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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學》2026年第5期|寧不遠:在紐約,一個男孩給自己取名叫達里厄斯
來源:《上海文學》2026年第5期 | 寧不遠  2026年05月26日08:15

1

二〇二四年秋天,我得到一個機會:一份全額資助,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一年訪問學者。事情發生得很快,從提交申請到收到Offer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也完全不在我原本的人生規劃里。

我是在一個平常的深夜收到確認郵件的。那天孩子們剛剛睡下,我整個身體蜷縮在客廳沙發里,像任何一個為工作和家庭瑣事操勞了一天之后的媽媽,疲乏,卻舍不得睡去。屋外下著怎么也下不完的雨,郵件提醒的叮咚聲把我從一種混沌的狀態抽離出來。我打開手機,把郵件快速掃了一遍,又從頭認真再讀一遍。理性還沒來得及組織語言,身體已經先有了反應:心跳加快,手心微微出汗,一種久違的、魯莽的沖動在體內蔓延。

沒有猶豫,我快速回復了郵件。去。

自從十八歲離開家鄉到成都上大學,我的人生就被固定在這座城市里。讀書、工作、辭職,再工作;戀愛、分手,又重新開始;在成都結婚,在成都生孩子,一共三個。成都像一塊面積不算太大、卻足夠厚重的地面,我在上面站了二十多年,從來沒有真正離開它超過一年。

這一次不一樣。我想離開成都,離開孩子,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進入另一套語言、秩序和日常之中。對一個已經習慣了,也多少厭倦了穩定生活的人來說,這更像是一場遲到的冒險。這冒險不年輕,也不輕盈,只是帶著說不清楚的誘惑,一種不合時宜的東西。

最初,我下定決心一個孩子也不帶。我用力戰勝自己身為母親的羞愧,幻想一種徹底“一個人”的生活:沒有接送、沒有牽掛、沒有在我投入寫作時出現的吵鬧和敲門聲,沒有任何人把我拉回現實。但事情最終沒有按照我的設想發展。

結果是,三個孩子輪流來到紐約陪我。

孩子,好吧,一個孩子。我可以帶一個孩子,在完全陌生的異國他鄉,也只有力氣和條件帶一個孩子。一個孩子足夠給我在紐約的生活增加重量感。書包、外套、早餐、放學時間,這些具體而瑣碎的東西,像重力一樣,把我牢牢拽在陌生的地面上。我也隱約知道,如果真的一個人待在紐約,我可能會在那種突如其來的自由和失重中,滑向某個并不好的地方。對完全失控的生活,我不能說沒有恐懼。一種生活過久了,迎來全然的變化是需要很大決心的,就像牢房的門打開了,我不確定自己是否有勇氣往外走。

紐約的生活是漂浮的。我一方面為“離開”本身感到興奮,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擔這種漂浮帶來的不安。無論哪一個孩子在我身邊,我都會想念另外兩個仍然留在成都的孩子。

這種想念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反復在心里制造空缺。兩個孩子不在身邊的日子里,我沒有哪一天被填滿過。我早就應該知道,幻想的生活與真的去生活之間隔著千山萬水,我想念孩子們,同時對不能戰勝這樣的情緒懷著深深的挫敗感。

我所有的挫敗來自于:我愛的人和我想要的生活不會同時出現。

紐約很美。哥倫比亞大學的秋天尤其如此。校園里到處是古老的建筑、正在變黃或變紅的樹葉,還有看起來前途無量的年輕人。可是,這些美跟我究竟有什么關系呢?

黃昏的時候,從公寓的窗口望著教堂的尖頂,看太陽緩慢移動,勾勒出不停歇的變換。等窗上灑滿月光了,我愿意關著燈坐下來,沉默一會兒。我摸著還有余溫的水杯,把身體縮進沙發里,會突然很驚訝地想到,我現在是在紐約。

紐約的美是現實中清晰的美,但這個現實,不是為我而設的現實。

當我醒著的時候,我的兩個孩子正在地球另一端熟睡;而當我睡著,他們又醒來了。僅僅是這一點,就足以讓我感到一種無法承受的空茫,無處消解的悲傷。

一個人到底可以在哪種程度上扔下過去重新開始,改變城市就能改變生活?換一個空間就可以只為美好事物留有余地,就可以輕裝上陣,就可以使每時每刻的生活變得充滿意義嗎?

我對孩子無盡的思念一次又一次把我拉回現實:生活不是戲劇里的這一小節到下一小節,生活是河流。河流有來處也有去處,河水并不總是清澈,即使看起來清澈,也一定裹挾著泥沙。在被孩子拖住的那一刻,我感到疲憊,同時也松了一口氣。

就在那些日子里,在被具體而細碎的思念反復纏繞,又用力尋找出口的時間里,我遇見了一個叫達里厄斯的小男孩。達里厄斯,紐約市哈萊姆區128街某某小學的籃球高手,頂著一頭黑色的、爆炸的卷發。

今天,我想把他寫下來。

2

在達里厄斯出場之前,我要先寫寫哈萊姆。關于哈萊姆,即使你沒有在紐約生活過,也肯定多少對它有所耳聞。這個名字常常與危險、暴力、貧窮一同出現,像一塊被反復提及卻從未被真正理解的區域。它曾是黑人文化最輝煌的舞臺,也曾在城市衰敗的年代被迅速放棄;它被神話過,也被污名化過。來到這里之前,我對哈萊姆的認識,很大一部分來自詹姆斯·鮑德溫的小說:狹窄的街道,擁擠的樓房,孩子們在破舊的人行道上奔跑尖叫,把唾沫吐到空中,笑聲哭聲里都有一種頑強的生命力。

哥倫比亞大學正好位于哈萊姆區的邊緣。我在去往紐約前一周就通過網絡租下了哥大校門口附近的公寓。從地圖上看,這間公寓與哈萊姆之間,只隔著晨邊公園的一片綠地。這片綠地像一道被反復強調的分界線。一位長期生活在紐約的朋友跟我說,沒事別往晨邊公園對面走。朋友原話:“對面是哈萊姆,連鴿子都要組隊才敢落地。”

我不死心,問他:公園可以去的吧,公園還算上西區吧?

公園啊,朋友回答說,公園里幾年前發生過一起命案,受害者是個亞裔女孩。當然了,朋友補充說,命案屬于是極小概率事件,但你知道,概率只要不是零,對吧?

不管如何,我在某個大白天橫穿了晨邊公園,到達中央公園邊沿的地鐵口。那個地鐵口嚴格來說仍然屬于上西區,上西區的邊緣,不在哈萊姆。

我本可以不穿過公園,直接從公園邊上的大馬路走到地鐵口,可那些天陽光太亮了,光線透過刺槐和梧桐,在草地上閃動。我想象著走在里面有多好,好到就像我可以一邊走一邊回到中國。這么一想,身體就跟著感覺走向了公園的小路。

感覺確實很好,某些時刻仿佛走在中國北方的森林里。九月,空氣是干燥的,風是柔和的。一些墨西哥人三五成群聚集在空曠的地方,玩一種很像麻將的東西(走近看了,確定不是麻將)。遠處有人在跑步,小孩子們也在樹蔭里跑來跑去。公園的中心位置是一方池塘,里面有很多魚和烏龜,有個中年男人拿著一袋面包坐在池塘邊,將面包捏碎了扔進水里喂烏龜。他身邊有兩個小女孩在盯著那些魚和烏龜。在紐約這座喧囂又忙碌的城市里,他們似乎活在了時間的外面。

沒忍住,我拐彎往公園深處走,在靠近哈萊姆區的位置發現了四個露天球場。這簡直太好了,女兒小練再也不用坐車去很遠的地方打球了。她可以每天放學后先來公園打一會兒球再回家。當然,是白天,并且我要陪她一起。

哈萊姆就在距離我五米遠的街對面,鴿子們在兩個區飛來飛去,它們有的組隊,有的也沒有組隊。

3

小練把這種露天球場稱為野球場,不用繳費,來打球的人合適了就湊一塊兒組隊打比賽,人少打半場,人多就全場。她一直在尋找野球場,沒想到家門口就有。

第一天我們趕到球場的時候,位于角落的那個場地有三個小男孩在玩,小練加入了他們。就這樣,我們認識了那個自稱叫達里厄斯的男孩。

達里厄斯在三個男孩里個子最小,最瘦也最黑,八九歲的樣子,頭發爆炸,又黑又多又卷。他一個人來這里打球(另外兩個小孩有家長陪著)。雖然個子小,但達里厄斯球技好,跑跳靈活,泥鰍一樣。他與小練組成一隊,配合默契,不斷投籃成功,在比分上將對方拋得很遠。每贏得一次球,他就大叫一聲夸張地笑起來,露出白得晃眼睛的上牙和下牙。

比賽進行了大約半小時,達里厄斯要求休息一會兒,他向我跑過來。

他一邊跑一邊喊,媽媽。我瞬間僵住,往自己周圍快速掃視了一遍,確認我這個方向真的只有我一個人,同時聽到他又喊了一聲,媽媽。

怎么說呢,我,一個來美國不久的亞洲女人,面對一個沖自己叫媽媽的黑人小男孩,不知道應該如何反應。這也是第一次有一個陌生的孩子叫我媽媽,差不多在幾秒鐘之內我內心涌起了復雜的反應,有點眩暈,像心口被輕輕敲了一下。我甚至想到,他看起來比我遠在成都的小兒子大個兩三歲。

他確實是沖著我來的,到我面前了,他又喊了一聲,媽媽,你是她的媽媽對吧?他指著還在球場上的小練問我。我從剛才的震驚和困惑中放松下來,說,是的是的。他又說,媽媽,我能喝一口你的水嗎?

我手里拿著水壺,是小練的水壺。我想跟他說,如果你可以把水壺舉起來,從空中往下倒進你的嘴巴里,只要嘴唇不接觸水杯,我想小練是會同意的。但我剛說出“如果”并努力組織英語單詞的時候,他喊起來:I know,waterfall.(我知道,瀑布。)

驚訝于他反應和用詞如此準確生動,我一邊愉快地把水壺給他一邊說,很高興認識你。

在他用“瀑布”的方式喝完水之后,他完全掌握了我們之間對話的主動權,就像一條小河,靈動而自信地接過了我們之間的交流節奏。他首先向我夸贊了小練的球技,然后說我是個好媽媽,那語氣像一個在家長會上發表看法的成年人。在他返回球場之前,他伸出臟兮兮的手握了我的手。他說,媽媽,很高興認識你,你可以叫我達里厄斯。擔心我記不住,在往球場跑的時候,他將達里厄斯的六個字母像唱歌一樣嘣出來:D-a-r-i-u-s。

達里厄斯十幾分鐘后又走到我這里來喝“瀑布”,我隨口問他,你家住哪兒?他一個縱身跳起來,抬起胳膊往哈萊姆區的方向用力一指,然后告訴我,他住128街。他說得理直氣壯,好像自己就代表了整條街。128街,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詹姆斯·鮑德溫也曾經住在128街。

我把思緒收回來,又聽見達里厄斯說,他的學校(名字我沒聽清)也在128街,他是他們學校籃球隊隊員,他們球隊上個賽季全紐約排名第一。然后他問我,你女兒叫什么名字?我說,你可以叫她“練”。

達里厄斯第三次跑向我,這一次沒說要喝“瀑布”,他像想起什么要緊事必須馬上解決那樣跑過來。他告訴我,練的球技比他認識的所有女生都好。他應該是在球場上反復練習并記往了“練”這個發音,他說,Li—An,像是在叫我喜歡的導演李安。他又轉身對著小練高喊,Li-An,我跟你媽媽說,你是最棒的,你聽見了嗎?

小練很快活,奔跑著回答,聽見啦,達里厄斯。

不久,對方兩個男生的家長先后把他們的孩子帶走了,球場上只剩下小練和達里厄斯。我看時間也差不多了,正準備叫小練也離開,遠處一個洪亮的男聲像是從地底冒出:Tiga——

達里厄斯聽到“Tiga”的反應,就像是被按下了某個開關鍵,一下子就變了狀態。他朝那個地方大吼,我說了我會自己回家的!語氣像是在擋住誰靠近他。那個方向又傳來兩聲“Tiga”,他整個人像被點燃了一樣沖了出去,一邊跑還一邊回頭對我們喊,我真的叫達里厄斯。幾乎是憤怒的語氣。

達里厄斯,那聲音在空蕩的球場上空飄了一會兒。

4

達里厄斯真可愛呀,回公寓的路上小練跟我說。我說我也很喜歡他,而且重要的是,你現在有一個很棒的球友了。小練說,但是我們還能碰上他嗎,剛才離開的時候都沒有問他有沒有手機,或者他父母的電話號碼也行。對啊,我說,如果有電話,下次去打球可以互相通知一聲。

話說到這里就停住了。在紐約這個人來人往的城市里,沒有留下聯系方式,其實就等于什么也沒有留下。球場、時間、天氣,任何一個變量變了,這個人就可能不再出現。

之后的那兩天,我時不時想起達里厄斯,并不是刻意地想起,而是在一些無關緊要的時候,他會突然冒出來。去圖書館的路上,在導師辦公室等待時,做飯的空隙,都會時不時想起在達里厄斯沖著我喊媽媽的時候,我內心涌動起的那種,如今想來,既親近又陌生的情緒。

就這樣,我和小練再去打球都附帶了一個特殊的、小小的期待:今天要是能遇到達里厄斯就好了。每次踏入球場,我們都會不約而同環顧四周,然后眼神交流,不用說什么,我們彼此搖搖頭,意思是今天怎么還是沒遇到達里厄斯。

我們總遇不上達里厄斯,甚至有兩次我們都碰見了三個男孩中的另外一個,我問那個男孩,你還記得達里厄斯嗎?你還遇到過他嗎?那個男孩直搖頭,我不確定他搖頭的意思是他不認識達里厄斯,還是他認識,但最近沒碰到。那么就是這樣了,在紐約,一個陌生的孩子從你的生活里消失,不需要任何告別。

秋天就快結束了。

5

我們再一次見到達里厄斯,已經是一個半月之后。

前兩天,紐約迎來了第一場雪,街道上殘留著沒化掉的雪堆,地鐵附近開始冒熱氣,天氣預報說,再過兩天還會降溫。

打球的人在這些天變得越來越少,還是那個角落里的野球場,達里厄斯頂著爆炸頭在球場上奔跑,仍然是半場,仍然是三個孩子,小練加入正好湊成兩隊。

小練上場了,她伸出一只手跑向達里厄斯,達里厄斯面無表情,只是將一只手攤開等待小練的手,也不看一眼小練。這個樣子既像是把小練當作無需特意打招呼的老朋友,又像是根本不認識——僅僅因為都在打球,所以禮節性地回應。小練回頭看了我一眼,一開始準備好的笑容也收起來了。

我想,也許在西方人眼里,亞洲人都長得差不多,所以達里厄斯不認為小練是他半個月前認識的中國女孩?不過我更希望這是達里厄斯待物的方式:見到喜歡的人,會假裝一切都很平常。

這一次,達里厄斯有個中年男人陪著。中年男人坐在球場邊的長凳上,他個子高大,胖,身上帶著某種長期體力勞動帶來的沉重氣息。他一張口,就毫不猶豫地沖著球場喊出了“Tiga”。他喊,Tiga,你是不是又忘記了我跟你說的?

場上的達里厄斯沒有任何反應,繼續運球、投籃,動作愈發利落。

過一會兒中年男人又喊起來,Tiga,別低頭跑,眼睛看前方。達里厄斯面無表情,像是有一股暗流在推著他,一種憤怒的氣息。

中年男人似乎對達里厄斯的情緒毫無知覺,而他自己的樣子,說不上開心或者不開心,只是出于一種慣性關注著場上的孩子。

我主動跟中年男人打招呼,我指了指場上的達里厄斯說,你好呀,爸爸,你是他爸爸對吧?說完覺得有點好笑,我這種方式和達里厄斯第一次跟我說話是一樣的,他叫我媽媽,而我直接稱呼他爸爸為“爸爸”。

中年男人盯了我一眼,又迅速將目光轉回到球場上。“不不不,我是他舅舅。”他回答得非常快速,帶著某種口音,但我聽不出是哪里的口音,而達里厄斯講標準的美式英語。他將身體往長椅的左邊挪動了一下,我明白他是在歡迎我坐下。

我坐下后他問我,你是日本人、中國人還是韓國人?他還是不看我,但我能感覺到他在觀察我,對我有好奇心。這一帶亞洲人來得不多,帶一個女孩子來打籃球的亞洲媽媽就更少了。我說我是中國人。他馬上將身體轉向我這邊,雖然眼神仍然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他說,我喜歡中國,很多年前我在圣地亞哥認識一個中國醫生,他給我講過一個了不起的醫生的故事,名字我忘記了,那個醫生走了很多地方,找到很多可以治病的植物。

我說,是不是李時珍?他驚叫了一聲說,是的,原來你也認識他。我笑起來,氣氛變得放松些。我想,再說幾句話我就可以問他要電話了。我問他,那么你們是從哪里來的呢?

128街。他這么回答,同時將頭往128街的方向歪了一下。但我其實想問他的國籍。在紐約,你幾乎可以問任何一個人這個問題,我自己也經常被迫回答這個問題。我一般是這么回答的:我來自中國,我居住的城市叫成都,你可能沒聽說過,但你知道熊貓吧?熊貓來自我們那兒。

他回答“128街”的時候不像達里厄斯那么響亮干脆,而是一種漫不經心的語調。我一時不知道應該如何進行這場談話。正當我在努力搜尋話題并且默默復習英語單詞的時候,突然他問我,你是干什么的?

我指了指哥大的方向說,我在那所學校做研究。他又驚呼了一聲,跟剛才聽到我說李時珍時的反應差不多。然后他指著球場上的小練說,她是你女兒吧?你是個好媽媽。我實在忍不住又笑起來,我說,達里厄斯也說過同樣的話。

達里厄斯?他重復這個稱呼。接著他說,他叫Tiga,達里厄斯是他自己取的名字,你知道那個叫達里厄斯的紐約人吧?NBA球星,好吧,達里厄斯。

接著他又講了很多話,他的語速越來越快,快到我幾乎聽不懂了,而他自己好像也不在乎我有沒有聽懂。過了一會兒,他接了個電話,他對著電話里好像在提起我,我聽到一些單詞,中國人,妻子,李時珍,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朝我笑。我有一點不舒服,但又覺得這樣的不舒服沒有必要,不管他說了什么,他沒有任何惡意。

放下電話,他突然提高音量沖著場上大喊,達里厄斯,達里厄斯,繼續。說完他大笑,一種帶著愛意的嘲笑。場上的達里厄斯正在三步上籃,但是籃球砸在了籃板上,“哐當”一聲巨響。投籃失敗的達里厄斯嘴里罵了句什么,往距離我們最遠的那個球場跑去了。

中年男人站起來,咕噥了一句臟話,沖著達里厄斯大吼:Tiga,你跑哪兒去,給我回來。

他的聲音又沉又啞,帶著一團火在空氣里炸開。他手臂大幅度揮舞,像是場上每個動作都得經過他的批準。周圍幾個家長和孩子都看了他一眼,又迅速低頭假裝什么都沒聽見。

奔跑中的達里厄斯突然爆發了。但他的怒火并沒有朝向球場外的聲音,而是轉身沖著剛才阻止他投籃的一個墨西哥男孩,他一拳打在了對方手臂上。兩個男孩瞬間扭成一團。

墨西哥男孩的媽媽尖叫著從遠處跑過來沖向球場,中年男人也沖了上去。一些人圍攏過去,一些人從遠處走過來。從我這里看過去,只看見人堆,傳過來的聲音還是那個媽媽帶著憤怒的尖叫,以及人堆里混亂的喧囂。

像是一種本能反應,我走過去拉緊小練的手原地站住。大約兩三分鐘后,達里厄斯被中年男人揪著領口走出人堆。墨西哥男孩被他媽媽抱著,捂著半邊腦袋。媽媽在罵罵咧咧,我只聽懂一句:滾回你們的國家。

達里厄斯和中年男人走過我們身邊,走向籃球場對面的哈萊姆區。兩人都低著頭。

但他們沒有遠去。走到路邊一棵刺槐樹下時,達里厄斯突然掙脫男人的手,沖向樹干。他一只手死命抱住樹干,另一只手抓起一把樹根處的泥土往自己嘴里灌。準確地說他送進嘴里的不是泥土,而是樹葉、泥土和垃圾的混合物。此刻的達里厄斯像一只兇狠的豹子,他瞪圓雙眼,白眼仁白得耀眼。他的那張臉,除了白眼仁,就只看見他塞滿了泥土混合物的胡亂咀嚼的嘴巴。那些混合物不僅放進了他的嘴巴,也殘留了不少在他烏黑的爆炸頭上、他的深灰色外套上。他一邊咀嚼一邊發出某種像是野獸才能發出的聲音,汗水和淚水也和著那些泥土流入他的嘴里。

男人撲過來企圖拖走達里厄斯。我和小練都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在我們還沒有任何反應時,人群又圍攏過來。有人說,這不是第一次了。還有人說,他媽媽要是在,就怎么怎么。更多人七嘴八舌說著我聽不太懂的英語。

男人終于讓達里厄斯冷靜了下來,或者可以說,是達里厄斯在吃土的過程里自己冷靜了下來。有那么一會兒,男人幾乎就要哭起來,他龐大的身體輕飄飄地,在用力踢了幾次那些被達里厄斯吃過的土之后,他將此刻看起來很虛弱的達里厄斯抱在懷里,低頭走遠了。

128街,我心里莫名重復了幾遍這個數字,同時和在場所有人一樣,目送他們遠去。

在小說《假如比爾街可以作證》里,詹姆斯·鮑德溫寫過一句話,我永遠記得。這句話是書里的角色,一個十八歲的姑娘,去監獄探望她的愛人時在心里說的。她說:我祈盼,任何人,凝望著他們摯愛的任何人時,中間不要隔著一道玻璃。

我感覺達里厄斯和那個男人之間也隔著玻璃。

小練也幾乎要哭起來,她說,媽媽,我們回家吧。說完她拉著我往公寓的方向走。一路上我們只是緊緊地拉著對方的手,沒有說任何話。

6

晚飯前,一直不說話的小練終于開口了,她說,媽媽,我聽見了,球場上那些家長說的話,我聽明白了。他們說,達里厄斯的媽媽回海地了。她停了一下,又說,他們用的是被動語態,達里厄斯的媽媽“被”送回海地了。那個抱走達里厄斯的叔叔就是達里厄斯的爸爸。

英語里的被動語態。

我沒說話。

小練問,海地離紐約遠嗎?

很遠,我說,怎么也有兩三千公里吧。

小練想了想,又說,那總沒有成都到紐約遠吧。

她這么說的時候,我分不清那是一個問題,還是一句帶著判斷的陳述。我也不太清楚她真正想說的是什么,總之我什么話也說不出來。只是似乎有什么東西被她放在我們之間,而我一時接不住。同時我有一種感覺,我們再也不會遇到達里厄斯了。即使再遇見,他也不會在我們面前成為達里厄斯了,他是Tiga,在難過時會吃土的Tiga。達里厄斯只是一個在短暫交匯中存在的名字,一個只屬于當時、當地、當下的孩子。

你愛的人和你愛的生活不會同時出現。這是我和達里厄斯都在面臨的難題。

窗外的天色一點點暗下去,城市的聲音變得低沉而連續。我忽然回想起達里厄斯在說“D-a-r-i-u-s”時候的樣子,他念得那么慢,那么不容質疑,幾乎像是用字母把自己固定在這個世界上。那天的陽光很好,空氣中有振奮人心的清澈,仿佛一切都還沒有被時間和距離磨損。

“D-a-r-i-u-s”,那一串字母像一座小橋,從遙遠的海地,一直延伸到這間公寓的地板上,又穿過房頂,融入紐約夜晚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