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總是不斷產生回響——評李遇春《中國文學傳統的再生》
中國文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李遇春長期關注的話題。他在這一學術領域持續深耕,每有所得,便發為文章,正所謂“用力多者收功遠”。他之前已推出《中國文學傳統的復興》《中國文學傳統的涅槃》兩本著作,最近又以新著《中國文學傳統的再生》繼續探討這一命題。“復興”“涅槃”“再生”既有意義上的相關性,也有側重點的不同。其中,“復興”是中國文學傳統創造性轉化的目標和歸宿,“涅槃”是中國文學傳統努力適應新的文藝格局所必經的過程,“再生”則是舊傳統與新時代遇合后的最新狀態。概而言之,我們需要在新的文化格局下,激發傳統的活力,開啟新的文學藝術創造。
近年來,《黑神話:悟空》《哪吒之魔童鬧海》《浪浪山小妖怪》等作品之所以在口碑和商業上獲得成功,是因為它們讓中國傳統文化獲得了符合新時代認知的表達。推而廣之,大到文化產業的勃興,小到文學研究的深化,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化經典的“延傳”與“重構”都至關重要。這是李遇春在《中國文學傳統的再生》中著力解決的問題之一。他從一些具體的問題入手,對中國古代文學傳統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如何再生進行了層遞式且系統化的思考。
小說文體的演變和發展是該書關注的重點內容。作為中國古代文學中極具標識性的文體類型,“傳奇”敘事的當代性及其轉型經驗值得深入探討。以張賢亮的知識分子傳奇敘事為例,李遇春認為今天重讀小說《綠化樹》不應再拘泥于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視角,而應當重新重視《綠化樹》中的民族化傾向和本土化色彩,注意到張賢亮的創作中會通中西、融匯古今的文學立場。這一嶄新視角有助于我們全面理解《綠化樹》的文學史價值,探索新時代知識分子傳奇敘事的新可能。這種“可能性”在劉醒龍等作家的小說中得到了體現。于是,李遇春以《重構中國知識分子傳奇的敘事傳統——從〈鳳凰琴〉到〈天行者〉》為題,對相關問題作了更加深入的探討。和經典的“重構”同等重要的,是經典的“延傳”。李遇春在《新歷史演義小說文體的生成》《如何賡續中華千年文脈》等文章中,結合多位作家的創作實踐,探討傳統命題在當下的新變。譬如,《聽漏》表面上是對青銅重器進行“知識考古”,實則是以“文化考古”的方式拷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建構理想的文化人格。這是小說的精神姿態,也是論文的寫作立場。同為楚人的作家和研究者以各自的方式,共同思考了文脈賡續的命題。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內部,舊體詩詞研究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從古典詩詞到現當代舊體詩詞,這一文體的創作從未中斷。如何繼承傳統的優長、開啟嶄新的創造是當代詩詞創作者面臨的課題。《中國文學傳統的再生》重點探討了紅色詩歌及其經典化問題。這里所說的“紅色詩歌”,不僅包括紅色新詩(歌謠),還包括紅色舊體詩詞,二者互相融合,共同繪制了中國紅色詩歌圖譜。若將其置于中國現當代詩歌史的視野中進行考察,類似的研究多聚焦“啟蒙與革命”“人民性與大眾化”等話題。若將其置于新時代文學的場域之中,我們應該以更加多元的視角來看待這些豐富的紅色文學資源。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我們文學研究者如果再以“對立”而非“對話”的立場看待文學創作中的新與舊、雅與俗,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了。這是《中國文學傳統的再生》試圖恢復現當代文學史原生態圖景時所具備的眼光,也是中國文學傳統在新時代得以再生的應有之義。
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至今已有70多年,到了系統而深入地回顧和總結經驗的時候了。面對紛繁復雜的當代文學現場,恰當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盡可能趨近歷史現場,另一方面又有助于推進新時代文學的理論建構。在《中國文學傳統的再生》中,李遇春提到,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文學性”與“歷史化”兩種研究范式之爭此起彼伏。是繼續“歷史化”,還是重建“文學性”?這是擺在當代文學研究者們面前的“一個問題”。對此,李遇春選擇以辯證的眼光看待,提出應當在“歷史化”的基礎上重建“文學性”。因為只有以此為前提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批評話語體系,我們才能更好地闡釋新時代的文學實踐。正是在上述方法的指引下,他提出,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彰顯出一種新的人民美學形態。這顯然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即已確立的當代文學傳統在新時代的回響。
(作者系安徽大學文學院青年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