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中須有人”
【傳統文論好句今讀】
清初詩論家吳喬《圍爐詩話》記載他與友人圍爐論詩:“問曰:‘先生每言詩中須有人,乃得成詩。此說前賢未有,何自而來?’答曰:‘禪者問答之語,其中必有人,不知禪者不覺耳。余以此知詩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窮通,而心之哀樂生焉。夫子言詩,亦不出于哀樂之情也。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面對友人的發問,吳喬“以禪喻詩”,他說跟禪者問答之語一樣,詩中也有人的存在。人的境遇有困厄與顯達,心中的悲哀和歡樂由此產生。詩中有景又有情,自然就有人在其中。
雖然吳喬此說直接針對的是明朝弘治、嘉靖年間以“前后七子”為代表的復古模擬詩風,但“詩中須有人”的理念在中國古代詩學史上一以貫之。被朱自清先生稱為中國古代詩論“開山綱領”的“詩言志”說、孟子的“知人論世”說、“《詩》六義”的“比興”,無不包含對“詩中有人”的根本規定性。《毛詩序》統一“情”“志”,曹丕討論“氣之清濁”,陳子昂主張“興寄”,韓愈力倡“不平則鳴”,歐陽修提出“詩窮而后工”,乃至略早于吳喬的錢謙益標舉“詩有本”,以及晚清黃遵憲倡導“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都可視為這一理念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生發,其內核是強調詩歌創作必須體現詩人的真情實感、個性特征與人格境界,也蘊含對詩人關懷現實的要求。
就具體的詩歌創作實踐,古人也將這個理念落在實處。施補華《峴傭說詩》說:“《三百篇》比興為多,唐人猶得此意。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端不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比興不同如此。”正是因為這三首詠蟬詩能見出詩人各自鮮明的個性,以及個人的地位、遭際、氣質等生命內容,才能在唐代近百首詠蟬詩中脫穎而出,在名篇迭出的全唐詩中獨樹一幟。
不過,“詩中須有人”這個傳統的詩學命題在當下面臨某種挑戰。法國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作者已死”這一后結構主義理論,似乎成為一個讖語,預言當前文學創作中作者存在某種程度“失位”的問題。
部分青年作家在創作風格上呈現出明顯的技術化傾向,崇尚“技術至上”,更關注敘事技巧、語言精致度與結構創新,卻忽視自身本質生命力量在作品中的投射。在他們的作品中,幾乎“看不到”作者。一些作家片面理解文本的開放性要求,放棄寫作者的價值引領責任,放任甚至誘導讀者無底線“魔改”,美其名曰“二次創作”,或是以“零度寫作”作為冷漠和現實精神缺失的借口。當下網絡文學領域的部分寫手,為了維持讀者黏性、獲取流量收益,遵循“快速”與“數量”的商業法則,日更萬字成為常態,這些文字大概率“速朽”。而最新的挑戰則是人工智能寫作的興起,拋開法律層面的著作權歸屬和文責問題,就生成文本本身來看,現有人工智能的訓練機制本質上是對海量文本的“吸收與轉化”,生成的文本是無數已有文本的“引文鑲嵌”,往往缺乏人類所特有的情感、溫度和詩意。試想,面對傳統文學作品,我們可以“知人論世”,可以“以意逆志”,文本背后的作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們讀后也拊掌愜心、感動莫名。但面對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我們是否只能在文本內部“細讀”,而引發不了任何生命的觸動和情感上的共鳴?以上現象表現各有不同,也各有其成因,但都指向當下部分文學創作主體性缺失的癥候。
出現這些新的現象,既有文學作品的商品化、技術理性的興盛等原因,也有網絡創作成為文學生產的新機制、寫作者對文學技法的探索乃至對文學本體的叩問、人工智能寫作帶來的新變量等因素,這些都是文學發展進程中一些具體表現。“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我們雖不必趨之若鶩,但也無須畏之如虎,而是應該“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957年,錢谷融先生發表《論“文學是人學”》一文,主張文學應關注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人”。這一命題道出文學的本質,更在當下具有新的時代意義,可與古代詩論中的“詩中須有人”的說法對接,成為當代文學保持生命力和影響力的一條路徑。
“詩中須有人”的“人”是作者自己。當代作家應該秉持一種更為嚴肅的創作態度,堅守文學的原創品格與精神追求。這不僅體現在對文字的精雕細琢上,更在于對生活的真實體察、對時代的深刻回應和對自我表達的忠誠。簡言之,作品中應該有作者“自己”,有在這個時代認真生活、思考、追問、行動的“自己”。即便是“隱含作者”,也能體現創作狀態下的作者人格。正如古人所言:“修辭立其誠。”為文求實、貴真,勿欺天,勿欺人,勿欺己,這樣才可傳世,可傳道,可傳心。
“詩中須有人”的“人”還應當是“大寫的人”。真與善是統一的。用文字創造一個藝術世界的人,理當有大視野、大胸懷、大學問和大抱負。雖然吳喬說“蕩婦、反賊詩,亦有人在其中”,這是極端的說法,實際上他推崇的是“淵明、康樂、太白、子美”的“心術、行己、境遇、學問”,就像沈德潛《說詩晬語》所說的:“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
“詩中須有人”的“人”也應當是能打動讀者、引領讀者的人。王夫之說過:“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這給我們以啟迪,因為接受者是人,是以人的感知來理解作品、闡釋作品,這就要求作品本身富有“活人感”,具有蓬勃的活力和浩蕩的生氣,這在大語言模型被廣泛運用的當下更有現實意義。只有真實的人,才能打動人;只有大寫的人,才能引領人。
當下,人機協同或許可以重塑寫作的主體性。機器學習人類的寫作,變得“更像人”,而人類也在使用機器過程中逐漸被影響,改變原有的寫作方式。但是,人工智能寫作的底層邏輯并不包含人性與情感,也沒有人類歷史和時代現實的集體思考與想象,這就要求寫作者在技術浪潮中堅守人文價值的底線,在人機協同中賦予人文價值新的內涵。
一個經典命題的生命力不是表現在后人對它的全盤接受上,而是表現在它能持續引發新的闡釋與建構上,并在不同代際、文化語境中激發思想共鳴,回應時代課題。這樣看來,“詩中須有人”的說法可謂歷久彌新。
(作者:黃立一,系華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