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衛威:為年譜立言
一
我從事傳記寫作,也編寫學術年譜。
這些年,在編纂年譜的同時,先后參與了十多部作家年譜出版前的審稿、多部年譜的課題立項評審,還兩次參加杭州師范大學文學院組織的“浙江現代文學名家年譜”編纂專題討論會。寫評審意見及參會發言后,便留下一些思考的碎片。
年譜作為一種獨立文體,在歐洲、中國古代都有成品。梁啟超從學術史與學術品格的角度,對其有專門的宏論《年譜及其做法》。相對于中國傳統文人對散文、詩詞、書畫、小說的各種品鑒、評點、論說,郊寒島瘦,在水一方,年譜這一獨立文體,皮是皮,肉是肉,顯內臟,見骨頭,卻是論者寥寥。
雖說傳記與年譜都是以時間為經,空間為緯編織而成,但傳記的選擇性敘事,與年譜的全景式實錄不同。梁啟超將傳記歸文類,年譜歸史類;前者需文飾文法,后者行史識史法。南京大學楊正潤將日記、書信、游記等私人性文獻,命名為“邊緣自傳”;將回憶錄、口述歷史等公開化的文類歸為“亞自傳”(楊正潤:《現代傳記學》第355—448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我受此啟發,十多年來,在講課時進一步提出將日記(如《顧頡剛日記》《吳宓日記》)、書信、年譜(自編、他編)視為“亞傳記”。為此,我向北京大學趙白生請教。他回信說,這些年,他在講課時,也使用“亞傳記”之說。這樣看來,“亞傳記”概念的生成,原發在楊正潤。
以人為中心的年譜實際上包含族譜、家譜、個人年譜三類(大事記編年體的國史、縣志、村志、廠志、校志,也是譜系,雖有年譜的時間屬性,因是以事件為連綴,不在此討論)。我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看到,中華民國國史館在編纂國史之前,先為民國做出了一份國譜稿本。
學界在為作家、學人編輯全集時,有將年譜專門作為附錄的先例。年譜是學人從事人物研究的入門讀物,具有索引、工具作用。
人物年譜編纂者,依據事實、經驗,遵循因果、自然法則,將與譜主成長、事功、疾病、死亡相伴的愛、恨、情、怨如數展示。時間與空間作為先驗的直觀架構,使得譜主的諸多生活現象,被準確定位,鏈條般有序呈現,由連貫而成為整體。年譜的史實必須全、新、穩、準,在時空交織的語境中,呈現出客觀、清晰與嚴格的學術性,也就是讀起來、用起來靠譜。
敢為人編纂年譜者,必膽大心細,有積累,有功力,攻城略地,沉穩勇毅,有駕馭史料的學術自信。守拙至誠,是其內功,實為質樸之人,從事質樸之學。《韓非子》中有畫鬼魅易,畫犬馬難之說。因為誰也沒見過鬼魅,無法判斷真假,全憑想象。做學問也有鬼魅之虛學,犬馬之實學。年譜即屬犬馬之實學。
譜主身份、知名度越高,攀附、跟風、借光、套近乎者,多如蟻從,虛假的東西會乘勢而入。捕風捉影,流言八卦,充盈其中,洋溢于文。這就要求編纂者披沙揀金,去偽存真。
我用“三后”來概況作家、學人年譜:
后見之明、窮盡史料而后工、后來居上。(《年譜芻議》,《文史天地》2025年第1期)
不同編纂者編纂同一人的年譜,選取的材料不同,呈現出內容必然有別。但主要線索、重要時空節點及重大事件,會出現雷同。這是不同主體關注同一客體時的限制性敘事,也因此限定了年譜這一文體的創新性。
年譜編纂時,使用第一手材料,如檔案、日記、書信手稿,對已經入集出版的文章加以校勘、辨偽、補正;或利用手稿對已有年譜的缺失進行彌補。這樣既可增加年譜的學術含量與歷史厚重感,又能擴大研究的視野與格局。一九八五年,我踏入胡適研究這一領域時,看到石原皋《閑話胡適》中首次提到胡適與曹誠英的私情,便多方尋求其他文字證據。此事在胡頌平十卷本《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沒有記錄。一九八六年七月在合肥拜訪石原皋后,我在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所藏臺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影印的《胡適手稿·〈嘗試后集〉》中,找到了曹珮聲(誠英)的名字。這是“文革”期間,上海“石一歌”,因批判胡適所需,通過香港轉購的臺版書,也是當時大陸唯一的特藏。隨后,又通過臺北遠流出版公司刊印的《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理清了胡適與曹誠英關系,進而在《胡適傳》中彌補了胡適與曹誠英關系的空白,同時也為已有年譜的缺失做了補充。
生成年譜,有三個重要環節:
在時間、空間、人事三個節點,理清譜主與時代、他人的復雜關系;
明辨文本創作、初刊、修改、出版時間,版次清晰;
引用檔案、書信、日記、回憶錄(創作談、訪談/自述、他人記述)、自傳,在互證、互文比較中豐富、坐實譜主年輪。
因為同一事件,當事人、周圍的人日記、回憶錄所記,不盡相同。尤其是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的敘述、表達,都會有增減、變形、扭曲。互證求真,是編纂年譜時的必要功夫。
二
人類成熟的思想展示、記憶方式是靠時間、空間、人物準確定位的。編纂作家、學人年譜,必然會引用作家、學人的自傳(回憶錄、口述史)、日記、書信、檔案。
一個人寫日記,絕非事實與心跡實錄,哪些該記,哪些不能記,是經過思考、過濾的。寫日記者,都是有目的、有用意的,通常可分為兩種:寫給自己看的(魯迅在《馬上日記豫序》中就明確表示,“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和寫給別人看的。前者又可分解出記心(心事、心境、心跡,在獨語時,自我心靈對話)和記事兩個取向。后者為了讓他人看(或出版),就具有引導、表演、作態、掩飾的重要成分,和交流、關系重建的暗示及自我形象塑造的功用。
等到個人寫作自傳、回憶錄時,同樣是哪些該說,哪些不能說,都有自我設限。傳記研究者稱之為自傳作者自我設置的真實度數,即自我契約(菲力浦·勒熱納著、楊國政譯《自傳契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寫自傳或回憶錄時,個人的意識流動,使每一個直覺,每一個經驗性判斷,每一種持續的體驗、回味、發散在自我所構成的時間性上,變成可能,并在空間定位上,將零散的感覺、思緒,圍繞某一先驗性事件而實現自我圓滿。
我在為《教授與院士:民國學術的人與事》寫序時,特別強調自傳、日記、書信、檔案的真實程度,通常情形下,以時間求同、空間(越大越真實,越小越個性化)存疑為真實性排序:檔案第一,書信第二,日記第三,自傳第四。
與個體生命相伴的存在,還有一份或多份自己永遠無法看到的檔案。檔案館藏著歷史,是家國與個人的實錄。作家、學人個體、文本存在之外,還有被珍藏著的檔案。因為檔案中時、空、人,是固定的實錄,自己被要求留下文字(填表、匯報),或被他人現場記錄,被鑒定、被舉報。在檔案里留存下來的這些材料,具有外在限制的真實性。
書信是兩人之間,固定在兩個人空間的對話。真實性上有雙方限制,即兩個空間的存在性保存、牽制。
日記最具文學性,是限定在一人封閉空間的寫作,無限制或自我限制性書寫,可虛構,可隨意刪改。
公開說真話的,只有三種人:孩童、病人、將死之人。也就是說,自傳的真實性最差。人物晚年純粹的記憶性追憶,可信度最低。因為回憶性文字所構筑的個人史,往往是“層層堆累”,正如顧頡剛所說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我這里出示一例。倪墨炎在《文匯報·學林》(2002年11月30日)發表的《唐弢回憶魯迅文章〈瑣憶〉的真實性質疑》(《雨花》2003年第3期轉載)一文中,經翔實考證,得出的結論是:
《瑣憶》所記的第一回與魯迅的相見相談,也就是唐弢生平第一次見到魯迅。那是1934年1月6日《申報·自由談》編者黎烈文請客。魯迅日記記有此事。茅盾的《我走過的道路》和《徐懋庸回憶錄》也記有此事。魯迅逝世不久,唐弢寫了《記魯迅先生》一文,真實地記下了那次宴會上見到魯迅的情景。《瑣憶》所談的第一回相見相談,大致與《記魯迅先生》相合,是真實的。
《瑣憶》中按順序排列的第二回、第三回、第五回、第六回的相見相談,是魯迅與青年們分別談了《黃禍》《憶劉半農君》《說“面子”》和《奇怪》等四篇雜文中所說過的話。說的和寫的竟驚人地一致。
因為這六次見面,唐弢沒有出示時間、地點、參加者、何人何組織安排,倪墨炎“經過多年來的查證和思考”,發現“《瑣憶》的許多內容是不真實的,是虛構的”。在具體論證之后,倪墨炎說:
綜上所述,《瑣憶》所記與魯迅的七回相見相談,第一回是大致真實的,后面的六回都是虛構的。
作家本人回憶,越是往后,時間越是清楚,或越是模糊,事就越多;空間愈放愈大,摻和進來的人就越多;人物故事愈后,則其傳聞愈繁,愈晚其采擇愈雜,即雪球越滾越大。因此,我的判斷,最早的,或第一次回憶,越是簡單,越發可信。作家、學人往后“滾雪球”,研究者向前剝離求真。顧頡剛受胡適學術思想的啟發,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妙峰山的傳說及上古史,發起古史辨,就是用這種向前剝離求真之法。
還有家屬代筆撰寫回憶錄之事,最為典型的是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中下三卷。因為茅盾去世前只寫到一九三四年,即中卷的一半,后面部分是其兒子、兒媳根據相關資料,執筆代寫的。這樣的回憶錄真實性要打多大的折?
錢鍾書一九八一年曾就“寫自傳”一事,在給香港作家彥火(潘耀明)的信中,表達了他的看法:
去年有人叫我寫自傳,亦代是居間者,我敬謝不敏。回憶,是最靠不住的,一個人在創作時的想象往往貧薄可憐,到回憶時,他的想象力常常豐富離奇得驚人。這是心理功能和我們惡作劇,只有盡量不給它捉弄人的機會。(牟曉朋、范旭侖編《記錢鍾書先生》第241頁,大連出版社,1995)
這里的“亦代”是馮亦代。
一九八二年八月,錢鍾書在為《寫在人生的邊上》所做《重印本序》中寫道:
我們在創作中,想象力常常貧薄可憐,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軟弱,經受不起這種創造性記憶的誘惑,干脆不來什么緬懷和回想了。(《寫在人生的邊上》第8頁,遼寧人民出版社、遼海出版社,2000)
當事人的回憶錄,實際上就是證人的證詞,有遺忘,也有重構的刪除與添加,記憶是會自我篡改的。面對回憶錄,年譜編纂者的身份就是判官。這時,我就產生警覺,對于不能證實、證偽的當事人回憶性文字,不可接力傳抄、轉抄,多手移植,要敢于存疑。不疑處有疑,是年譜編纂者必要的智慧。
作家、學人的日記、書信在出版時,有的會刪改。壞話不多說,家丑不外揚,語言被篡改,真相被遮蔽。這就出現正式出版物與原手稿本的不同。就日記、書信而言,往往會有多個刪改方:有作者本人,有家屬,有收信人,有整理者或出版社編輯改。被刪去或篡改的內容,往往含有最重要的信息,是隱情所在。《兩地書》出版時,魯迅刪改了多處內容,涉及具體的個人,也改了名字(如顧頡剛)。一九八一年版《魯迅全集》用的就是刪改本,直到一九八四年,朱正在湖南人民出版社主持出版《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后,世人才看到原貌。二〇〇五年的新版《魯迅全集》用了書信原稿。所以,之前許多有關魯迅、許廣平的著述,若用的是刪改本,結論多受此限制。
我在茅盾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兩年日本之行的空白處,發現了秦德君;在郭沫若《五十年簡譜》對父親去世一事的篡改中,發現藏有蔣介石、陳誠各送一千元賻金的事實(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代號七七二—2274《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人事任免的文書》第24頁)。抗戰初期,國共合作,團結一致,抗擊日軍。郭沫若先后兩次請假,且有“克日遄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代號七七二—2273《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人事任免的文書》第49頁)之詞,但檔案文件顯示,沒有他在《五十年簡譜》中說的“與立群回家奔喪。辭第三廳職未獲準”之言辭。一九三九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政治部部長陳誠借郭沫若父親郭朝沛去世,大張旗鼓辦理喪事,是為了收郭沫若之心,讓他在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這個位置上坐穩。況且是在抗戰最艱難的用人之際,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中將廳長,怎么可能因父親去世而辭職?
這事自然也被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看穿。于是,周恩來便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為郭沫若發起組織“慶祝五十誕辰”的祝壽活動。“郭老”之名也因這次祝壽活動而成為一個政治符號。“喪事”與“祝壽”,國共在爭取郭沫若本人問題上,一先一后,斗個平手。最終,郭沫若還是被共產黨重新拉回到自己的陣營。
年譜編纂者,要本著求真求實的原則,敢于將被當事人抹擦去的那部分,恢復過來。
姜文電影《邪不壓正》中有人物對話(節錄),意在質疑日記的真實性:
正經人誰寫日記啊?
……
誰能把心里話寫日記里?
寫出來的那能叫心里話?
這種藝術化的夸張、反諷,也是給閱讀日記的人、研究使用日記者的警示。
普通讀者把作家、學人的日記當作敘事散文或抒情散文來讀時,是文學審美,是“看戲”;而專業研究者把作家、學人日記當作史實考索、引用時,就需辨別真假,要看穿作家、學人為什么要這樣“演戲”。因有為長者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的文化傳統,研究者對作家、學人自傳多信而不疑。特別是對作家、學人有意掩飾的隱私或不愿公開的缺失,多知而不言。在這方面,國內的學術研究則遠遠落后于德、法學者。我在南京大學為十多屆博士生開設“書信、日記、自傳、年譜”的專題研討課,曾三次參與同德、法學者有關“日記中戲劇性表演”的專題對話,知不足而后進,望遠山而力行。如今,寫在這里,與引用日記、編纂年譜的同行共勉。
同時,舉示胡適日記中的一段“表演”。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胡適與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談話后,在日記上記有:
他談起我的婚事,他說許多舊人都恭維我不背舊婚約,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說,他的敬重我,這也是一個條件。我問他,這一件事有什么難能可貴之處?他說這是一件大犧牲。我說,我生平做的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更討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犧牲?他問我何以更討便宜?我說,當初我并不曾準備什么犧牲,我不過心里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難受。其實我家庭里并沒有什么大過不去的地方。這已是占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是社會上對于此事的過分贊許;這種精神上的反應,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罵的,我也不曾求人贊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而竟得這種意外的過分報酬,豈不是最便宜的事嗎?若此事可算犧牲,誰不肯犧牲呢?(《胡適全集》第29卷第436—437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這次“表演”兩年后,曹誠英在胡適日記中“戲劇性”登場,一場婚外戀的大戲開演。
三
博聞強識的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以詩證史,開文史互證之風。為詩人編纂年譜,詩史互證,需識其用典,辨析古典易,拆解今典難。
腳下功夫與田野調查多見所獲,對年譜編纂有空間建構的進一步明晰作用。三十年來,我專注民國學術史。對抗戰時期南渡西遷的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西安臨時大學—西北聯合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中正大學、東北大學的研究,我是從翻閱檔案開始,同時腳步走過長沙—衡陽—昆明、西安—城固、樂山、李莊、永安、泰和。山一程,水一程。古路泥濘跋涉,衡山石級攀登。正是行腳所至,才清晰當年長沙臨時大學、西北聯合大學都是在教會場所辦學:湖南圣經學院、南岳圣經學校,城固古路壩天主堂及五百零五間房。其他多所西遷大學及研究機構也是借助文廟(武漢大學在樂山文廟,浙江大學在遵義湄潭文廟)、寺廟(中央農業實驗所在榮昌寶城寺,同濟大學在宜賓李莊東岳廟、禹王宮、祖師殿)、書院(東北大學在三臺草堂書院)辦學。民國一百零八所大學,我走過了半數。當年在西遷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讀書的史學家唐德剛,形象地稱呼抗戰西遷大學所處的“天堂”(華西壩)、“人間”(沙坪壩)、“地獄”(古路壩),我用腳步去丈量了兩次。看檔案與實地考察,都需要腳下功夫。行腳不到,第一手材料,不屬于你。沒有第一手材料,就難以產生原發的思想與見識,甚至因沒有與新史料產生親和,行文時,感情難在筆下生,文字枯燥無味。
想到,走到,看到,聽到,寫到。語言能抵達的地方,也即情感所至,思想所在。能不能全面掌握譜主信息,在于語言傳達的質量。而提高語言傳達的質量,不僅僅要通過語言閱讀,更需要發現,即行腳所至,也就是用腳步抵達當事人(作家、親屬、朋友、編輯等等),得到一份“口述史”。“口述史”盡管有自我粉飾,摻雜些不實的道聽途說,以訛傳訛、閑言八卦,卻又在“共情”中充滿細節,富有親和力,是可以用來求真互證的“史料”。因此,年譜是對作家、學人的重新敘事,比傳記細密,較專著、論文全面。二十五年前,我曾與時任《中華讀書報》編輯部主任的祝曉風討論過行腳與史料的關系。在展示腳下功夫之后,他高度概括出“三本傳記復活三位女性”之說。只是在第四本傳記出版后,我的主要精力轉向年譜編纂,并將寫作傳記的腳下功夫,給了年譜,邁步登上駛向檔案館的文學列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