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埠》的宏闊建構和人文書寫
在重慶這片山水跌宕的土地上,文學從來不是輕飄飄的筆墨游戲,它與城市的命運緊緊纏繞。王雨先生的長篇小說《開埠》,便是這樣一部扎根巴渝、回望歷史、叩問人心的厚重之作。重慶本土作家王雨在《開埠》的寫作中,不玩弄花哨的敘事技巧,不做晦澀的理論推演,以一種沉穩、懇切、接地氣的筆力,把1891年重慶開埠這一段影響深遠的歷史,寫得有筋骨、有血肉、有溫度、有情懷。這部作品之所以能在當下眾多的歷史小說里站穩腳跟,被讀者長久記住,正是因為它跳出了簡單的歷史復述和概念化書寫。在宏大的時代框架里,裝進了真切的人間煙火、復雜的人性以及地域魂魄;用扎扎實實的故事,完成了一次對重慶近代歷史的文學重塑,也為我們理解一座城市的來路與精神,提供了格外鮮活的文本。
長久以來,提及重慶開埠,很多敘述都停留在歷史教科書式的定論里,如喪權辱國、列強入侵、半殖民地。這樣的判斷固然沒錯,卻也把一段復雜曲折、充滿內在張力的歷史,簡化成了幾句干巴巴的結論。王雨沒有被這種固化認知捆住手腳。他深知,歷史從來不是單線條的,一座內陸重鎮被強行拖入近代世界體系,所經歷的震蕩、撕裂、陣痛與蛻變,遠非“屈辱”二字可以概括。《開埠》的可貴,就在于它以小說的方式,重新走進了那段歷史的褶皺之中,既不回避民族遭受的創傷與尊嚴受損的痛感,也不刻意遮蔽開放帶來的社會流動、觀念更新與城市轉型,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搭建起一條通往歷史現場的情感通道。
小說以夔關監督寧承忠扣押外國走私商船為序幕。這一筆寫得極有分量,一下子就把個人命運釘在了時代的風口浪尖上。寧承忠這個人物,不是被拔高的民族英雄,也不是被丑化的封建官僚,而是一個身處夾縫、有堅守、有無奈、有掙扎、有轉變的傳統士人。他有血性,敢在洋人面前挺直腰桿;他有擔當,一心想守護川江航道與地方百姓;可他又身處腐朽頹敗的晚清官場之中,朝廷軟弱、各方掣肘,很多時候只能忍辱負重、左右周旋。正是這種不完美、不絕對、充滿矛盾的人物設定,讓寧承忠立了起來,也讓整個開埠歷史的敘述,擺脫了臉譜化與口號化,變得可信、可感、可共情。
王雨寫歷史,最擅長的就是把大時代落到小人物身上,把大事件揉進家族命運里。《開埠》以寧家的興衰為主線,牽出了官場、商場、碼頭、江湖、市井等多重空間。寧承忠的四個兒子,各自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幼年失散流落江湖,有的投身商海應對洋貨沖擊,有的接觸西醫擁抱新知,有的追隨革命走向時代前沿。一家四代的悲歡離合,恰好對應了開埠之后重慶社會的多元裂變。傳統秩序被打破,新的力量在生長,有人固守舊道,有人隨波逐流,有人奮起反抗,有人悄然蛻變。這種以小見大、以家寫史的表達,沒有刻意追求大場景的排場,卻在層層遞進的故事里,自然呈現出歷史事件的格局。小說對巴渝本土文化的書寫,完全是浸潤式的,而不是點綴式的。很多地域小說一寫地方特色,就堆砌方言、羅列民俗、貼文化標簽,讀起來生硬又刻意。王雨則不然,他筆下的重慶,是長在故事里的。川江的浪濤、山城的梯道、吊腳樓的煙火、碼頭的號子、茶館的喧鬧、袍哥的義氣,全都自然流淌在情節推進與人物行動之中。女袍哥喻笑霜這一形象,更是為整部小說注入了一股剛烈潑辣的巴渝血氣。她不拘小節,敢愛敢恨,遇事敢沖,遇難敢扛,既有江湖兒女的俠氣,也有尋常女子的柔情,她與寧承忠之間跨越身份與禮教的情感,沒有纏綿悱惻的矯情,多的是肝膽相照的厚重。正是這樣的人物,讓小說在嚴肅的歷史敘事之外,多了一份鮮活的人間氣,也讓重慶人的性格特質,得到了極具生命力的呈現。
開埠帶給重慶的,是一場猝不及防的現代化沖擊。洋船來了,洋貨來了,洋商來了,新的商業規則、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想觀念也跟著來了。本土商號受到擠壓,傳統手工業遭遇沖擊,舊有的倫理秩序搖搖欲墜,整個社會處在躁動與不安之中。王雨沒有簡單站在排外的立場上一味控訴,也沒有盲目美化外來文明,而是冷靜地呈現沖突:主權受損的痛心、經濟被操控的焦慮、民生凋敝的無奈,同時也客觀寫出新事物帶來的變化:航運拓展、商貿繁榮、城市擴張、西醫普及、風氣漸開。這種不偏不倚、忠于生活邏輯的書寫,讓《開埠》超越了一般地域小說的狹隘立場,擁有了更為開闊的歷史視野。
小說的敘事節奏沉穩從容,不刻意制造戲劇沖突,也不濫用懸念博眼球,而是像川江的水一樣,順勢而下,緩緩流淌。語言上更是平實懇切,文白相間,雅俗共賞。敘述語言穩重內斂,有人物的地方便生動潑辣,方言俚語點到即止,既保留了巴渝韻味,又不會讓外地讀者產生閱讀障礙。這種樸素扎實的文風,在當下追求炫技、追求獵奇的創作環境里,顯得尤為珍貴。王雨始終把讀者放在心上,他想講清楚一段歷史,想刻畫一群人物,想傳遞一種情感,而不是為了炫耀技巧、迎合理論。也正因如此,《開埠》讀起來順暢、耐嚼、入心,既有長篇小說的磅礴,又有民間敘事的親和。
在人物塑造上,《開埠》最突出的優點,就是拒絕非黑即白。寧承忠的忠與迂、喻笑霜的烈與柔、寧家子女的各懷心志、洋商的貪婪與精明、地方官吏的圓滑與自私,每個人物都帶著自身的處境與生活邏輯,沒有絕對的好人,也沒有徹底的惡人。亂世之中,每個人都在求生、求存、求尊嚴,人性的幽微與光亮、堅韌與脆弱,都在時代的大浪淘沙里顯露無遺。這種貼近現實人生的寫法,讓作品充滿了人文關懷。它不審判歷史,不苛責人物,而是理解他們的局限,尊重他們的選擇,同情他們的命運,守住了文學最該有的溫情與悲憫。
從更開闊的層面來看,《開埠》不僅是一部寫重慶的小說,更是一部以重慶為樣本,書寫中國內陸城市近代轉型的作品。沿海開埠多有文學呈現,而深入書寫重慶開埠、書寫川江流域社會巨變的長篇力作并不多。王雨以數十年的生活積淀與文學修為,做了一件文學所需的事、地域來路自我觀照所需的事。他寫的是一段歷史,更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成長史。從封閉到開放,從守舊到求新,從被動挨打到主動應變,重慶在開埠的陣痛中,一步步完成了自身的蛻變。這種城市精神的提煉,不是靠說教,而是靠一個個具體的人、一件件具體的事,慢慢凝聚起來的。
從《開埠》這部長篇小說,我們能更加清晰地感受到王雨對重慶這片土地懷有的深沉愛戀。這種愛,不是廉價的贊美,而是深入肌理的理解與呈現。他寫山城的雄奇,也寫它的閉塞;寫巴人剛烈,也寫人性的掙扎;寫歷史的傷痛,也寫文明的進步。小說最終落腳的,始終是人,是在大時代里不屈不撓、頑強生活的普通人。正是這些普通人的掙扎與堅守、愛恨與悲歡,構成了歷史最真實的底色,也構成了這部小說最能打動人的力量。
在當下的文學創作中,能夠沉下心來,認真梳理一地歷史、真誠書寫一方人情、扎實打磨一部作品的作家,并不多見。王雨以《開埠》再次證明,好的地域文學,從來不是地域的附庸,而是以地域為根,長出具有普遍人性力量與藝術感染力的文學果實。這部小說既有地域的時代容量,又有煙火氣的人生百態;既有歷史的厚重,又有文學的輕靈;既守住了巴渝文化的魂,又打通了與更廣闊讀者對話的路。它不故作高深,不附庸理論,不刻意先鋒,卻以最樸素、最真誠、最扎實的敘事,成為重慶當代文學中一部不可替代的重要作品。
歷史是過去的生活,文學是生活的回響。《開埠》所書寫的,不僅是一百多年前重慶被迫開放的那段往事,更是一座城市在風雨中挺立、在磨難中成長的精神印記。它讓我們看到,任何一次劇烈的社會轉型,都伴隨著撕裂與痛苦,也孕育著新生與希望。而文學的意義,就在于把這些被時間沖淡的記憶重新喚醒,把那些沉默的靈魂重新照亮,讓后來者在回望中懂得來路,在共情中珍惜當下。王雨的《開埠》,正是這樣一部有分量、有情懷、有人性溫度的長篇小說力作,它值得我們靜下心來細讀,也值得被讀者長久地記取與談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