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科幻小說該是什么樣的?
科幻文學是聯結科技文學與人文精神的重要載體。立足文化強國建設,科幻創作和理論研究亟待面向前沿、回應時代。本期聚焦人工智能時代,探討中國科幻的理論建構、創作途徑和價值引領,剖析科幻文學特質、時代書寫課題與技術倫理邊界,體現出科幻研究者的學術自覺與文化擔當。
——編者
發現客體之海 找到巨型賓語
□施戰軍
近些年,我曾多次重申自己的一條觀察心得,即科幻文學其實是今天的“文學正典”。傳統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早已難以承載今日人類面臨的科技劇變與生存困境,科幻作家正以勇毅的英雄主義擔當起對生命處境的探問。2025年,在成都第二屆“天問”華語科幻文學大賽成果發布會的致辭中,我也談到,在已有與未知之間、生命與情境之間、科學與哲學之間、新故事與大故事之間,皆可科幻。“我們的科幻文學,就處在新故事的創制向大故事的建構發展的階段,由我們的經驗積累、寫作理想和文學使命決定,最應有所作為的關鍵時期已經到來。”
從劉慈欣到陳楸帆,中國科幻作家始終將技術變革與人的價值、文明出路緊密相連,在算法、人工智能、基因編輯等前沿領域持續追問生命的去向。這種寫作不同于西方主流文學對宏大責任的回避,而是重新接續了從托爾斯泰、雨果到海明威的方位感與方向感,在迷茫中依然尋找精神的錨點。當前,中國科幻已在世界范圍內形成引領之勢,不僅擁有堅實的創作隊伍與平臺支撐,在“史的研究”“詩的分析”“勢的觀察”三個維度也日趨完善。
當然,我也曾對科幻創作中存在的有幻無科、低齡化等問題,陳述過自己的擔憂。如今回望,這份擔憂可能源于自身固化的“經驗論”。在密集閱讀當下青少年的科幻作品后,我愈發清晰地重新認識到,每一代創作者都有獨屬于自己的時代印記,青少年群體更有著專屬于他們的人生經歷與世界體察。
好的文學創作從來不是先有創作題目,再去拼湊人生經驗。對于青少年而言,或許人生長度尚短,過往閱歷尚淺,但這絕不意味著經驗是一片空白。這代年輕人成長于全新的時代,擁有著前所未有的時代敏感,這份獨特的感知力,就是最珍貴的創作源泉。
這代年輕人被稱為“網生代”“Z世代”,不無道理。他們自出生起便與科技相伴,各類科技產品融入日常,全新的科技思維塑造著認知方式,這些科技產品如同新的器官、新的習慣,深刻且直接地影響著他們對世界的認知、對生活的表達。
數智交融讓經驗交疊,如今的青少年寫作者比任何一代作家都更加“早熟”,這份經驗早已深深走入心神、形同骨肉,成為創作中與生俱來的獨特底色。沒有過多傳統創作的影響焦慮,沒有沉重的創作桎梏,這正是青少年科幻寫作最寶貴的優勢,也讓年輕的科幻創作擁有了探索飛揚的可能。
我們每個人都能切身感受到,人工智能在匯聚人類智力成果的同時,也顯著地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網絡熱詞的便捷化表達導致文學詩性淡漠,深度思考逐漸被圖像化信息接收取代。AI速讀、有聲書、短視頻名著解析等新型閱讀方式,雖然提升了閱讀便捷性,卻難以讓我們完整感受作品的深意與魅力。唯有沉心閱讀,方能體會文學的真正價值。比如,我們只有深度沉浸式閱讀《紅樓夢》《萬有引力之虹》等“大部頭”,方能從中汲取處世智慧,激活想象力,提升審美素養。
面對當今種種變化與挑戰,我愿意與年輕的科幻創作者們一同探討,在全新經驗的攝取與積累中,青少年科幻的創作路向。
——在我們習以為常倚仗主語、任由主體濁浪排空的時候,對正在建構新正典原則的科幻創作而言,客體之海的發現與藝術處理成為更切要的問題。當務之急是要勇敢找到創作中那些隱秘的巨型賓語。賓語意味著哲學向度和審美方位。賓語落實,才可去挖掘那些形態各異、彼此光影糾纏、極具生命力的具象表達。科幻創作從不是空洞的想象堆砌,而是要找到扎根于內心、聯結著時代的核心意象,用具象的筆觸勾勒出屬于未來、屬于當下的科幻世界,讓每一個文字都有力量、有根基。
——年輕人筆下的新一代科幻文學,可以兼具崇高與深情,飽含勇毅與沉雄。科幻并非冰冷、遙遠的敘事池,對生命的敬畏、對文明的堅守、對美好的向往是科幻作為文學必備的情愫。在科技硬核基礎上,在天馬行空的想象里,守住內心的赤誠,有溫度、有情懷、有風骨、有力量,科幻認知的鋒銳才有可能與文學故事的誠摯相互成就。
——科幻題材無比多元。無論是專注傳承的文明科幻、彰顯底蘊的文化科幻,還是聚焦本質的生命科幻、歷經滄桑的情感科幻,亦或是險象環生的營救科幻、超前探秘的新質科幻、深究自我的認知科幻,以及直面現實的病變科幻、尋繹內核的價值科幻……都值得去嘗試、去深耕、去創造。科幻創作需要不斷破題,但并非沒有大的邊界。守住科技硬核的專業底色,堅持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也許不必遵循“貼著人物寫”的規則,但應塑造出豐滿立體、護生憫命的整體形象。
科幻創作是科學邏輯、文學光譜、精神鏡像的合體。青少年是科幻創作的未來,擁有著最新鮮的時代經驗、最熾烈的創作熱情。愿這樣的創作始終一方面以這些與己相關的一切為直接創作養分,一方面以那種為偉大文明而勇于擔當的英雄主義為創作動力,不斷積累屬于這個時代的鮮活經驗,永遠保持對未知的好奇、對彼岸的向往,激勵自己不斷向著未來、向著理想,誠懇寫作、勇敢表達。
(作者系中華文學基金會理事長)
AI是人類自我表達的新技藝
□宋明煒
縱觀人類歷史,幾乎每一次科學范式發生改變,新技術影響整個文明進程時,都會引發一種憂慮甚至恐慌。當今天我們擔心AI的出現會導致文學的覆滅時,我們該在何種程度上理解柏拉圖?兩千多年前,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對技藝(technic)表達憂慮。他此處所言的技藝并非如今語境里狹義的技術(technology),而是文學技藝(craft)。表現的藝術是人類表達的最基本的技術,在雅典集市上,蘇格拉底對雅典公民熱衷于修辭術和悲劇的藝術,提出一種對“技術”的警惕,作為技藝或技術的文學,可能會讓雅典走向墮落。
語言、修辭、文學表達皆可作為一種“技術”來看待,但我們今天當然不會簡單地認為這種“技術”就是一種單純的技術。語言以及整個人類建立的其他符號系統,文學以及整個人類塑造的文學體系,幾乎等同于人類自身的總和,因為它們與人類的情感、思想、意識形態緊密結合。但當我們將文學與人學畫上等號的同時,我們是否有意識地將語言、修辭、文學表達的技術性層面以及物質性層面都排除在等式之外了?至少19世紀、20世紀的哲學家們都試圖避免這樣一種簡單的排斥機制,但同時又要處理工業革命以來的技術的挑戰,因此我們有了所謂的人文學的邊界,但凡有了邊界,就更加深了憂慮。
在此,我想提醒的一點是,AI可以作為一種技術,但同時也可以作為一種語言。如果稍微逾越人文學邊界的束縛,我們可能會發現AI仍然是一種人類的表達技術,即便制造AI的程序也是一種語言,仍然是人類的符號系統之一種。我們可以用蘇格拉底的論辯方式來反駁他的判斷,即“技術”也許會讓雅典人背離理念,但在此后的漫長世紀中,“技術”不斷地豐富人類的表達。我們早已經生活在英國科學家查爾斯·珀西·斯諾所謂“兩種文化”的時代,即科學與人文成為兩個對立的營壘,但恰恰當我們回顧蘇格拉底論辯的時候,我們可以讓“技術”仍回歸到人文學的底層邏輯之中。
人類對AI的恐懼與憂慮的底層邏輯,指向的是人類對自身的恐懼與憂慮。比如,有一些觀點認為,用戶對AI的過度依賴會導致自身判斷力的降低、主體性的崩潰以及情感的物化,甚至據說已經有人和AI談戀愛。當然我們知道與AI談戀愛的人,只是在一個回路中不斷地輸入和收取相同的情緒和情感表達。也就是說,與AI談戀愛的人,只是在尋找一個“回聲”(Echo)。
人類恐懼的根源還來自人本身。很多科幻文學和影視都將AI(包括“機器人”“仿生人”“硅基人”)浪漫化了。在過去200年的歷史中,人造人成為人類尋求他者影像的想象力投注對象。機器人(Robot)在最初始是資產階級的他者形象——無產階級。“Robot”這個詞來自捷克劇作家卡雷爾·恰佩克的科幻哲理劇《羅素姆萬能機器人》,當全世界被作為勞工而無情剝削的機器人聯合起來的時候,它們推翻資產階級的世界,這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歐洲引起的恐懼,已經給“Robot”這個來自捷克語“Robota”(勞工)的詞匯染上了浪漫化的色彩。機器人在此后的流行文化中必須要被加以制約,美國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機器人三原則”就是要起到禁絕機器人革命的可能性。
大蕭條時代即將到來之際,德國電影《大都會》讓機器人形象擁有了明確的女性性別特質。女性機器人瑪利亞成為另外一種浪漫化的表述,她代表鮮明的時代精神,裹挾著情欲沉淪與道德失序的批判意味,成為對魏瑪時代社會秩序的挑戰。然而,一個常常被忽略的維度是,1950年,當英國科學家阿蘭·圖靈在設計圖靈測試的時候,并不只有“人”與“機器”的物種差異,還有“男人”和“女人”的性別維度。在“模仿游戲”(imitation game)中,圖靈提出,讓三個人來玩這個游戲,一個男人(A),一個女人(B),一個不限性別的提問者(interrogator,C)。仔細考量圖靈的最初設定,會發現這里有兩重模仿游戲:一層是模仿女人的男人,一層是模仿女人的機器。在這個游戲中,機器要模仿的不僅是人,而且是特定性別的人。然而,模仿游戲中所隱含的性別意涵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視,后來的研究者選擇將原版設想中女人、男人、機器的三者關系,簡化為人與機器的二元關系。這個細微的性別特征提醒我們,圖靈具有性別自覺的意識,而此后的科幻作品中,無論是《機器姬》還是《Her》,女性機器人一次又一次地挑戰人類的道德與知識系統。
在階級、性別之后,后殖民時代的科幻開始了人工智能的種族書寫。好萊塢經典科幻電影《人猿行星》、美國黑人女性科幻作家奧克塔維婭·E.巴特勒的小說、瑞典科幻電視劇《真的人類》等都用機器人的形象來體現種族問題,這是又一次通過人工智能表達的對于秩序和體系的挑戰。美國科幻劇《西部世界》則以多樣性的性別和族群來體現機器人革命的暴力實則是出于人類設計者的陰謀。到此,機器人、仿生人、人工智能在三個重大現代范疇(階級、性別、種族)中都成為了關鍵的喻體。
回到最初的問題上來,我們為什么對AI感到恐懼?為什么對機器奇點(singularity)的到來感到憂慮?因為,我們的恐懼和憂慮中映射了人類在現代性經歷中的種種問題。迄今為止,AI在資本領域制造的變革不亞于在技術層面,真正令我們恐懼的,也許是人類社會對AI技術的浪漫化誤讀與排他性防御,將導致人類制造新的階層化、性別對立、族群互斥。
然而,我們依然要回到最根本的問題上透視事物發展的本質。AI作為一種技術和修辭術作為一種技術,當然是兩回事,但人類難道不是被上萬年的語言和表達符號演變塑造出來的嗎?如果修辭術可以造就一個令蘇格拉底感到不安的雅典公民,AI是否也會生成別樣的人類?怎樣的“別樣”姑且不論,AI開啟的可能性,或許能讓人更深刻地認知自己,以及打開其他生命與知識的可能性。
AI作為人類發明的技術,如果最終將改變人類,這會是另外一種生成的過程。我們對于AI的恐懼的另一面,也正是我們對AI的迷戀、浪漫化與深層心理中的認同。或許正因為此,最后,AI才可能成為人類自我改變的契機。
(作者系美國韋爾斯利學院東亞系講座教授、系主任)
優秀科幻小說該是什么樣的?
□湯哲聲
科幻小說是當下中國備受關注的類型小說之一,創作量極豐。究竟什么是優秀的科幻小說,見仁見智,各有所愛。在我看來,優秀的科幻小說應當有三個標準。
一是闡釋當代前沿科學。科幻小說是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文學想象,闡釋科學技術是其本體特征。科幻小說一般都在闡釋科學技術,但是優秀的科幻小說一定是當代前沿科學的闡釋者。縱觀世界科幻小說的發展史,無論是黃金時代、新浪潮,還是賽博朋克,阿瑟·克拉克、弗蘭克·赫伯特、菲利普·K.迪克等作家的作品之所以成為時代的標識,不在于他們的想象力多么豐富,而在于他們所關注的科學技術的前沿性,在于他們在太空探索、心理科學、網絡信息等時代前沿科學闡釋中展示的人類生存狀態,并從中顯示出科幻小說的時代引領性。
研究前沿科學對科學家來說是挑戰,闡釋前沿科學中的人類生活對科幻小說創作來說也是挑戰。0到1是創新,1到10是慣性,只有創新才能產生經典,而前沿科學的闡釋才能給科幻小說經典的產生提供最大的可能。劉慈欣在2024年第八屆中國科幻大會上曾說:“隨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空間探索等前沿科技的發展,科幻文學的素材和深度正在不斷豐富,這不僅為科幻文學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還對科幻創作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確實如此,當下世界科學發展正在進入新的時期,這給科幻小說的創作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也給科幻小說經典的產生提供了新的機遇。
二是具有科學思辨與科學邏輯的科幻想象力。科學思辨與科學邏輯是科幻小說姓“科”的根柢。我們認為,天瑞說符的網絡小說《我們生活在南京》屬于科幻小說,是認可小說具有科學思辨與科學邏輯。1887年,海因里希·魯道夫·赫茲在實驗室完成了電磁波實驗,證實了人工電磁波的存在。小說里寫道:“這一天,人類有意識地朝宇宙主動發出了第一道電磁波。”這道電磁波盡管很微弱,但它還應該存在于天地之間。于是,小說所構想的時空穿越就有了科學思辨與科學邏輯。
同樣是時空穿越的想象,貓膩的網絡小說《慶余年》則屬于玄幻小說,因為小說中的時空穿越是精神玄想。科幻小說當然需要想象力,想象力是科幻小說的精神脈動,但絕不是文體標準。這個看似基于常識的認知,卻是當前中國科幻小說研究與創作需要辨析的問題。一些研究者認為,人類的一切想象都將被科學證實,所以玄幻就等同于科幻。這樣的觀點在玄幻小說研究者和作家中很容易得到認可,不能說它不正確,因為人類對科學的認知無窮盡,也許今日的玄想就是明日的科幻。例如人腦機接口,10多年前也許就是玄幻,但在當下正成為現實。但是科幻小說創作卻有基本的文體要求,那就是想象力的發生機制。這個發生機制就是科學思辨與科學邏輯。科幻小說的科學思辨與科學邏輯可以是既有的得到科學認證的科學知識,也可以是具有探索形態的科學推理,當然也可以是創作者所設定的科學推斷,但無論是什么形態,科學思辨與科學邏輯都清晰可見。如果小說沒有科學思辨和科學邏輯,只有想象力,這樣的想象力再豐富,也只能說是玄幻小說。想象力并非只有科幻小說獨有,所有的文學創作都需要想象力,發生機制卻是文體認知的基本標準。科學思辨與科學邏輯是科幻小說的認知標準,如果去掉科學思辨與科學邏輯,科幻小說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只看到想象力,而看不到發生機制,那就是本末倒置。
三是具有深刻的人生思考。將人置于小說的中心,并進行深刻的人生思考是世界科幻小說發展的總體趨向。新浪潮和賽博朋克中的科幻小說之所以能夠引領科幻小說的新時代,是這些小說將人和人的生存狀態置于小說呈現的中心。劉慈欣的小說被認為與世界科幻小說接軌,是因為他的每一篇科幻小說幾乎都有現實的哲理思辨。
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有深刻的人生思考和社會思辨,并努力將讀者引入歷史和哲學的空間,但是不同的文類有不同的思考路徑和思考空間。科幻小說是以人類為單位在宇宙中進行生存思考,它思考的是人類所生存的星球的過去、當下與未來,思考的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起源、現狀和消亡。所以說,科幻小說的思考是地球思考、人類思考和人類與宇宙中的他者關系的思考,并從中尋求一些規律性的問題。科幻小說的人生思考的路徑是基于科學思辨與科學思維的科學推導。與其他文類關注“好與壞”的社會批判性思維不一樣,科幻小說關注“能與不能”的生存思維。以近年來受到世界科幻小說研究界認可的俄羅斯作家謝爾蓋·盧基揚年科的《星星是冰冷的玩具》和韓國作家金草葉的《如果我們無法以光速前行》為例,兩部小說最后的哲學指向都是“現存即最好”。《星星是冰冷的玩具》的科學思維是讓“幾何學家”“暗影”“地球”三個星球在宇宙中碰撞對比,得出了成長中的地球是最好的星球的結論。《如果我們無法以光速前行》的科學思維是在變與不變的科幻想象中得出當今的社會環境是最適合于現時的弱勢群體的生活環境。
在眾聲喧嘩的時代,成長為優秀的科幻小說家并不容易,需要具有認知當代前沿科學的敏感性、掌握科幻小說創作基本規律的原則性以及成為哲學家的可能性。中國科幻小說能否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不在于創作量有多少,而在于作品有多優秀。對于這一代科幻作家而言,時不我待,機不可失。
[作者系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百年類型文學傳承創新與海外傳播研究”(項目編號:25&ZD077)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