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
見到孫正聿先生時,我剛剛讀完他的《哲學的目光》一書。當他從吉林大學匡亞明樓的走廊深處迎面走來時,在我的眼中,步子和緩、目光深沉的他,便恰如一卷行走的書籍。
我心中暗想:果然,先生之大,不在形容,而在氣象。
步入孫正聿先生的辦公室,四壁皆書。黑格爾的《小邏輯》就放在桌角,黑色封皮的一角稍有磨損,書頁間夾著各色紙條,頁邊是密密麻麻的批注。《小邏輯》的右側,平放著一篇文章《像先生那樣生活》——這是他為恩師高清海逝世二十周年所寫的。紙頁靜默,思念有聲。
在談起他的老師高清海時,我問他,一個為人師表的人,怎樣做才是真正的不辱師名?
他沉思片刻,總結有三:做大寫的人,做大學問,做大先生。
我想,這不僅是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是他對老師高清海的敬佩,更是自己一生的志業追求。
孫正聿用“偉岸”一詞開啟了對老師高清海的追憶。
那是1978年3月,孫正聿剛剛考入吉林大學哲學系。北國春寒,枝丫未萌,西風里還夾帶著一絲凜冽。高清海先生一身黑衣,正于文科樓前跑步。他身高一米八有余,步伐沉緩,目光如炬,不怒自威,讓孫正聿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偉岸的身軀”。
讓孫正聿深切體會到“偉岸”一詞的精神分量,還是在后來的接觸當中。
孫正聿本科畢業時,高清海先生正在撰寫《哲學的憧憬》一書,原本決定讓孫正聿做他的助手。可僅僅過了一天,高清海先生就主動找到孫正聿,坦誠說道:“正聿啊,我反復想了,你還是別做我的助手了。你在班級里年齡偏大,跟著我做助手,會耽誤你開展獨立研究。你留校當教師,才能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學術潛力。”在高清海先生的心里,他寧可自己多承擔撰寫工作,也不愿影響學生的長遠發展。
在高清海先生生命的后期,病榻上的他蒼老、衰弱、無力,甚至難以對抗身體的疼痛,但他始終一聲不吭,依然艱難地發表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論文——《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學理論》,呼吁哲學家們要創建屬于我們自己的當代中國哲學。他說:“一個社會和民族要站起來……首先要從思想上站立起來,一個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黃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為主宰自己命運的主人。”
2004年,高清海先生與世長辭。這篇論文成為他臨終的思想囑托。在送別先生的日子里,孫正聿在《用什么告慰先生》一文的結尾處寫道:“為中華民族的未來而創造屬于我們自己的哲學,也許是對先生在天之靈的最好告慰。先生在看著我們。”
近些年,孫正聿的一系列哲學講座視頻在網上很受年輕人歡迎。常有網友在評論區問:做學問有沒有“捷徑”或是“秘訣”?孫正聿的回答只有兩個字——“笨想”。
“笨想”是高清海先生的治學方法,也是中國當代哲學“吉大學派”別具特色的學術風氣。高清海先生就是用“笨想”的方法,一生做著立意高遠的“大學問”。為了創建屬于中華民族自己的哲學理論,他寫出了史論結合的《哲學的憧憬》、獨樹一幟的《哲學與主體自我意識》等一系列著述,對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哲學研究產生重要影響,為新世紀的哲學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孫正聿則繼承“笨想”之法,寫出了《哲學通論》。這本書既是孫正聿本人也是“吉大學派”最具代表性的哲學著作之一,影響了一代代哲學學人。
什么叫“笨想”呢?
孫正聿說,所謂“笨想”,就是不投機取巧,不耍小聰明,拋開一切文本,懸置一切成說,面向事情的本身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不覺,我和孫正聿先生已經交談了足足兩個小時。他點燃一支煙,煙霧裊裊中,墻上石英鐘的滴答聲更加清晰。那聲音像一把鑰匙,忽然打開了一條時光隧道。我仿佛看見,許多年前的那個青年孫正聿,又一次坐在書桌前,鋪開一張嶄新的A4紙。周遭的一架架、一排排、一冊冊書,漸漸退為模糊的背景。只能聽見筆尖沙沙作響——數十年苦讀所積攢的文獻,“笨想”所淬煉的思想,正從他筆端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來。某一瞬間,煙霧那端伏案的身影仿佛不再是他,而是他常常追憶的高清海先生。兩人身影疊合,不分彼此,皆以最扎實的“笨想”之道為人為學,俯首耕耘,靜默前行,追求著、攀登著他們心中永無止境的“大學問”。
高清海先生曾在自己執教五十周年的紀念會上感言,自己一生有兩大幸事:“一是遇到了好的老師,二是遇到了好的學生。”這話平實,卻道出了學術傳承中最深的緣分與慰藉。先生當年之言,如種子般落入時間的土壤。許多年后的今天,孫正聿回望來路,也發出同樣的感慨。
何為“大先生”?如何做先生一樣的“大先生”?
孫正聿正是先生之所以為“大先生”的見證者。
讀大二時,高清海先生為學生們講《西方哲學史》。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哲學史應該是死記硬背的知識性的東西,高清海先生卻手繪了一張地圖。他邊畫圖,邊告訴學生們希臘獨特的地理位置,是如何造就了一個又一個哲學家的。為什么那些哲學家會提出來說世界的本源是水,是空氣,是無限物?那一堂所有人都以為會枯燥乏味的《西方哲學史》竟一下子抓住了孫正聿,也為很多學生打開了熱愛哲學的大門。
讀大三時,孫正聿拿著自己的哲學習作《試論黑格爾〈邏輯學〉的開端概念》給高清海老師看。沒想到,高老師竟在這篇學習心得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批注。在他認同之處,還畫上了重重的波浪線,批注“有思想”“有見地”;在他不以為然之處,則畫上了重重的橫線,寫下“再想一想,是否如此”。
1986年,孫正聿考上了高清海先生的博士研究生。高老師一再強調:“我也沒讀過博士學位,我更沒有指導過博士研究生,所以,我就和你們一起學吧。”那時候,連同孫正聿在內的幾位“老學生”每周都要去高老師家。“老學生”輪流發言,高老師拿著筆記本認真地記,然后再向他們提問。幾位“老學生”更是相互追問,相互詰難。他們的博士論文選題,就是在這種交流中形成的。
多年以后,孫正聿同樣現場手繪地圖,將原本枯燥乏味的《哲學通史》課講得趣味橫生。上百名學子拎著小馬扎早早地擠在禮堂里,成千上萬哲學愛好者則坐在手機前等待線上直播。
即將80歲的孫正聿先生,如今仍然每天早早地來到辦公室,每天堅持寫作六個半小時。每天晚上散步時,他依然會走到匡亞明樓下,望著四樓的那些窗子,數一數,有多少個窗戶里還亮著燈……他像一個不吝心力的農夫一樣,在注視著、祝福著他親手栽培的小苗。不知不覺間他也長成了他的老師——一個真正的“大先生”。
時間過得真快。與孫正聿先生的這場談話,已經過去了許久。此刻,我坐在電腦前,心里仍激蕩著一種向上、向前的動力。我想,這就是“大先生”的力量吧。他可以讓一個普通人,愿意以其為榜樣,愿意為成為擁有那樣境界的人而不斷規范、修煉自己,扎實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