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戰勝了修辭學”——1931年魯迅悼柔石詩的政治與美學
1931年2月7日,“左聯”五烈士及其他十幾位革命者遇難后,不少當事人紛紛賦詩表達哀悼之意:羅章龍撰有《懷孟雄、育南、求實與龍華就義諸友》[1],王明撰有《而今“二七”——悼“二七”龍華死難烈士》[2],張愷帆在獄中撰有悼念柔石詩作[3],許美勛則抄錄馮鏗遺詩以寄托哀思[4],在系列悼詩中最為著名的一首當為1931年2月的一個夜晚魯迅創作的悼念柔石的詩歌,該詩后來被研究者冠以《無題》的名稱[5],詩曰: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6]
《無題》不僅在當時廣為傳頌,被視為“魯迅翁舊詩中,最為世所習誦者”[7],后來也因收入中小學教科書而廣為流傳,成為魯迅舊詩的經典之作。然而,對于該詩,長久以來學界雖給予不少關注,但基本上是在“箋注”的傳統中進行字詞考釋,對于詩歌文本的形式構造和美學內涵缺乏深入辨析[8]。近來,有學者日漸關注《無題》一詩的意義,但對于文本本身仍然著墨不多[9]。黃喬生曾指出舊體詩在當前魯迅研究中的尷尬位置“魯迅舊體詩研究是魯迅研究大熱門中的冷門”,并且也反思一種研究傾向:過度夸大一些廣為傳頌的經典名句,“而忽略了魯迅舊體詩的整體面貌,有意無意地回避或遮蔽了一些并不熱烈或峻峭的句子”[10]。這就意味著學界要深化魯迅舊體詩研究,就必需對相關詩歌文本保持充分耐心,并在詩歌生成的整體語境中進行釋讀、解析。在魯迅舊體詩研究方面,作為經典之作的1931年魯迅悼柔石詩,不失為一個絕佳范例。
一、“長夜”與“春時”中的時間律動
《無題》開篇交代本詩寫作的特定時間。這里的“春時”應該做新春講,而非專指物候。原因在于從時令上看,1931年新歷元旦(1月1日)剛剛過去,舊歷立春(2月5日)也剛過不久,而舊歷新春(2月17日)將至,人們普遍沉浸在歲末與新春這兩個時間交替的情境中。在令人歡欣的時間氛圍的推動下,“春時”自然能夠攪動詩人的神思,引發“起興”的歌詠。不僅魯迅在詠嘆“春時”,懷有詩情的詩人也在不約而同地借助“春時”起興。從這個角度看,魯迅對物候的感知與歌詠與當時的一般作者沒有太大區別。
真正將魯迅的時間感知與其他人區別開來的是內在于魯迅個體自身的經驗,這種經驗形塑了魯迅自身感知物候、時節的方式,因而也引發出與傳統模式化抒情方式不一樣的歌詠姿態。“春時”表現的是季節輪換,“長夜”表現的是一日時序,魯迅在這首詩中率先呈現的是一種時間框架。在這種框架下,一日的進程與一季的輪換得到內在整合和統一。“慣于”這一動作,傳達出詩人長久以來存在的一種行為趨向,其中包含著動作的反復和日常的操演。一旦考慮到魯迅曾多年在會館中鈔古碑、校古籍的經歷——“舊歷除夕也,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11];魯迅在磚塔胡同獨居的歲月——“舊歷除夕也,飲酒特多”,“夜失眠,盡酒一瓶”[12];魯迅在《祝福》開篇談新年場景——“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13];魯迅在革命文學論爭中談“小伙計們”出擊的時間——“舊歷和新歷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藝家們特別有著刺激力”[14];魯迅在1930年初因參與自由運動大同盟被浙江省黨部定為“墮落文人”而遭到通緝,不得已外出避難……如此等等,可以看出“長夜”與“春時”其實早已成為魯迅漫長漂泊生涯的生活常態,其間浸潤著深深的孤獨、荒涼和粗糙的心緒,寂寞之情、酸澀之感、凄涼之意早已構成魯迅揮之不去的人生體驗。于是,一旦再次遭逢這樣的歷史時刻,因“積習”而形成的特殊言說方式[15],自然會從記憶深處再次召喚出往昔情感上的傷痛。詩歌開篇就是以如此的方式呈現魯迅所處的當下,但在對當下處境的書寫中一方面向前凝聚著此前全部的生命經驗和情感體驗,另一方面又向后預示著未來生活的可能性情境。
觸發這種心緒的情感機制既然已初步明曉,那么魯迅所感受到的“春時”到底呈現什么樣的狀態?
應該摒棄那種將“春時”理解為春暖花開的浪漫化想象。由實際情形來看,魯迅此時所感受的“春時”并不如后世讀者想象得那么溫暖,反而帶著經久的寒意。1931年初,來自北方的冷空氣強勢南下,導致了南方各省域接連的雨雪天氣,大風和大雪帶來的強降溫使上海相當長一個時期處于嚴寒狀態。自1月中旬以來,據上海徐家匯天文臺的觀測,最冷時候華氏溫度表曾降至十一度(約零下十二攝氏度),這是當時上海近四十年來最為寒冷的一段時期。當時在上海求學的青年詩人蒲風就慨嘆“領略過我有生以來未遇見過的奇寒。”[16]到2月下旬,天氣方才放晴。許久不見的晴天一掃多日來陰雨的局面,也拂去壓在人們心頭的陰霾,蒲風就歡喜“如果日前的春雪是可怖的,這幾日的太陽應當分外可愛吧!”[17]“可愛”歸“可愛”,早春的天氣仍然夾雜著寒氣,溫度真正起來讓人覺得溫暖則在3月下旬[18]。魯迅在1月10日、13日、28日的日記記載天氣時就格外突出“冷”字,而在花園莊避難期間也經常圍著火爐與長尾景和聊天[19],這些足以想見上海天氣的陰寒。所以不論學者認為此詩作于2月12日前的兩三天[20],抑或2月19日以后幾天[21],魯迅寫作該詩的那個深夜必定帶著極強的寒氣,因而那如水的月光也是分外清冷。
當然,“春時”的意義并未到此為止,還有進一步開掘和生發的必要。魯迅這里所說的“春時”顯然是指舊歷的“春時”,也即在魯迅的意識中他是按照中國傳統歷法(即舊歷)的習慣來進行記時的。盡管魯迅在不少場合公開表達過對舊時紀年法的批評,但對于關涉民眾風俗習慣的記時系統卻并未予以摒棄。翻閱魯迅日記可以發現,魯迅對于每年新歷元旦有時并未表現出格外重視,而對于舊歷元旦則幾乎年年都特別標示出來。如1930年1月30日標記“庚午元旦”[22],1931年2月16日標記“舊歷除夕”[23]。這種看似平常的記載初看似乎不過反映了一種流行的記時習慣,沒有什么可供開掘的微言大義,但在彼時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卻別有一番意義。
1928年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一全國,定都南京后,隨即采取了一系列激進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將舊歷斥為封建迷信,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推行新歷的歷法改革運動,以此徹底改變民初以來形成的官方使用陽歷,民間使用陰歷的“二元社會”格局[24]。改革的措施之一就是廢除舊歷的歲時節令,尤其是廢除“舊歷年”而改過“國歷年”。1931年1月1日正逢改革伊始,國民政府對于社會的管控尤其強烈:禁止張貼春聯、禁止商店關門、禁止張掛燈彩、禁止鳴放鞭炮等等。此舉引發民間社會的激烈反彈,不僅民眾不遵從國民政府政令,仍然按照舊時歲令過節——如在高度管控的上海,租界等地依然“炮竹聲徹夜,晨起無市面”[25],還一度在全國各地引起民眾與警方的激烈沖突,釀成多起暴力事件[26]。國民政府的歷法改革沒有考慮舊有歷法系統與民眾生活習慣與風俗的內在關系,在舉措上不免失之激進、粗暴,因而不免走向失敗。
魯迅寫作此詩的時間不論在2月份哪一個時段,其實都處于舊歷歲時立春(2月5日)和春節(2月17日)的語境中。上海的行政機關和公共系統雖然已經歡喜地過完了國民政府推行的“國歷新年”,報刊、畫報等大眾媒體雖然也呈現出對“國歷新年”的關注,到處似乎呈現著一派歡天喜地的熱鬧情景,但在一般民眾的意識和習慣中,他們對新歷并無表示特別的愛好,依然在緊鑼密鼓地籌備舊歷新年,為一年一度的團圓和節慶做準備。魯迅當時自然對這些顯見的風俗有了解,而在舊歷除夕當晚還“托王蘊如制肴三種”,足以顯示魯迅對舊歷年風俗的珍視,而“夜收水沫書店版稅七十三元六角”[27],表明魯迅延續的仍是舊歷端午、中秋、除夕三大節日進行商業結算的習慣,而這些恰恰都在國民政府改歷運動的禁絕之列[28]。因此,“春時”這個獨特的時間標記在這個層面就具有了某種象征意義,與其他批評國民政府改歷運動中禁絕民俗的激進人士一樣,它或許也透露出魯迅對于官方正統意識形態所要構建的時間秩序的不滿與抵抗。魯迅在此與民眾顯示出同一的立場,表現出對根植于民眾日常生活和風俗習慣的時間形態和秩序的內在理解。
詩人沒有在引起感懷的自然時序上過多停留,馬上便轉到與己身切實相關的社會時間上。早春時節萬物萌動,是新生命萌芽的歷史時刻,表征著生命的活力,但在這樣將要到來的春光中,作者卻發現經營家庭生活時自己的雙鬢已然徒增白發,于是不難在這里讀出反諷的意味:自然時序和人類社會的個體時間之間存在潛在沖突,自然界重新煥發活力,個體卻逐漸走向衰老。“鬢有絲”不僅暗示個體生命的物理時間,而且也暗示“挈婦將雛”這一生活狀態的操持和辛勞。由此看來,詩歌開篇的時間框架非同小可:時間框架的確立既為理解詩人的情感表達奠定了基礎語境,同時也為理解詩歌的文本生成提供了背景說明。
二、作為“內在的崩塌”的眼淚
在這樣萬物萌動的漫漫長夜,詩人暫時將目光從眼前的婦雛、鬢發移開,轉向夢境和城頭。《無題》一詩是否真的如魯迅所說是在當晚做成,是否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還不得而知。照實際情形看來,魯迅被捕的假消息傳出不久,北京方面就“有電來問”[29],謠言使得“老母飲泣,摯友驚心”[30],母親在“熬過了幾個不眠之夜”[31]后,也“急得生病”[32],足以想見魯迅母親在北京憂心如焚的心情,而此時在上海避難,一一向親友發信辟謠的魯迅想必也一直寢食難安。或許這個夢是詩人懸擬、想象的,但不論怎樣,兒子在夢里依稀看到母親為擔心自己安危而流淚,這自然也增加了兒子的不安與愧疚。
倘若嚴格按照傳記式的批評方法,將此處的“慈母”直接限定為詩人與母親之間的關聯,視界未免過于狹隘。擴展來看,詩人其實在這里寄寓了更多對他人具身處境的體察,也即——魯迅不僅在抒寫自我,而且也由自我的處境聯想到“他人的自己”[33],在一種“互為主體”[34]的方法論和思維慣習中表現出對他人困境的內在理解。“慈母淚”不專指魯迅與母親之間的對話,也隱隱指向剎那間多組母子關系,其中至少包括:柔石參加“左聯”后,一次年底回鄉因母親挽留在家多停留了些時日,返回上海后遭到朋友責備,柔石悲憤不已向魯迅傾訴,魯迅坦言“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35]李求實妻子秦怡君本來在杭州待產,但聽聞李求實被捕消息又旋即返回上海,臨產之前還幾次去龍華監獄探聽消息,稍后她誕下一女,其時大兒也不過才一歲半[36]。丁玲初次聽到胡也頻遇難消息,默默照顧著搖籃中的嬰兒,其時孩子不過三個月大[37]。殷夫的母親也一直向人打探消息,臨終之際還在企盼殷夫能夠回來[38]。
或許正是出于這樣的內在理解,魯迅為紀念柔石等人特地選了一張德國版畫家珂勒惠支的木刻作品《犧牲》,那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她的兒子”[39],并在事后盡力扶助柔石“頗窘”[40]的家族。
不妨在此回顧一下魯迅此前對眼淚的一貫看法。1918年許壽裳的夫人去世,魯迅致信吊慰,勸誡許壽裳“當早識聚離生死之故”[41],并說出“久不語人”的諍言“孺子弱也,而失母則強。”[42]而當1933年魯迅在《申報·自由談》看到黎烈文悼念亡妻的文章,內中表示要讓小孩會說話時常常看看母親遺照以寄哀思[43],魯迅立刻想作一篇反對的文章表達他“向來的意見”,那意思是“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44]。時間相隔十五年,前后態度的延續可見一斑。這種意見絕非常人可以說出,言詞之間透露出魯迅對于個體內在某種堅硬質素的探求,是以許壽裳在日后悼念魯迅的文章中也頻頻憶及這段言語并表敬畏[45]。而對于泛濫的哭泣和眼淚,魯迅一向也是加以拒絕的,在他看來那是借機掙得別人憐憫與同情的做法,這在魯迅眼中是一種廉價的情感表達。于是可以在魯迅文章中頻頻見到這樣的場景:他反對“含淚”的批評家,認為“批評文藝,萬不能以眼淚的多少來定是非”[46]。他認為人類的眼淚是“無用的贅物”,反對“以眼淚贈答”的簡單表達,對“無淚的人”則表示敬意,因為“他拒絕一切為他的哭泣和滅亡”[47]。他借過客之口表達對于來路的拒絕,因為那地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過客自身“不愿看見他們心底的眼淚,不要他們為我的悲哀!”[48]魯迅對眼淚和哭泣的拒絕不單出于對浪漫主義式的文體和濫情狀態的反感,而更多立足于自身慘痛人生經驗的省察,這種決絕的姿態有著中古士大夫精神的投影,在一種對感傷情緒的克服中顯露出內在生命的堅硬質地。
那么,在這種情形下又該如何理解詩歌中的“慈母淚” 呢?魯迅在吟誦這一句的時候心里在想些什么?他是否會像以往那樣對這象征著“布施”“感激”“虧欠”的眼淚予以貶斥和憎惡?
魯迅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十分認真細致,這在與他有過接觸的人員回憶中可以頻頻見到。魯迅成家以后對于他人更是頻頻遷就,許廣平就曾記述過魯迅暫時放棄手頭工作的諸多事跡[49]。海嬰誕生以后,魯迅在家庭瑣事上也投入了較諸以往更多的精力,雖然魯迅頻頻慨嘆自己因妻兒牽累做事有所顧慮,“相依為命,離則兩傷”[50],但魯迅在與孩子的相處中性格變得更加耐心,情感也更為細膩,“我們應該怎樣做父親”由先前的理論轉入到實踐,日常生活的操勞不光是對個人熱情和精神的消耗,魯迅其實也從這份日常中獲得了情感上的慰藉。在避難花園莊的那段日子,除了與同住的長尾景和聊聊天,唯一的慰藉就是海嬰天真的笑聲[51]。同一時期寫給李秉中的信中雖然也不時發出生養孩子的牢騷,但其實也反映出慈父的愛憐之意。
因此,從這個時期魯迅緊張、焦慮的心情來看,當魯迅在深夜寫下“夢里依稀慈母淚”時,以往言詞中那種帶著決絕乃至專斷口吻的強硬之語暫時收斂了鋒芒,魯迅在深夜里念及自己和他人為自己而受難的處境時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柔和。齊奧朗說“眼淚有一種透過內在的崩塌來表露自我的秉性”[52],至少在1931年2月的這個深夜,魯迅對“慈母淚”的想象和凝視真正表現了這種情感的“內在的崩塌”。以此順推,魯迅在日后吟出“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這樣的詩句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三、憤怒與修辭學的內在張力
夢境過后,轉而又是現實。不過這個現實不再是鎖閉的空間,而是一個開放的場域。時間之流自然也從個人時間轉向體現政治史脈動的公共時間。在政治軍事行動中,城頭不斷變換著勝利者的旗幟。這里詩人省略了對攻城拔寨過程的描寫,也省略了對飄揚的獵獵旌旗的刻畫,但暗中蘊含著政權鼎革之際的暴力與殘酷。
大王旗不斷變幻的結果乃是朋輩的死亡。朋輩新近故去,成為新的鬼魂的一員進入幽冥世界,而作為朋輩友人的自己只能從旁觀看,不能做任何有效的努力。在這種深沉無奈之中,也唯有一腔怨恨和憤怒發泄。“怒向刀叢覓小詩”一句初看順暢無比,細究起來不難發現其中存在著某種語意上的轉折和斷裂。“怒向刀叢”,讀者以為詩人要去刀叢中尋覓武器以進行復仇的暴力抗爭,“怒”字說明導致朋輩成新鬼的事件對詩人刺激之深,影響之大,“刀叢”點名復仇將要使用的工具,“向”則指明主體的一種動作趨勢,這種昂揚的狀態本來要引向一種激烈的廝殺場面,一如《野草·復仇》中路人注視著“他們倆裸著全身,捏著利刃,對立于廣漠的曠野之上”,“將見那鮮紅的熱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溫熱直接灌溉殺戮者”,并在對噴涌的熱血的想象中“得到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53]。但魯迅在此停頓偏轉,用“覓小詩”來承接上文的行動,到此,所謂復仇的舉措才開始明了:原來,“怒向刀叢”不是尋覓武器,而是尋找藝術。
問題在于,一首詩歌能否真正承擔起復仇的重擔并發揮其歷史效用?要知道魯迅曾表示過“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54],也頻頻慨嘆文學在武力面前的無用。那么,又該如何理解“覓小詩”的舉動?
這就涉及魯迅對其自身寫作“積習”的反思。魯迅自陳當初寫作這首詩的狀態是“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55]。這里在瞬息之間呈現了情感大潮的漲落,期間反復交織著爆發、外放(“悲憤”)與克制、壓抑(“沉靜”)的否定機制,最終否定的結果是作為寫詩的“積習”的涌現(“抬起頭來”)。據路楊考察,“積習”是魯迅一種獨特的言說方式和寫作姿態,魯迅對這一姿態的內在體認有著“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促使魯迅的“積習”頻頻“抬起頭來”的,往往是一些與個體生命內部情感價值與功能相關的個人化情境,其間往往又內蘊著“反諷”的結構[56]。以此來看,這里作為“積習”的“覓小詩”的舉動,除了直接的政治抗爭和社會批判訴求外,其實內中也包含了魯迅對賦詩“積習”本身的一種嘲弄和顛覆,“湊”字或許并非是表達上的謙辭,更多帶有在生死存亡之際對賦詩這一看似高尚風雅行為舉止的戲謔和不信任,這顯示了魯迅在道德上的某種兩難境地。
從寫作實踐來看,這一句是整首詩改動最為頻繁的詩句,顯示出魯迅對于修辭和表達的精細考量。從情感表達的效果來看,這一句是整首詩情感能量集聚最為充分的詩句,顯示出魯迅當夜的情感波動。“忍”說明一種不甘和無奈,“怒”則需要一種情感釋放的渠道。張紫晨就將這聯視作全詩重點,認為“它大有強壓怒火之勢,使人感到在‘忍看’之中,有一種強勁的能量就要爆發”[57]。對于魯迅將“眼看”改為“忍看”,“刀邊”改為“刀叢”,張紫晨認為“忍”字表現魯迅在殘酷事實面前,將無限仇恨深埋在心,等待爆發,“刀叢”則增加了“刀槍如林,強敵在前的嚴重感”[58],突出的是詩人大無畏的精神。王世家認為魯迅的修改體現的是其煉字工夫和猶豫搖擺的心態,并未就修改行為作價值和美學上的判斷[59]。喬麗華指出與其執著于煉字,不如說魯迅修改本身“是在反復地思考著自身在黑暗的時代里所要采取的姿態”[60],對于詩人所要呈現的姿態和要確立的形象,她用《題<吶喊>》一詩中的“抗世者”來概括。細究魯迅的修改行為,“眼看”改為“忍看”表明主體觀察視角從旁觀者轉移到自身,強調與受難的他人共苦的休戚之感,個人情感狀態也更為復雜難言,帶來闡釋上的多歧;“刀邊”改為“刀叢”進一步增強了畫面感,在形式上既承接前文的“怒”字,又呼應下文的“覓”字,更形象也更妥洽傳達出主體郁怒的精神狀態與苦苦探尋的詩藝的企求。
上述這些分析對于理解魯迅獨特的修辭方式以及隱藏于修辭之下的心靈世界無疑有著重要的參考作用。而一旦將目光集中在事后修辭的表達式上,一定程度上又會遮沒魯迅吟詩之際那個“當下時刻”特殊的情感狀態。1931年2月的一個深夜,魯迅在花園莊旅館寫下這首詩歌到底是怎樣的狀態?
馮雪峰在柔石遇難幾天后訪問魯迅,見證了一個沉默不語的魯迅形象。據許廣平觀察,那原因是過度的憤怒與過度的悲哀都會使魯迅一聲不響。許廣平的觀察不虛。魯迅的“沉默”與“沉靜”其后又在楊杏佛遇刺和丁玲被捕事件中得到映證。那么在“過度的憤怒或過度的悲哀”這樣情感的“例外狀態”下,情感對主體的征服和支配本身其實已經大大超過了慣常狀態中寫作活動對于修辭學的掌控。也即在諸如憤怒、怨恨等極端感情影響下的主體作為“受難者”,言說與表達構成其根本沖動,至于其間所習得的種種方式則暫時被拋諸腦后。
劉小楓在分析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時,指出俄狄浦斯身上時常充盈著的一股怒氣其實也是政治血氣,這種血氣既是哲人王的美德,同時也給政治生活帶來災難。而使戲劇導向災難的一個直接誘因是:俄狄浦斯對瞎子先知的發怒,使得瞎子與他爭吵,于是與俄狄浦斯同處于怒氣中的先知再也守不住規范,脫口而出一句含混的話,指斥俄狄浦斯乃是“有染的罪人”[61]。稍后的法國作家福樓拜也借助憤怒的醫師郝麥與慌亂中的艾瑪的一場對話,展現出處于情緒失控狀態中的人物如何會忘記其提前準備的精善秀雅之詞,對此福樓拜冷冷寫道“憤怒戰勝了修辭學”[62]。
由此出發再來理解魯迅事后的修改,不難發現魯迅在那個深夜向“刀叢”尋覓的“小詩”其實也正是“憤怒戰勝修辭學”的一個實例。與其說事后反復修改的行為本身體現了魯迅對藝術的嚴謹追求或在修辭學上尋求突破的努力,不如說修改本身其實生動呈現出魯迅在那個深夜所身受的苦難、震動之大,沉重的憤怒與悲哀已經徹底擊垮了任何精致言說的表達式,寫作活動因而呈現出雜亂、慌張乃至不可能的狀態。魯迅對于這首詩的構成形式,不說“寫”,不說“做”,而反復說“湊”,其實也正反映出當晚極致的情感狀態與修辭學實踐之間的張力——“過度的憤怒”與“過度的悲哀”已經使得寫作活動不可能發生,但主體倘若仍要“硬寫”,那么便只能舍棄修辭學。而一旦當魯迅開始著重在文辭和技術上對詩作進行推敲時,就表明魯迅已經擺脫那種危機時刻帶給自己的重壓而稍稍有了“輕松”和“余裕”之感,對詩藝的考量此時不免也有些“小擺設”的嫌疑。以此再來回看魯迅在修改時反復的猶疑,或許這種猶疑姿態也是其對自己事后修改追求詩藝完整性和成熟性這一行為本身的嘲弄與質疑。
四、“月光”與抒情主體的位置
這種極致的情感如何能夠真正釋放或化解?顯然,社會生活中個體憤怒情緒的產生并非毫無來由,而是與社會團體中的公平正義觀念、道德規范等為公眾認可并遵守的信念遭到破壞相關,這種破壞行為給當事人帶來了不當傷害。要使個體憤怒情緒得到平復,那就只得訴諸正式的法律途徑,或采取非正式的報復手段對肇事者進行懲罰,懲罰作為一種權宜之計能夠稍稍撫慰受傷者的心靈。與一般認為憤怒情緒只是由個體產生的一種負面情感,一種具有破壞性的力量不同,近來的研究者注意到憤怒的情感在政治生活中也扮演著重要作用,人們可以借助憤怒的表達“對世界進行道德批判,維護他們心中的正義觀念和道德秩序”[63]。
《無題》一詩表達了這種憤怒和抗爭,但憤怒的情緒在那瞬間其實并沒有得到有效紓解。憤怒只能任由其散漫發展,并無化解之道。請注意詩人接下來的幾個連貫動作,“吟罷”(不是怒吼),“低眉”(不是橫眉),“無寫處”有兩層意思,一是說作詩的此時此刻詩人正在庭院,手邊沒有紙筆,因此詩歌只能以聲音的形式存在,成為轉瞬即逝的存在;一是說當時國民黨當局實行嚴厲的文化管控和思想控制,詩作沒有可以發表的渠道。魯迅的解釋傾向于后者。需要注意的是,這首詩既然是一個深夜在一所庭院內完成,那么詩歌的初始形態就只以聲音的形式存在,或者也只以腹稿的形式存在詩人胸中。詩歌文本的正式成型需要等到詩人找到紙筆,在桌前借助相應的書寫工具完成。這也意味著對“無寫處”第一個層面的理解也十分重要。當詩歌以聲音/口傳的形式存在的時候,詩歌文本呈現出什么樣的狀態?當詩人立于桌前將這一文本固定下來的時候又是否有所更動?
既然書寫的行為和企圖無法實現,那么詩人能夠做什么呢?“月光如水照緇衣”,表明詩人自身在慨嘆“無寫處”的那一刻并未立即付諸行動,而是靜靜立于庭院,沐浴在皎潔月光的清輝之中。這個場景是實寫,魯迅曾對許壽裳解釋,“那時我確無寫處的,身上穿著一件黑色袍子,所以有‘緇衣’之稱。”[64]不知道是許壽裳的記憶有所缺失,還是魯迅自身的解釋就是如此,魯迅在解釋詩歌末句時恰恰遺漏了“月光”這一典型意象。后經研究者敏銳觀察,指出這里的月光發生在舊歷十五之后,加上是初春時節,自然清冷異常[65]。對月懷人、對月思鄉、對月懷古,這是中國古典詩歌慣常的表意方式,但在這里這種表意機制似乎暫時失效。魯迅當晚在月光下思索些什么?他從月光中感受到了什么?
熟悉魯迅的讀者不難想到魯迅在《狂人日記》開篇對于狂人發瘋的經典描寫“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66]伊藤虎丸指出此處的“月光”作為狂人發瘋的契機,象征著某種超越的東西,狂人因為與某種超越東西的相遇而發生了“認識主體從作為被賦予的現實當中的隔離”,最終狂人實現了將自己“從過去始終與之一體化的現實中拉將出來”的可能[67]。此處的月光并無這種文本結構上的功能,它在文本的世界中并不構成一種推動其它要素運轉的動力裝置,月光只是作為一種“靜物”存在,給詩歌增添一種清冷、悲涼的意境,本身并不承擔和增殖任何象征性意義。月光在此作為自然物,它消化和吸收著詩人的憤怒、寂寞、哀傷和無奈。
由此或許可以更進一步思考和質詢的是:在一個社會充滿暴力和無端殺戮的時代,面臨如此復雜難言的歷史,文學的功用及位置何在?
在人類歷史上,奧斯維辛大屠殺或許是最令人震驚錯愕的事例之一。對此,阿多諾提出在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這一命題[68]。因為大屠殺向人類提出的問題已經遠遠超過人類自身的理解力,并且摧毀了18世紀以降歐洲啟蒙思想家有關理性、進步、技術等等朝向現代性理想藍圖的種種言說和實踐,由此在情感上泛泛談論奧斯維辛便是不合時宜的“在情感上,我們反對任何關于此在肯定性的空談、反對此在無罪于犧牲者的肯定性的斷言、反對從犧牲者的命運中榨出任何一種被如此耗盡的意義”[69]。魯迅在為悼念五位作家而撰寫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中控訴“在最黑暗里,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70],在《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中又堅稱“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71],諸種全稱式的判斷本身固然顯示了一種獨斷的論調,但也足以想見柔石等人的遇難對魯迅造成的極大震撼。《無題》一詩作為歷史暴力的“見證”保留了魯迅遭遇事件之初的震驚和顫栗。
孫郁在談及現代文學史中舊詩詞的余輝時說,“新文人依戀老傳統,并非復古,而是陌生里的自我解嘲。從扭曲的辭章里,生命意志中難以表達的表達終于有了自己的出口。”[72]這是精到的觀察。對魯迅而言,舊體詩無疑在此充當了表達“生命意志中難以表達”之物的出口。對魯迅詩歌的美學閱讀,不能僅僅停留在康德式的純粹審美譜系中,單純的形式要素,應該看到其深刻的政治性。詩學與政治學如此難舍難分地糾纏在一起。魯迅將此詩一改再改,頻頻示人,并非在“純文學”或“純審美”的意義上炫耀其詩才詩藝,借以博得詩家的美譽,他所要真正傳播出去的是一種“壓在紙背后的心情”,一種向威權體制抗爭的意識,由此提醒讀者和觀者注意此身面臨的現實際遇和社會情境。如果抽離了詩歌賴以成立的現實基礎及背后的歷史語境,單純以坊間盛行的美學觀念去分析詩歌的內部構造,生發出詩評家和鑒賞家頻頻做出諸如妙哉美矣的慨嘆,那么這無疑是一種非歷史化和語境化的美學獨斷論,容易將這首飽含心靈和精神的強烈痛楚的詩歌回收到固有自足自律的“美學體制”之中,這對魯迅舊體詩的研究大大不利。以此來看,魯迅舊體詩中的“美學”與“政治”、個人處境與社會情境的多元辯證關系,尚是研究者需要不斷深耕的議題。
本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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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馮鏗:《重新起來》“編后記”,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452頁。
[5] 黃喬生指出將該詩命名為《無題》并不確切,應當按照魯迅自述題為《悼柔石》,但因《無題》已在學界通行既久,這里暫時姑且還是按照《無題》來處理,參見黃喬生:《慣于長夜過春時:魯迅的紀念與被紀念》,《滇池》2023年第2期。
[6] [32] [36] [39] [55] 魯迅:《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記念》,《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501、500、501、501、501頁。
[7] 司空無忌:《魯迅舊詩新詮》,文光書店1947年版,第37頁。
[8] 這種研究路徑較為系統的總結,可參見阿袁箋證:《魯迅詩編年箋證》,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141頁。
[9] 李林榮:《舊體詩寫作道路上的魯迅——從<自題小像>到<慣于長夜過春時>》,《濟南大學學報》2023年第2期。
[10] 黃喬生:《由魯迅的舊體詩引出的話題》,《人文雜志》2021年第5期。李聰聰對魯迅舊體詩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有著很好的總結,也指示出可供進一步討論的方向,參見李聰聰:《魯迅舊體詩研究的主體構成、方法啟示及當代價值》,《新文學評論》2023年第4期。
[11] 魯迅:《日記·丁巳日記〔一九一七年〕正月》,《魯迅全集》第15卷,第273頁。
[12] 魯迅:《日記·日記十三〔一九二四年〕二月》,《魯迅全集》第15卷,第500頁。
[13] 魯迅:《彷徨·祝福》,《魯迅全集》第2卷,第5頁。
[14] 魯迅:《三閑集·“醉眼”中的朦朧》,《魯迅全集》第4卷,第61頁。
[15] [56] 路楊:《“積習”:魯迅的言說方式之一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4期。
[16] [17] 蒲風:《蒲風日記》,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5頁。
[18] 聶耳1931年3月12日日記載“入春以來的天氣,今天顯明地分了界限了。脫了棉袍棉褲,只穿單褲夾衫都還會出點微汗。”參見《聶耳日記》,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頁。
[19] [日]長尾景和:《在上海“花園莊”我認識了魯迅》,《文藝報》1956年10月第19號。
[20] 張自強:《<慣于長夜過春時>作于何時?》,《上海魯迅研究》1988年第1期;王維燊:《魯迅<慣于長夜過春時>寫作時間考證》,《中國現代文學管窺》,海峽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276-283頁。
[21] 倪墨炎:《魯迅舊詩淺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8頁。
[22] 魯迅:《日記·日記十九〔一九三〇年〕一月》,《魯迅全集》第16卷,第179頁。
[23] [27] 魯迅:《日記·日記二十〔一九三一年〕二月》,《魯迅全集》第16卷,第243、243頁。
[24] 左玉河:《評民初歷法上的二元社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5] 《政令雖嚴風光依舊,各地民眾仍過舊年》,《大公報》1931年2月18日。
[26] 左玉河對南京國民政府改歷的歷史過程有詳細梳理,可參見其系列論文:《從“改正朔”到“廢舊歷”——陽歷及其節日在民國時期的演變》,《民間文化論壇》2005年第2期;《擰在世界時鐘的發條上——南京國民政府的廢除舊歷運動》,《中國學術》第21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49-192頁。
[28] 《國民政府頒行新歷廢止舊歷的有關文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料檔案匯編》第5輯第1編“文化(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26頁。
[29] 魯迅:《書信·310123 致李小峰》,《魯迅全集》第12卷,第252頁。
[30] 魯迅:《書信·310204 致李秉中》,《魯迅全集》第12卷,第255頁。
[31] 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頁。
[33] 魯迅:《譯文序跋集·<一個青年的夢>譯者序二》,《魯迅全集》第10卷,第212頁。
[34] 高遠東在對魯迅《破惡聲論》的解讀中提出“相互主體性”的命題,參見《現代如何“拿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2頁。
[36] 《秦怡君遺稿》,中共武漢市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辦公室編:《武漢黨史資料》198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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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徐振飛口述,馮心整理:《憶四叔“左聯”詩人殷夫》,《縱橫》2011年第9期。
[40] 魯迅:《書信·310911 致李小峰》,《魯迅全集》第12卷,第272頁。
[41] 魯迅:《書信·180619 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11卷,第363頁。
[42] 魯迅:《書信·180820 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11卷,第365頁。
[43] 黎烈文:《寫給一個在另一世界的人》,《申報·自由談》1933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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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許廣平:《魯迅先生與家庭》,《十年攜手共艱危——許廣平憶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下同),第96-98頁。
[50] 魯迅:《書信·310218 致李秉中》,《魯迅全集》第12卷,第2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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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德]阿多諾:《否定辯證法》,王鳳才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412-413頁。
[70] 魯迅:《二心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魯迅全集》第4卷,第2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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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孫郁:《民國文學十五講》,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