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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清廷傳教士筆下的“九子奪嫡”
來源:北京晚報 | 禾刀  2026年05月15日16:18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真事隱》一書作者、清史學者孫立天看來,由清朝官員記錄、雍正審核把關的康熙朝《實錄》充分印證了這一點。然而,雍正百密一疏,或者說根本就沒有想到,那些被他努力排斥抵制的傳教士,用自己的方式和文字,在遙遠的歐洲留下了另一個版本的清史,這便是《北京紀事》。

《北京紀事》的記錄始于1705年12月,終于1712年4月。它之所以直到今天才走進歷史人的視野,據孫立天研究,是因為其中有些部分與羅馬教廷當時的宗教觀點有沖突,所以當年它發回歐洲后就被教廷雪藏了,近年來才被從拉丁文翻譯成英文并出版。此前,孫立天在對《北京紀事》前兩卷進行研究后,推出《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一書,甫一問世,便引起學界高度關注,并成功霸榜歷史類書籍榜單。他最新的《真事隱》一書用到的材料,則主要是《北京紀事》第三卷。

外來的和尚更會念經嗎?

在《康熙的紅票》一書中,孫立天指出,西方傳教士通過向清軍提供“紅衣大炮”擊敗明軍后,取得朝廷信任,自此站穩了腳跟。及至康熙朝,康熙對西方數學特別是幾何學,還有天文學都充滿興趣,南懷仁、湯若望、白晉、張誠等傳教士都曾向康熙講授過相關知識。

為規范傳教士的管理,康熙并沒有將管理權限交給禮部,而是讓內務府來操辦。內務府給傳教士專門頒發了一張印票,有些地方官員甚至都未曾見過,不得不上書詢問印票的真實性。近水樓臺先得月,與康熙的特殊關系,加之長期行走于內廷,結識諸多權貴和太監,為傳教士獲取第一手內幕信息提供了契機。

上面解釋了傳教士獲取信息的渠道,可以佐證他們掌握的很可能是“第一手資料”。那么,傳教士為什么會記錄下來這些信息呢?孫立天對這一問題做了詳細闡釋。

事情還得從羅馬教皇與康熙之間的“矛盾”說起。出于入鄉隨俗,赴清傳教士不得不有一些順應時勢的行為,但教皇對此有不同裁決。為查明真相,教皇派遣使節多羅帶領使團訪清。

那些早年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對教皇的裁決深感不安,預感到使節多羅入京后,會與他們發生爭執。未雨綢繆,在京的三個傳教士決定“記錄下多羅入華后的方方面面,如果以后與教皇使節在一些問題上產生分歧,他們好有憑據”。也就是說,《北京紀事》的記錄初衷并非留下清宮“秘史”,而是記下多羅入京后的日志。這部紀事之所以選擇由紀理安教士來執筆,是因為他有一重特殊身份——公證員,傳教士們發回歐洲的文件,經紀理安公證后,就相當于擁有官方認證。康熙對此并不知情,紀理安書寫用的是拉丁文,無疑又設置了一道閱讀障礙。紀理安的特殊身份,使得他落筆之時沒有同時代清人的各種顧忌,可以做到理想中的“秉筆直書”。

《北京紀事》的信息來源有兩種:一是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二是打聽來的消息。《真事隱》除了引用《北京紀事》內容外,還結合了一些傳教士的書信,對照《清實錄》等史料,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康熙兩立兩廢太子新解

康熙傳位向來是一宗莫衷一是的歷史謎案,也為今天的影視劇作提供了豐富的闡釋版本。

康熙曾兩立兩廢太子。二皇子胤礽在出生滿周歲后就被立為太子,作為父親的康熙時年僅二十,剛入壯年。此前的順治、皇太極、努爾哈赤都沒有立過太子,康熙立太子,風格不同于往輩,不排除受中原文化影響,另一重內因則來自女性。康熙與允礽的生母孝誠仁皇后感情篤深,可以說,胤礽得以被立為太子,很可能是康熙愛屋及烏、集千般寵愛于一身的結果。

1708年,康熙攜諸子前往塞外行獵途中,突然宣布廢黜太子。《清實錄》記載的理由是,“康熙感覺太子晚上從其營帳外的縫隙中窺探自己,讓他感受到了威脅”。但《北京紀事》認為“太子是被陷害的”,矛頭指向了大皇子胤褆。紀理安認為,因為康熙出塞狩獵前并無廢黜太子安排,相反還委以太子重任;再者,皇十八子的死訊上午剛宣布,下午就宣布了廢黜太子,時間顯得特別倉促。不過,紀理安的這一“指控”只是基于他和巴多明等傳教士的私下分析判斷,未見直接證據。

需要說明的是,紀理安、巴多明等傳教士與太子交往甚密,這也可以看成是傳教士未來押寶的方向。反之他們對大皇子缺乏好感,稱“大皇子是一位性格直率,或者說性格粗魯的皇子”。用今天的話說,大皇子缺乏應有的“情商”。紀理安還補充了一個細節,即大皇子曾打死廢太子身邊的一名太監,因此遭到太監群體的公憤,于是康熙身邊的太監作為太監群體領袖,用計扳倒了大皇子。這在《清實錄》中未見記載。

《北京紀事》中認為,康熙對身體健康看得非常重要。孫立天通過分析認為,之后康熙或許真的認定是大皇子用巫術禍害了太子,才使其染病行為異常,因而當“太子的病被治好”,成為他決定復立太子的轉折點。

而康熙二廢太子,不少史料認為是由于“托合齊結黨會飲案”,流行的解釋是這是太子黨的聚合。康熙反對過多飲酒,自己本身極為克制,更何況“太子有病,而且知道瘋痰癥導致的病不能飲酒”,愛之深恨之切,得知太子聚眾飲酒后,作為父親的康熙出于本能嚴加管教。按照紀理安的邏輯,廢太子應是“嚴加管教”的結果。不過,嚴加管教就廢掉太子,這樣的解釋似乎缺乏足夠的分量,作為萬人之上的皇帝,康熙未必不知道此舉對太子是滅頂之災,同時也可能引發新一輪皇子爭儲的明爭暗斗。

雍正的歷史敘事法

太子被廢后,其他皇子似乎看到了希望,從而拉開“九子奪嫡”的歷史序幕。幾乎同時,朝中權貴還有傳教士也紛紛為未來人選選擇站隊。歷史的結局大家都知道,皇四子胤禛脫穎而出,最終笑到了最后。

其實在太子去世后,立儲的最有力競爭者可能是皇八子胤禩,他在朝臣中呼聲甚隆,康熙一度也確曾委其重任,如署內務府總管事。然而,清史中對皇八子胤禩卻惡評如潮。孫立天對此并不認同:“要是康熙真這樣如此反復批評皇八子,為什么群臣又會一致且多次推舉皇八子為新太子?”

康熙最終放棄皇八子,給的理由是皇八子的“武”不行。崇武,是草原民族的天性法則。在孫立天看來,這個理由不僅可以服眾,同時也符合滿人傳統的理由。反倒是,康熙讓皇十四子和年羹堯進藏平叛獲得成功,“戰功”也讓人對康熙是否決意傳位皇十四子充滿想象,理論上似乎也符合康熙對未來太子“武德”的尺度。

皇八子最終栽倒在張明德案上。張明德乃江湖術士,最初由皇四子胤禛帶到宮里,并介紹給皇八子胤禩,但皇八子感覺此人不太靠譜,不過他沒有直接站出來,而是選擇沉默與遠離。皇八子缺乏足夠的政治敏感性,對江湖術士的遠離并不能確保他高枕無憂,反倒成為他政治生命夭折的一條導火索。

張明德案最后由四子胤禛向康熙舉報引發,其結果是大皇子、皇八子等人均遭到嚴厲打壓。孫立天認為,《清實錄》之所以沒有記錄大皇子被太監用計扳倒這一段,權因“在《實錄》的敘事安排中,大皇子需要用來頂替皇四子,充當張明德案的告發人”。這就可以看作是雍正對歷史的一種敘事策略。

雍正有別于其他兄弟,他一上臺就對自己會如何被后世書寫抱有很強的憂患意識。在他看來,《實錄》這部最重要的記錄康熙朝歷史的官方編年史書需要體現出合理的歷史大勢,即“其他皇子各有各的毛病,都不適合當皇帝”。相較于其他皇子毛病纏身,《實錄》中,雍正的名字“每次出現都伴隨著正面評價”,不少語句讓人酸掉大牙。

然而,出乎雍正意料的是,由傳教士記錄的《北京紀事》,在歷史中劃出了一道細縫,讓真相顯露出來。不過,《北京紀事》也并非毫無瑕疵,有些記錄難以深究,如傳教士雖然被康熙視為“包衣奴才”,但書中記載的許多信息他們并沒有在場,而是來自于道聽途說。再者,傳教士與雍正相互缺乏好感,這未必不會成為書寫者意氣用事的動因。總而言之,康熙到底傳位于誰,真相也許如同《太平年》里的“燭影斧聲”,只能任由后人猜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