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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南方”帶入“世界”——論朱山坡“蛋鎮三部曲”的敘事
來源:《當代文壇》 | 林培源  2026年05月26日13:39

摘 要

“蛋鎮三部曲”是朱山坡小說創作的里程碑。在敘述者層面,它以第一人稱敘述貫穿前后,寫出了1980年代南方小鎮人物追尋現代性的“情感結構”;在敘述形式及文體層面,它通過“敘述轉喻”、元小說和跨文體,打破了虛構與非虛構的界限;在人物塑造層面,它援用“人物再現法”和“內心獨白”等手法,形塑了一批具有內在深度的“蛋鎮人”形象。以此為前提,“蛋鎮三部曲”完成了對1980年代南方小鎮歷史的重構,實現了將“南方”帶入“世界”的文學野心。

關鍵詞

朱山坡;蛋鎮三部曲;南方;敘事

自成名作《我的叔叔于力》發表以來,朱山坡在小說領域筆耕不輟、持續產出。“蛋鎮三部曲”(《風暴預警期》《蛋鎮電影院》《蛋鎮詩社》)可謂其創作生涯的里程碑,它標志著“蛋鎮”這一虛構的南方世界的誕生,也宣告了一個異質性、差異化的南方主體的生成。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書寫“南方以南”的小鎮社會,朱山坡向“短促20世紀”投去深情一瞥,將歷史置于文學現代性的顯微鏡下加以細察:長篇小說《風暴預警期》以蛋鎮清潔工榮耀在臺風來臨時的意外身亡為樞紐,敘述了五個被榮耀收養的棄嬰重建生命意義的故事;小說集《蛋鎮電影院》以1980年代的電影院為線索,描摹蛋鎮各色人等的生存境遇,表達了人物“到世界去”的欲望;長篇小說《蛋鎮詩社》則借碎片化與復調式的敘事,為1980年代的民間詩社立傳,譜寫了一部眾聲喧嘩的平民史詩,將“南方”帶入“世界”之中。當前關于“蛋鎮三部曲”的研究和評論,或從“新南方寫作”的視角指證朱山坡小說從“精神北向”到“南方主體”的演變,或概括出其筆下人物的“無根性”和對歷史的“間離”姿態,但對其整體的敘事特征所涉不多。有鑒于此,本文擬從敘述主體、“敘述轉喻”和跨文體,以及“人物再現法”和“內心獨白”等角度切入,探究“蛋鎮三部曲”如何在激活地方書寫傳統和繼承先鋒文學遺產的基礎上,完成對南方世界的歷史重構。

一 敘述者的問題

經過1980年代現代主義的短暫洗禮,1990年代以降的中國文學傾向于“在宏大的歷史編年體制”內展開敘事,并依靠“有時間長度和持續性的命運邏輯”來結構故事。長篇小說的“三部曲”模式尤其如此,它們大多聚焦于20世紀中國的歷史(如格非“江南三部曲”、馬家輝的“秘密三部曲”)。與之相對,“蛋鎮三部曲”則將目光錨定在1980年代,從“橫截面”重寫南方小鎮歷史:《風暴預警期》的故事發生在1980年代初,并旁及“蛋鎮百年以上的歷史”;《蛋鎮電影院》收錄的17則小說也以1980年代為背景,而《蛋鎮詩社》的故事雖延伸至21世紀,但小說反復渲染的重心,仍是1988年金光閃成立蛋鎮詩社這一事件。

“蛋鎮三部曲”充滿理想主義,集中呈現了1980年代中國社會對“現代化”的追尋。從敘事層面看,三部曲聯為一體的關鍵在于第一人稱敘述者的使用,背后牽涉的是“敘述主體”的問題。依照熱拉爾·熱奈特的觀點,敘述主體主要包含敘述時間、敘述層和“人稱”(即敘述者)三個要素,下文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人稱”上。在小說中,“人稱”(敘述者)指的是“誰來講故事”,它或位于故事內,或位于故事外,可以露面,也可以隱身。比如《風暴預警期》的榮潤季(蛋鎮清潔工榮耀收養的五位棄嬰中的小女兒)是位于故事內的第一人稱敘述者,而《蛋鎮電影院》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則幽靈般出沒于不同故事中——除《1985年的莎士比亞》《下流美工》《天色已晚》等篇目外,其余篇目的敘述者隱而不彰,讀者難以判斷它是否為第一人稱敘述者。不過由于這部小說集模擬了說書人的“聲口”,即便敘述人不露面,讀者仍能從中追躡出第一人稱敘述的蹤跡。此種寫法,或與作者對筆記體小說傳統的借用有關:每一篇聚焦一個人物,娓娓道來,形成獨立又相互關聯的人物小傳;《蛋鎮詩社》通篇使用第一人稱,其中的“我”指向參與蛋鎮詩社的不同人物,他們在講述自身的同時也被他者講述。

如何理解這種第一人稱敘述的策略?以《風暴預警期》為例,這部長篇小說有意識地借鑒明清章回體小說的“綴段式”寫法,不同章節間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第一人稱敘述者榮潤季的敘述重心并非“我”,而是“我”眼中的蛋鎮世界。即是說,它不依賴于傳統現實主義的“中心人物”模式,而是以點帶面,呈現一組人物群像:作為戰爭遺留物和“歷史垃圾”的榮耀是個以清理蛋鎮垃圾為榮的清潔工,其身份充滿反諷性;榮春天發誓要制造出全世界最好喝的汽水;榮夏天籌劃著一場虛無的婚禮;榮秋天從“越戰”回來后,孜孜不倦地給中央軍委寫信要求重新入伍;榮冬天熱衷于剝殺青蛙賣給高州販子煉青蛙油,而榮潤季則殫精竭慮想要離開蛋鎮。此外,小說還從側面勾勒了狗販子海葵、獸醫、打鐵匠、氣象員等蛋鎮人形象,編織起一張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網。值得注意的是,在讓渡了“中心人物”后,作者轉而以榮家兄弟姐妹為養父榮耀舉辦葬禮為核心事件,如此一來,所有的人物就都附著在“意外身亡—舉辦葬禮”的情節主干上渾然一體,而不至于淪為敘事零部件的堆砌和拼湊。

借同一個敘述者或人物來串聯故事,在世界文學中不乏先例(如奈保爾的《米格爾大街》、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鎮畸人》),這點已有學者做出分析,在此不贅。筆者更想指出的是,這種由“我”而旁及“他者”的敘述手法,并不純粹是對西方現代小說的模仿,而是中國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的一種文學化表現。費孝通以“同心圓波紋”為喻,認為鄉土中國的親屬網絡和社會關系以自我為中心,在血緣、親緣和地緣的基礎上,依照親疏遠近,“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無窮的人,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人物”。

榮潤季位于同心圓的圓心,是一個自我意識強烈、“具有通過敘事來表達內心世界”的敘述主體。她渴望離開蛋鎮找到親生母親、過上一種體面的生活,“每一次臺風來臨前,我逃離蛋鎮的念頭都異常強烈”,“風暴預警的時候,我總要收拾東西準備逃離,到一個更明凈的世界。但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從沒有離開過蛋鎮”。從她開始,蛋鎮的各色人物粉墨登場,由此奠定了“蛋鎮三部曲”追尋自由的人物群像的基調。隨后,這一人物譜系逐漸定型,比如《蛋鎮電影院》中的胖子章為偷渡到美國,乘坐自制的小木船消失在蛋河里(《胖子,去吧,把美國吃窮》),《蛋鎮詩社》的主人公金光閃則是一位堂吉訶德式的人物,蛋鎮詩社被迫解散后,他義無反顧地奔赴廣州。胖子章和金光閃身上有狂飆突進的精神,是“行動派”,相比之下,榮潤季則是“遲疑派”,她向往大城市,又留戀故鄉(“如果沒有臺風和洪水,這里定是世界上最明凈的地方”)。和《十八歲出門遠行》(1987年)那位“歡快地沖出了家門,像一匹興高采烈的馬一樣歡快地奔跑了起來”的“我”不同,榮潤季的矛盾狀態折射了1980年代南方小鎮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感結構”,既渴望出走,又對外部世界心生恐懼。不過,榮潤季的典型性并沒有因此削弱,她與歷史之間存在一種“‘卡’著的‘間離感’”。作為前現代與現代歷史的“中間物”,她更是1980年代那些“追尋現代”的個體的縮影。借此,作者傳達了其對待歷史的審慎態度,他沒有一味地將現代性“神化”為某種絕對真理,而是敏銳看到改革開放引擎啟動的時代,不同個體對待現代性的參差姿態。

二 “敘述轉喻”與跨文體

“蛋鎮三部曲”在敘述上獨樹一幟,具有后現代小說“反表現主義,對敘事的顛覆、自我參照的風格”。除了第一人稱敘述者,“蛋鎮三部曲”還動用了“元小說”(meta-fiction)的技巧。所謂“元小說”,即在小說中出現關于小說如何敘述的敘述,比如《蛋鎮詩社》就以虛構的“《蛋鎮詩社·三十年資料選編》編委會”為名,將闕振邦、蝙蝠等“選編者”和處在不同敘述層的敘述者對接起來,作者、敘述者與小說人物互相指涉,進而構成一種僭越和擾亂現實主義規范的“敘述轉喻”;此外,跨文體手法也不可小覷,它打破了虛構與非虛構的邊界,令作品的面貌煥然一新。

首先是“敘述轉喻”,“轉喻”源于西方古典修辭學,指借替換不同比喻意義來實現語義轉換的修辭方法,熱奈特將其引入敘事學并提出“敘述轉喻”(métalepsis narrative)的術語,用以指代敘述層違規跨到另一敘述層的現象。敘述轉喻其來有自,“至少自從堂吉訶德超越既定界限,對《堂吉訶德》及其偽經續篇進行批判以來,小說就一直在玩味理論上互不相容的領域之間的界限,這些領域包括(文本外的)現實、虛構框架(文本外的層面)、主線故事(敘事)以及故事中的故事(敘事下層)。敘事學家將這種對敘事層之間界限的逾越稱為‘轉喻’”。在熱奈特看來,“故事外的敘述者或受敘者任何擅入故事領域的行動(故事人物任何擅入元故事領域的行動)”即為敘述轉喻。“故事層”(被講述的故事和事件所屬的層級)和“話語層”(產生該故事的敘述行為的敘述層級)之間的跨越是敘述轉喻產生的條件之一,因此,這一現象有時也被稱為“越界敘述”。比如《蛋鎮電影院》中《電影院史略》一篇就具有敘述轉喻的特征:蛋鎮文化站站長李前進受政府委托編撰《蛋鎮志》。為此,他曾多次勸說“鄉賢”老吳(蛋鎮電影院院長,代表官方立場)支持《蛋鎮志》的公開出版。但在后者看來,《蛋鎮志》講述的蛋鎮歷史(包括“電影院史略”)不啻為胡編亂造。不過,老吳在出了一趟遠門后轉變了觀點:“像電影一樣,歷史原來全是杜撰和欺騙!”“你編撰的《蛋鎮志》問題不在于虛假,而在于虛假得不夠!關于電影院的歷史,你是對的,你可以寫得更多。你就是電影的編劇和導演,死去的和還沒有死的人都是演員,觀眾全看你的……”老吳對李前進說的話其實是作者/敘述者的“夫子自道”,借此,作者/敘述者越過了“話語層”和“故事層”的界限,只不過它比熱奈特界定的敘述轉喻更具隱蔽性。虛構角色(老吳)對《蛋鎮志》的評價,對應的是《蛋鎮電影院》虛構性的自我指涉,它肯定了作者/敘述者的敘述權力和創造性。到了《蛋鎮詩社》中,這種拒斥官方敘事的民間立場表現得更為徹底,與跨文體的實踐形成呼應。

與前兩部相比,《蛋鎮詩社》更具形式意識和先鋒特質,其結構參考了電影的拍攝手法,除“前言”外,小說主文本分為“場面調度”“金光閃蒙太奇”“笨拙的長鏡頭”“平行剪輯”“我們的‘新浪潮’:‘蛋派’詩歌”五部分。這一文體設置打破了傳統線性敘事的權威,將傳統的“框式結構”做了創造性轉化。所謂“框式結構”,指故事層次之間的特定關系,比如阿拉伯故事集《天方夜譚》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結構,以及《紅樓夢》開篇交代《石頭記》由來的寫法就是典型的“框式結構”。以此為參照,《蛋鎮詩社》的“前言”和主文本也構成了一種框式結構,并由此催生出文本的雙重敘述者,第一重敘述者位于故事外,它假托“《蛋鎮詩社·三十年資料選編》編委會”之名,將虛構的小說指認為非虛構的“資料選編”;第二重敘述者則是這份“資料”的撰寫者。小說“前言”有這樣的注釋:“此文(引注:指‘前言’)由蛋鎮詩社某君撰寫,應大家的意見,不署名,視為集體創作(本集子中的注釋除了標明‘作者注’外,均為編者注)”。這里登場的是類似電影“總導演”的匿名敘述者,它不但規定了“資料選編”的編撰體例和形式構造,還提前預告了其歷史價值:“這本資料選編是一群默默無聞者的集體回憶錄,一堆雜亂無章的文字碎片的組合和芝麻瑣事的匯總,一部小地方的野史雜記、小人物的心靈秘密檔案……它的價值和意義是打撈、喚醒、備忘……”

借助這一元小說式的宣言,《蛋鎮詩社》模糊了小說與“集體回憶錄”“野史雜記”“心靈的秘密檔案”等文體的邊界,堪稱一部以“資料選編”寫成的小說。第一部分“場面調度”通過金光閃、闕振邦、蝙蝠等人的第一人稱,交代了詩社從創辦到解散的過程。這里要指出的是,此種第一人稱的敘述“接力”并非個案,而是對世界文學(典型的有福克納的《我彌留之際》)的一種本土化轉換。“場面調度”是《蛋鎮詩社》的重中之重,幾乎所有標志性的詩社事件(“到人民中去尋找詩人”“全民寫詩運動”“詩歌嘉年華”“給獅頭山增高兩米”“解散蛋鎮詩社”等)都在此悉數出場。這部分采用多角度第一人稱敘述,沿著“起承轉合”順序,敘述了蛋鎮詩社的興衰史,余下四部分可看成是對前者遺留的敘事空白和裂隙的填補,由此構成“重講一遍的故事”(比如霍桑的《威克菲爾德》開篇就以寥寥數語概述了情節,后文則從細節、人物心理等層面,按照故事發生的先后順序進行重述)。除了“場面調度”,《蛋鎮詩社》其余部分有意拆解線性敘事,以此為跳板,敘述者/作者得以掙脫現實主義的重負,多種文體先后登場,構建出一種“切片式”結構。這是一種跨文體實踐,非小說的文體與承擔主文本敘事功能的其他章節交相輝映,使得《蛋鎮詩社》從“冒險的敘述”轉為“敘述的冒險”,“從對歷史本身的敘述走向了對敘述本身的敘述”。正如巴赫金所言,“小說通過諷刺地模擬其他體裁(恰恰是把它們作為不同體裁來模擬),揭露它們形式和語言的假定性質,排除一些體裁,把另一些體裁納入自己的結構,賦予它們新的涵義和新的語調”。非小說文體的嵌入為《蛋鎮詩社》帶來“新的涵義和新的語調”,極大地拓展了“蛋鎮三部曲”的藝術表現空間。

三 將“南方”帶入“世界”

“蛋鎮三部曲”有著先鋒小說的流風遺韻,但它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先鋒小說。1980年代中后期,為了掙脫新時期“人學”話語,先鋒小說另辟蹊徑,以“虔誠的宗教態度”對待形式,試圖在其中尋找“比日常的實用的世界及其法則更重要的有價值的事物”。但這種形式實驗并非漠視歷史、逃避現實,而是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抵抗”歷史。即是說,先鋒文學具有兩面性:它們追逐西方現代派是為了“反抗現實主義墨守成規的套路”,“沖破文學史給定的秩序和位置”,與此同時,“那些被反復磨礪而被精致化了的語言,那些費盡心機而又變幻不定的視點,那些乖戾的感覺和心理,那些結構上的裝置,所有這些,其實都包含著對歷史壓力的抵抗”。在將先鋒文學歷史化的同時,我們應該公允地評價其優缺點。孫甘露的語言實驗、馬原對元小說的嫻熟運用、格非對敘事空缺的迷戀等,客觀上造成了對占據現實主義舞臺中央的“人物”的放逐,使其淪為一堆意識形態的能指和空洞的符號。從這一文學史的延長線上來看,“蛋鎮三部曲”繼承了先鋒文學的遺產,但它并未完全拋棄現實主義,而是選擇了一條“中間道路”:在形式探索的同時,不忘深入人物精神世界,寫出具有內在深度的“人”,以補救先鋒小說“重形式而輕人物”的弊病。

這點首先體現在對傳統現實主義敘事資源的借鑒上。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試圖“通過‘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向讀者展現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揭示出以階級關系、社會關系為內容的歷史真理”。以此觀之,“蛋鎮三部曲”為無名英雄立傳、為南方歷史留痕,旨在寫出1980年代南方小鎮的社會變遷及“情感結構”,進而將“南方”帶入“世界”中。為了實現這一意圖,作者不但站在中國內部觀照蛋鎮,也從“世界”的立場回望蛋鎮。蛋鎮人以詩歌抵抗庸常瑣碎的生活,迫切地想和“世界”對話,這種欲望構成了小說賴以運轉的情感動力。這也提示我們,如果缺乏對人物情感和現實經驗的深度呈現,形式實驗只會淪為空殼。以《蛋鎮電影院》中《小偷荀滑》一篇為例。荀滑家中世代為盜賊,為蛋鎮人所不齒,但他夢想著“建設一條長長的鐵路,起點就在蛋鎮,讓所有的人都有機會到世界去”。某天,在蛋鎮電影院,面向前來討公道的鄉下農民(后者認為荀滑偷光了一位五保戶的全部錢財,導致其在絕望中自殺),荀滑沖向銀幕,跟隨電影《東方快車謀殺案》里的火車消失了。十一年后,已經成為實業家的荀滑重回蛋鎮,“將世界之‘現代’帶到了‘前現代’的邊陲小鎮之中”。作者借鑒“珀爾修斯的盾牌”,讓荀滑從現實躍入虛擬世界,成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當代變體。古希臘神話中,珀爾修斯不敢直射美杜莎,因此只能利用盾牌鏡面的反射砍下美杜莎的頭顱,“珀爾修斯的力量永遠來自他拒絕直視,但不是拒絕他注定要生活于其中的現實。他隨身攜帶著這現實,把它當作他的特殊負擔來接受”。荀滑沒有逃避現實,而是將蛋鎮的貧窮、落后當作“特殊負擔來接受”。他的歸來是對現實的反戈一擊,是對“蛋鎮如何走向現代、走向世界?”這一難題的“想象性解決”。

為了實現將“南方”帶入“世界”的意圖,《蛋鎮詩社》還講述了兩位外國人與蛋鎮的故事:其一,蛋鎮人周濟之教越南女人識字。越南女人“認得字以后,就認得了世界上所有的路”,她為自己取名阮正英,擁有了獨立謀生的能力,后來便從蛋鎮逃跑了;其二,小說虛構了意大利作家、詩人和文化學者安德烈·伊萬諾維奇短暫留宿蛋鎮并讀到《蛋鎮詩報》的故事。在讀了這些平凡人寫的詩歌后,安德烈感到“世界重新活過來了。這是一個漫長得像一首史詩的夜晚”。兩位外國人的故事不僅凸顯了詩歌的力量,更從側面揭示了《蛋鎮詩社》的“世界性”。不過,《蛋鎮詩社》中最具“世界”意識的人物非金光閃莫屬,他創辦蛋鎮詩社、推動全民寫詩運動、為獅頭山增高兩米等堂吉訶德式的舉措,都是為了讓蛋鎮成為“世界的蛋鎮”。他不僅走出了蛋鎮,還在創立蛋派木業公司后,頻頻從“世界”回望蛋鎮。在小說中,作者借一封虛構的金光閃致詩人汪國真的信,傳達了其“到世界去”的欲望:“它跟亞馬孫大森林中的一個原始村落差不多,閉塞、落后、野蠻,方寸之地,動彈不得,被困死了,抬頭便看到像天花板一樣壓抑的殼,無法掙脫,無法自由呼吸……”,然而,“自從有了詩歌,蛋鎮面貌煥然一新……蛋鎮,已經成為‘世界的蛋鎮’;世界,已經變成‘蛋鎮的世界’”。在金光閃眼中,詩歌是通往世界的一張門票,“只要蛋鎮抖一抖,便引發世界詩壇一場地震。同時,蛋鎮詩社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超級詩社,開始吸收世界上所有的詩人加盟,像跨國公司那樣叱咤風云”。這一偉大計劃的最終擱淺,說明詩歌(藝術)邏輯與社會現實邏輯的不可調和,也側面印證了理想主義以“蛋”擊石的堅韌與執著。

其次,“蛋鎮三部曲”還援用了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人物再現法”。“人物再現法”,指同一人物在不同小說中出場,比如巴爾扎克筆下的拉斯蒂涅就在《高老頭》《紐沁根銀行》和《驢皮記》等小說中重復登臺,最終完成性格的演變。朱山坡深諳此道,他讓“段詩人”段頌在《風暴預警期》中短暫出現(這位養豬廠的工人癡迷朦朧詩,試圖重建蛋鎮圖書館),到了《蛋鎮電影院》,段頌的自殺則對金光閃造成劇烈的精神震顫,他成立蛋鎮詩社就是為了繼承前者的遺志:“段頌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不僅僅是蛋鎮的,也是世界的。……他寫臺風,寫洪水,寫天空和大地,風卷殘云,山呼海嘯,想象力奇特絢麗,每一個字都像閃電或巨浪一樣震撼著我的內心”;此外,《風暴預警期》里郭梅捕捉臺風標本的情節在《蛋鎮詩社》中復現,成為濃墨重彩的一筆。借助這一手法,“蛋鎮三部曲”的人物形象變得更加豐富、立體。

除了“人物再現”的手法,“內心獨白”也是“蛋鎮三部曲”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比如《蛋鎮詩社》“金光閃蒙太奇”部分通過第一人稱內心獨白,再現了金光閃后半程的人生起伏(到木材廠打工、暗戀木材廠女工閆妙齡、創建蛋派木業、企業破產、患上絕癥等),可看成是對蛋鎮詩社興衰史的補敘。由此,我們不僅了解到決定成立蛋鎮詩社那天金光閃的內心世界:“蛋鎮像是一座詩歌的城市。跟紐約、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一樣,滿大街都是詩歌,像梧桐葉散落一地。天空的云朵,每一朵都飽含詩意,像牛奶的乳房,脹得快受不了了,要以雨水的方式落下來”,也得知其對“詩歌污染城市”的思考:“詩壇和詩歌都迅速墮落、庸俗化……‘口水詩’大行其道,‘下半身’寫作登堂入室,比誰寫得臟,比誰更炸裂,詩歌沒有了門檻,像露天電影院免費入座……”。“有時候,我也在懺悔:當年我們年少輕狂,是不是推行‘全民寫詩’運動的那些詩歌主張誤導了今天的詩壇?是不是我們禍害了詩歌、敗壞了詩壇?”這些內心獨白,為讀者呈現出一個更為豐滿和復雜的金光閃形象,其成長史和心靈史,反映的正是從1980年代初期的朦朧詩到21世紀互聯網一代(詩歌論壇、文學網站、個人博客)的詩歌史。可以說,借著虛構的形式,《蛋鎮詩社》成功地將“南方”帶入“世界”,使其在詩歌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結 語

小說自誕生以來,一直是人類的忠實伴侶,它“受到‘認知激情’(被胡塞爾看作是歐洲精神之精髓)的驅使,去探索人的具體生活,保護這一具體生活逃過‘對存在的遺忘’;讓小說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蛋鎮三部曲”之于當代文學的意義,也在于對“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照亮。“生活世界”指人真實存在其中的世界,胡塞爾警覺地意識到,隨著經濟和科技文明的迅速發展,人類逐漸被卷入科學真理的漩渦中,逐漸遠離了“生活的存在”。因此,他提出要回到一個未被近代自然科學遮蔽的生活世界。沿著胡塞爾的啟示,昆德拉指出,“科學的飛速發展很快將人類推入專業領域的條條隧道之中。人們掌握的知識越深,就變得越盲目,變得既無法看清世界的整體,又無法看清自身”,結果就陷入到“對存在的遺忘”狀態中。“蛋鎮三部曲”以其獨特的形式實驗,賦予無名者和邊緣人以人的尊嚴和存在的價值。蛋鎮人在雞毛蒜皮、日常瑣碎中追尋自由、重拾詩意,正是為了奪回“生活世界”的話語權,抵抗“對存在的遺忘”。

(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3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