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傳福:委屈中的不屈,悲憫里的救贖
《阿寶》緩緩鋪陳出一個叫阿寶的理發師委屈與不屈交織的生命質地。主人公阿寶的形象取材于作者所熟知的理發師,卻又在虛構中超越了個人際遇的單純訴說,抵達了更具普適性的生命關懷——活在低處的人們,如何帶著一身傷痕,努力挺直身軀,并最終嘗試與過去的委屈和解,完成對自我的救贖。
阿寶的委屈,是滲入生命根系的孤寂。滿月時,母親胡翠英的消失,構成了他身份中永遠無法填滿的黑洞。父親袁阿三,一個身體有殘疾、沉默如水泥澆筑的男人,用最潦草卻也竭盡所能的方式將他拉扯大,在阿寶十四歲時溺水而亡。阿寶就此成為無父無母的孤兒。阿寶的童年是綁在桌旁的孤獨,是山中茶園里對父親模糊背影的呼喊,是一種“從未擁有過,便不知真正失去為何物”的茫然。鄰居的閑言碎語以及獨自進城學藝時看人眼色的艱辛,塑造了他與世界相處時的疏離與自保。
阿寶的靈魂底色是不屈的。這種不屈是一種向下扎根、向上生長的韌性。他在美發這門手藝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尊嚴。從學徒到高級技師,那把剪刀成了他的“ 第十一根手指”,是他與世界對話、確認自我價值的武器。當他為村里的宣傳委員陳真珍剪發,用專業技藝讓對方煥然一新時,他獲得的不僅是報酬,更是一種掌控感與創造者的尊嚴。
他的不屈更深刻地體現在對“家”的構建與承擔上。他與余風琴的婚姻始于一場荒誕的逼迫,余天一也非他親生。這似乎是一個更深的委屈伏筆。但阿寶以一種近乎本能的善良與責任感,接住了這一切。他疼惜余天一,護著余天一,疼惜中甚至摻雜著對余風琴“ 因此收心”的感激。明知非己所出,他卻付出了毫無保留的父愛。這份承擔,超越了血緣,是他在被動接受的人生里,主動選擇并奮力扛起的責任。他對余風琴,從最初的被動接受到后來的相濡以沫,更是將一段始于荒唐的關系,過成了充滿煙火氣與恩義的相守。他在這個家庭里,用日復一日地付出,完成了對“父親”“丈夫”身份樸素卻堅實的定義。
小說的深層轉折與升華,在于阿寶最終面對那源頭性的委屈——母親胡翠英的回歸。阿寶的原型選擇了拒絕與怨恨,而小說中的阿寶走上了一條更艱難也更具救贖意義的道路。胡翠英的再次出現,不是衣錦還鄉,而是病入膏肓、被繼子女拋棄后的狼狽投奔。作者并沒有讓阿寶輕易做出原諒的決定。救贖的推動力,部分來自妻子余風琴潑辣外表下的悲憫與洞見,但最終的決定性力量,來自阿寶內心掙扎后生發出的悲憫。
小說的結尾,阿寶決定返回店里取來工具,為臨終的母親剪發。這一舉動充滿了儀式感。他要用自己最擅長、也最代表其個人尊嚴的方式,去為給予他生命又拋棄他的母親,整理最后的容顏。剪刀起落,剪去的是枯槁雜亂的白發,或許也梳理了數十年的怨懟與疏離。在這一刻,阿寶完成了對母親的安頓,也完成了自我救贖。他不再是那個被拋棄的“阿寶”,他成了一個有能力給予、有能力用專業技藝賦予他人( 哪怕是虧欠他的人)體面的施予者。這絕非是對往日創傷的輕易抹除,而是一種具有超越性的和解行為——與母親和解,更是與那個始終被“遺棄感”籠罩的自我和解。
最終,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阿寶,依舊是身形瘦小,微微駝背,戴各種樣式鏡架的理發師模樣,但他的形象因此厚重起來。他讓我們看到,生命可以承受如此多的委屈,卻也能迸發出如此堅韌的不屈;傷口或許永遠無法消失,但可以選擇如何面對它,甚至用它來理解他人的疼痛。這個世界依舊凹凸不平,但像阿寶一樣,“眼中啜淚,嘴角上揚”地向前走去,本身就已是一種沉默而偉大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