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偉:堅守、擴容與共識的再生——論中國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問題
一
開創某知識領域的原創奠基性著作,被稱為“經”(如《易經》),“典”則指重要文獻知識典籍。由此而言,知識領域的典范性、權威性著作,通常被稱為“經典”。“文學經典”常指經過時間篩選,具有美學典范意義的作品,如唐詩宋詞、“古典四大名著”等。進入現代,“經典”的認知標準不斷滑動,更加多元化,何為“經典”的危機自此而現。利維斯寫了《偉大的傳統》,討論亨利·詹姆斯、康拉德等西方“偉大經典”譜系。在利維斯看來,這些作品形成了西方文學經典序列,他進一步制定了相關“審美標準”:“堅持要做重大甄別區分,認定文學史里的名字遠非都真正屬于那個意義重大的創造性成就的王國,便也勢在必行了。我們不妨從中挑出為數不多的幾位真正的大家著手,以喚醒一種正確得當的差別意識。所謂小說大家,乃是指那些堪與大詩人相比的重要小說家——他們不僅為同行和讀者改變了藝術潛能,而且就其所促發的人性意識——對于生活潛能的意識而言,也具有重大意義。”[1]無論是“差別意識”,還是“對潛能的促發”,利維斯的目的,都在于樹立文學權威標準,形成文學有效秩序,以及對現實社會的穩定影響力。
然而,所謂“經典標準”,更像某種權威性的“過后認證”。特別是學術界受到后現代主義與后結構主義思維影響,人們開始關注“經典”生成機制和運行軌跡,就會發現經典的產生,有著不同路徑,也有很強的時代性。例如,“古典四大名著”的地位,其實是晚清以來,特別是進入現代社會后,“現代”干預文學的結果。這里既有小說文類地位的上升,又有現代審美趣味的“預設”。又比如,布魯姆的“影響—焦慮”“沖突—競爭—超越”兩階段論經典譜系生成模式,就已在生成機制上,一定程度解構了經典權威的不可動搖性。只不過,他將經典生成放在相對封閉的功能圈層理解。他也依然認為原創性、競爭性、深刻思想性、審美力量與重讀考驗,是衡量文學經典的標準。也就是說,他依然堅持了經典的“恒定性”。
近些年來,經典認知更趨于多樣化。佛克馬、錢理群、謝冕、吳義勤、孟繁華等學者都介入過當代文學經典討論。專家討論經典標準、經典合法性等問題,特別是當代文學中哪些作品可以成為經典,何以為經典,爭論更激烈。從金庸、古龍等通俗文學家進入經典,到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等作家擠入名家座次,都體現了這種變化。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致力于尋找發現優美作品的經典準則。雖然夏志清認為中國現代文學整體水平低于西方,但在“感時憂國”的感召下,經過內容與形式的淬煉,還是出現了一批“中國式經典”。不同于大陸學界對于“魯郭茅巴老曹”的經典定義,夏志清的經典命名以永恒性、主題深刻性、文學本體美等為主要標準,相對忽略政治標準。這也就使得沈從文、張愛玲與錢鐘書這三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相對邊緣的作家,重新進入經典討論,而作為左翼作家的張天翼的作品豐富性,也被揭示出來。
這些討論中,溫儒敏提出“文學史經典”與“文學經典”之分[2],進一步將經典標準分層化。孟繁華提出經典化與當代性問題[3],關注當下社會的經典命名權。南帆進一步在生成機制上解構經典的“永恒性”。他認為,第一,經典不僅是對作品本身的肯定,同時還推行一種普遍標準;第二,經典的遴選不是無可爭議,而是各種力量的博弈,這些力量經由各種中介轉換為遴選標準;第三,文學史的經典之為經典并非因同一種原因,主題的深刻、文學形式的探索、讀者與社會的強烈反響、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突出的美學價值都可能形成經典。許多時候,獲獎也是造就經典的一種外部因素。經典之為經典的依據,并無本質規定。[4]也就是說,經典是一種社會與文學之間的對應“穩定結構”。它是一種人為定義,受到諸如政治、經濟等場域影響,不存在批評家推崇的“永恒性”。因此,經典標準多元化和結構化,既表現了大眾文化權力的增長,也意味著經典概念的危機。
二
“當代文學經典”的爭論,更加凸顯了“經典共識”的不穩定性。網絡文學在時空范圍內,屬于中國當代文學一部分,“網絡文學經典化”延續了“當代經典危機”的思考,并融入媒介轉換、文學屬性等問題的探討,更具當下性與時代感。網絡文學經典化,還蘊含著一個潛在話題——即“網絡文學是否屬于有價值的文學”。網絡文學發展初期,有學者將之歸為后現代藝術探索,也有學者將之歸為通俗文學再生。不可否認,文學傳播媒介變革,深刻影響文學的定義,文學審美構成,也影響到“網絡文學經典化”問題。如果說,從前的文學經典討論,主要是經典標準問題,那么,網絡文學經典化,關乎文學存續發展、文學根本地位。厘清這個問題,要從幾個層面來談。
對于網絡文學經典化,有幾種不同看法,一是網絡文學無法經典化。部分學者以精英文學標準,將網絡文學歸于通俗門類。他們認為,通俗文學在文學中地位較低,只有娛樂性,沒有經典價值。網絡文學粗糙直白、良莠不齊,只能成為“快餐文學”。陶東風對玄幻文學的激烈批評,體現了傳統精英知識分子觀點。他認為玄幻小說不過是“裝神弄鬼”的產物。[5]這種態度容易產生對立,也排斥了網絡文學經典化的可能。二是網絡文學可以走向經典化,但網文的“癥候性”問題,是導致經典化困境的原因。比如,歐陽友權認為,兩大問題導致網絡文學難有經典,一方面數量與質量不匹配,網絡作家追求寫書速度,網絡文學作品數量龐大,泥沙俱下;另一方面網絡文學過度商業化,文學性下降,作者看重經濟利益,無心打磨精品。[6]精品意識、質量、商業化等語匯之下,依然能看到傳統精英文學觀念。歐陽友權以更開放包容的姿態,試圖以某些精英文學經典化路徑,促進網絡文學的整體化提高。
然而,在另外一些學者看來,問題關鍵不在于回答“網文能否出現經典”,而在于“網絡文學經典標準”與“經典概念有效性”二者的關系。邵燕君試圖將網文斷代,劃分“傳統網文”與“新網文”來解決網文經典化問題。她認為“網絡文學之所以被人們解讀為‘通俗文學網絡版’,其實出于其作為‘印刷文明遺腹子’慣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些顯示了網絡文學高度和深度的經典性作品,代表的是網絡文學‘古典時代’的成就”[7]。“新網文”中“二次元”“數據庫”“爽點”“粉絲”“類型”等標準,才代表新發展方向。傳統網文代表的印刷霸權話語體制殘余,必將隨網絡文學數據庫化解構:“無論‘宏大敘事’還是‘擬宏大敘事’都不過是可供拆解、挪用、進行‘二次創作’的數據庫素材。”[8]邵燕君進而提出網絡類型小說經典標準,即典范性、傳承性、獨特性和超越性:“典范性表現在,傳達了本時代最核心的精神焦慮和價值指向,負載了本時代最豐富飽滿的現實信息,并將之熔鑄進一種最有表現力的網絡類型文形式之中;其傳承性表現在,是該類型文此前寫作技巧集大成者,代表本時代巔峰水準。并且,首先獲得當下讀者廣泛接受和同期作家模仿追隨……獨創性表現在,充分實現該類型文的類型功能基礎上,形成具有顯著作家個性文學風格。廣泛吸收其他類型文以及類型文之外的各種形式文學要素,對該類型文的發展進行創造性更新。超越性在于,在典范性、傳承性、獨創性都達到極致狀態的作品,可以突破其時代、群體、文類限制,進入到更具連通性的文學史脈絡,并作為該時代、群體、文類的樣本,成為某種更具恒長普遍意義的‘人類共性’的文學表征。”[9]這個標準之中,類型和受眾、數據庫等標準都有所體現,“獨特性”“超越性”與“印刷文學體制”標準,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契合。然而,“類型化”與“獨特性”“超越性”之間,也存在一定邏輯抵牾——這也側面說明,融合“印刷文化”與“網絡文化”經典標準的難度。
與邵燕君不同,更激進的研究者,傾向于取消“經典”提法。崔宰溶認為,所謂文學性,不過是某種“作品中心論”觀點,應被網絡文學共生互動特性替代,既然作品不能成為中心,“經典”也就不存在了:“我不是說在網絡文學研究當中我們必須放棄對文學性的一切要求。網絡文學也可有文學性,網絡文學也可是經典文學作品。我只想指出,除了這個‘作品’所象征的‘文學性’以外,網絡文學還有很多不同的文學、文化價值。比如說,通過‘作品’概念,我們很難客觀地評價網絡文學的商業性、產業化傾向的文化含義。‘點擊率’不僅僅是對作品的讀者‘反應’,而是網絡文學的不可或缺的組成因素,因為點擊率是網絡文學所謂‘互動性’代表性例子。但‘作品’概念阻礙我們對網絡文學這一‘互動性’進一步理解。”[10]這種說法挑戰了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樹立的文學批評四大要素標準,即1.作品(work)2.宇宙(universe)3.作家(artist)4.讀者(audience)。實踐操作中,“點擊率”是否意味著有效閱讀,值得懷疑。同時,完全忽視作品,僅以點擊率等受眾標準衡量文學經典,也會產生“文化解體”的危機——精英知識分子經典化標準,將變得蕩然無存。
與此相類似,黎楊全提出“經典是個偽命題”:“網絡文學經典化一直是網絡文學研究熱點,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偽命題。文學經典概念及其建構本身是印刷文化產物,這決定了經典的固化特點:‘經典的本質是固定的、獨立的、封閉的、模范的和規定性的。’經典的這些屬性與網絡文學形成根本性沖突。”[11]他提出,文學創作客體意識、編訂選集及博物館體制相對應的靜止觀念,都傾向于賦予印刷文學以神韻的“永恒光環”,進而與權威話語體系、印刷資本形成緊密結合,服務于經典塑造,而在互動和生活化、開放化的網生語境中,經典觀念應被淘汰。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中,他進一步提出,要以“社區性取代經典性”,突出網絡文學的交互性與游戲性特質:“從社區性而不是經典性出發理解網絡文學,意味著文學觀念的轉變。經典強調的是意義,是符號的闡釋,而社區性、交互性突出的是文學的游戲性——文學經典強調的是光暈、膜拜與借鑒,讀者往往是被動的,而文學社區重視的是交互性、游戲性,體現了人本主義精神,媒介與信息成為讀者游戲的對象。”[12]
三
以上幾種觀點,從不同角度出發,驗證了網文場域激烈的話語沖突,潛在核心問題還在于如何理解“媒介/文學”的關系。傳統精英批評家,注重經典恒定審美標準與長時間段層積評價。有的網絡文學批評家,主張兼收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特點,試圖提出更具包容度的看法。然而,網絡文學經典討論的深層次困境在于,經典標準的多元化,既象征文學權威的不穩定性,也表現了“文學民主”。讀者的認可,逐步被納入經典標準。傳統“雅/俗”對峙格局被打破。網絡時代“媒介性”對文學性構成的滲透,形成對“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推崇,也影響文學審美、原創性等傳統經典標準。在某些批評家看來,網絡傳播的平面文學,只是過渡性的、不充分的“網絡文學”,只有具有媒介特質的文學,才是網絡文學的真正形態。應該看到,崔宰溶以“點擊率”做標準,黎楊全以社區性與互動性取代經典概念,閃爍著文學的自由精神。他們由此試圖對經典概念背后的一套權力宰制關系進行質疑和解構。
然而,經典概念的取消,結果可能未必那么樂觀。有幾個重要問題無法回避。首先,文學意識形態性問題。伊格爾頓將文學定義為“審美意識形態”生產。文學生產是物質生產,也是意識形態生產,必然伴隨各種意識形態博弈,以及文學“半自洽權”的抗爭:“所有文本總是由各種藝術話語和手法構成的審美的語言存在,所有這些語言存在總是多重結構的意識形態生產過程,意識形態生產符號和符號生產意識形態的雙向運動貫穿于傳統的審美過程,超越了傳統的反映說和再現說。”[13]即便是通俗文學,意識形態性也是存在的。比如,范伯群對“鴛蝴”小說民族國家敘事“愛國主義小說”的發掘整理,顛覆了我們對這類小說的看法。[14]武俠小說興盛,背后是啟蒙化個人主義(比如俠想象)與中國傳統文化白日夢再造。當代中國文學產生于社會主義文藝管理體制。雖經由市場經濟影響與網絡傳媒介入,國家文學體制力量與超人口文學參與[15],依然表現出意識形態規訓性。早期網絡文學,如玄幻文學的個人主義奮斗觀、穿越歷史小說的民族國家敘事想象,都是真實存在的。即便二次元作品,“政治正確”的規則也無處不在。
“網絡現實主義”興起,更說明了這個問題。經過2013年“凈網運動”,主流文藝宣傳的策略發生變化,網絡文學被納入“新時代大眾文藝”范疇。很多網絡文學作品,都表現出對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特別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傳統的“再創造”。比如,《大江大河》對改革史詩的“網絡演繹”,《大國重工》對工業小說的“大國科技再闡釋”,《朝陽警事》對公安文學的“網絡再現”,《草原牧醫》以“穿越”重寫知青時代的草原故事,都表現出了這些傾向。由此而言,受到民族國家與政黨意識形態規訓發展的網絡文學,必然會走向“經典”共識概念的再創造,而不是將之碎片化。目前,國家文化策略層面,對網絡文學越來越重視,網絡文學經典化訴求也非常迫切。“網絡現實主義”就是傳統精英現實主義、網絡文學與國家文化建構三重合力的結果。
其次,媒介資本可能將“取消經典”變成某種資本與權力的絕對宰制。數字流量、無名網民,往往不足以形成場域關系平衡,甚至可能淪為資本游戲工具。對于“網民”主體性問題,我們可以類比豪澤爾對于紙媒“讀者公眾”概念的反思:“讀者公眾的概念直到誕生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才發展起來的——公眾不是一個本體范疇,而是一個功能性范疇,也就是說,公眾不是構成的,而是在特定條件下形成的。”[16]由此而言,網民也不是一個本體范疇,而是功能性的,我們今天對于網絡時代讀者——網民的推崇,也與幾十年來接受美學發展有繼承關系。伊瑟爾雖然承認文本的核心地位,但其從“語用學”和“功能主義”立場出發,將文學作品看作是“藝術極”本文與“審美極”讀者體驗之相互作用的產物,大大提高了讀者的地位。而在網絡文學研究之中,由于對于文學民主的推崇和對于媒介性的重視,網絡讀者——網民的地位提升,更加劇了作品核心的危機。不可否認,網民與作者的交互性、網評即時性,能有效抵消專業評價的隔閡。網民、媒介、作者之間,可形成社區性體驗,挑戰固化的經典權力邏輯。然而,網民的虛擬性,決定其“虛擬的真實”力量,一方面展現出干預現實的能力,另一方面,卻結構性服從于新權力與資本游戲,甚至在加速的信息交換中,走向“無經典,也無文學”的“永恒碎片化”。對此,很多批評家都有所警醒。比如,針對網絡評論,李靜認為,數碼媒介既為批評者賦權,同時也形成新的規訓、新的控制結構:“當互聯網媒介環境充滿平臺霸權、算法黑箱、數據造假與信息繭房,曾經的烏托邦遠景漸漸剝落,我們需要在復雜現實中重新理解評論的‘自發性’。理想的‘自發性’,或許應當在守護‘自我驅動’的同時,增強對‘媒介無意識’與‘媒介操控’的察覺,更為自主地參與話語秩序的運轉,既要直面‘文化的計算機化’,也要持之以恒地在二進制‘方程式’的深處,植入情感與倫理的根基。”[17]由此而言,利用網民的文學民主,完全替代批評家、學者等“專業把關人”,進而取消經典,無疑存在相當的實踐難度與理論空想性。
由此,網絡文學經典標準的討論,滲透了各種力量博弈,不可回避,而媒介與文學的關系,也非常復雜。豪澤爾曾說:“每當藝術受眾的圈子擴大一級,他們的鑒賞水平就下降一級。”[18]這種“傳媒性”對于“文學性”的擠壓與碎片化,值得警惕。荷蘭學者賀麥曉對中國網絡文學的關注,始于網絡創作對于文學出版制度的突破。“沒有書號的書”不僅實現類型商業文學突破,而且預示著中國文學的新生機。然而,對于網絡經典問題,他同樣謹慎。他認為,中國網絡文學,特別是網絡類型小說,一開始就有經典化傾向:“像起點那樣的網站之所以能成功,一定程度上與它的各種排行榜有關系,建立排行榜也是一種經典化,所以,真正的問題也許不是經典化本身,而是誰有權力決定什么是經典。”[19]除了理論的激進,中國網絡文學不需要經典化、“經典屬于紙媒”這樣的看法,更多掩飾了網文商業化運作背后的文化權力問題。傳統書評人、批評家和學者等“把關人”的地位,被弱化甚至取消,也是問題關鍵。在賀麥曉看來,網絡文學經典化,核心在于話語權。以在平臺為代表的商業化數字媒介的把持下,網絡大眾對于經典“把關人”的“表面性顛覆”(比如“本章說”這類彈幕評論者、小紅書讀書博主等),可能只會成為某種游戲現實主義的“永恒碎片化狀態”。如果說,經典概念與印刷資本有密切關系,那么,網絡文學非經典化沖動,則有著數字媒介資本的強力影響。只不過,這個變化不會必然導致文化權力民主化,而可能是建構意識的潰散。
可以說,時至今日,布迪厄有關“藝術場域”自足的觀念,受到了嚴峻挑戰。純文學藝術通過稀缺性與難度追求,在政治經濟等場域支持下,創造經典典范,進而與通俗藝術抗衡的觀念,正在發生變化。數字媒介改變了這種二元對立性。數字媒介創造的“軟性個人主義”和“弱社會聯系性”,導致網絡讀者文學閱讀更缺乏“經典共識性”塑造。“軟性個人主義”雖然可以對社會采取更靈活態度,但缺乏對社會的現實依賴,以及強烈反抗性。“弱社會聯系性”則使人際關系的虛擬成分,加強了聯系便捷性,削弱了聯系的現實性與集體意志。考夫曼在《景觀文學》中指出數字媒介提倡“注意力經濟”,改變文學場域資本配比:“當代文學領域,注意力不僅取代了象征資本,也替代了商業資本,所以我們說,當代文學領域不再建立在陳舊的,關乎商業成功與同行認可的二元性辯證法,而建立于通過不同策略捕獲而來的注意力。”[20]數字媒介超級流動的特質,導致信息速度變快、信息容量變大、信息便捷度增強與成本變低,其與意識形態的“弱對抗性”,也導致其在注意力經濟性上,超越影視、出版等傳統媒介,造成媒介對于文學內容的吞噬與覆蓋。韓炳哲曾反思數字媒介的“過量性交流”:“交流的強迫……歸根結底,它源于資本的邏輯,更多的交流也意味著更多的資本,加速交流和信息循環也就是加速資本循環。”[21]永恒流動與碎片化,永恒加速交流,最大限度挖掘文字資本潛力,拒絕承認權威性,拒絕靜態反思,迅速將“碎片內容”遺忘拋棄,剝離應有的文學物質保障與精神尊嚴。這才是經典,或者說,是文學的最大危機。
四
由此可見,“取消經典”論斷對于“網絡媒介”的認知有本質化傾向。網絡不是生活的一切,網絡必然受到政治、經濟場域的強力制約。印刷資本被媒介資本替代,印刷精英權威話語式微,不代表網文不會出現“新權威話語”。“取消經典”論斷,無疑有取消文學合法性的危險,也預示文學象征領域的潰散。進而言之,人類對于宏大敘事的超越渴望,對于規則與秩序的追求,既是人類走出蒙昧、創建文明的重要手段,也是與人類自我意識相伴相生的心理結構訴求。建構與解構,宏大敘事與個人敘事,永遠是人類意識的“震蕩兩極”。正如福山預言,啟蒙完成后的“最后的人”(Lastman),極可能返祖成為“最初的人”(Firstman) 。[22]即便未來數據庫寫作形成對傳統文學的顛覆,人類的宏大敘事訴求,也會讓人類的文學想象,在極端碎片化之后,再次走向經典權威塑造。同時,單純以“媒介性”區分網文與傳統文學,也存在相當難度。單小曦認為應將“媒介性”作為文學四要素之外的“第五要素”,且居于中心位置。[23]但他同時指出,機械印刷和集體化文學生產、播放型電子媒介與大眾化文學生產、網絡媒介與實時交互性文學生產多元并存,構成當代文學生產基本格局。然而,這三類文學生產機制是否能在網絡時代延續下去,能否有互通可能?網文經典化標準如何確立?這些問題都尚待進一步探討。
在筆者看來,經典標準多元化,不等于經典消亡,經典多元化也不是網絡時代的文學本質,而是其發展的后果。經典標準會變,經典意識永存。網絡時代的經典標準,是“融合再生”的過程。首先,必須反思“雅俗對立”。通俗文學在思想深度、精神高度、原創性和審美性上,無法與純文學比較,但通俗文學的大眾傳播度、類型化敘事、撫慰人心的作用,依然可以凝聚文學經典共識。通俗文學經典化為網絡時代文學經典的產生,提供了價值參考。其次,目前中國網絡文學主體是類型商業文學,但并不是說,網絡文學不能產生其他形態。比如,早期網絡小說和詩歌,有大量先鋒實驗作品。網絡長篇類型小說之外,先鋒化網絡短小說,也悄然在豆瓣、知乎等平臺興起。隨著網絡媒介高度發達,紙媒轉型是必然趨向。所有文學作品,都將以網絡媒介為傳播主渠道。相對紙媒的“網絡文學”概念,“網絡時代的文學”的提法或許更合適。再次,媒介性與文學性,應是相互生成、交互影響。媒介性應成為構成文學經典的重要因素,但不居于核心地位。批評家夏瓦研究“媒介化”問題,將之視為一個中觀的、制度層面話題,將之放置于現代性歷史語境中討論。這種態度值得深思。他指出:“媒介化不是我們討論媒介與社會和文化之間相互關系的唯一概念。媒介通過種種途徑影響文化和社會,但媒介化卻并非理解一切的關鍵詞。與此同時,我們對媒介化的見解更為限定且明確,它被用于描述社會和文化綜合發展中的一種狀態或階段,即媒介對其他社會制度或系統施加特殊的主導性影響,據此,媒介化與諸如城市化與全球化等其他主要的現代過程是同樣的。”[24]媒介性影響文學性構成,并非“取消”文學性。拒絕從文學審美層面介入文本,拒絕以文學審美為經典標準,拒絕將“網絡文學看作文學”,僅將其作為媒介“裝置”,可能形成“有媒介無文學”“有理論無文學”的情況。網絡要受現實社會邏輯的制約。民眾有反經典化意識,也有經典建構意圖。文學如果繼續存在,必然會產生經典意識——不論經典意識發生怎樣的變化。
同時,網絡文學評價在媒介資本影響下,形成平臺化、數據化、互動性、即時性與強社交屬性等特點,評價方式也由文學史靜態后置性競爭變成持續的數據競爭,原創性與典范性必然受到交互性信息共享與類型趣味聚落化的影響,審美性的標準,也必然受到訂閱、粉絲、IP等數據庫概念的沖擊。然而,需要注意并警惕的是,盡管媒介資本為網絡文學經典標準提供了新路徑,但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拒絕舊有經典標準的參與,以及對媒介標準的反思,網絡平臺提供的月票榜、點擊榜、收藏榜、章評、段評等評價機制,就會將“網絡評價”變成一場永恒碎片化、變化不定的流量監控與數據競賽——只有海量評價,沒有堅定共識;只有快速變化的數據,沒有延時的、后置性反思;只有高強度透支后的、耗材般的“寫手”,沒有經典化“作家”。例如,雖然媒介資本也試圖打造“網絡文學明星”,但由于缺乏文學傳統的經典化參與,網絡優秀作家迅速“過氣”的情況,屢見不鮮。由此,重新思考網絡文學標準,就迫在眉睫了,筆者僅提供一些“融合新舊”的思路,供大家參考。
具體而言,原創性、典范性、競爭性、重讀考驗、審美性,這幾大標準都還應該存在,但也要有不同變化。“原創性”是傳統經典標準之一,關乎作家個體權威形象塑造。未來網絡文學中,這一標準將漸漸從“個體原創”走向“多維作者”原創。經典作家將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個體文化英雄,而更類似讀者和作者共同經營(或可稱為“寫讀者”)的“原創IP”。作家也將不再苦苦追求陌生化,走入自我封閉的怪圈,而更愿在新穎體驗基礎上,追求語言和內容的共享共生性。由此而言,“競爭性”的影響焦慮,會被“合作性”替代。無數前輩作家的經驗都將化成數據元素,共同服務于新文學樣態。當然,由此也會帶來“原創版權”與“作者權益”的法律問題(例如,江南的《此間的少年》,這類同人網文與原創文學的界限,以及相關權益問題,就是典型個案),還有待文化界與法律界人士的積極探索。[25]而“原創IP”的合作共贏,也必然會擴展原創經典的內涵,形成新經典形式。
同樣,與“原創”概念的改變相適應,“重讀”的考驗,也會發生變化。在傳統經典標準看來,重讀是“時間超量占有”概念。一個經典作品,必定有復雜文化和審美信息含量,經得起反復重讀與不斷闡釋,通過占有大量閱讀時間,產生豐富含義,并進而塑造印刷資本的權威性。未來網絡文學之中,“重讀”的時間概念,將會擴展為時間與空間的雙重占有。“重讀”擴展為“重享”,不僅是時間上的反復個人化閱讀,而且是空間的反復共同分享。“經典閱讀”將會成為特定網絡虛擬社區的IP共同體行為。
當然,“審美性”依然會占據經典考量的重要標準,也有“常與變”的博弈。“審美”的延遲性判斷,不能被數據化概念所裹挾,而需要學者專家的專業化參與。以“作品”為中心的標準也不能變。即便重視讀者共享互動,作品中心地位如果被忽略,經典必然空心化。比如,網紅董宇輝作為“媒介人”,對當代文學經典推廣起到重要作用,但他的大眾化推介,必須建立在作品本身的經典品質之上,而不是顛倒錯置。變量也會有很多。紙媒語境下,細節的提煉是公認的經典性之一。網絡文學中,細節與情節結合,共同服務于龐大世界觀建構。經典細節并非消失,而是與經典情節結合,重新將人類帶入“故事時代”。另外,文字精練簡約,是小說的一大美德。適當長度,被看作是對文字的敬畏。網絡傳媒狀態下,時空觀念、信息量級、閱讀訴求等標準的變化,網絡文學“超長度”成為常態。人們將閱讀變成虛擬生活、虛擬社交的一部分。“長度”會成為虛擬與現實交織的生活體驗的印記,更有利于網文的傳播和接受。[26]同時,描寫與敘事功能也會發生改變。描寫曾賦予現代小說以模擬現實的真實感,敘事對描寫的侵蝕,被認為是現代小說追求“內在真實”的策略。網絡語境之下,經典小說敘事對時間的沉浸感,必然會與仿真性描寫帶來的空間沉浸感相結合。敘事與描寫的再次結合,將帶來“類游戲”敘述視角擴張,給人們帶來新鮮閱讀感受。這些審美特質變化,還只是一部分,未來紙媒將退出主流市場,文字媒介與其他媒介融合程度加深,經典審美標準,還會發生變化,這需要批評家予以及時準確的歸納概括。
相比其他標準,“典范性”應繼續堅守。典范性作為經典價值的核心,將成為后續作品的示范,其共同體意義必須得到堅守。這里也包含著“意識形態”的塑造與規范。事實證明,中國網絡文學的發展,從早期技術民主理想,如“榕樹下”等網站的純文學與網絡的結盟,到“起點”經營模式創新的產業爆發,再到當下“類型商業化”與“網絡現實主義”雙重示范,意識形態塑造作用,其實一直都存在,且不斷加強。同時,審美性應積極參與典范作用塑造,利維斯確立奧斯汀與康拉德等人為經典作家,其目的在于“喚醒一種正確得當的差別意識”,發揮傳統經典具有的“永恒性”與“標準性”的雙重意義。這要求批評家、媒體人等知識者,探索如何從“紙媒權威”轉變為“網絡共識凝聚者”。這里不僅需要傳統教授與批評家,也需要小紅書博主、抖音博主這類新媒體人的共識共建。要警惕的是資本的參與掌控,不能放任將文學經典命名權與塑造權,全部交給媒介資本操縱(例如,某些網紅播主宣傳文學作品的“天價坑位費”)。隨著經典標準多元化,標準性大大下降,網絡社會的即時性、碎片化等特征,也在海量信息潮中,對經典作品永恒性構成威脅。這樣的情況下,典范性的堅守,將使得經典能在人類文明之中,繼續發揮凝聚精神共同體的作用,不僅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文化支持,而且能在當今世界為全人類精神探索提供新參考。
五
由此而言,網絡文學經典化,是未來“網絡時代的文學經典”產生的先聲。網絡文學經典化遭遇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經典塑造不能完全脫離批評家專業提煉,不能完全脫離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影響。不同的是,權威塑造者,必須與新媒體人,以及普通讀者大眾一起接受時間檢驗。然而,樹立網絡文學經典的任務,完全交由網絡平臺,顯然是不夠的。此外,網絡文學興起時,主要由傳媒、文藝學等學科打下基礎,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和批評家介入得也并不充分。這表現為當代批評家面對網絡文學文本,缺乏精彩的文本解讀和深度挖掘,缺乏披沙揀金般地經典篩選、定義和闡釋的過程。
當然,提倡網絡文學經典,并非故步自封,固守原有靜態化標準,必須看到,網絡文學復雜生產形態和知識結構,要求我們必須與時俱進,在新文學形態中,探索與舊有經典規范的溝通之處。正如有學者指出:“它提醒我們,當代文學研究除了深研文學學科內部的理論與文本問題,還應沉入廣闊的社會文化生活,釋放文學的公共價值與美學潛能:在新的信息環境與數字權力結構下,如何拓延讀者的行動空間?如何借助文學的異質性、多樣性、沉浸感、代入感去培育更具公共性、更加美好共同生活?”[27]重建文學理想與美好生活愿景,就是對“新共識”的肯定。經典就是人類“共識經驗”的凝聚。沒有經典,共識會陷入混亂,人類的思維表達力和理解力、文學反映精神的能力都會下降。經典應是“包含態”,不是“排斥態”,為文明層積累而成。經典的建立,不僅關乎網文能否被文學體系接納,更關乎其高質量發展。后現代化“去經典”,會造成文化創造力萎縮,強化新結構性文化權力控制手段。塑造經典更需要批評家介入,完成“披沙揀金”“深海拾蚌”的本職,做好閱讀、挑選、闡釋工作,也要擴大眼界與心胸,注意傳統標準和新標準的溝通與共識建立。網文發展出玄幻、校園、修真、洪荒、游戲、盜墓、驚悚、懸疑、穿越、科幻、廢土、蒸汽朋克等數十個類型或亞類型,出現了一大批優秀之作。忘語的《凡人修仙傳》、貓膩的《間客》、夢入神機的《龍蛇演義》《佛本是道》、天使奧斯卡的《篡清》、煙雨江南的《褻瀆》《狩魔手記》、酒徒的《家園》、齊橙的《大國重工》、天下飄火的《黑暗血時代》、阿菩的《山海經密碼》、魯班尺的《青囊尸衣》、樹下野狐的《搜神記》、何常在的《浩蕩》、阿耐的《大江東去》、愛潛水的烏賊的《詭秘之主》等作品,有的是成熟商業類型文學,有的延續現實主義風格,有的屬于論壇期文學典范,有的具有二次元特征,有的能在網生性與文學性之間,找到很好平衡。網文超大信息量與信息轉瞬即逝的特點,加劇了經典化難度,也對新時代批評家提出了新使命。我們應在巨量作品面前,保持足夠的學術定力、勇氣和眼光,真正沉下心,做好經典篩選與塑造工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繁榮,貢獻一份扎實的力量。
本文系國家社科重大基金項目“中國網絡文學的世界傳播和影響研究”(項目編號:24&ZD239)、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場域重構’視閾下的新世紀中國長篇小說研究”(項目編號:24BZW143)階段性成果。
注釋
[1][英]F.R.利維斯:《偉大的傳統》,袁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3—4頁。
[2]參見金宏宇:《九十年代的文學經典化之爭》,《光明日報》1999年6月24日。
[3]參見孟繁華:《經典性是不斷再發現的過程》,《光明日報》2020年11月4日。
[4]參見南帆:《文學史與新媒介文藝》,《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1期。
[5]參見陶東風:《把裝神弄鬼進行到底?》,《小康》2008年第3期。
[6]參見歐陽友權:《網絡創作能否打造文學經典》,《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1年第8期。
[7]邵燕君、吉云飛、肖映萱:《“古典時代”邁向“巔峰”,“二次元”展開“新紀元”——2016 年度中國網絡小說新趨向》,《文學報》2017 年 1 月 5 日。
[8][9]邵燕君:《網絡文學的“斷代史”與“傳統網文”的經典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2期。
[10]崔宰溶:《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的困境與突破——網絡文學的土著理論與網絡性》,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第15頁。
[11]黎楊全:《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是個偽命題》,《文藝爭鳴》2021年第10期。
[12]黎楊全:《社區性而非經典性——再論網絡文學能否經典化》,《光明日報》2025年4月12日。
[13]謝華:《文學文本作為審美意識形態生產——伊格爾頓意識形態觀解讀》,《江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12期。
[14]參見范伯群:《通俗作家筆下的辛亥“武昌首義”——通俗文學映像社情百態“富礦論”系列之二》,《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
[15]石岸書認為,制度性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骨架,彌漫性文學則是血肉,兩者共同生成中國當代文學文化之身。所謂彌漫性,是文學的基層下沉,文學與其他制度的鑲嵌。他也指出,超級文學人口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支撐。參見石岸書:《試論超大規模的文學人口與中國當代文學的獨特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2期。
[16][18][匈]阿諾德.豪澤爾:《藝術社會學》,居延安譯,學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151頁、258頁。
[17]參見李靜:《當情感遭遇算法:互聯網文藝評論的“自發性”難題》,《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1期。
[19]王婉波、[荷]賀麥曉:《中國網絡文學的起源及其經典化》,《長江學術》2022年第4期。
[20][瑞士]樊尚·考夫曼:《“景觀”文學——媒體對文學的影響》,李適嬿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4—35頁。
[21][德]韓炳哲:《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程巍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2頁。
[22]參見[美]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及其最后的人》,黃勝強、許銘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353頁。
[23]參見單小曦:《媒介與文學:媒介文藝學引論》,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51頁。
[24][丹麥]施蒂格·夏瓦:《文化與社會的媒介化》,劉君、李鑫、漆俊邑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頁。
[25]相關研究,參見鄭熙青:《中國網絡文學創作中的原創性和著作權問題》,《文藝研究》2023年第7期。
[26]參見房偉:《時空拓展、功能轉換與媒介變革——中國網絡小說的“長度”問題研究》,《文學評論》2022年第4期。
[27]李靜:《數字化時代的“閱讀革命”與“文學生活”——兼論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新視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