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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言符號的褶皺中追尋人間本相——論韓少功的“語言哲學三部曲”及其小說詩學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趙黎明  2026年05月21日09:14

韓少功是頗有哲學氣質的小說家,其用小說形式反思語言哲學問題的作品,如《馬橋詞典》《暗示》等,早已為人所熟知。這種具有哲學色彩的小說還有早期短篇《爸爸爸》,后期長篇《修改過程》也觸到了語言哲學的基本母題。如果按照語言哲學進行歸類,《馬橋詞典》《暗示》《修改過程》是小說的哲學,也是哲學的小說,稱得上是“語言哲學三部曲”。

用小說形式思考哲學問題,是韓少功自覺的藝術追求。他說:“大概自維特根斯坦開始,西方許多哲學家把哲學問題歸結為語言問題,于是潮流大變,哲學家成了半個語言學家,被人稱為‘語言學轉向’。說實話,我寫《馬橋詞典》就是多多少少受到了這一思潮的啟發?!保?)他對現代語言哲學十分熟悉,那些觀點沖擊他、啟迪他,也給他帶來深深疑慮,如對文字,他一面贊其理性進步,一面也疑其對感覺的損耗,“文字是理性的產物。你運用文字,實際上就已經把感覺篩濾了,分解了。這樣你訓練了自己的理性,卻損耗了自己的不少感覺”(2)。而對文本至上主義他也表示懷疑,認為其顛覆了真實,“梨子的概念并不能反映梨子,真梨子無處可尋”(3)。據此,他與后現代哲學達成驚人一致,開始與語言哲學的某些僵硬教條割席,表現出一定的叛逆性和批判性。不過與巴特、??聜兊睦碚撽U述不同,他采用了更為感性的小說形式。

一

言實相乖與權力話語

言實關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語言與世界的關系”,二是“語言或語詞的意義”(4),兩個方面都涉及語詞與事實的關系。在語言哲學里,探討語詞及其所指稱事物關系的理論被稱為“指稱論”,它是“意義理論的最重要的部分”,而意義理論又是“現代西方語言哲學研究的中心問題”(5)。站在語言哲學角度看,《馬橋詞典》是一部利用小說形式反思意義問題的跨界作品,其主題簡言之即是對一切命名的懷疑、審視、澄清與重構。在小說后記中,作者曾這樣表明對“共同語言”的懷疑,如對大家耳熟能詳的“革命”一詞,處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主體、不同經歷的人那里,就有紅旗、領袖、風暴、監獄、報紙、菜市場、手風琴等不同意涵,個體可據自身經驗,做出完全不同的聯想和指稱;而當一旦進入公共領域,就不得不服從權威規范而遵從一種集體命名。其中有個體對集體的屈從、妥協,但也不乏對群體語言暴力的抗拒和篡改,因而出現有意無意的“歧音、歧形、歧義、歧視現象”(6)。韓少功聲言,其微觀語言調查,不僅要探明語言與知識系統的關系,還要從語詞里挖掘更多東西,如“歷史經驗,人生智慧,意識形態,個人情感與社會成規的緊張關系”,“從一個詞切入進去……走進一個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心理的、文化的大課堂”(7),從而揭示語言的非自然、非客觀、非中立、非均衡等一系列特性。作為小說家,他的使命就是從語詞入手,透過意義變形的哈哈鏡,還原語符褶皺里所蘊藏的世界本相。

語言哲學認為,影響語詞意義的不外兩個因素,一個是涵義,一個是語氣,前者決定語句真假,后者決定語句傾向。文學是一種情感藝術,其語詞意義除了傳布“涵義”,更主要的是表達“語氣”,即表現人生的意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橋詞典》找到了自己恰當的位置?!八鼈兠苊芊敝?,頻頻蛻變,聚散無常,沉浮不定,有遷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遺傳,有性格和情感,有興旺有衰竭還有死亡”,小說家把那些詞當作有生命的東西,并對它們“反復端詳和揣度、審視和調查,力圖做一個偵探,發現隱藏在這些詞后面的故事”,被“捕捉和囚禁”的語詞及其背后的人生故事于是成為小說書寫的對象(8)。

那么,哪些“語詞故事”被征用到小說中了呢?首先是名實關系中的一系列錯位。比如名實相離。在小說的開篇,作家就發現命名問題上普遍主義在馬橋是很值得懷疑的,典型例子是“江”:馬橋的“江”,發音gang,“泛指一切水道,包括小溝小溪,不限于浩浩蕩蕩的大水流……英語中的river(江)與stream(溪),就是以大小來分的”(9),說明世界上名理各異,并非一一對應。另一例子是“私”,它在馬橋也是徒有其名。就土地歸屬而言,馬橋從無真正的私,所有的“私田”,本質都是“公有”即皇家所有,“即使在民國以前,他們的私權只能管住田里表面上的三寸‘淖泥’,也就是三寸浮泥。三寸以下,從來都是皇帝的,國家的”(10),所以馬橋歷史談不上有過真正的土地私有制,但土地公有化之后又以某種形式被個人占用,公與私的關系在那里是十分曖昧的。這就跟從西方舶來的“公私”形成了有意味的對照:西方的私是私人,是人人之間明確的私權界限,而馬橋人之私則是私中的公;西方的公是公共社會,平等私有體的橫向組合,不涉及個人私事,而馬橋人的公,“則是公中有私,夫妻吵架、青年戀愛、老人入土、娃崽讀書、女人穿衣、男人吹牛、母雞下蛋、老鼠鉆墻,所有的私事都由公家管著,也由公家承擔著全部責任。公家成了一個大私”(11)。在馬橋世界,名實邊界不僅曖昧不清,還常常顛三倒四。對于乾隆年間的一位民變起事者,古今文獻的不同敘述就是例證。這個在新縣志中被稱為農民起義領袖的馬三寶,各種舊志對他的記述其實相當負面:短暫三個月“造反”,起因并非為了救民,而純為一己之私念。之后的系列作為,也十分不堪:起事后三宮六院,打仗時設壇祈神,被俘后乞討告饒,活脫脫一個自私腐化、有勇無謀、貪生怕死的反面形象。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敘述,名實關系完全不同。此外,還有名對實的遮蔽。比如馬橋人一般用“甜”來表達味道,凡是味道好的都是“甜”:糖之外,雞鴨魚肉是“甜”,麻辣酸苦也是“甜”,合胃口的都是“甜”,一個字不僅暴露了馬橋人飲食方面的盲感,也說明某些符號其實是很難做到名副其實的;再一個例子是羅江,它可能是因羅人而命名的,但羅人早已因為某種禁忌而不可考,因此羅江也就有名無實。因此,作家意識到,語言與事實的關系對小說創作的重要價值,試圖在言與實的乖離中找到小說的發力點。

其次是事物命名過程中的語詞政治。就像??碌摹爸R考古學”一樣,《馬橋詞典》也力圖厘清命名活動中的權力關系。為了搞清資本主義的“知識”本質,??聦嗔σ蛩匾敕?、道德、醫療、性等領域,揭示了“權力的眼睛”對一切話語監視、操控的可怕情景,因此他的“考古學”著作,并不著意對事物面貌的復原,也不是對某個語詞的追根溯源,而是著力于對命名過程中權力關系的揭示。在??鹿P下,一個語詞就是一次權力實施,任何命名都是一種話語政治。這種話語考古的方法在《馬橋詞典》中也有多次再現,比如馬橋鎮的“小”——小哥、小弟、小叔、小舅等,凡男性稱謂面前冠以“小”字者,都是女性的代名詞。女人就是“小人”,女人與“小”永遠連在一起,一個“小”飽含腐儒對女性的所有知識壓制。這種命名是否“影響了馬橋女人的性心理甚至性生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變更了現實”都未可知,但在日常生活中影響是明顯的,“她們很少有干凈的臉和手,很少有鮮艷的色彩,她們總是藏在男性化的著裝里,用肥大的大筒褲或者僵硬粗糙的棉襖,掩蓋自己女性的線條”(12)。再如一個“下”字,不僅包含了空間位置的卑微,也是地位低下的征象,在馬橋,“寺廟建在高山,罪犯囚于地獄;貴族居于殿堂,賤民伏拜階下;勝者的旗幟升向高空,敗者的旗幟踐踏足底”,作者不相信這是偶然的擇位,而是某種觀念的外化,進而推斷這一切都“源于古代穴居人對自己身體的困惑和最初的認識,從那時候開始,寺廟、貴族、勝利的旗幟,成了穴居人腦袋的延伸,獲得了上的方向。而相反的一切,則只能同恥感的下體一樣永遠屈居于下”(13)。在小說中,這種“下”文化烙印一直延伸到馬橋的日常生活,身居“廟堂”的鄉干部,不僅視村民為“下”,還將百姓的飲食男女和藝術活動(如“覺覺歌”)都當作“下”,用穿山鏡嚴加監管。與??聦Α隘偘d”的考古一樣,韓少功也考察了馬橋鎮對“異類”的各種話語排擠。在馬橋鎮,那個長相怪異、說話“打鄉氣”(使用外地口音、用語)、行為不合群的希大桿子,就是一個十足的“異類”,鄉人們總把他當作另類看待,總覺得他是罪犯,總在密謀不可告人的勾當,時不時還被鄉人告發。另外,那種“不和氣”即漂亮的人,也是遭到排拒的異類,在馬橋世界,“美是一種邪惡,好是一種危險,美好之物總會帶來不團結、不安定、不圓滿,也就是一定會帶來紛爭和仇恨,帶來不和氣”(14)。最典型的莫過于鐵香和三耳朵的故事,兩個稍微越軌的年輕人,最后不得不落到客死他鄉的下場。小說在對被權力話語排擠的沉默另類進行“考古”的同時,也為那些拒絕社會命名的“超人”進行了正名。比如神仙府里的馬鳴,就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反叛者。他嘲笑世人終日碌碌只為食祿的庸俗,自己整天逍遙快活,飲食男女,琴棋書戲,登臨誦詠,無所不用其極,大有遺世獨立的仙人風姿。公眾關系與他無與,法律道德和他無關,社會政治對他無效,土改清匪、互助合作、社教四清、文化革命,所有的歷史都只是他遠遠觀賞的把戲。他游離于“人”之外,不在人口統計的范圍內,被社會取消了“人”的資格,“成為了馬橋的一個無,一塊空白,一片飄飄忽忽的影子”(15),但回報也是不小的——他以此保全了自己,并挫敗了社會對他的一次次侵襲,反而變得比任何權威都強大。

權力無孔不入,不僅滲入語詞本身,還影響到話語主體,典型的例子就是“話份”。在馬橋,話份是身份,也是權力,“有話份的人,沒有特殊的標志和身份,但作為語言的主導者,誰都可以感覺到他們的存在,感覺到來自他們隱隱威權的壓力。他們一開口,或者咳一聲,或者甩一個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聽,即使反對也不敢隨便打斷話頭。這種安靜,是話份最通常的顯示,也是人們對語言集權最為默契最為協同的甘心屈從”(16)。在那個世界,話份與性別、年齡、財富、政治都相關,女人沒有話份,年輕人沒有話份,貧困戶沒有話份,最有話份的是村支書,“作為馬橋的最高執政者,無論何時說話,都落地有聲,一言九鼎,說一不二,令行禁止”(17)。小說用一種特殊手段,塑造了一個擁有無形權力、卻也被權力嚴重扭曲的鄉村怪人。

小說采用了生動事例,演繹現實社會中語詞使用的變異狀況。首先是某些張力因素的相互涵涉與相互否定。某些詞一旦脫離詞典,進入到運用層面,就會出現奇異變化,“它們的反義在自身內部生長和繁殖,浮現與泛濫,最后把自己消滅,完成對自己的否定”(18)。比如揭示與遮蔽、贊揚與詆毀等,在某些情況之下就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以鹽早對祖娘的情感為例,愛的鄰居就是恨,恨的邊緣就是愛,愛與恨兩種含義都包含在馬橋的“冤頭”字里面。其次是心理暗示對語詞意義的影響,“暈街”在馬橋就是一個被大大誤解的心理暗示。“聽到說睡覺,就可能真睡了……一個長期接受階級斗爭敵情觀念教育的人,確實可能在生活中處處發現敵人……這一類例子揭示了另一類事實……語言新造出來的第二級事實。”(19)再次,語詞的理解不僅關乎理智,而且關乎感覺,例如馬橋人對“樣板戲”的認識。在一般人心目中,“樣板戲”是帶有恐怖色彩的詞,但在馬橋人那里可能充滿溫馨的記憶,因為很多人的青春歲月都與“樣板戲”的聲腔唱詞長在一起,因此,“一個詞的理解過程不光是理智過程,也是一個感覺過程”(20)。小說用生動的案例揭示了語詞使用過程中因遭遇具體形象、氛圍等干擾而偏離原有軌道的狀況。

二

語言之“沉默”

語言能否表達意義,一直是語言哲學的一個基本問題。中國哲學雖然相信“名副其實”“言意相合”,但也有“言不盡意”“得意忘言”“得象忘言”諸說,對語言的表現能力持保留態度。西方古典哲學家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司各脫、阿奎那等,“完全致力于維護語言的尊嚴和資源,完全致力于相信,只要用必要的精確和微妙操縱,語言能夠讓精神符合現實”(21)。但在17世紀之后,語言王國的領地逐漸萎縮,“意義和實踐的大量空間屬于非語詞語言,如數學、符號邏輯、化學或電子關系的方程式。其他領域則屬于非客觀藝術和具象音樂的子語言或反語言……語詞的世界已經萎縮”(22)。特別是從維特根斯坦開始,質疑語詞與事實之間的可驗證關系,考慮語言之外的事物如圖像、音符,甚至沉默等與精神現實的關系,“逃離語詞語言的權威和范疇”(23)成為語言哲學的主流。在藝術領域,現代藝術首先發起了對語詞對等性和一致性的背叛,“18世紀和19世紀的繪畫看起來只是對語詞概念的圖示(語言之書中的插畫),后期印象派才逃離語詞。凡高宣布,畫家不要畫他所見,而要畫他所感。所見的東西能夠轉化為語詞,所感的東西也許在某種意義上先于語言或外在于語言……非客觀和抽象藝術拒絕了語言對等的可能性”(24),典型的例子是,大量油畫和雕刻拒絕取名和標題,即使有標題也取反諷之義,語言與現實的關系被刻意顛覆。

言意關系母題在中外文學中不乏零星表現,但用小說形式大規模地、集中地探討這個問題,則非韓少功莫屬。除了《馬橋詞典》,《暗示》是討論“語言之外”各種語言盲區符號功能的“專著”,作者聲稱《暗示》是對語言學轉向中語言迷信的挑戰,“要跳到語言之外,經常懷疑、挑戰、拆解語言這個符號體系,最后追擊到邏各斯中心主義這個老巢”(25),用“人—符號(象+言)”的多維框架,拆解西方哲學“人—言”的二元分析模式,語言之外的各個人生暗角成為了小說揭示的對象。在《暗示》的前言中,韓少功提出了解讀生活中“具象細節”之含義的藝術追求。在他那里,真正的生活不僅在言詞之 中,也在言詞之外,“一個眼神,一頂帽子,一個老車站,一段叫賣的吆喝”,都是“生活分泌出來的隱秘信息,泄露出生活的隱秘原因”,作為一名當代作家,不但要探索“言說之中”的世界,也要“闖入言說之外的意識暗區”,“用語言來挑戰語言,用語言來揭破語言所掩蔽的更多生活真相”(26)。這就是說,他要對《馬橋詞典》做出超越,推翻“生活在語言中”的結論,抵達語言之外的生活暗區,探索這個暗區中的“隱秘信息”以及語言之外的各種具象。

《暗示》共分四卷,主要內容其實只有兩項,一是“隱秘的信息”,二是各種具象(及其在人生、社會中的不同展現),至于言與象的互存,不過是語言存在的特殊情況。在作者那里,隱秘信息是指言說之外的信息交流,如沉默、潛意識、無意識等,他認為現代人借助這種意識方式,參與了圖畫、照片、雕塑、舞蹈、音樂以及無聲電影的文化營構,也助推了搖滾、時裝、卡通畫、游戲機、行為藝術等新文化浪潮,“重新奪回一片片曾經屬于文字統治的領地”(27)。言語之外的諸象及其背后隱秘的社會人生,是小說著重挖掘的對象,這種不同于“文”,也不同于“言”的存在,既包括作用于視覺的圖像、形象,又涵蓋作用于聽覺、味覺、嗅覺、觸覺的物象和事象,“是語言文字之外一切具體可感的物態示現,是認識中的另一種符號,較為接近佛教中的‘色’”(28);同時又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眼光、面容、笑容、聲調、裝扮、禮儀等言傳之外的東西,也被視為言語之外的對象予以了表現。

小說首先以生動的事例表現了非語言的具象與人生關系的若干面相。比如位置與人的異化,一個老實本分之人坐上司機座位之后,就可能脾氣大了好幾十倍,對不遵守交通規則的行人破口大罵,殺氣騰騰。場景拉近人情,一位成天繃緊階級斗爭之弦的書記,當你進入其由火光、油燈、女人、姜茶、柴煙等組成的家居氛圍中,他對你的戒備、敵意就可能降低很多,而體現出一種人間的親情??臻g距離影響他人心理情緒,鄰而居者中彩更容易引起他人心理失衡、距離影響偷情者心境、擁擠招致暴力敵意。人的感知影響空間距離,同樣的十公里,在老人那里是十二公里,在年輕人那里是八公里;在初來者那里是十五公里,在本地人那里卻是五公里;在一個負重者那里是十八公里,在一個乘車人那里卻是三公里,任何距離都是感受中的距離,而人的感受受制于特定的身體、處境、情緒狀況,“距離中有觸覺,痛之則長,逸之則短。距離中有視覺,陌生則長,熟悉則短。距離中有聽覺,豐富則長,空白則短”(29)。其他各種虛實符號,如實物、姿勢、角色、記憶等,在人生中都具有特殊意義:實物是愛情的象征,一袋白砂糖、一條手帕、一碗藥,也是愛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化形式;一種聽的姿態(流淚等)、動作(擺手等)、器具(熒光棒等)、言語動作(高喊等)早已代替真正的觀眾,構成音樂迷新的儀規,成為音樂會實際的主體;特定角色長期被扮演,有可能滲入骨血,改變扮演者的骨骼結構和肌肉組織,最后扮假成真,使所演角色代替了主體;記憶有時候會遺忘文字,而留下情景,一段十分重要的文詞,一次激動萬分的思考,一次唇槍舌劍的辯論,要不了多久就會在人腦消失,但發生這些事件的情景卻往往歷歷在目。

第三卷“具象在社會中”探討的是符號社會學問題,比如空間的符號效應。就像鮑德里亞在《物體系》中分析家具擺設與權力機制的關系一樣,韓少功也在《暗示》中分析中國傳統民居與人倫血緣的關聯:“東西兩廂,前后三進,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脈絡分明,形貌和氣氛肅然,一對姑嫂或兩個她姓,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態,也在這個格局里暗暗預設。在這里的一張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從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聲,回聲四應,余音繞梁,一種家族情感和孝悌倫理油然而生?!保?0)按照這種布局復制的更多村落,也身陷上下左右的親緣網絡,誕生出叔、伯、嬸、舅、姨、侄、甥等稱呼,表現出與西方游牧民族不同的倫理親情。在這種倫理空間中,所謂“現實”就是差序結構,就是以親疏為原則形成的關系遞減圈層,人們關心的事是近切的事(物)象而非抽象理念,面對的情也是“近切的理,具體的理,靈活與辯證的理,而不是普適性的抽象理法”;同時親戚的墻垣、鄰家的屋檐,相對封閉的空間結構,也會擋住投向遠方的目光,使其多近慮而少遠謀,重近事而輕遠事,形成“親情治近,理法治遠,親情重于理法”(31)的文化格局。

小說還討論了符號使用程度與文明野蠻之關系。小說揭示:傳統所說的夏夷之分,原來并非人種血緣的分別,而是使用復雜符號即紙張和印刷程度的高低,邊緣地區民族被稱為“夷”,下層民眾被稱為“野”,主要原因是符號使用較少,紙張稀少,印刷不足,語言的抽象化程度低。換言之,“夷”就是具象化程度高、對具象化依賴嚴重。比如有些民族傳遞信息,用舞蹈記錄歷史,用歌唱傳播知識,用圖騰宣示信仰,用儀式組織社會,更多地借助于“象”,而非抽象的文字。“如果我們繪出一張文字發育的地圖,又繪出一張政統和道統擴展的地圖,可以發現這兩張地圖可以大致吻合?!保?2)此外通過塑料警察、稻草人等符號活動,說明了假象揭示了壓倒真知、假象控制心智的形成機制;透過傳說對信息的簡化和篩選,討論民間話語對事物本質的扭曲,它只關心事物如何被描述、描述的離奇狀況、被感知和接受的程度,并不關心事物的真實狀況。作家以廣義的符號學視域,對“文”進行邊界擴充,把紋理、花紋、文字、紙張、樂器等形式都拉入符號范疇,并以此觀察歷史現象,解釋其中令人困惑的地方,如宋代理學家們“卑藝文”的怪異行為——“程頤斥詩歌為‘俳優’與‘閑言語’,朱熹則發誓‘決不作詩’”(33)。在韓少功看來,表面的理由可能是由于詩與音樂具有天然關系,作詩很容易“玩物喪志”“耽于聲色”;深層的原因則是文字表象之下的意識暗區,即前文字之下的直覺隱喻,容易使人心亂神迷,偏離儒家的正統道統,不利于“實現‘存天理滅人欲’的偉大目標”(34)。他從象重于文、聲重于文等符號內部關系失衡角度入手,觀察到了宋儒“存天理滅人欲”的內在邏輯,認為這場運動是中國式文字中心主義的一次集中爆發。

至于言象關系,韓少功對王弼“言生于象”“得象忘言”之說深為服膺,認為“‘象’是第一級符號,‘言’僅僅是第二級符號”(35),因而在小說中對其復雜關系進行了細膩描述。一是言象互存現象。語言里有具象,具象里有語言,二者的界限有時候很難涇渭分明,所以小說家一方面“搜尋語言之外的動靜,描述具象又如何形成了非語言的隱秘信息”,另一方面“考察言與象二者之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控制,回過頭來看看這兩件東西在一個動態過程中如何密切難分”(36),對語言的互存問題進行具體揭示。二是文象分離現象。典型例子是電視宣傳,作為一種復合符號,電視充塞了社論、報告及官方報道,也有文字之外的各種聲象、視象,前者因為意義確定容易把控,后者則因意義的多向性及隱晦性而無法辨認,這樣就出現“文”“象”違離的局面,信息失控常常容易發生,比如,一部表現西方工人罷工的紀錄片,其控訴西方資本制度的解說詞也許被人們淡忘,但屏幕中工人們的皮鞋、手表等,卻可能讓人產生聯想:“他們戴上了手表還罷什么工呢?我們的社會主義優越無比為何就不能讓我們也都弄個手表戴戴呢?!保?7)三是言象失調現象。小說認為瘋子就是言象失調的典型例子,類型有兩種,一種是“理智崩潰型”,癥結在于象失控于言,癥候是“皇帝與襪子握手,老鼠與雷電同歌,汽車被土豆吞食,導彈被道路追逐”;另一種是 “感覺枯竭型”,癥結在言絕緣于象,癥候是“對現實處境及其變化渾然不覺,以至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餓不覺饑,凍不覺寒。他們的邏輯倒可能嚴密,知識甚至超群,但邏輯與知識都是從書本上照搬,偏執之下用得不是地方”(38)。前者是通常所說的瘋和傻,后者是俗話所謂的呆與癡,兩種類型可以在不同人身上體現,也可能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小說通過言詞的表層向深處挖掘,觸碰到了語言深處不可言說的隱象,指出“相同‘明言’之下,必有‘隱象’的千差萬別,包括深隱和淺隱的差別,富隱和貧隱的差別,隱此和隱彼的差別”(39)。言象的復雜關系作為符號哲學,也作為小說主題,在這里被得到具體而生動地展開。

三

事實的真偽

《修改過程》描寫的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第一批大學生的人生經歷。由于同為“77級”同學的作家肖鵬在塑造人物、設置情節時涉及了同班同學的真人真事,因此小說的寫作和發表受到了很大的干擾,小說原型陸一塵等指責作家胡編亂造,歪曲自己的生活,丑化自己的形象,不惜采用法律、輿論等手段逼迫作家做出讓步,對小說中的人物和事件做出某些“修改”,于是作家不得不在兩種或多種可能性中做出選擇。表面看起來,小說被命名為“修改過程”,是將生活原型與藝術形象之間的沖突、真實事件與虛構事件的差異對比一一呈現出來,若用一般小說理論來觀察,這顯然是一部關于小說的小說,具有較為濃厚的“元小說”意味。但是細究下去,問題也就不那么簡單:“修改”什么?乃修改語言文字、修改生活實然與藝術必然之間的關系、修改語言與事實之間的關系、修改語言功能本身。顯然,作者是把小說視為了一種“言”,一種特殊的“長言”,因此著力探索了“言”與“實”、“真”與“偽”等語言哲學命題。小說凡二十章,分別涉及了若干人物的虛實二面,并借由作家(亦是劇中人)之手在刪與留之間停留,在言與實、真與偽之間猶豫,在生活原型與藝術形象之間選擇,是關于事實真偽的故事,是關于小說寫法的小說,是語言哲學命題在小說領域的藝術展開。

這篇小說分開來說,可以概括為一個動作(刪與改)、兩種真實(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多種可能(多種結局)、終極懷疑(對真實性的不信任);合起來看則是關于真實性的藝術演繹,也就是說“言”(小說)與“實”(事實)仍然是小說著力解決的問題。

首先,從作者的藝術目標看,作者傾注的重心,不再是如何塑造人物,而是用大量的篇幅描寫、討論虛構與現實、形象與原型的關系,“真實”以及如何驗證“真實”,乃是作品關心的第一問題:“網站編輯……不贊成把小說角色與人物原型串通來寫。這種寫法,時而像前臺演出,時而像后臺揭秘(包括不相干的揭秘);時而像小說成品,時而像滿地素材(包括不相干的素材)——讀者不會看得頭大?”(40)在小說中談小說的“元小說”策略,很多作家都做過類似嘗試,然以對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甄別作為主要線索,并以此制造沖突、營構全篇,且作為整個作品的主題,卻是其他作家少見的努力。

其次,從小說中人物的行動看,小說人物所做的唯一事情似乎就是關心“小說”如何描述“我”,且這種描寫是否與“事實”相符。在這里,有將小說與真實生活混為一談的,如陸一塵等。他們將文學等同于生活,對虛構的人物對號入座,當發現二者具有某種相似性之后,就對作家窮追猛打,不依不饒:“一個才貌雙全的精品男,堂堂大晚報的副總編,居然在對方筆下成了個花心猴。花也就算了,還審美趣味低下。腰肥胯壯那么丑的,信口開河那么傻的,偏偏攤給他陸哥,簡直是血口噴人?!保?1)也有將小說視為無稽之談,根本不予理財的,如馬湘南:“稀奇,這年頭居然還有小說,還有神經病來讀小說。那些臭烘烘酸掉牙的東西比數學還添堵,比二維碼還花眼睛,拿來擦屁股也嫌糙?!保?2)不管是哪一種,都把談論小說與現實的關系,當作唯一的行動。

再次,劇中人物所討論的具體話題看,都是與真偽密切相關的問題,比如對“事實”本質的探索,“沒錯,這世界上確有‘事實’,但更有意義的是‘可知事實’。不是嗎?在理論上,前者大于后者;而實際上,若不借助后者,前者再大也是一片無謂和無效的黑暗”(43)。無名之實徒為實,無實之名枉為名,這里的討論不僅觸及了歷史上有名的名實之辨,還延伸到了“事實”與“可知事實”等深層次的問題。

最主要的是,作者給每一個形象、每一個事件,都給安排至少兩種可能,甚至有多種版本,這就進一步表明,言語所陳述的對象即所謂“事實”,其實都是兩可的、不確定的,世上沒有鐵板一塊的“真實”。作品關于史纖生平事跡的描述,就體現了這樣一種真實觀。史纖事跡,數易其稿,最終還是一個模棱兩可的烏龍。“把史纖最終寫成下面這樣,并非出于肖鵬的權衡,而是有幾分不得已。他寫著寫著,發現小說其實常有自己的慣性,比如人物關系一擺,情節就只能這樣走:口氣一定位,故事就只能這樣講?!降资侨藢懶≌f,還是小說寫人,這事并不是很清楚?!保?4)通過自曝修改理由、自呈修改過程、自揭心理老底的一番操作,一種關于語言與事實的對應性,亦即“名”能否副“實”的哲學問題,也就昭然若揭。

事實非常清楚,小說揭示的主題就是對真實的終極懷疑,這種懷疑不僅體現在微觀層面:每一個人物、每一個事件,都存在兩種互否式版本,前一個建構,后一個解構;而且體現在宏觀層面:前面講述一個班會本事,后面綴上一個班會附錄,本事煞有介事地記錄班會獻禮的配音、同期聲音頻轉化文字、聚會的召開過程及講話內容,給人一種“信史”的印象,附錄則用敘述主角(作家肖鵬)予以完全否定,這一正一反的兩則附錄,充分顯示了作者的事實虛無主義立場——原來他不僅對“言”(小說)不信任,而且對任何言之鑿鑿的“實”(本事),也持懷疑和否定態度。

透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韓少功的三部作品名為“小說”,其實是假借小說文體,討論語言哲學基本問題。而就具體章法來講,很多方面也與傳統小說相去甚遠,故事、情節、人物,都不是其著重表現的內容;大量不見“具象”的“理論探討”,也是另一文體的做法。這種跨學科、跨文體、跨文類另類做法,不僅讓讀者懷疑它的小說屬性,而且作者自己也困惑于這些作品的“體裁定位”,“不知道它是什么東西”(45)。既然如此,人們會問:這些東西是哲學還是小說?它到底應該劃歸何種文體?

我的回答是:總體而言還是屬于小說文體,不過它們是在語言哲學視域中探索人生本質、在語言的褶皺里追逐人生本質的敘事虛構作品。對此,韓少功也有一些說明:“《馬橋詞典》的關注點是生活怎樣產生了詞語,詞語反過來怎樣制約生活,制約我們對生活的理解與介入……《暗示》的聚焦點……看一看具象是如何隱藏在語言里,正如語言是如何隱藏在具象里?!保?6)從文本實際來說,這個說法是并不離譜的。粗看起來,文本布滿符號哲學的高談闊論,沒有連貫的故事,也沒有貫通的人物,都是“一事一議”的碎片記敘,然而細究起來,語言哲學只是為其提供了認知框架,內里還是世間萬象,核心還是人生本質,這種表達對生活符號化感受的寫法,與一般純理論地討論哲學議題還是有所不同。作者要用哲學的外表、思想的銳器,挖掘語言文字背后所積淀的思想、情感、故事、想象;用符號學、語言哲學的眼光,觀察人生世相,或者反過來,從人生世相中洞察語言表現生活的可能。

不過,這樣說并不否定它的哲學品格。站在符號哲學視域,現代語言哲學的所有議題,在小說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呈現,從這個意義上看它似乎又是用小說形式表達語言哲學命題的跨體之作。總之,就像解構主義語言哲學一樣,最終目的還是顛覆傳統小說的“真實”神話:借用語言哲學認知框架,沿著言與實結合的基本路徑,無限接近那個被遮蔽、被扭曲、被鈍化的“真實”。

注釋:

(1)(7)(25)韓少功、王堯:《韓少功王堯對話錄》,第168、167、169頁,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

(2)韓少功:《看透與寬容》,《在后臺的后臺》,第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3)韓少功:《心想》,《在后臺的后臺》,第5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4)陳嘉映:《簡明語言哲學》,第1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5)徐友漁:《“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學中的語言轉向》,第54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6)(8)韓少功:《后記》,《馬橋詞典》,第377、37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本文所引該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頁碼。

(9)(10)(11)(12)(13)(14)(15)(16)(17)(18)(19)(20)韓少功:《馬橋詞典》,第1、126、126-127、29、86、205、35、165、168、143、156-157、39頁。

(21)(22)(23)(24)〔美〕喬治·斯坦納:《逃離言詞》,《語言與沉默:論語言、文學與非人道》,第27、32、29、30頁,李小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6)韓少功:《前言》,《暗示》,第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本文所引該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頁碼。

(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韓少功:《暗示》,第2、8、166、176、177、188、183、183、346、300、198、329、304頁。

(40)(41)(42)(43)(44)韓少功:《修改過程》,第78、3、32、235、172頁,廣州,花城出版社,2018。

(45)(46)張均、韓少功:《用語言挑戰語言》,於可訓主編:《改革開放40年小說百家檔案》第2卷,第849、63頁,武漢,武漢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