鋒文學創作要處理的世界視野與中國經驗的問題,依然是我們此時要面對的,你覺得在這方面,先鋒文學給了我們什么樣的啟示?
張清華:前面已經講了太多,先鋒文學的遺產之一,是告訴我們中國文學依靠什么、如何走向世界。如今他們已經走向了世界——莫言已經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最根本的,我以為就是,他們用了世界性的、人文主義的眼光,來講述屬于中國人的故事,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進行了反思,當然是在魯迅式反思的基礎上,更為多向和蕪雜了,這也是無可避免的,當代中國的社會構造與文化情境比之“五四”時期要復雜得多,所以作家的思考也更為五花八門。但這都不要緊,要緊的是中國作家確實獲得了一種現代性的能力,即借助復雜的文學手段,堅持了對歷史、現實的秉筆直書,或者變形記式的旁敲側擊,堅持了對于人性黑暗與光明的共同探究,甚至也抵達了對于人類共同的各種憂患的書寫,對于與生存與存在的哲學追問……所有這些,如今看似近在左右,但沒有當初先鋒文學運動篳路藍縷的開拓前行,是無法想象的。所以,當所有寫作者和讀者享有這一切的時候,不要忘了那些當初的開拓者。
不必迷信任何形式的文學史,我們所需要的應該是在理性和感性等方面取得結合和平衡的研究與書寫
記者:前些年,由張炯主編、張檸、張閎、賀仲明和洪治綱四位學者推出的“共和國文學60年”四卷本,盡管更多立足于個人長期研讀的體會和思考,使用個人化的視角,但顯然包含了對當代文學發展進行“重新評估”的意圖。與此同時,重寫文學史的呼聲也從未間斷過,你認為這些所謂“重寫”“重估”的背后,有著什么深層的動因?又隱含了怎樣的訴求?
張清華:這其實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重寫文學史”運動的繼續,自然很有必要。但里面的含義有所變化,前些年出現的“重新評估”當代文學的思潮,我以為帶有某種總結和反思的意味——特別是有關當代文學的“本土經驗”的重要性的認定。這其中有許多原因:首先是中國作家自我意識的增強,即本土經驗書寫和民族美學意識的增強,再者是由當下中國社會的空前復雜所決定,作家介入現實經驗、當下經驗的必要性更加突出,而這些必要性在中國作家近十幾年的創作中已經有所體現,也就是說,中國作家的成功和成就再也不是基于對西方文學的追趕和模仿,而是基于其對中國現實與當下經驗的豐富而真實的描寫,基于對中國固有文學傳統的某些再認同。
記者:你下這樣的判斷,自然有可靠可信的文本作為依據。
張清華:這是當然。在我看來,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確出現了許多在美學上具有了成熟和典范意義的文本,特別是長篇小說,它們同時具備了兩個重要屬性:在思想與價值尺度上具有了人文主義的普世性,在經驗的書寫與美學神韻上則具有了十足的中國性。這是最值得欣慰和應該加以認可的。
不僅是小說,詩歌領域也是這樣。前些年我曾編過一部中國新詩百年編年,按照詩歌發表年份編下來,編了十卷,大致是十年為一卷,我發現有些卷經典性比較高,有些卷的經典性就比較差。當編到上世紀90年代,我發現那時的詩歌給人目不暇接之感,覺得哪怕是刪掉一首都可惜,所以這一卷也編得特別厚,但到新世紀以后,我就開始猶豫了。客觀來講,上世紀90年代留下來的經典文本是相對比較多的。而新世紀以來的詩歌雖然也有讓人印象深刻的文本,但要說完成性高的,無可挑剔的文本則比較少。
記者:談及文學史寫作,我們通常計較于諸如作家作品地位升降起落,或是文學材料新發現之類的話題,卻很少去追究文學史應該是什么樣的,它應該呈現出怎樣的面貌?如果在既有書寫框架外有新的突破,從所謂“學術含量”的權威面目中跳脫出來,像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或布魯姆的《西方正典》那樣,既不失學術水準,又充滿創造,并且還能讓讀者盡享悅讀之美。
張清華:我個人從二十幾歲就一直夢想寫出勃蘭兌斯那樣的文學史,那是基于對社會思想史的綜合理解與把握,基于對文學本身規律的準確而內在的把握、對于文本與藝術的內涵的理解,以及大量“文學事件”的親歷和與作家藝術家的唱酬交往而寫出的“浪漫主義的學術著作”,它所生成的“歷史修辭”是直觀和格外豐富的,是屬于文學本身的。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和書寫其實是呈現了長期裹足不前和倒退的局面。
記者:對于其中原因,但凡文學史編撰者多少有所體察,但等到落筆卻難以做到不落窠臼,大概有理想的范本在前,也是“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張清華:所謂理想并不能簡單地拯救現今中國的文學史研究與文學史撰寫。我覺得單純勃蘭兌斯式的文學史書寫可能也已經不再適用,因為新歷史主義告訴我們,任何歷史的敘事說到底都是一種“修辭活動”,是對歷史的一種想象,而不能窮盡歷史的真實本身。所以也不必迷信任何形式(包括福柯那樣的“編纂學”)的文學史,我們所需要的應該是在理性和感性、細節與整體、事件性與文本性、客觀性與主體性、個人性與公共性之間取得結合和平衡的研究與書寫。事實上,時間性敘述模式所導致“進步論”(或者相反)的文學史模型是非常糟糕的,在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這種形態的“知識”,但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必須使用時間模型的文學史敘述,因此我們所做的只能是盡量讓它多元化。
記者:從這個角度看,“共和國文學60年”四卷本,倒是體現了鮮明的特點。借用作者之一洪治綱的說法,這是一種面向文學史的嚴肅寫作。
張清華:“共和國文學60年”的幾位作者都是我的同事或朋友,坦率地說,我差一點也忝列其間,只是因為工作效率低,趕不及進度而被淘汰了。但我看過張檸和洪治綱二位的提綱,我覺得還是眼前一亮,兼具歷史的現場感和強大的思想性,非常不錯。我覺得眼下類似的文學史還應該出現更多,所持有的歷史眼光也還可以更自由和多元,而不只是與某些重大的歷史節點相契合。
記者:當然,如果把這套書放在文學史寫作新探索這么一個基點上看,我們就會碰到一個問題:通常只有那些帶有強烈時代性,可以被涵蓋進某一文學潮流的代表性作家、作品,才會進入寫作者的視野。那些即使在寫作藝術上特別優秀,但與時代保持距離的作家、作品,則會被忽略,因此必然帶來一些遮蔽。
張清華:這個問題很專業。我剛才說了,任何歷史敘述的模型都有先天的局限,思潮與運動史模型也一樣,注重了事件性、環境氛圍的營造,便有可能會使具體的文本被遮蔽;這和只單純圍繞作品來構造文學史的“新批評”式的“文本中心主義”視角一樣都有片面性。但沒關系,當你不把它當作一個“終結者”來看時就好了,它們也是所有“重寫文學史”工作中的一個,如果它們對已有的文學史的缺陷有所補正和糾偏,那就達到目的了。
記者:很多文學史著作,總體上偏于純文學,為文學而文學。似乎急劇變動的時代和社會,在文學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記。而文學是隱形的、被動的,只是包裹在重重帷幕之中。但客觀地看,不論國別、不論時代,也不論其成為中心還是置身邊緣,文學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參與了時代和社會的建構過程。這在偉大的文學時代,比如中國的春秋戰國,比如西方的文藝復興,體現得尤為突出。文壇上就有一些批評家認為,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里。從這個角度看,你覺得我們的文學史寫作存在問題嗎?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偏離?
張清華: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實在是激動人心的,十九世紀俄羅斯偉大的批評家們確實是通過他們的文學活動、批評實踐參與了構建那時的“俄羅斯思想”和“俄羅斯性格”的偉大創造,我讀別爾嘉耶夫的《俄羅斯思想》時也充滿這樣的激動。確實,當代中國的批評活動如果按照這樣的要求來看確實相差太遠,但反過來說,那樣的時代在人類歷史上也并不總是出現的,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太焦慮也沒用。前些年,我們北師大當代文學研究所的同仁們編撰《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我在這個過程中最深切的感慨是,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起點之低簡直是難以想象的,一步步走來也殊為不易,這個成長的過程必須客觀看待。所以就像你所說的,文學史的研究和文學批評并不是走在社會文化與“時代精神”(黑格爾所說的)的前面,而是跟在后面亦步亦趨,修修補補,這也很正常。但說到底,“時代”和知識分子、文化人是互相創造的,總是抱怨時代和環境而不是用自己的行動去改變它,也是近乎無恥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從業者還要努力。
記者:新世紀以來,從前些年網絡文學及其他類型小說的興盛,到這些年素人寫作、新大眾文藝的崛起,乃至AI兇猛來襲,文學生態可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在迄今為止的文學史書寫中,還沒有什么有效的理論可以對此進行系統的評說。應該如何評估這類文學的價值,并最終使之進入文學史架構?
張清華:批評家和研究者不能迅速地處理眼下的文學變化與文本現象,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有這樣幾個,一是觀念的滯后,多數批評家還按照“純文學”的觀念來處理文學現象,對你所說的這些現象缺乏有效關注與研究;二是停留于觀念性的判斷而不是細讀和統計學意義的分析,比如我要問:現在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文學(詩歌)網站和論壇?現在究竟有多少部(大致)青春文學作品?每年出產多少部篇?恐怕沒有人能夠回答,我個人長期關注中國的民間詩歌刊物,但迄今也沒有做出一個準確的統計數字,這是很讓我感到慚愧的。而理論研究——像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那樣的著作,我們似乎也沒有真正出現,也就是說,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上,我們都還有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