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學觀意味著美學上的多樣性
“文學”這個詞語,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含義。這也告訴我們,“文學”的歷史,是人們基于一定的觀念建構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那些與我們時代的“文學”觀念相符合的對象被指認出來,成為“文學”的歷史;與此同時,那些和我們的“文學”觀念不一致的對象遭到排斥和遮蔽,成為“非文學”的歷史。前者鎖定內涵,后者守護外延,合力構成了一個時代的“文學”的范疇。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提出:“文學就是一個特定的社會認為是文學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來裁決,認為可以算作文學作品的任何文本。”(見喬納森·卡勒的《當代學術入門:文學理論》)這種裁決和認定當然不是隨心所欲的主觀行為,而是以這個“特定的社會”的整體性深層觀念為基礎,并反過來維系對應的社會文化實踐。這說明,這種美學判斷和文化實踐,同整體的社會思想意識有著密切的聯系。
在特定的時間段里,人們對于“何為文學”的理解,往往受到傳統觀念的深刻影響。這種觀念塑造了我們閱讀和理解“文學”的方式,塑造了我們的美學感覺,決定了什么是“文學”,什么是“非文學”。蘇聯文藝理論家米哈伊爾·巴赫金說:“我們歐洲的文學理論,形成于詩歌占優勢的時代,那時莎士比亞被視為野蠻人、蠻夷,拉伯雷和塞萬提斯的作品被看作是大眾(和兒童)的消遣(輕松)讀物。浪漫主義者(他們十分可觀地拓展了文藝學的空間和時間視野)實際上無力改變這種狀況。在被奉為經典的文學及其體裁體系之外,尤其是在希臘化、中世紀晚期、巴洛克早期這些時代里,都存在著大量的、可說是無處棲身的體裁(其中大多是小型體裁,但不僅是小型體裁)。”(見《拉伯雷研究》)這說明,在一段時間里,歐洲的“文學”觀念是比較狹窄的,后來才將眾多文體納入進來。現代中國的“文學”觀念,也經歷了類似的發展歷程。比如,小說、戲曲等歷史上長期受到忽略的體裁得到了承認,梁啟超甚至稱“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而駢文、辭賦等體裁的地位則明顯下降。
也正因如此,歷史上一直就有拓展“文學”觀念、拓寬文學視野的呼聲。首先是一種體裁之內的拓展。朱自清曾在《新詩的進步》一文里,聯系歷史上的“唐詩派”與“宋詩派”之爭,對主張表現勞苦大眾現實生活的左翼詩歌與主張挖掘內心世界、表現微妙的情境的象征詩派之間的爭論,提出調和意見,主張“將詩的定義放寬些,將兩類兼容并包,放棄了正統意念”,消除沒有意義的爭論。朱自清“將詩的定義放寬些”的主張,是“一種文學體裁”之內的“擴大”。還有就是不同體裁之間的拓展。譬如,巴赫金關注的是歐洲傳統“文學”觀念對各種“小型體裁”的排斥,以及浪漫主義“文學”本身的“狹窄”問題。在他看來,只有“各種文學”都能自由地發出聲音,“各種文學”都能找到棲身之所,才是良性的文學生態。
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到世界文學的范圍內,就不能按照西方的“文學”觀念來框定所有的文學。實際上,世界上各大文明體系都曾創造過非常悠久、無比豐富的文學遺產。利用這種“非西方”的“文學”經驗,重繪全球“世界文學”地圖,建立并守護一種具有包容性、多樣性的文學生態,顯然是我們今后需要開展的工作。只有“一種文學”,就沒有真正的“世界文學”,甚至根本就沒有文學。“各種文學”相互匯聚、相互影響,才能激發出文學的豐富性。
這讓我想到最近大家都在討論的一個詞語——大文學觀。在我看來,大文學觀不僅僅意味著文學邊界的擴容,實際上更指向美學上的多樣性。如前所述,一種“文學”觀念的背后,往往蘊藏著一種美學機制。我們接受了這套觀念,就有可能接受一整套的文學形式和美學情感的束縛與限制。它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我們自身美學情感的狹隘性和排他性。正像巴赫金所說的那樣,當我們接受了單一的“文學”觀念,就有可能喪失欣賞多種聲音構成的“復調小說”的敏感,喪失感受民間文學的豐富性、怪誕性的美學能力。非此即彼,要么是光明戰勝黑暗的喜劇,要么是黑暗殺死了光明的悲劇,變成了我們的美學趣味。
因此,談論大文學觀,不能僅僅停留在抽象的理論層面,而是應該重建我們自身的美學感情,嘗試理解多樣的美感。它可能是悲壯的、雄渾的,也可能是細膩的、幽婉的,還可能是可怕的、荒誕的。最終,這會讓我們的美學感情豐富起來,能夠處理我們這個時代的豐富的現實經驗。這一點,恐怕才是我們不僅談論大文學觀,而且能夠將之付諸日常實踐的一個有效入口。
(作者系云南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