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2026年第5期 | 趙衛峰:終將不再的失落之聲

趙衛峰,白族,70后,中國作協會員。詩文散見報刊及多種選本,著有詩集、評論集、民族史集等多部。主編《漂泊的一代·中國80后詩歌》《中國90后詩選》《中國少數民族詩選》等多部選集,貴陽市作協副主席,貴州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1
三月的傍晚,德國慕尼黑大學的雅迪博士與我加上了微信。她是貴陽人,正進行貴州白族先民群體之一“龍家”共同體的語言研究,與我聯絡是因我曾出版過兩部民族史類的書籍。在書里,我提到過在 1982 年,語言學者曾對貴州大方縣的一位白族女老人進行過采訪錄音。
這位老人名叫謝永秀,她能講一種被稱為“龍家話”,在群體內部也稱為“阿吾僰”話的貴州本土白族語言。這種“話”至少在宋末,便已在環貴陽區域、烏蒙山地、珠江上游及黃果樹瀑布周邊出現、生長和局部通用,并斷續存在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其實我只是提及。
也只能是提及。雅迪博士的聯系,讓我再次對以前對于它的不在意感到歉疚。雅迪之前,也是同樣原因,在2015 年,有位欲了解“龍家語”的葡萄牙青年學者亦找過我——他當年應該是在北京留學。那次他到貴陽,我突然有點想法,晚餐時給他約了幾位苗族、水族、侗族的朋友,他們屬于并代表黔地世居民族,能說本民族語言。但貴陽的飯局總是醬香縈繞,他沒來得及聽講就早早酒暈了。
記得與他說到費爾南多·佩索阿,偉大的現代葡語作家,他當然知道, 并說,葡萄牙還將佩索阿頭像印在了紀念鈔票上。佩索阿最著名的詩集名為《使命》,現在想到葡萄牙青年和雅迪,他們亦各有“使命”,方向大同小異。我書里提到的錄音者之一趙國明當時已年過古稀,我便先聯系了他的女兒肖麗,葡萄牙青年次日就樂呵呵地自個奔去了烏蒙山。十年后,我又一次輾轉地給雅迪博士提供了同樣的路徑。結果相似,兩位都沒實現心愿。“龍家語”相關資料說是上交了,或說記不得存放于哪兒了,又說可能在縣或省民委。十年后的再次聯系,我才知國明前輩早已仙逝。我又試著繼續幫助聯絡,得知另一位錄音者謝洪秦前輩常隨女兒居于北京,安度晚年。電話里他說,時隔四十多年,實在想不起那個錄音文件的下落了。
當年我撰寫《貴州白族史略》的初衷,含有致敬、紀念和某種本能的追憶。初定書名是《一些字的下落》,后雖未使用,仍請設計者把那些字散放封面,從遠古“僰人”到中古“牂牁諸蠻、龍家”,以及“爨、白蠻、謝蠻、趙蠻、矩州、大理、西南蕃、南京人、七姓民……”,這些字詞的生發流變,意味著一些漸行漸遠的時空及人事物的顯隱,串聯起來也是另一種視角的民族史及地方史。這些先后塵封的名稱或概念有的清淅,有的模糊,有的終究下落不明,無聲消失。
現在,謝永秀,再度被雅迪提起,令我暗暗唏噓,恍若隔世。而這個名字多年來不斷被有心人追尋,也是一種消而不息的緣分。
2
謝永秀生于1899 年。這一年,中國甚或世界關于語言文字最重要的事件是甲骨文的發現,它的面世偶然又必然。也是在這一年,博爾赫斯、納博科夫、海明威、川端康成、老舍、聞一多等以語言為器的著名人物出生在了不同的地點。謝永秀出生的地點,很小,是一個至今仍偏狹的山地區間,清晚期它歸屬于“悅服里”,后屬于貴州省畢節專區大方縣坡腳區長沖公社長豐大隊老屋基生產隊,現名為鼎新鄉。
謝永秀的婚姻依照著貴州白族婚俗或慣例,從一個滿是謝姓的村寨,嫁到另一個滿是趙姓的村寨。反之,滿是趙姓的村寨里的適齡女子,通常也會嫁入另一個滿是謝姓的環境里。這種聯姻方式,算起來至少已沿用七百余載。趙與謝,其實是族外明姓、共姓。這種生命與生活的挪移距離從五里十里到百里上下,謝永秀生命軌跡便大體是這樣,局限于自在于磅礴烏蒙的云里霧里,年復一年,自然且正常。
但,因為承繼并諳熟一種語言,她在特別的時間幽徑中相對地得到了挽留和呈現。
在謝永秀的中青年時代的生活環境里,能聽能講“龍家話”的白族民眾不少,她的兩位兄長也能運用這種語言,但她的詞匯量、創造與運用能力顯然更豐富和更有集成度。這種被稱為“龍家話”的族內語言曾經口耳相傳、代代延續。據調查,至少在七個世紀里,黔中清鎮、黔西、長順、安順、平壩、普定、織金和黔西北納雍、畢節、威寧、赫章、大方、水城等各縣白族小區都有過不同程度內部使用和知曉“龍家話”的情況。
漢典和漢族群眾稱謝永秀們為“龍家”,原因不明,布依族群眾稱謝永秀們為“布龍”,貴州最早的原住民仡佬族則稱其為“布外”,此外還有“阿吾僰”“阿則鋪”之類的稱謂。謝永秀對自己所屬“民族” 的自稱是“松尼濮”或“梭尼僰”,類似由同聲母及其組合的復韻母延展而出的濮、僰、堡、鋪、波、畢、白,可以理解為同音同義。
有自稱與他稱,也就表明有與眾不同之處。“家”則指部落或家族宗族基礎上的“種類”,其成立,通常與地理、人口及活動力等指標相關。歷史上,云貴高原眾族共生多家同在,在貴州,“龍家”之外,另尚有苗家、土家、西家、夭家、童家、繞家、革家、蔡家、宋家等。各人們共同體或同種異名或異族同名,因史地原因而明滅相間,錯綜復雜,后經學術考察,我們得知這些見諸地方史志、鄉邦文獻的“家”各有歸屬,如東家之畬族,仲家之布依族,龍家之白族,繞家之瑤族。
作為貴州白族主源之一的“龍家”官稱早先出現于《元史》,在貴州中西部區域近百種史志里頻見,并因頭飾、服飾或生業類型等差異以及棲居地理的不同,出現如馬鐙龍家、狗耳龍家、白龍家、大頭龍家等具體細分。清末至民國時期,“龍家”又伴稱為“南京人”,后者主要見于家譜、碑銘及民間口轉。古代貴州中西部相關人群曾以“龍家”泛稱概之,也說明一定史地區域內人們共同體的某種共性,說明非單一民族群的“龍家”體量的龐雜以及相應的影響力。而語言,對于群體存在通常起著重要的紐帶、認同與凝聚作用。
但“龍家”人使用的是什么語言,與其他語言是什么關系?文獻的欠缺讓類似問題難辨難解。在與雅迪的聯絡里,我樂于幫助,也很希望她能達到心愿,可潛意識里我又知道這是幾乎不可能有結果的事。現有條件要完好保存視聽文件仍然難度,更不要說四十多年前的磁帶質量能否扛得過時間的檢驗了。
一種可能的失望是,原始聲音材料永遠找不到了;另一種是,找到了卻無用無效,還是相當于沒找到。換言之,如今再無人知曉謝永秀當時說的是什么了。想想,我曾離它很近卻沒重視,其名的消失感讓我覺得很是遺憾。
3
遠道而至的北京訪客傾聽過謝永秀的聲音。那種我未及深知也不能再有聽聞機會的素樸音響,它曾在黔山貴水間持續著微弱而獨特的紋理,自然起伏。
1949 年 11 月 15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貴陽,這天被定為貴州“解放日”。此后全黔各地舊政權先后易幟。次年,中共中央向全國民族地區分西北、中南、西南三路派遣訪問團。隊伍包括文博考古、人類學、音樂舞蹈、電影、攝影、醫療、農業及動植物等各行業人員。訪問團總團副團長及貴州地區負責人是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他那時 41 歲,是初次入黔。
訪問團8 月到達貴陽,工作持續了半年多。12 月,費孝通一行 30 余人去到大方縣。此地處于遵義、貴陽、安順和畢節四區之間,高踞黔西北,遠扼滇東北和川南,清代曾兩度在此設府,湖廣江南移民聚焦,民族群體眾多,是個中心式人文地理大碼頭。其時貴州交通還很不發達,崇山深箐,鳥道蠶叢。1508 年,到貴陽赴任的王陽明經黔東黃平飛云崖,寫道:“天下之山,萃于云貴,連亙萬里,際天無極,行李之往來,日攀援上下于窮巖絕壑之間。”過黔南福泉七盤嶺,他又寫道:“鳥道縈紆下七盤,古藤蒼木峽聲寒。”林則徐宦游時,亦曾有詩云:“萬笏尖中路漸成,遠看如削近還平。不知身與諸天接,卻訝云從下界生。”相較而言,黔西北及大方縣更是可謂行路難,崎嶇坎坷的喀斯特地貌蜿蜒得尤為明顯。
訪問團很能吃苦耐勞。他們跋山涉水,由軍隊陪護,隨行馬匹馱著食品、藥品、布匹及圖書等物品,抬運著放電影用的發電機,走村串寨,要走訪、座談、慰問和舉行文藝演出聯歡,要放電影—— 當時當地的群眾對電影這種東西最感興趣。
訪問團可以說既是政工干部,又是科技和文藝工作者,還有人文社科等方面的考察任務。
謝永秀竟然就成了訪問對象。那是1951 年初。不知為何,詳情難知,反正,她就是被注意并被找出來了。也許她相當于文化人,能言善講,還能唱,遠近聞名。那時她已年過半百,仍被接連請去三天,要做的事就是用“龍家話” 講述、演唱,內容包括日常用語,吟唱祭祀歌曲如先祖溯源的開路詞,以及尋藥詞、開荒或耕作的燒草詞、反映婦女情況的“苦情歌”、談情說愛的“盤歌”等。為此,她獲得了三元錢報酬。后來她用這筆費用購置了一個算盤,也算是紀念。
那時的訪問尚處于基礎階段,科技條件尚不具備讓人類學影像資料或原生態人文影像資源以最佳方式采集和存留,但類似的田野考察也因簡樸而更本原和真實。
謝永秀的話語很有意思!一位山間農婦在敘述,一群北京學者在傾聽,其過程與結果,對一個人們共同體的歷史存在、主體身份呈現與建構,具有非常寶貴的實證性意義。謝永秀的“龍家話”,對于一個民族的學術認定也起到了實質上的“活化石”般的參考作用。謝永秀或許并不知道,她的“話”有什么重要,或是否屬于“瀕危語言”,甚至,當時的她也并不知自己算是什么“人”,但某種與周邊群體和兄弟民族有所不同的自我意識即民族意識自然是有的。當時她的身份既稱“龍家子”, 也謂“南京人”,她本人則自稱“松尼濮”或“梭尼僰”。
4
黔地調研的經歷,讓對鄉土中國有著非凡經驗的費孝通感受頗深頗多。他對人口較少民族的生存問題極為關注,在當時題為《兄弟民族在貴州》的報告里,他將零星散落于貴州中西部的“南京人(龍家)”等幾個群體稱為“少數中的少數”,“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如果不加以照顧和幫助, 他們會走上由衰而亡的道路”。
按清道光《大定府志》載,含今水城、織金、黔西、威寧、七星關和大方等區縣的該府境內有“苗蠻”11種,計有“龍家寨、儂民大寨”64 處, 清末及民國時期,該區域內的“龍家”顯然已呈零星點狀棲居狀態。至 2000 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大方縣白族人口亦僅三萬余。
少數,不等于可以被忽略。可見,費孝通們對“少數”的認識與關注, 對類似語言孤島的敏感捕捉與學術重視何其重要,更可見其時謝永秀的發聲何其重要。
1954 年,費孝通再次帶隊對貴州西部的“南京人(龍家)、蔡家、盧人” 等小型人們共同體進行了調查。
從20世紀50 年代到 80 年代,太多的發生與結束,太多的故事與消失,太多的空白與覆蓋。我有些好奇謝永秀在那幾十年里的生活狀態,但終是無法想像。多年來,我多次想過但卻一直未能前往她此生的棲居地。
而她又一次開講,與省里的語言學者們面對面時,已是1982 年,其時她已 83 歲,已經失明,但言語在心,記性尚好。這一次,她進出有孫女奉陪。也就是這一次,學者們對她的“龍家話”進行了錄音。
錄音!我繼續幫雅迪博士聯系尋人。依然遺憾。各位當事前輩均已離世。時間讓很多原本重要的事物,就這樣無法重要,歸于未果了。謝永秀當時說的什么,又是怎么說的,終究是,不可得知。
看往昔,“謝永秀”顯然不只是一個人。上世紀 80 年代,在黔中安順(今西秀區)、普定、平壩等市縣,仍有多位老人尚能使用“龍家話”。幾份舊時調研報告亦曾載,安順蔡官屯的討兌寨、各什、平寨,普定縣講義寨的謝趙氏、趙高氏、趙喜安、趙啟明等老人能講“龍家話”的日常用語。一詞一句,都薪火般體現著蘊藏著久遠的時光印痕。但總體看,它基本是在熄滅,而謝永秀則更像是一個孤獨的存在。2004 年,云南大理學院段伶、張杏蓮一行去到貴州畢節文閣鄉,此地時有白族 1400 余人,據說有兩位能講“阿吾僰語”(即“龍家話”),到達后才知一位已逝,另一位80歲的女老人錢(謝)祖芬說以前常用,但已經有五十多年沒講這個話了。段教授一行又去到謝永秀的家鄉,謝永秀那時已辭世,但遇到了其侄子,這位名叫趙德富的白族老人時年 81 歲,還有些許“龍家話”記憶,但已語焉不詳。當雅迪再到謝永秀家鄉時,趙德富老人也已去世了。
語言是歷史與文化的載體,也見證著人類精神生態、自然空間與社會環境的變遷,無論大小,其多樣性、存古性本身也是一種不可替代的時間性遺產,承載著不可磨滅的記憶。我很理解雅迪的初衷與“使命”。
費孝通1954 年第二次到貴州西部考察時,作為“少數中的少數”的“龍家”仍是他關注的主要對象之一。由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編印的《畢節專區“龍家”初步調查報告》中,提到:“龍家有獨立的語言。這個語言,和昔日蔡家語、盧人語,是同一個語言中的一個方言。”而關于 1982 年貴州民研所的調研,中科院著名語言學家王輔世認為,“龍家” 是貴州的一個土著民族,有自己獨立的語言,“我認為龍家語的語音、詞匯和語法足夠證明它是一種獨立的語言,可以作為一種獨立的少數民族語言”。
5
謝永秀及“龍家”與雅迪確乎是有緣份的。2020 年,雅迪在法國購得有關“儂家苗”男女的老圖片,圖片上印有“二我相館”字樣。清末光緒年間,粵籍董姓青年在黔中安順城里開設了“二我相館”,相館大約存至 1913 年。董姓青年拍下了那一時期貴陽及安順周邊少數民族的影像。1925 年,巴黎外方傳教會出版了《中國·貴州·貴陽(1846-1925)》攝影明信片三冊,其中含董姓青年拍攝的36 幅照片。
這張“儂家苗”相片曾發表于 1928 年的滬上報紙《上海漫畫》,說明文字為“右圖為我國滇南苗民之一種,屬安順縣附近一帶,名儂家苗”。稱“滇南”有誤,民國 17 年的安順縣屬貴州,轄 9 區約 650 寨。1940 年代,人類學家、中國苗學奠基人楊漢先曾在其民族學經典文獻《黔西苗族調查》中有載:“吾人此次調查安順附近之儂家……安順外北龍家,皆趙、謝二姓,……據安順北門外討兌寨一帶之儂家應作龍家。……后人不查,目為儂家者,殊屬大誤。茲承(討兌寨)謝世珍團長相告,特為載之,使數十百年來安順外北儂家之迷自此釋疑。”
“儂家”后綴“苗”字的情況,是歷史時期域外之人和官方對黔地邊緣性非漢群體的廣義指謂,類似關于黔地民族的泛稱除苗之外,又常概指為蠻或夷。如貴州最早官修省級方志明弘治《貴州圖經新志》曾載“安順州,州民皆龍家夷類”,多姓“趙、謝”。1941 年,中國體質人類學主要創始人和奠基人吳定良等帶領的“貴州苗夷體質與文化之調查隊”對黔中織金、平壩、安順、普定等地村寨的調研中,也包括了“龍家”群體的材料。
有一年,雅迪回到貴陽,在街上的舊書報攤竟然遇到了一冊手刻油印本《語言調查大綱》,竟然就是貴州省民研所學者張濟民、李玨偉1982 年對謝永秀的調查記錄。兩位專家已經去世,記錄也不知怎么就流落出來了。謝永秀的言說與腔調,通過國際音標的記錄,算是獲得了另一種方式的轉存,這似乎也是不幸中的幸運。這種邂逅實在頗為奇異。
張濟民生于1927 年,中央民族學院首批學生,語言專業。他對“龍家話”的 研究很深入。他認為這至少是在明清時期曾普遍使用的一種相對獨立的小語種,與“蔡家語”為近親,可命名為“蔡龍語支”。雅迪在初步梳理研究中亦認為, “龍家語、蔡家語和盧人語是同一語支”,因史地的特殊性,“龍家話”孤島式地保留了原始漢語里非常古老的一些發音和詞匯,但在現代漢語里已經消失,由此,它可以旁證古漢語的復雜演變,并對東亞大陸漢語史研究異常重要。同時從語言學來說,亦可表明這幾個群體是很古老的本土人群。
如今,這幾種親屬性小語言從瀕危到滅絕,已然不存。時間讓很多原本重要的事物,就這樣無法重要了。或許,萬事萬物終歸要消失,又以此重生,無非是速度不一。
在謝永秀出生一百年后,199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了“國際母語日”,旨在尊重、包容和促進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以及多語種化。據載,截至 2013年,全球僅有 6000 多種語言,80%的人口使用的是其中主要的 83 種語言,余下的語言里有 2500 種屬于瀕危,其中大多數沒有任何文字記載。據英國《衛報》統計,全球每年有約 80 種語言消失。在中國,亦有數十種語言處于瀕危狀態,主要分布在中南、西南、陜晉黃河中游區和東北。全國正在使用的 120 余種少數民族語言里,使用人口 1 萬人以下的約占半數,1000 人以下的有 20 余種,瀕臨消亡。
滅絕,通常與人相關。地球上后期自然物種的演化、變化和消亡,人類社會特產之一的語言的興衰、不可再生和終結,原因主要在人。“人”,在此也還有另一層意思,正如“謝永秀”的去世,意味著黔中白族歷史語言之“龍家話”的滅絕。一個人、一種人、一群人、一代人的不在,有時竟然也就相當于永遠帶走,相當于某種歷史、文化、傳統的消亡。雅迪卻還在努力著。她應邀去巴黎做貴州“龍家話”學術講座,她編的《德國和捷克藏貴州“苗圖”》作為“海外藏中國民俗文化珍稀文獻”叢書之一已在陜西出版,為中國“苗圖”研究填補了空白。這個春天里她也去到了大方縣,并到墳地祭奠了謝永秀。當然,現在到大方的交通已有高鐵、高速公路等多種選擇。謝永秀的重孫女給雅迪提供了一張老人晚年的黑白相片,很模糊,卻又透露著某種跨越時間的真實與真相感。近期,雅迪與人合作的《黔地遺音:盧人語言的重新發現》英文論文發表,文章論及了龍家與盧人在語言上的密切聯系。
雅迪是“90后”,從貴陽到廣州再去遠方,繼續深造。微信語音里,她的貴陽話仍然地道夠味,糯性磁感還柔和。她寫作多用英語,平時則用德語,這讓我曾覺得不可思議,日常生活使用外語該是多么不盡人意和麻煩磕絆?或許,說夢話時會是方言?
我想,以后,她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可能會在遠方的語境里逐漸不說或不會使用貴陽話吧?就像因歷史因素從黔滇遷入東南亞再遷入美洲的三十余萬苗族,隨著時針的轉動,其后裔漸與苗語沒了關系。
但這卻也像是一種合理。如此一想,關于“龍家語”,關于“謝永秀”們,我似乎略微釋然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