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差之見中的雙向照亮 ——讀季進《世界中的當代文學》
2014年夏天,季進開始整理夏志清、夏濟安兄弟的往來書信。600余封,橫跨18年。他原本期待從中讀出兩位學人的家國情懷與學術宏圖,結果卻發現——兄弟倆聊得最多的,是今天看了什么電影、明天去哪里吃飯、這件衣服好不好看。那些關于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宏大敘事,在這些瑣碎的日常面前忽然失語。學術從來不是抽離于生命的枯燥推理,而是有體溫的、帶著飯香和戲票折痕的人間煙火。這個發現,后來悄悄融入了季進的研究里。他花5年時間編注五卷本《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那種對海外漢學生態的沉浸式理解,也滲透進這部《世界中的當代文學》(譯林出版社)。扉頁上并沒有這句話,但全書都在說:理解他者如何讀我們,首先要理解他者如何生活。
季進把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定義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是涉及翻譯、出版、發行、閱讀、研究、改編等環節的“綜合性的復雜的文化工程”。全書六輯,前四輯是具體的作家作品,后兩輯是歷史梳理和理論建構。他提出三種研究思路:史化觀察、量化分析、質化研究。又提煉出追問當代文學的四個維度:海外傳播史,與古代、現代文學的承續關系,與世界文學的互動對話關系,社會主義文學審美經驗在當代文學海外形象塑造中的作用。這不是拼盤,而是腳手架——把“走出去”這個老話題,架到了文化政治、翻譯倫理和世界文學機制的多層地基上。從“現象”到“系統工程”,季進決意在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中轉換視野。
季進在海外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深耕20多年,對漢學家的熟悉,使全書讀來有種“自己人”的味道。他不只讀他們的書,還訪談過其中大多數人。這種在場感使他在處理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等人所構成的學術脈絡時,不僅說得清觀點,還能道出觀點背后的學統、偏見與困境。比如他梳理出作為文獻、學科、方法和機制的四種研究框架,把海外漢學從“別人怎么評價我們”的簡單獵奇,提升到知識生產機制的分析層面。這等于說:別只盯著鏡子里的自己好不好看,先搞明白這面鏡子是怎么磨出來的、誰在磨、磨給誰看。對當代作家的跟蹤式閱讀同樣見功力。他寫劉亮程的《本巴》,看出這位新疆“隱士”如何從蒙古族史詩中提取夢意象,用一種最不“全球化”的方式回應本雅明的“講故事的人”命題。寫遲子建《東北故事集》,指出那些古史舊事,也是當代的歷史鏡像。阿來、麥家、畢飛宇、格非、莫言、劉亮程等14位作家次第登場。季進不堆砌術語,而是用敏銳的直覺抓住每個作家的要害,再放到世界文學的參照系里掂量。這種“個案+比較”的寫法,讓全書有了血肉。
這本書最精彩的理論推進,或許藏在《視差之見》一文里。季進坦率承認:海外與本土學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闡釋,存在觀念、材料、方法和價值四個維度的分歧。不同的學術語境、問題意識、讀者預設,必然產生不同的“看”。關鍵是如何對待這些分歧?季進認為視差本身有生產力:海外學界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一面他者的鏡子。我們透過鏡子看自己,看到的是只有站在這個角度才能看到的側影。“作為方法”的海外漢學有多重面向,有些是海外學者自覺的方法論,有些則是本土觀察者的歸納。主客觀交融,已經很難拆解。但恰恰是這種模糊地帶,蘊藏著對話的可能。跨文化研究需要一種“分寸感和界限感”,既不神話他者,也不閉目塞聽。在作者看來,理想的做法是不爭誰對誰錯,而是承認差異,然后以對他者的理解為起點,回頭反觀自身。總之,在季進看來,視差不是障礙,而是資源。這讓我想起他在“走出去”之后又提出“走回來”——走回當代文學本體,走向多元協商,走向民間交流,走向人機對話。“走出去”是為了更好地“走回來”,這才是完整的循環。
這本書看上去是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如何進入世界”,骨子里問的是另一個問題:當我們在不同學術語境中看同一部作品時,能否在差異中找到一種可持續的對話方式?季進的回答是樂觀的。他用“巴爾干化”和“克里奧爾化”兩個概念描摹海外傳播的復雜權力構型,又用“超文化”來消弭時空界限,讓不同研究在關鍵詞匯聚中重疊對話。這不是要消除差異,而是在差異中尋找“并發與互文”的研究形態,以此提出并回應海內外中國文學學術共同體如何可能之問。
書中有個段落寫得好:“我們應該在‘我看’和‘他做’之間看到落差,闡明實質,挖掘對話潛能,形成邏輯上的正反合。”這話樸素,但分量不輕。它意味著學者需要兼具兩種眼光:一是本土的、深情的;一是世界的、自省的。兩者疊加,才能產生視差深度。季進想要說明: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化,不是一條單行道,而是一場雙向的、有痛感也有驚喜的跋涉。而學術共同體的可能,恰恰藏在那些“視差之見”里——你從這邊看,我從那邊看,風景不同,但山還是那座山。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比較文學》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