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啟急救 ——被唐山大地震改變的中國急救之路
50年前的7月28日,大地震顫。唐山,這座百萬人口的重工業城市,幾乎化為廢墟。那天,37歲的急救醫生李宗浩是北京急救站總值班,隨后,他又奔赴一線,執行現場救災中最重要的環節——檢傷分類。
面對那些因災害和救援不當造成的截癱病人,面對那些被罕見感染折磨致死的傷員,這位年輕醫生,第一次感受到一種徹骨的無力感。
正是這種無力感,驅動他以近乎執拗的方式奔走呼吁,最終推動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現代化醫療急救中心,促成了全國統一的“120”急救電話的啟用。
這是一段從廢墟中生長出來的中國現代急救史。
地震中的北京一夜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時42分,北京天安門東側的南池子大街63號,一座平房小院在“咯咯”的巨響中猛烈顫抖起來。“咯咯”聲來自厚重的玻璃屋頂,黑暗中那刺耳的聲音,仿佛整個“玻璃大廳”都會隨時粉碎。
唐山大地震當晚,這里是北京市唯一的急救機構。
1950年北京市公共衛生局成立了一個“急救組”,只有幾位醫生護士和三輛舊美國軍用救護車,算是北京急救事業的開端。1955年,南池子大街一所耳鼻喉醫院改建成北京市急救站,“玻璃大廳”還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建的。
到1976年,急救站的條件仍十分簡陋,只有十幾輛破舊的國產救護車,每輛車內僅配一副帆布擔架;急救站的二十幾名醫生、護士分成4個組輪流值班,接聽整個北京僅有的一部緊急呼救電話555678。
在被稱為“對打鐵”的輪班制度下,醫護人員每個班次要高強度地工作24小時。接到電話,他們便背著氧氣袋、急救包奔赴“現場”,或是城內的小胡同,或是遠在郊區的山村,如果趕上夜班到郊區,肯定是“一夜不歸”。那時候山路坎坷不平,在“老牛破車”里搖晃顛簸幾個小時是家常便飯。
7月27日早8時換班后,37歲的李宗浩開始擔任急救站的總值班。他守著電話,調度6輛救護車和4位醫生,被同事們稱為當天的“司令”。
這一天,天氣悶熱,急救電話不斷,李宗浩一直忙到凌晨三點,才窩在值班床上瞇了一會兒。雖然是一天中最疲憊的時刻,但突如其來的晃動,還是讓他憑借職業本能一躍而起。值班室門外,醫生、護士和司機紛紛沖出房間,擠在狹窄的玻璃大廳和天井小院里,喊著:“地震了!地震了!”
他們畢竟是“見過世面”的急救人員,而且多數剛參加過邢臺地震急救,作為總值班的李宗浩,更是業務能手。經過簡單部署,醫護便迅速各就各位:李宗浩繼續守電話,其他醫生檢查急救包,并把夾板、繃帶等外傷搶救器材備好,司機把臨街的一排車庫大門打開,隨時出發。
急救電話開始此起彼伏地打進來,呼救的多是天安門以東一帶,越往東情況越嚴重。老舊房屋倒塌的受傷者、驚恐發作的心臟病老人……痛苦指向這里,但偌大的北京只有一條急救線路,很多求助,都在急促的占線音中落空了。
即便是能打進來的幸運者,6輛國產救護車的運力也是杯水車薪。在這個地動山搖的黑夜,急救站越發顯得捉襟見肘,讓電話邊上的李宗浩干著急。
急救站外,南池子的居民正陸續從家中涌上街頭,匯成一股股人流,流向幾百米外的天安門廣場。
地震是突發,又在凌晨,人們慌慌張張地奪門而出,不免驚慌、驚恐。散見于口述中的北京地震記憶,交織著慌亂、溫情與荒誕,但在醫療衛生系統,卻是險象環生。
朝陽醫院的金大鵬大夫正在五樓手術室做闌尾切除手術。當闌尾切掉就要關腹的時候,突然,伴隨著強烈的聲音,大樓抖動起來,無影燈搖晃著,手術室的白瓷磚一塊一塊地往下掉,地震發生了。
“有我在,就有病人在。”幾位醫護人員似乎想到了一起,不約而同撲上來,用自己的身體保護著病人。晃動稍停,金大鵬沉著地把手術做完。這時,許多職工已經從四面八方趕到醫院,大家背的背、抬的抬,只用20分鐘,就把住院的400多個病人全部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北京雖未受重創,但因震感強烈、余震頻發,加上當時地震預報能力有限,全市迅速進入緊急狀態。28日清晨,已經24小時無眠的李宗浩,又主動留下來,加入到下一個24小時的急救中。
為了安全計,急救站在附近的天安門廣場東側支起了帳篷,開來的急救車就停在那里,成了臨時設在天安門廣場的急救站。這恐怕是唯一一個曾在天安門廣場上辦公的公立醫療機構。在急救站周圍,許多居民也搭起防震棚,并持續數月之久。
50年后,回憶起這一夜時,87歲的李宗浩說,急救站的窘境暴露出一個根本性的缺陷:中國沒有現代化的急救系統。
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體制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急救還不是一個獨立的概念。醫院有急診,但急診意味著病人自己來到醫院;城市有救護車,但救護車只是“帶輪子的擔架”。從災害現場到醫院之間,存在著一片巨大的空白。
“應對大災大難,城市必須建立現代化的急救機構與體系,這讓我的事業重心發生了重大轉變,命運也隨之改變。”這一夜后,他開始重新打量自己工作了十多年的急救站。
惡臭、苦笑臉與截癱患者
一場7.8級大地震,讓24萬多鮮活的生命葬身瓦礫之中。地震后,需要緊急救援的傷員多達73萬人。在急救站連續工作48小時后,李宗浩接到上級命令,被派往救護唐山傷員的“司令部”——北京遠郊一個至關重要的鐵路樞紐。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急救在中國還沒有形成完整的醫學學科。李宗浩作為緊俏的急救醫生,被委以重任:檢傷分類。這是一個極其嚴酷的工作,醫生必須用最冷靜的方式做出最果斷又無情的判斷。
悶熱的貨運列車源源不斷地從廢墟深處開來,車廂里塞滿了從死神手里搶出來的傷員。在沒有任何先進儀器、極度缺乏睡眠的環境下,李宗浩必須在數分鐘內判定傷情,快速判斷誰最需要優先救治、誰可以等待、誰已經沒有搶救價值了,并做出留京手術、轉送全國、就地觀察的決定。
由于震區正值酷暑,傷員轉運過來又已經是三天后了,兩種罕見的厭氧菌感染——氣性壞疽和破傷風——在傷員中瘋狂肆虐。
“氣性壞疽,大部分醫生只在教科書上讀到過,我做急救醫生多年,以前也未遇到過,如今卻在我眼皮子底下發病。”那些病人的大腿和臀部高度水腫、皮膚呈現紫銅色,開放性創口中,散發出令人窒息的惡臭。李宗浩說,“那種臭,我現在都能憶起聞及。”
發生破傷風的病人就更多了。痙攣毒素侵入了他們的神經系統,稍有刺激,便會令他們牙關緊閉、全身肌肉強直抽搐,臉上呈現出特有“苦笑面容”。這種苦笑,也成了李宗浩一生揮之不去的夢魘。
然而,最讓這位年輕醫生心碎的,是那些在悶熱貨車廂里顯得異樣“安靜”的傷員。
當李宗浩拉開一節悶熱的鐵皮車廂大門,迎面看到的不是血淋淋的傷口,也不是痛苦的呻吟,而是一群表情平靜、說話自如的中青年。他們身上看不到累累傷痕,甚至還能微笑著詢問車外是什么地方。可當李宗浩俯下身去撫摸他們的肢體時,他的手顫抖了,這是一整車廂的截癱傷員。
“大夫,這里是什么地方?”一位三十多歲的婦女輕聲問他。
“這是首都遠郊的一個火車站,中央指揮部在這兒。”李宗浩溫和地回答。
她高興地笑了,轉頭對同伴說:“我們快到北京了,真想到天安門去看看……”
可下一秒,她的臉色閃過一絲凄涼的苦笑。旁邊另一位婦女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對看護人員說:“我的身體像分了家似的,腰底下什么都不知道。”
這句話像一道雷電,擊中了李宗浩的心臟,他不得不迅速走出車廂,站在鐵軌旁,任由淚水奪眶而出。急救常識告訴他,這些截癱者,并不都是地震直接造成的。
地震容易造成脊柱骨折、脫位,如果悉心照顧,可以恢復。倘若患者在廢墟中被熱心卻缺乏醫學常識的救援人員“拽”出來,或者在轉運過程中過于顛簸,都會造成無可逆轉的脊髓損傷,釀成終身癱瘓。
唐山大地震后,28天里,就將10萬名重傷員通過空中和鐵路轉送到全國各地救治,這在中國乃至世界醫學史和運輸史上都是空前的壯舉。但一想到3817位截癱患者,李宗浩便坐立難安。
二十年后的1996年,在李宗浩主持的“紀念唐山抗震救災20周年救援醫學報告會”上,當年的幸存者、因高位截癱而坐了二十年輪椅的女護士張勝蘭,含淚說出了一段讓全場肅靜的真相:
地震前,張勝蘭就曾護理過一位19歲的年輕戰士。小戰士在挖防空洞時砸傷了腰,連長和指導員心急如焚,一人抬肩、一人抬腿,只用了十分鐘就把他抬到了急救室。可正是這種看似迅速的“對折式”搬運,導致小戰士原本只是輕度挫傷的脊髓徹底橫斷,變成了終身截癱。
張勝蘭自己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地震中,她頸椎受傷陷入昏迷,家人冒著余震把她從窗口硬拉出來,用一輛沒有采取任何固定措施的卡車,在劇烈顛簸的道路上顛了整整八十多公里。到了醫院,一位缺乏災害急救常識的外科醫生在沒有進行任何X線檢查的情況下,盲目認為她是頸椎錯位,蹲在她的頭前,讓人壓住她的雙腿,用雙手托住她的下頜用力往上拉,并左右晃動。一陣劇痛后,張勝蘭再度昏迷,從此再也沒能站起來。
“如果當時搬運方法正確,如果卡車上采取了適當的保護措施,如果那位醫生不盲目地治療,也許我現在會好得多。”張勝蘭在輪椅上的感嘆,讓李宗浩更加難以釋懷,直到2001年,國家地震災害緊急救援隊成立,李宗浩參與了隊伍的醫學培訓工作,對預防截癱千叮嚀萬囑咐,這才稍感心安。
“唐山大地震的電影文學我都不忍看。但我不停地反思,20周年、30周年時還要搞紀念活動,這都是為了明天。21世紀,無論是汶川地震,還是玉樹地震,截癱的發生都大幅度減少了,這就是文明陽光的力量。”
傳奇軍醫傅連暲的重托
從救災一線回到北京,李宗浩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工作。在他眼里,城市面貌正在變化,但老百姓的急救方式依然停留在極其原始的階段。
全市唯一的緊急呼救熱線555678常年處于繁忙和打不通的狀態,值班的救護車寥寥無幾,且多為破舊的小車,只能充當“運送車”。市民一旦突發急性心肌梗死、腦出血或者遭遇車禍,家屬只能四處借人手,用肩膀背、用自行車馱,或者找一輛平板三輪車,在寒風或烈日下把病人長途抬往醫院。許多本可以被搶救過來的生命,就在這種毫無保障的顛簸中無聲無息地熄滅了。
改革開放后,政府雖然撥100萬元專款,用于北京市急救站的翻建改造,并重建了名存實亡的海淀和豐臺區急救站,新建了東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陽五個區的急救站。但是,急救站各自為戰,早已落后于時代了。
“北京急救太落后了,我們再也不能讓病人靠平板三輪拉到醫院了!”在每一次向市政府和衛生局的匯報中,李宗浩總是情緒激動地大聲疾呼,但在百廢待興的年代,這樣的建議往往石沉大海。有人不解:醫生不在醫院等病號,非要跑到街頭去干什么?
無一官半職,卻對創建急救體系如此執著,除了在唐山地震中大受刺激外,還源于他年輕時的一段經歷。
1963年,國家計劃拍攝一部用電安全科教片。北京科教電影制片廠為此聯系衛生部,希望推薦一位醫生擔任影片顧問和科學指導。李宗浩雖然只有二十多歲,但在急救領域已嶄露頭角,寫過相關文章,便接到了這個任務。
但他畢竟資歷尚淺,相關資料也很難找,就冒昧地給時任中華醫學會會長、衛生部副部長的傅連暲寫信求助。
傅連暲,這位曾長征二萬五千里、擔任過毛澤東保健醫生的功勛中將,因為經歷過戰爭,尤其注重急救。看到這位剛入行醫生的求助信,他不僅沒有推諉,反而親自在中華醫學會五樓,為他舉辦了一場“拜師會”。
那是1963年的一個下午。拜師會由傅連暲親自主持,現場端坐著七位泰斗級專家:北京醫學院麻醉科主任謝榮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麻醉科尚德延教授,以及積水潭醫院的創傷骨科專家等。
傅連暲用他一貫平和細慢、卻擲地有聲的語調對在座的泰斗們說:“現在全世界都還沒有形成系統的急救學科,宗浩大夫在急救站工作,有志于獻身于此,我非常高興。今天是個拜師會,也是個倡議會,讓我們共同把中國急救醫學事業創立起來。”
年輕的李宗浩站在會場中間,看著傅老和一眾醫學大師,深深鞠了一躬。他本以為,此后將是一片坦途,然而,十年浩劫卻讓傅老的一片苦心付諸東流。
“科學的春天”到來后,李宗浩堪比“祥林嫂”似的呼吁,終于引起了北京市副市長白介夫的注意。白副市長曾在中國科學院工作過,以務實、親民、深入基層著稱,他不僅認真聽李宗浩講了兩個多小時,還騎自行車到南池子去“微服私訪”,東問西問。
“真沒想到,這么大的北京,就幾輛急救車值班,一部急救電話,‘人背、車馱,平板拉’的局面是得改變,得發展……你的事業心很強,很好,大家一定會幫助你實現愿望的。”在副市長白介夫、北京市衛生局局長張青季的支持下,李宗浩從急救站借調到衛生局,開始全面調研急救現狀。
他系統地研究了國外的急救體系。美國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建立了完善的“911”急救聯動系統,歐洲各國也各有成熟的EMS模式。核心經驗是一致的:縮短急救半徑;提升現場救治能力;建立統一調度中心。
他將這些想法寫成一份份建議書,遞交給衛生局、市政府乃至衛生部。1980年3月,衛生部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急救工作會議。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南京、西安、沈陽、杭州等城市的急救站站長齊聚一堂,會后由李宗浩執筆起草了《關于加強城市急救工作的意見》,于同年10月以衛生部名義發布。
這份文件明確指出:城市要形成急救網絡,醫院要建立急診科。這是中央層面首次對現代急救體系建設作出系統性部署,文件的基本觀點和精神,即便今天看來,仍然沒有過時。
但紅頭文件只是綱領,在南池子63號,一切依然如舊,李宗浩每天從這棟灰磚小樓進出,繼續等待著機會。
180萬貸款變800萬美元贈款
這個機會,在1982年的春天悄然而至。
意大利政府決定向中國提供一筆十億美元的低息政府貸款,時任國家外經貿部外資局局長的李嵐清親自主持這筆資金的全國項目分配談判。
在白介夫副市長和北京市衛生局的極力推介下,北京市決定將“籌建北京急救中心”作為醫療衛生領域的重點項目上報。
由于李宗浩對急救業務的精通和滿腔的熱忱,衛生局黨委做出了一項大膽的決定:任命這位沒有任何行政官職的普通醫生,作為中方首席談判代表,負責與意大利外交部代表團進行面對面的商務與技術談判。
當時,北京市給李宗浩草擬的預算方案是:爭取在這十億美元的項目大盤中,申請到180萬美元的貸款額度。
1982年5月10日,談判在北京二里溝一座進出口大樓里正式開始。
意方的關注點很明確:通過這個項目打開中國市場,讓菲亞特的救護車在中國的道路上奔跑。而李宗浩的關注點則完全不同,他要的不是幾十輛救護車,而是一套完整的現代化急救體系。
第一天的談判進行得異常艱難,甚至是不歡而散。
那天晚上,李宗浩徹夜難眠。
他躺在床上,反復回放著白天談判的每一個細節。問題到底出在哪里?是表達不夠清晰,還是雙方的出發點本來就無法調和?180萬美元的預算是太保守了?還是太冒進了?
第二天清晨,他提前半個多小時來到了談判大樓。就在他走向會議室的路上,一個意外的相遇改變了整個局面。
他在自己的談判間門口遇到了一位意大利女士——尼克萊特·馬奇。
這個名字放在今天可能很陌生,但在20世紀80年代初,她曾因主演電影《不是為了愛情》而被中國觀眾熟知。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位精通中文的意大利人,對中國文化有相當深入的了解。
李宗浩認識她。此前兩人曾在北京名中醫關幼波大夫處偶然結識,相談甚歡。此刻在這里見到她,也并非巧合,她是意大利政府請來的翻譯。
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尼克萊特不僅語言能力出眾,更重要的是她對李宗浩的事業有一定了解,也認同急救事業的價值。在她的幫助下,第二天談判的氣氛截然不同。她準確而富有感情地將李宗浩的意思傳達給意方,同時也把意方的關切清晰地反饋回來。
談判進行到高潮時,李宗浩做了一個即興發言。這段話他后來能夠一字不差地復述:
“我不是歷史學家,更不是政治家,我是一名醫生。但我認為政府間的合作建立醫院的項目是很有意義的。美國人在中國建了協和醫院,蘇聯人建了友誼醫院,日本人正在建中日友好醫院。貴國政府如果幫助我們在北京建立急救中心,其意義遠比建立一所、兩所醫院大。因為中國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需要現代化的急救網絡體系。我們談的這個項目是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的急救中心,是開創性的。建成之后,其他城市很快也會照此模式仿效。到那時,貴國的菲亞特救護車奔馳在北京的大馬路和小胡同里,為中國的老百姓服務,成為兩國人民友誼地久天長的見證!我想,諸位的功績并不會低于貴國歷史上的馬可·波羅!”
尼克萊特用響亮的、充滿感情的語調將這段話譯出。談判室里安靜了下來,空氣仿佛凝固了幾秒鐘。
意方主談人先打破了沉默。他用英語直接問李宗浩:“那你為什么不提800萬美元的方案,而只是提180萬美元的方案呢?”
李宗浩目瞪口呆。
對方繼續解釋道:“我很欣賞你剛才講的這番話。你不僅是醫生,也是歷史學家,也是政治家。我完全贊同你關于建立北京急救中心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的判斷。但我不明白的是,180萬美元要建設中國首都如此規模的一個現代化急救中心,遠遠不夠。我認為你們至少需要800萬美元。意大利政府也希望能夠幫助中國的首都建成一個非常現代化、有影響力的急救中心。”
這個反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李宗浩自己。他從180萬美元出發,做好了艱苦談判的心理準備,沒想到對方主動將額度提高了四倍多。而且,對方暗示這可能不是貸款而是贈款,是無償援助。
談判結束后,李宗浩反而是“喜憂參半”。喜的是,談判取得了遠超預期的成果;憂的是,萬一800萬美元贈款的方案最終沒批下來,連帶原來的180萬美元貸款也黃了怎么辦?責任誰來承擔?
走出談判大樓后,心急的李宗浩騎著自行車飛也似地奔向紅霞公寓白介夫副市長的家。
在書房里,白介夫聽完了李宗浩關于180萬美元貸款變成800萬美元贈款的詳細匯報,贊許地點頭說:“你放心,北京市政府會全力配套地皮和建筑資金!”
白介夫還當著李宗浩的面,撥通了外經貿部和衛生部等幾位國家部委領導的電話,當晚便敲定了北京市政府全力承接并擴充該項目的行政決策。
李嵐清也非常支持這個項目。他在一次會議上說,經貿部有位同志心肌梗死,急救電話打不通,好不容易通了,過了很久才來了一輛救護車。北京急救中心不僅是北京的,也是首都的,要有很好的通訊,很好的網絡,很好的急救車,十分重要,十分必要。
中意合作建立北京急救中心的項目,自此邁入了快車道。1985年,北京急救中心在和平門破土動工了。1988年3月,前門西大街103號,一座現代化白色大樓投入運轉,全國統一的急救呼救號碼“120”也在這里正式開通。
中國急救的新紀元到來了,李宗浩卻經歷了比創業階段更多的挫折和困擾。
推倒急救中心的“圍墻”
在起草全國急救工作意見的過程中,李宗浩的學術視野開始向世界延伸。通過謝榮教授的極力推薦,李宗浩與被稱為當代“心肺復蘇之父”的彼得·沙法教授建立起了聯系。
沙法教授在二戰時曾是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一生致力于挽救那些不該過早停止跳動的心臟。自1983年起,李宗浩與沙法教授開始了長達數年的“鴻雁傳書”。
沙法在信中不斷告誡李宗浩:“急救的本質在醫院外。如果不能讓呼吸、心跳驟停的患者在現場的第一時間、由身邊的人進行心肺復蘇,那么后續再高明的醫生、再昂貴的病房,都只能是徒勞。”
1989年9月,第六屆世界災害與急救醫學大會在香港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人群中,兩位通信多年的師生終于相見了。沙法教授緊握李宗浩的手,風趣地指著他的胸卡說,“李宗浩大夫,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年輕人。”其實,李宗浩那年已經快五十歲了。
為了把他引薦給國際急救界,沙法教授力邀李宗浩參加大會晚宴,還塞給他一張入場券。原來,他早已看出李原本不參加晚宴,是沒有相關經費,便自己掏錢為這位學生買好了晚宴請柬。
會后,沙法不顧當時西方對中國的種種偏見,帶著十多個國家近百位急救專家來到北京,在李宗浩的陪同下,參加了在北京科學會堂舉行的“衛星會”。
他和幾位美國專家應邀到李宗浩家中做客,兩代急救人在一道道茉莉花茶中,就心肺復蘇和當代急救展開了深入的探討。
李宗浩向沙法介紹,中國電力部門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強制要求電工必須通過心肺復蘇考試才能上崗,并且在猴子和狗的身上進行了大量電擊除顫的動物實驗。沙法聽后由衷地贊嘆:“這只有在社會組織良好的國家才能做到。”
但在參觀了北京急救中心后,他也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隱藏在宏偉建筑背后的問題:
“李大夫,我看到你們急救中心設有內科、外科、手術室,甚至還有上百張住院的病床,這太像一所中型綜合醫院,而不是一個大城市急救網絡的總部調度服務體系的結構了。北京是一座人口極多、面積巨大的城市,未來的交通一定會變得擁擠不堪。如果你們不把精力放在建設星羅棋布的急救分站、縮短急救半徑上,漫長的路途會徹底摧毀急救的時效性。這會成為困惑你們幾十年的嚴重問題。”
沙法的這番話,切中了當時國內急救體制中“院前”與“院內”不分家的頑疾。
理想中的急救中心應該是一個“樞紐”而不是一個“終點”,應該是一張“網”的中心而不是一個孤立的建筑。這套模式在國際上被稱為EMS,是發達國家城市基礎設施的標配,但在當時的中國,它還是一個全新的概念。
北京急救中心建成后,關于發展路線,始終存在著不同聲音。一方認為應該堅持“院外急救+網絡化”的方向,另一方則傾向于將其發展為“急救醫院”:增加病房、擴大門診、收治住院病人。
這看似是管理差異,實則關乎中國急救的根本方向。如果急救中心變成了醫院,那么它和其他醫院有什么區別?城市急救網絡的短板誰來補?院前急救這個最薄弱、最需要加強的環節,會不會再次被邊緣化?
“北京這么大,如果只有一個急救大本營,車子開到五環外、開到郊區要一個小時,病人在車上早就危象叢生了!我們必須撤掉院內病房,建立星羅棋布的急救網點,大大縮短急救半徑!”在一次次內部會議上,李宗浩拍著桌子,卻常感到孤立無援。
20世紀90年代,李宗浩雖是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急救醫學研究所的負責人,卻成了一心推倒急救中心“圍墻”的那個人。
他提出,急救不要被醫院的框架限制,要建立“急救社會化、結構網絡化、搶救現場化、知識普及化”的救援體系和服務原則。
進入21世紀,在經歷了2003年“非典”和國家應急體系的創建后,北京120系統終于迎來了徹底的轉型。2005年4月,急救中心撤銷了院內醫療部分。當年的路線之爭,這才算塵埃落定。
空中急救“好事多磨”
早在北京急救中心破土動工前,李宗浩便已將目光投向了更為遼闊的天空。在他看來,“缺乏空中救援的城市急救系統,就像陸海空三軍里少了空軍,是不完整的”。
1986年秋天,德國空中救援總部(DRF)執行總裁柯賴爾博士攜夫人來京度假,李宗浩陪同他們登上了八達嶺長城的烽火臺。
站在險峻蜿蜒的古長城上,望著漫山遍野、膚色各異的游人,柯賴爾博士突然停下腳步,表情十分嚴肅地問李宗浩:“這里是世界聞名的景區,離北京市中心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山路崎嶇。萬一在這里有人突發急性心肌梗死,或者發生嚴重墜落傷,你們怎么急救?救護車能趕得及嗎?”
李宗浩沉默了片刻,兩人幾乎同時說出了四個字:“空中急救。”
在八達嶺的秋風里,柯賴爾博士握住李宗浩的手說:“中國太大了,北京太需要直升機救護了。我向你發出正式邀請,請你實地參加我們的空中急救工作,我們共同來籌劃德中空中救援項目。”
長城腳下的誓言,開啟了李宗浩長達三十年的飛天夢想。
1987年9月14日傍晚,正在聯邦德國一處救護直升機站隨機值班考察的李宗浩,突然接到空中救援總部的緊急通知:
在遙遠的地中海西班牙伊維薩島,一位88歲的德國高齡女游客突發心梗合并心室纖顫,生命垂危,家屬和院方急切請求德國派醫療隊前去搶救并護送回國。
“李大夫,你是心臟急救專家,我們認為你最合適去。”柯賴爾博士在電話里鄭重委托。
李宗浩沒有絲毫猶豫,當即帶上護照,與圖賓根大學附院的麻醉醫生和護士一起登上了輕型噴氣式救護飛機,連夜飛往地中海。
西班牙邊防官員對這素有“救命星辰”之稱的救護飛機,連護照都未看就直接放行。在當地醫院,李宗浩和同行一起,對這位不斷發生室顫、氣管切開插管的老人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急救,終于將老人的生命體征穩定下來。
深夜,輕型救護飛機平穩地飛越了法國馬賽。機艙里,李宗浩守護在老人身旁,不斷調整著抗心律失常藥物的滴速,及時進行氣道吸引,老人終于平安回家了。
這段天際線上的生死營救,讓李宗浩獲得了“德國空中救援中心榮譽會員”證書。這是該機構成立十五年來,首次將這一榮譽通過官方授予一位外國醫生。
雖然得到了中德雙方的高度信任,但這個中德合作項目至今仍未落實。不過,李宗浩一直堅信“好事多磨”,此后三十年,他一直在呼吁建立中國空中救援體系。
2016年,北京開始加速發展航空醫療救援。到目前為止,北京航空醫療救援體系內共有71架各類機型,在京津冀地區可隨時出動14架旋翼直升機和3架固定翼飛機參與航空救援。
安危瞬間,涵在平時
2008年5月16日,紫禁城珍寶館旁,故宮醫療急救站落成與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AED)的贈送的儀式同時舉行。
“我幾十年的愿望終于實現了。哪怕救護車進不來紅墻,這里的醫護人員和訓練有素的武警戰士也能在第一分鐘,用AED把游客從死神手里拉回來。”李宗浩在儀式上僅講了三分鐘,便有些哽咽失聲。
他想起的,是在北京急救站工作時,故宮的一位游客突發心臟病。故宮離南池子不過一箭之遙,但急救車開進故宮需要繞行很遠,等醫生到達游客身邊時,已經過去了十幾分鐘。對于心臟驟停的患者來說,每一分鐘都意味著存活率下降7%到10%。十分鐘后到達,基本上已經來不及了。
更讓他難受的是,救護車上沒有心電圖機,沒有除顫儀,沒有供氧系統,沒有規范的固定器材。醫生隨車出發,能做的事情極其有限。
從那時起,他就希望能在故宮里建急救站。半個世紀彈指一揮間,這個愿望終于實現了,在這座每日迎來十幾萬游客的龐大古建筑群中,參觀圖上終于有了“急救站(First Aid Station)”的標識,而且還用上了AED。
科學研究和臨床實踐證明,早一分鐘使用AED,生命的存活率可以提高8%到10%。從1998年起,李宗浩就將其稱為21世紀的滅火器。不過,對新設備的認可,往往是以生命為代價的。
1995年11月2日,北京市副市長李潤五在市政府會議期間心臟驟停。李宗浩接到通知后很快趕赴現場,主持了長達四個半小時的高級心肺復蘇搶救。盡管最終未能挽回李潤五的生命,但這一事件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
如果能讓心梗預防知識更加普及;如果在事發的“黃金四分鐘”內有“第一目擊者”對他進行了有效的徒手心臟按壓和人工呼吸;如果那時的政府大樓里有AED……李宗浩常反思那些“生死瞬間”,但生命沒有“如果”。
2006年12月20日,相聲大師馬季在家中突發心臟病去世。事后復盤發現,從發病到撥打急救電話之間存在嚴重的時間延誤:小保姆的第一反應是去找家人,家人來了之后,才打急救電話。
“如果保姆經過培訓,可以進行心肺復蘇,如果她能先打急救電話,結局可能會完全不同。”馬季先生猝死后,面對熟人和媒體的詢問,李宗浩總自責科普做的還不夠。
這些年,即便忙于事務,他仍擠出大量時間做科普,大力在社區和公眾中普及心肺復蘇術(CPR),不遺余力地推廣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AED)的應用。
在中央電視臺的直播中,在他撰寫的科普書籍里,在各個場合,他都大聲疾呼:“急救必須從醫生手中解放出來”,每一個普通人都應該掌握基本的急救技能,成為生命的“第一目擊者”。
最近,多位名人猝死,讓“心源性猝死”“AED”“黃金四分鐘”等詞頻繁出現在各大媒體、互聯網平臺首頁。
令人欣慰的是,從1998年北京急救中心受贈第一臺AED以來,截至2025年底,北京統計在冊的、重點公共場所的AED已經超過7000臺。
從1976年那節充滿悲涼的“截癱車廂”,到和平門日夜呼嘯的“120”急救車;從八達嶺長城上對天空的眺望,到汶川震中那支背著“CHINA”標志的國家地震救援醫療隊,李宗浩和他的同道們用盡一生心血,編織著現代醫學救援網絡。
2016年,77歲的李宗浩作為唯一的中國醫學救援專家,前往日本福島核電站核泄漏現場進行調研。他的理由很簡單:“中國地震頻繁,中國也有核電站。我們要提前調研學習,防患于未然。”
今年他87歲了,仍奔波于學術會議甚至搶救現場,講到唐山地震仍熱淚盈眶。“安危瞬間,涵在平時。”這不僅是他對災難的思考,也是人生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