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明:想象力是我最后的堡壘
康春華:我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科幻”了。近期,生活中是否有一些或直接或微妙的細節觸動你的內心,引發你的創作靈感和內心思考?
慕明:有,而且往往不是那種特別炫目的“未來科技”時刻,反而是一些非常具體和日常的體會。比如我這幾年一直強烈地感受到,我們今天的生活里,“真實”的碎片化和“虛假”或“話語制造”的系統性是交織在一起的。譬如小紅書上的真人經驗,社交媒體里的情緒表達,AI生成的信息,平臺算法對注意力的調度,它們都不是純粹意義上的“虛假”,但也絕不是未經處理的“真實”。這類細節會讓我不斷思考,我們到底是怎樣理解現實的,我們又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某種被包裝過、被篩選過,甚至被制造出來的現實。
另外,對我個人觸動很深的一類經驗其實來自身體和生活本身。比如生育和育兒讓我意識到,很多重要的人類經驗在文藝作品里其實被長期忽略了。后來它慢慢轉化成一個更大的問題意識——不只是個人經驗被遮蔽,而是現代生活中有許多系統性的遮蔽,它們經由技術和媒介放大,也因此成為我近年寫作中非常核心的動力。
康春華:你關心哪些領域的科技發展?為什么?
慕明:我持續關注的領域大概有三個,彼此之間是相互纏繞的:認知科學、信息技術,以及科技的社會發展史。
認知科學的吸引力來自它不斷揭示“我們以為是固定的東西,其實是可塑的”。記憶的重構性、語言與大腦的協同演化、想象力的可訓練性,這些發現一再提示我們,“人”這個概念遠比我們日常理解的更具流動性。這和我寫作的核心問題,也就是“人”是什么,敘事在多大程度上構成了“人”,是直接相關的。
信息技術直接作用于人的感知、判斷、記憶、交流和共情方式,也就是它們不只是工具意義上的改變,而是在改造人和現實之間的接口。對我來說,這比單純的技術更新更值得警惕,也更值得寫。
科技的社會發展史則是更宏觀的關切。青銅器為什么可能是古代政治權威的起源之一?社交網絡的規模化效應為什么會稀釋個體的共情資源?這類問題讓我意識到,技術改變了權力的形式,這也會反過來更進一步地影響個人的處境。對技術后果的想象力,是我認為推想文學最核心的能力之一。作為曾經的軟件工程師,我一直對技術帶來的后果比較敏感。技術不是中性的背景板,它會改變社會結構、改變不同群體之間的關系,改變什么東西能被看見、什么東西會被遺忘。某種意義上,我寫科幻或推想小說,也是在借助技術問題去逼近更深層的現實問題。
康春華:此外,你是否會關注人文社科類方向的話題或者社會熱點?比如有哪些?
慕明:人文社科話題和社會熱點本就是我寫作的起點之一。我是從2016年下半年左右開始寫科幻小說和推想小說的,一開始的想法很簡單,我發現無論是文學經典還是當代作品,都很少有對一些現實問題,尤其是技術變革和其帶來的種種后果的深刻理解和描摹。所以,我試圖利用我自己的技術背景,以科幻小說的形式去切實推演一些新技術,尤其是信息科技可能給日常生活帶來的變化,這些變化往往是和社會熱點高度相關的,同時也在各種層面上呼應了人文社科領域的經典思考。
這些年我長期關注的人文方向,一是敘事理論,尤其是敘事與認知的交叉;二是科學和文化史,因為理解范式轉移的過程,比理解任何單一的科學結論都更重要;三是關于敘事與權力的歷史研究,比如我對女性口述傳統的起源,以及技術演進如何改變了權力的形式,都有很大興趣。
在我的小說里,我也一直在探索,信息傳播方式變化導致的社會結構和個人生活變化;神話、歷史、古典文化、人文思想在新的技術背景下如何被重新理解、重新講述;普通人的生活狀況是否能經由技術變革,展開新的可能性;閱讀、書寫行為本身和信息傳播技術的進展如何耦合等等。
對我來說,人文社科領域的問題并不是科技問題的補充,而是它的基礎。比如網絡時代公共空間的變化、社交媒體時代的“回音室”效應、注意力的剝削、身份敘事如何成為一種最小化的成功敘事等等,這些都不僅是熱點,也是理解今天現實結構的鑰匙。
另外,我也很關注那些看起來很細小、更私人,但其實很能體現時代精神狀態的話題,比如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勞動、育兒經驗、個體如何在高速變化的信息場中維持自己的感受力和判斷力等等。真正值得寫的,不一定總是宏大事件,也可能是那些被忽略的、微弱但能引起共鳴的經驗。
康春華:科技更新迭代之快,是否對你的文學創作心態產生了具體影響?可否舉例說明?
慕明:有影響,而且是雙重的。一方面,它會制造壓力。因為現實變化太快,舊的表達方式很容易顯得滯后,尤其當我想處理的不是表層社會現象,而是技術對生活方式、認知方式和社會關系的深層改造時,會很明顯地感覺到傳統形態的長篇小說,尤其是傳統形態的長篇科幻小說,未必足夠有效。這個判斷其實直接影響了我最近幾年對長篇寫法的調整。
但另一方面,它也讓我更清楚自己要寫什么。我越來越不想把技術寫成背景設定或者未來裝飾,而是把它寫成一種正在發生的現實力量。我越來越確信,文學不能只做即時反應,而要去處理那些更新速度更慢、卻更深層的問題:人怎樣理解世界,怎樣被敘事塑造,怎樣在變化中維持反思能力。
還有心態上的影響。我之前提出了“稀疏影響力”的構想,就是說我們所做的工作可能不是最大聲的,也不是傳播最廣的,但它會在某些人那里留下印記,并通過他們的創作再度傳播。這是一種不同于爆款邏輯的存在方式。對于一個做長期主義工作的創作者,認清這一點,其實比追逐即時的傳播效果要更可持續。
康春華:在你的科幻寫作中,科幻設定、科技細節展示(獨屬于科幻的部分),情節設定、人物形象塑造(傳統嚴肅文學所在意的部分),比重是否發生了變化?為什么?
慕明:在早期的短篇里,我更依賴“概念突破”和“合流”這兩種方法——一條清晰的技術推進線索,串聯起人物的行動和認知演進,故事到最后會有一個認知上的范式轉移時刻,類似于特德·姜的做法。這種寫法對于建立讀者的閱讀期待、展示推想文學的核心方法論很有效。
但在2020年以后,尤其是開始長篇寫作,以及這幾年有了更多的人生體驗之后,我發現單純的概念突破結構難以支撐更大篇幅的創作。許多認知的改變必須經由身體、經由無可回避的切身經歷才能真正發生。這讓我更靠近了第一人稱敘事,更靠近了當代世界文學,乃至自傳體小說的方式。不僅僅是塑造一個距離感很強的人物去經歷某種技術推演,而是讓敘述者更直接地站在認知變化的現場。
所以與其說是比重的變化,不如說是:我更有意識地讓科幻設定和個人境遇、社會變遷彼此融合。文學性、社會性和推想性的部分,最理想的狀態是同構,設定的核心概念和敘事的結構形式應該互相呼應。這不只是技巧上的改變,更是認識論上的轉變。
我從小很喜歡《紅樓夢》《戰爭與和平》這種細膩又宏大,既反映復雜社會現實和大時代變遷,又能夠將對抽象問題的嚴肅思考,甚至是本質性的理論建構融入故事的作品。我最近讀了《魔山》,這可能是二十世紀最后一部具有百科全書式野心的作品。如今這樣的作品不會有太多的讀者,但對我個人而言,仍然是一種非常理想的作品形態。它和心靈本身一樣,雖然孤獨,但足夠復雜也足夠精密,是合適的容器。
康春華:科幻設定方面,各類大模型所能給出“方案”和細節,給你帶來的是焦慮還是助力?你以何種心態面對這種狀況?
慕明:我在之前的采訪里也提到過這個問題。就科幻或推想小說寫作而言,最簡單的做法是把大模型擅長做的事與不擅長的事情分開來看。在我看來,可以分為兩種創造力討論:一種是技術型想象力,另一種是概念型想象力。
在技術型想象力方面,大模型做得很好,比如給它一個明確的“what if”條件,它的推理能力強,能給出很多具體設定或者場景細節,創作者可以逐項考察。這樣用起來效率很高。
但在概念型想象力上,它就沒有那么擅長了。讓大模型直接生成一個大的思想實驗或設定,它通常只會提供一些比較常規或陳詞濫調的選擇。劉宇昆跟AI合作也遇到類似的問題,他經常用AI去篩選掉一些太常見、太平庸的橋段或表達。我自己在跟AI合作時也發現這一點,經常要提醒它:“如果再加入其他條件,是不是要重新考慮一下?”這樣才能讓它提供更新穎的方案。其實在技術型想象的工作中也有這個問題,只不過在概念型想象力的工作中更明顯。
因此可以說,創作者跟AI互動的實質,其實是在幫助AI建立一個新的問題空間以及對應的解空間。因為大模型本質上是在預測概率,默認狀態下給出的答案肯定是概率最高、最俗套的回答。必須人為地設定一個窗口,把它的預測范圍調整到一個更小概率、更特殊的空間中,甚至為它打開新的維度去思考。這其實是在幫助AI建立問題空間。
所以換個角度說,AI在創作中最大的價值,其實并不是直接給我們多少原創性思路(盡管表面上看好像是),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呈現出大眾或群體智慧的最大公約數。比如直接提示“寫一個科幻小說”,它生成的結果往往就是大眾對科幻小說的最主流理解,跟真正的新穎創作是不同的。創作者需要知道自己在群體中的位置,對于我們來說,要做的是開辟新的問題空間、定義新的科幻或推想小說。這意味著我們不可能直接讓AI寫出一個新故事。我們只能把問題逐步拆解,最后再整合成一個新作品。如果幸運的話,或許10到20年后,它可能才能直接生成我們今天想要寫的故事。
從這個意義上講,AI對我而言更像一種“面向對象”的工具,它能展示大眾對某個問題的認知基準在哪里。比如我在做編劇或做策展等新領域的工作的時候,如果不了解目標受眾或行業對于這個問題的理解程度,我會先和大模型討論。
康春華:AI時代,如何看待文學創作的“原創性”?
慕明:我一直有關注AI技術的進展。在我看來,AI技術的挑戰和行業規范的失效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即在新的內容生產機制之下,如何定義、區分真實與虛假。除了個人層面的“真與假”,可能更需要考慮的是整個信息系統的真假問題:我們如何避免被大量二手、未核實乃至惡意抄襲的信息淹沒。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原創性的危機不是今天才開始的。它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什么叫作真正的認知更新,而不是對已有素材的重新排列?只是技術讓這個問題的邊界變得更清晰了,也讓那些停留在表層的“創新”更容易被識破。
在這種情況下,對于創作者而言,怎么分辨真與假,怎么更有效、更負責任地表達,都是最重要的課題。一方面,創作者作為話語制造系統的一部分,需要保持更高度的警覺,也需要更嚴肅地思考,創作是不是需要更明確地體現出自省、反思和獨特性。另一方面,在所有人都能表達自我,但僅有極少數人可以獲得發表、出版機會的年代,創作的道德感和責任感是否需要更明晰和更貼合現實的考量。赫拉利在最近的采訪中說,在“AI世代”,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建立真正的信任。這也是我現在關注、思考,并嘗試寫作的核心問題。在信息過載的時代,信任是比愛和理解更底層的存在,不僅僅體現在人與人之間,也體現在人與技術、人與系統之間。作為已經獲得了一定資源和關注的作者,如何不讓已經搖搖欲墜的信任體系更加脆弱,如何不辜負、不濫用每一個讀者的信任,都是我們在寫下每一段文字、每一篇文章時需要考慮的事情。這讓寫作變得不像剛開始那么隨心所欲,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阻滯,但是至少對于我個人而言,無論是作文還是為人,在群體中的責任與個人的真實需求同等重要,真正的故事也即存在于二者的平衡之間。
康春華:你對寫作還抱有信心嗎?你還信賴人類的想象力嗎?為什么?
慕明:現在是2026年3月,自去年9月以來,出于一些個人原因,我經歷了比較長時間的精神危機和寫作障礙。但我現在對寫作還沒有完全喪失信心。我還信任想象力。
在我看來,想象力不是那種天馬行空的幻想能力,而是一種結構性的、能夠在混沌的信息中建立意義的能力。這是我們在數十萬年的變化中真正依賴的東西,是一種在面對不確定性時的適應能力。敘事是這種能力的最古老的形式。從圍坐在寒冷夜晚里講故事的時代,到我們今天面對的信息洪流,“講述”始終是人類處理世界復雜性的一種方式——不是逃避它,而是試圖理解它、暫時掌握它。
我對寫作的信心,很大程度上也來自對這個功能的認識。我已經寫了快十年了,我仍然相信,深度的文字敘事,作為一種對認知能力的訓練方式,對抗信息簡化的方式,在信息充分飽和的時代里并沒有失效,反而可能是更難得的。
在工作時,我會盡力讓自己處于納瓦爾所說的“理性樂觀主義者”的位置上,這是一個不太常見的位置——大部分理性的人會趨向悲觀,而大部分樂觀的人又不那么理性。保持這種姿態,需要不斷地檢查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否和長期目標保持一致,需要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激勵,也需要對那些看起來無聲的、稀疏的影響抱有一種信念。
最后,對于我個人而言,想象力是我最后的堡壘。經歷了許多現實的困境,我的自我敘事盡管四分五裂,但還能夠勉強維持,仍然依賴于講故事的能力,盡管它遠未臻完美。奧本海默曾說過:“我懇請你們,不要對那些講述故事的人過于苛責——他們所做的,不過是將自己所觀察到的如實道來,卻并未聲稱那便是故事的全部,也未聲稱那便是故事的真相。”聊以自勉,也與諸君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