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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如果文學不在我熟悉的地方生長——邵燕君教授訪談錄
來源:《當代文壇》 | 邵燕君 許婷   2026年05月14日08:21

一   從學院到現場:以讀者為中心的當代文學立場

許婷:您最早進入中文系的時候,有什么樣的職業想象?當時的設想,后來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您今天作為一名學者的位置感?

邵燕君:從我的簡歷來看,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我是一個比較標準的學院派:“三北”(本科、碩士、博士都在北大),最后留校從事當代文學研究。但如果按照傳統學院派的標準來看,我其實屬于“野路子”。

我從小對職業的想象一直有兩個,一個是研究者和老師,另一個則是記者。所以碩士畢業之后,我先去做過一段時間記者,之后才又回到學校繼續讀博。其實在本科時期,我就在校報擔任記者。1988年底在校刊發過一篇叫《進退之間——從商品經濟的沖擊看知識分子的命運》的大稿子,采訪了一些當時的風云人物,這個經歷對我影響很大。

現在回頭來看,我的學術道路里始終保留著一個“記者”的側面。記者這個職業,往往是在介入他人的高光時刻,本身帶有一種攫取性。你會因為“記者”這個身份,借助各種機會,去接近那些你感興趣的人或事件。記者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必須寫出吸引人眼球的東西。這一點我在中新社工作時感受尤其深。中新社的記者和其他平臺的記者不太一樣,我們的稿件主要是提供給海外媒體使用,某種意義上更接近于投稿。在當時中國的新聞環境中,這種工作方式顯得尤為特殊。

許婷:聽起來,在中新社的工作環境里,讀者和市場的壓力會更直接?

邵燕君:中新社沒有自己的媒體版面,我又在專稿部,稿子主要投香港的《明報》、臺灣《中國時報》等主流媒體。和別的記者一起去參加活動,領了“通稿”,但必須把通稿寫成真正吸引人的新聞。這也是為什么我現在特別擅長給學生起論文題目,當時領導總是告誡我們說:香港讀者很匆忙的,溜一眼標題就完了?;剡^頭來看,這一點其實和金庸小說、網絡文學都很接近,因為它們同樣處在一個面向市場、面向消費的環境之中。

我后來不再做記者,但這段記者經歷,也讓我和傳統意義上的學院派學者有了很大的不同。做過記者的人,心里天然會有讀者意識。我在做一件事情時,不只是考慮它“有沒有意義”,而是會進一步去想:別人會不會覺得它有意義?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走出象牙塔的訓練。

除了記者經驗之外,我也深受錢理群等老師的影響。我從來不把自己看成一個純粹的學者,而是很在意知識分子如何介入現實。也正因為如此,我最終選擇了當代文學研究。相比其他文學領域,當代文學與現實生活、與當下的社會結構聯系得最為緊密,也最具有介入性。你不僅是在把握一個正在生成的文學現場,同時也在參與對它的建構。

這也是為什么我后來會對當代文學中的一些現象感到憤怒。有些作家占據著主流文學期刊的重要資源,卻寫得輕佻、恣意而傲慢。我對這種“占據資源卻破壞生態”的行為感到憤怒,這背后其實是一種責任感:當代文學理應對社會、對文化、對文學本身負責。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常說自己在學院體制里是個“野路子”。因為我并不屬于1990年代以后那種純粹的學術路線,我身上既有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也有記者對當下性的執著。

從這個角度看,我的優點和缺點是同一件事。我的理論閱讀并不算多,也談不上特別深入,很多后現代的西方理論我當時讀不下去。比如,羅蘭·巴特,當時看他說什么“可寫的文本”,說什么“作者已死”,還說得特別細,真是煩死我了,根本沒看懂。但后來研究網絡文學以后,覺得他說得真對呀!羅蘭·巴特不僅是后現代,他還超越了他所在的印刷文明時代,他在說網絡時代的事兒。但我讀書時,整個身心都正處在啟蒙時代,完全性情不合嘛。所以,我覺得我看不懂很正常。我覺得看理論和看作品一樣,都是有契機的,也要看彼此是否性情相合。

許婷:那么當時有哪些理論讓您感覺更為契合?這些經驗在您后來的學術實踐中,帶來了哪些影響?

邵燕君:布爾迪厄算一個,因為他的很多觀點都能和我的想法匹配。后來讀麥克盧漢也是。當然,我對他們的理解肯定有很多一知半解和誤解,但能夠解決問題就可以了。我現在對理論的態度也依舊如此,不追求原汁原味,能為我所用就行。不過我也必須承認,我的理論訓練是不系統的。我是從問題出發去找理論的,在有問題意識之后,對理論會產生一種情不自禁、如饑似渴的感覺。

這種進入理論的方式,其實和當時中文系的專業氛圍存在一種微妙的張力。在我讀書的時候,中文系當代文學的學生們反而沒那么關注當代的文學作品,大家忙于學習各種新鮮理論。那時候,文學理論有一種特別大的特權膨脹,有一種說法是,原來的文學批評是依附于作品的,但20世紀以后理論可以獨立于作品存在。我們那時候對當代文學創作有一種普遍的疏離。

舉個例子,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宿舍里四個同學,一個學文藝理論,一個學現代文學,兩個學當代文學。有一天,裴老師(我先生,當時還是男朋友)到我們宿舍來,拿了一本《收獲》,告訴我們上面新發表的一篇小說寫得特別好。他是化學系的,作為一個普通讀者,被作品打動了,向我們介紹。我們這群中文系的研究生才第一次看到這篇小說,這篇小說就是余華的《活著》。這件事對當時的我觸動很大。

許婷:順著您剛才談到的這些經歷,后來您也逐漸把目光轉向了具體的文學現場。博士畢業后,您長期主持“北大評刊”這個以當代文學期刊為中心的工作坊。當時為什么會想到做評刊?對您來說,這是一種介入現實的方式,還是一種學術訓練?

邵燕君:選擇做評刊,和我導師曹文軒老師的影響有關。曹老師自己是作家,他也有些反感那種理論當道的狀態,他的觀念就是要回到作品,回到樸素的文學基本面。當時慫恿我開課的是我幾個在讀的師弟師妹,李云雷、徐則臣、魏冬峰,他們當時愛讀期刊,徐則臣正在寫小說,四處投稿。所以,那時上課,學生都不管我叫“老師”,都叫“師姐”。后來一些跟我們走得近的朋友也管我叫“師姐”,我是文壇著名的“師姐”。從我自己來說,做評刊的想法其實可以追溯到我的博士論文時期。我博士論文的題目是《當代文學生產機制的市場化轉型》,結合了我的記者經驗,想要呈現一個文學場域的變化。那時候開始,我就變得非常重視文學的生產機制。選這個題目是受到洪子誠老師的影響,他在課堂上向我們提出了很多未完成的課題(這門課后來整理出版了《問題與方法》一書),文學生產機制就是其中之一。于是我開始思考文學是怎么生產出來的,它的“出口”是什么。

我很快意識到,那時候當代文學的主要出口就是文學期刊。期刊有完整的譜系,幾乎所有重要作品都先在期刊發表,再出版。在文學場穩定運轉的時候,期刊這個渠道賣的是“期貨”,是一個篩選系統。作家不需要自己打名頭,發在刊物上,自然有人從頭看到尾。所以我后來決定研究期刊,因為期刊和文學場、文學生產機制研究是直接相關的。逐篇考察期刊,能最快把握文學的整體面貌,而這種整體考察,會幫助我們發現很多超出慣性認知的新問題。打工文學等重要的現象最早都是我們先在期刊里發現的。這也就是回到現場的一種介入性。

這種介入性還體現在另一個方面,也就是對讀者群體的關注。我一直非常重視裴老師和他母親(也就是我婆婆)的閱讀趣味,他們曾經是期刊文學的忠實讀者,是我長期觀察的對象,這比什么田野調查都管用!我婆婆是個不太典型的農村婦女,她小時候家里比較有錢,所以讀了師范學校。后來因為出身問題嫁到漁村。我聽他們講從前的事,受的那些欺負,很多是來自家庭內部的暴力,聽得我“三觀盡碎”。但如果不是刻意挖掘,平時生活感覺不到那些黑暗。我覺得是文學庇護了他們。所以,他們永遠需要故事,那是一種剛需,需要故事的世界來與現實隔離。我做評刊的時候,我婆婆正住在我家里,她把我帶回家的期刊全看完了。當時我覺得,我們做當代文學研究的真是有責任啊!我們有責任滿足普通讀者的閱讀期望。

很有意思的是,我后來研究網絡文學,采訪那群最早做網絡文學的人,他們也幾乎都是這樣癡迷小說的人。比如,路金波(網名李尋歡),他說他看到地上有個紙片,也要撿起來看完。有時什么都沒得看,要看說明書。我稱他們是“吃書人”,他們的胃口太大了,最后只好自己辦了網站(笑)。不過,后來我意識到,他們不是我們常說的“文青”。他們不叛逆,不邊緣,不文藝,是社會主流人群,“沉默的大多數”,所以應該叫“故事群眾”。他們需要的就是故事,因為當時除了期刊文學沒有什么其他的故事載體,所以看起來像是文學青年。后來我婆婆也不看文學期刊了,改看電視劇。現在年紀大了,不然應該是短劇的最佳受眾。

許婷:這樣看來,這種介入現實,一方面是當代文學學者應當關注當代文學作品,另一方面是否也意味著,文學要去面對真實生活中鮮活的文學消費者?

邵燕君:對,面對消費者。他們是“故事群眾”,但也是文學的基本群眾。他們所說的好故事里,就是有文學的庇護和溫暖。為什么路遙《平凡的世界》在大眾中有那么深遠的影響?恰恰是因為很多人在其中獲得了溫暖和感召,而不僅僅是看故事欲望的滿足。我曾經問過我婆婆,《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哪個更好?她說“都好”。但一定要選一個的話,是《平凡的世界》。因為,“那個作者很老實”。說得多準!

我采訪網文作者憤怒的香蕉,他也非常喜歡《平凡的世界》。他說《平凡的世界》讀起來“香甜”,還用了一個詞,“鮮美多汁”,來形容細節。我問他印象最深的情節是什么?他說:“孫少平在窩棚里看書,有一盞燈?!薄镀椒驳氖澜纭房梢哉f是對網絡文學影響最大的當代文學作品,沒有之一。我問過很多網絡作家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他們幾乎都會提起這一幕,一個人在讀書,還有一盞燈。這些讀者和我們學院派的人,視角確實不一樣。

許婷:帶著對讀者的這種關注和理解,您當年投入評刊工作時是什么樣的心境?

邵燕君:是幸福的,而且是熱烈的、激昂的。它回應你的學術職業,也回應了你對普通讀者的一份責任。這很樸素,也正是我們評刊當時想做的。你是學當代文學的,不能說《活著》這樣一個作品得讓一個化學系的學生來向你介紹吧。

我一直覺得,學當代文學,畢業時應該具備的能力有兩個:第一,拿到一個作品,能判斷它的好壞,就像古玩店的學徒一樣,看了就知道成色,不需要別人告訴;第二,是表達能力,基本的寫作能力。這是我們專業的看家本事。

但我剛留校那時候,大家都去看理論。一方面是因為理論新鮮,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理論能進行學術生產。那時候,大家已經不能單純靠寫作家作品評論來進行學術發表了,必須談理論。于是學院里的文學批評跟著理論走,對文學現場、對當代文學的真實樣貌幾乎完全不了解。偶爾看一篇,也掂量不出分量和行情,只好跟著夸贊或是罵“垃圾”,又或者說一句“我不看中國文學”。當時就是這么一個狀態。

我們那時候做評刊,點評稿每期2萬字,在華東師大一個叫《中文自修指導》(現在改名叫《現代中文學刊》)的期刊全文發表,特別感謝當時任主編的劉曉麗教授。這個期刊那時還比較邊緣,但也是正式的學術期刊,所以,學生的點評文章都可以算學術成果,后來也有一次被人大復印資料轉載了。我們還和《文藝理論與批評》合作過,這個也要特別感謝祝東力主編,他一直對有創新的、接地氣的研究很支持,包括我們后來的網絡文學研究。這其實就是將評刊的工作和學術體制聯系在一起。發表的同時,我們的稿件也逐期在左岸文化網(http://www.eduww.com)發布,這個影響就大了。

二   出走的決心:期刊的危機與評刊實踐的終結

許婷:您最初的那種熱烈和幸福,后來慢慢變成失望,直至離開。失望大概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浮現的?在您的感受里,它更多是來自具體的作品與環境,還是一種逐漸累積的判斷?

邵燕君:這種失望相對來說比較模糊。最直觀的感受,就是選不出好作品。我們每年看這么多期刊,但最后出年選本推選年度優秀作品(一般10—15部)的時候總是很困難。在當時的期刊生產環節里,新人變得越來越少。最關鍵的是,沒有了核心讀者。我的一位朋友是程序員,他曾經是期刊文學的受眾。他有一次跟我們說,你看我們寫的電腦程序對你們的服務多么貼心,而你們的文學怎么如此對待我們?后來采訪起點中文網創始人之一吳文輝時,我講了這個事兒,他是北大計算機系畢業的,我對他說:“到后來還是你們程序員自己為自己解決了文學問題?!保ㄐΓ?/p>

文學期刊不好看,問題出在機制上?!靶聲r期”時,期刊機制運轉得很好,比如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的涌現,那時候期刊能夠通過一套機制把全國的文學青年選拔上來,也有很好的編輯。但1990年代以后就開始出問題了。我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是2000年,那時候全國正在掀起一場規模巨大的文學期刊改版潮,因為傳說中的“斷奶”(即政府停止經濟撥款)政策要落地了。但這次面向市場的改版其實并不成功,當時流傳的一句話是“不改等死,一改準死”,因為整個機制摸不著市場真正的脈搏,一改又失掉了過去的品格。后來,“奶”并沒有斷,這得益于中國經濟持續的高速成長,哪個省、市養不了個文學期刊?但這對于文學期刊未必是好事。如果當年在世紀之交的那次改版潮里真斷了政府撥款,完全讓期刊自負盈虧,毫無疑問會死一大批期刊,但或許也能有期刊真活過來,說不定反而可能逼出真正市場化的紙質文學。郭敬明、韓寒他們后來做的暢銷雜志就證明過,至少在當時,紙質雜志還有空間。

許婷:當時有沒有新的力量來嘗試接住過去的這群核心讀者?

邵燕君:有,但沒成功。比如“布老虎叢書”,還有要做“好看小說”的《北京文學》等等。這其實就是要做類型小說,但出于各種原因,中國紙質暢銷書機制沒能建立起來。也恰恰是如此,給了網絡文學成長空間。

許婷:這樣看,期刊生產機制的困境,是促成您轉向的重要原因。那么除了這一點,有沒有其他因素的影響?

邵燕君:期刊的危機是最主要的方面。我當時因為在一線干了六年,對機制深層的危機感受得特別具體,絕望得也很徹底。但不做評刊還有一個現實的原因,那就是評刊團隊其實帶不動了,這是因為當時的學生代際發生了變化。李云雷、徐則臣他們是“70后”,后來的文珍、季亞婭、叢治辰他們是“85前”,到了2010年左右,學生差不多都是“85后”了。他們和期刊是比較隔膜的,主要是為了選課而來。而評刊的工作是帶著一群學生一起看小說,我是信任每個學生的判斷力的。但隨著學生年齡的變化,我發現他們看小說,尤其是那時候的新歷史小說,出了很大的問題。小說作者對歷史的把握本就是非常個人化的,讀的人不理解這段歷史,經常出底層邏輯錯誤。我一看不行,這事沒法干了。

我在評刊做的事情,一是找文學出口,二是抓核心讀者,三是帶真正成長在這個環境里的人做切身的、真正的文學批評,建構自己的文學生活。我們有很多學生是因為從小愛看小說才上的中文系,但我們的課程設置使“中文系”和他們原來的文學經驗越來越沒關系。評刊的課,曾經幫助一部分學生將學習和他們當下的文學生活重新接上了。我在評刊的工作里看見了那種熱情,看見了我特別需要的那種飽滿的精神和興趣。我挺能探測這種能量的飽滿度的,這算是我的一個核心能力,我能聞味兒!當一個東西能量飽滿的時候,它是Strong的,而等它能量不足的時候,就會有一種敗壞的氣息。這個時候,我就會出走。

三  在不熟悉的地方:網文課堂里的學者粉絲

許婷:您那本《網絡時代的文學引渡》的前言里,有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如果它(文學)已經不在我熟悉的地方了,一定在什么我不知道的某個地方生長。”在那種失望的狀態下,您為什么選擇了轉向當時被忽視和鄙夷的網絡文學,而不是已經被學術體制接納的影視劇或通俗小說研究?

邵燕君:因為我做的是當代文學。每一行有自己的語法,文學專業的做電視劇研究,更多是做文化研究。至于通俗文學,指什么?金庸嗎?金庸不是當代文學,不是我們自己文學土壤里正在生長的文學。

選擇網絡文學,是因為當代、當下的文學就在這里。當時的主流文學其實也已經關注到網絡文學這個新現象了。我在選不出好的期刊小說的2009年,就寫過一篇《傳統文學生產機制的危機和新機制的生成》,當時任中國作協副主席的陳建功老師讓我在作協主席團大會上做了個專題報告,就講這篇文章,在文章最后部分,也將視角投向了迅猛發展的網絡文學和它背后的生產模式上來。

許婷:您從2011年開始在北大開設網文課,當時有沒有過擔憂?和此前評刊的課堂有什么區別?您常在課堂上說“偷偷讀網文的孩子長大了”,您當時如何理解這種“偷偷”?

邵燕君:當時開課還真沒擔憂過。因為我原來做評刊的時候,課堂就是“用戶生產內容”,帶著學生一起工作。雖然我并不懂網絡文學,但仍然覺得自己可以開課,這事想想也確實有點怪。我記得第一次的課名里還不敢直接提“網絡文學”四個字,而是叫文學生態之類的,怕系統過不了。但總體來說我覺得北大還是很自由的。

網絡文學的課堂像一個實驗場,但其實這種實驗形式在評刊那里已經做了六年了。以前做評刊的時候,大家圍著張桌子,像茶話會一樣討論,課也從來不準點下。團隊拿到的稿費也全拿去吃飯了,都是很快樂的回憶。網文課也是一樣的形式,只是參與的學生和討論的對象發生了變化。

“偷偷讀”其實是中文系里一個比較特色的現象。很多愛讀網文的中文系學生,大三選專業時甚至會刻意不選現當代文學方向乃至文學方向,就是為了避開網絡文學和現當代文學評價標準的正面沖突。咱們系里也有幾位老師看網絡小說,都不是現當代文學專業的,他們對待網絡文學沒那么嚴肅,只是一種消遣,更像普通的讀者。

許婷:您前面提到,評刊團隊的學生本身就是期刊的核心讀者。在網文課上,您提出了“學者粉絲”的說法?,F在回頭看,這兩類學生之間有多大的差別?您當時為什么會特別強調“學者粉絲”的身份定位?

邵燕君:你今天這個采訪才讓我意識到這一點。在做網絡文學研究的時候,為什么我要強調自己是“學者粉絲”呢?這個自我定位和以前的“文學批評家”身份有什么不一樣呢?你知道在當代文學領域,我們都很尊敬洪子誠老師,洪老師還是當年給我們上“中國當代文學”專業課的老師。洪老師有一句話,我一直當作“家訓”來執行,他說,做當代文學批評的,不要和作家太熟。

但在進入網絡文學研究前,我想必須得能進入粉絲狀態,必須得有人值得我“粉”,因為網絡文學的核心讀者是粉絲,或者叫“書友粉”更合適。我是金庸的粉絲,我知道粉絲和非粉絲之間可是有楚河漢界的。對于我們“金迷”來說,如果你不愛,我就跟你沒得談。粉絲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論誰是學者。大概研究流行文化都有如何看待粉絲身份的問題,所以,1992年當亨利·詹金斯提出“學者粉絲”概念時,大家才覺得那么揚眉吐氣,終于擁有了學術合法性。

咱們就常理來推推這個問題。如果一群學者里有人對某類作品或某個作家特別著迷,如數家珍,他是不是應該更有研究者資格?其實未必,這取決于那個作家的文學史地位。你可以是莎士比亞的粉絲,可以是《紅樓夢》的粉絲,可以是魯迅的粉絲,甚至張愛玲、汪曾祺……事實上,這些作家的研究者很多其實就是粉絲狀態。至于金庸,現在可以了,因為他已經被經典化了,當年則不行。我們上大學的時候,金庸的地位還在租書攤,研究金庸需要北大之類的學院身份和學者趣味背書。比如,吳曉東老師在《從卡夫卡到昆德拉》的前言中說,他讀一會兒卡夫卡,就會換成金庸。也就是說,一個學者只有把20世紀最難讀的現代派小說都給你講透了,他才有資格以金庸粉絲的身份說話。金庸后來的經典化,確實和孔慶東、吳曉東、蔡恒平(網名王憐花)等北大中文系83、84級的幾位才子有關,也就是我的師兄輩,他們影響了我們后幾級(我是86級的)。我們又強力地把金庸推薦給我們的老師,后來北大的兩位系主任嚴家炎老師、陳平原老師都開了金庸的選修課。金庸后來被聘為北大的名譽教授,我記得嚴家炎老師當時說這是“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這個故事其實不陌生,《紅樓夢》成為經典不也是胡適先生他們那一輩努力的成果嗎?那時候,他們也很年輕,還是“青椒”。每一次重寫文學史背后都得有一場文學革命。

所以,今天讓我逼問自己,為什么一開始研究網絡文學就認定自己是“學者粉絲”?甚至先要找到值得自己“粉”的作家才敢研究網絡文學?大概就是因為,我是抱著研究自己心目中真正的當代文學的態度去找上網絡文學的,一開始就把自己研究的價值和網絡文學的價值綁定在了一起。

非常幸運的是,我讀到的第二本網絡小說就是貓膩的《間客》,我也成為了他的粉絲。貓膩至今都沒讓我失望。

許婷:所以“學者粉絲”本身就帶著一種挑戰“正典”的姿態?

邵燕君:對。如果我當時不說自己是粉絲,我就沒法和網絡文學站在一起。很多人跟我說,你可以研究,但千萬不要為網絡文學“張目”,要“客觀”。那種“客觀”,其實是站在了原來的文學經典譜系里,難免帶有傲慢與偏見。

所以,在我轉向網絡文學后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面對網絡文學:學院派的立場和方法》(《南方文壇》2011年第6期)里,我說,研究網絡文學要打“陣地戰”,不要做文化研究,要做文學研究,盡管網絡文學非常適合做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在當時已經正統化了,很安全,你永遠站在岸上,兩腳不沾泥,但只有研究作品本身,才是真的站在里面。

現在很多年輕的研究者不需要再提“學者粉絲”,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粉絲。你們現在誰沒有“粉籍”啊?這挺好,我的問題終于不是問題了。

許婷:網文課在前沿現象研究上和評刊的課堂有很多相通之處。但從2017年開始,網文課團隊還做了一些網文史的整理工作,還有大量的訪談工作等等。您在這些史料書的序言里反復強調這是一種工具書式的寫作,希望同行或后來者能有一本案頭工具書。這里是否有您對文學史的一些新理解?

邵燕君:我覺得這首先是一個學科建設的問題,也就是研究領域的基礎建設。網絡文學最初被接受時,是通俗文學的概念。如果你有通俗文學這個概念,其實就不必太重視基礎建設。但如果你把它當成一種新媒介文學,把它當成可以和紙質文學對話的形態,它的基礎設施就非常重要。否則,你根本擺脫不了原有的評價體系。相當于要重新打好地基,才能蓋新房子。我們做的這套史料,包括《創始者說——網絡文學重要網站創始人訪談錄》《創作者說——網絡文學經典作家訪談錄》《中國網絡文學編年簡史》《新中國文學史料研究·網絡文學卷》(即將出版)都是在打地基,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會寫一部《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史》。這些工作這一兩年都會完成,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譜系。

一個學科要建立起來,首先就是搞史料建設。我們也確實是在采訪中漸漸摸清了這個行業的基本形態。尤其是做《創始者說》,和網絡文學網站的創始人深聊,打通了很多底層邏輯。采訪時你會發現,同樣是網站負責人,是不是創始者完全不一樣。創始者身上就是有能量,對機制的理解就是深入,那種鮮活的精氣神兒是極為珍貴的。很多時候,他們一句話,就把窗戶紙給捅破了。如果這層窗戶紙不破,你很可能得在學術圈的話語里打轉很多年。所以現在,我每過一段時間,就得和業內一線的人聊聊,不然心里不踏實。

有人認為當代的史料沒什么價值,這個我是不同意的。當年我做記者,采訪了很多先鋒作家,我的學術背景保證了訪談質量。而現在,我們帶著史實判斷和研究中的所有問題,直接通過訪談尋找史料,這顯然很有價值,比憑運氣翻故紙堆靠譜吧。

許婷:所以這不是考古式的“挖”,而是有問題意識的選擇?

邵燕君:對,是我們來選。比如我們剛剛完工的《創作者說》,是我們基于網文史標準挑選了13位經典作家,然后,我們都訪到了。其中有幾位是相當難找的,這個我必須要小小得意一下。

四  重新命名當下:概念、理論與研究者的位置

許婷:在您的研究和您帶領的團隊研究中,除了史料挖掘、網文史梳理外,還特別重視理論的創新。您鼓勵學生用自創的概念表征新經驗,比如您經常提的高寒凝的博士論文《羅曼蒂克2.0:“女性向”網絡文化中的親密關系》,整部論文的框架架設在她自己原創的概念“虛擬性性征”上。最近您經常使用的另一個概念是“數碼人工環境”,也是由王玉玊、王鑫提出。您覺得這是一種“基礎設定”的變化嗎?您如何看待新概念的出現?

邵燕君:我確實特別鼓勵學生們原創理論。當然,前提是得必要,不是為原創而原創。原創理論是最難的,你得有這個本事,一個概念能不能立得住,能不能留下來,除了邏輯自洽外,還得看別人愿不愿意接受。

其實,原創概念總是迫不得已,因為現有的理論概念是從前的學者基于他們當時的生命經驗創建的。你用印刷文明時代創建的概念說網絡時代的事兒,就容易把新事兒說舊了。而作為第一代“網絡原住民”學者,你們最寶貴的就是新經驗,把一代人的新經驗理論化,也是你們的責任。所以,每個想讀博士的同學,我都問:你要做什么博士論文?你的博士論文解決你的什么核心問題?這個核心問題最好不只是你的學術問題,也是生命問題。甚至,如果四年之后,因為不可抗的外部原因,你拿不到博士學位了,嘔心瀝血做出這么個論文,你后悔不后悔?

就像你說的,新理論概念是一種“基礎設定”,在這一新的基礎設定上,才能建立新學科的理論大廈,也才能和既有理論對話。也就是說,加進來網絡文學這個新參數后,一些既有的文學概念,可以再度被打開。比如“數碼人工環境”這個概念提出后,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提出的“文學世界”的概念被再度打開了。我看王玉玊的文章,感到她似乎一直在對我說:“我們是這樣的,其實你們也是這樣的,只是你們自己不知道。”在出現了一個“他者”之后,你才會發現你身在其中的那座山,才能反觀原有那些概念是在什么條件下成立的。對我來講,研究網絡文學的一大收獲,便是獲得了一個新的視角,讓我更理解了哺育我長大的那個傳統紙質文學的“文學世界”是這么建構起來的,對“文學原理”的認識也有了一種打通之感。

許婷:您怎么定位自己在網絡文學研究中的位置和貢獻呢?

邵燕君:我的自我定位一直是“引渡人”(好像更常用的是“擺渡人”,意思一樣),就像我上大學時,錢理群老師說的“歷史中間物”。我覺得,網絡文學研究終究是網絡一代的事。就像“數碼人工環境”這樣的概念,我提不出來。在這個概念提出之前,我也一直在研究“網絡性”,如果你想把網絡文學定義為一種新媒介文學,而不僅僅是通俗文學的網絡版,那你就必須把“網絡性”的內涵說清楚。但是,我一直是在原有的維度上推,比如,我在2015年的論文(《網絡文學的“文學性”和“經典性”》,《北京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中提出過,網絡性有三重含義,超文本性(這點是引用崔宰溶的觀點)、根植于粉絲經濟、與ACG文化的連通性。這些,都是對現象的描述?!皵荡a人工環境”的概念是從另一個維度提出的,只有在這個環境生活的人,才能提出來,并且,更關鍵的是,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內涵。因為,這是“基礎設定”,更深入和豐富的研究要在此基礎上展開。

我覺得我對網絡文學研究如果有貢獻,首先是打地基吧,網絡文學生產機制的研究,史料的挖掘,網文史的梳理,應該有用。另一貢獻就是培養學生。我很看重我主編的那套“北京大學網絡研究叢書”,就是你們的博士論文,加上你最新簽的那本,已經11本了,應該還有幾本。看到你們把自己最深的生命經驗用專著的形式寫出來,而且各開一片天地,真是很驕傲!

我的另一個比較有用的功能應該是作為你們的對話人。我記得王玉玊好像在一次研討會上說過,她很多時候寫文章,把我當作潛在讀者。我覺得這很好,我也給你們提供一個可感知可對話的參照系。老實說,我覺得“網生一代”也有你們的“時代局限性”。比如有一段時間我帶學生看韓國電影,我跟學生們說,我都向你們學習十幾年了,你們也看看我這邊的東西行不行?但有的同學,看那種社會政治題材的電影,注意力全落在嗑CP上,這就有點太簡單化了。所以對新一代研究者來說,一方面,提出新的概念非常關鍵,因為只有新的概念,才能撬動、打開那些看起來已經非常完善的文學理論;但另一方面,了解過去、理解紙質文學的傳統,同樣不可或缺。

許婷:您曾經和一起做評刊的朋友說也許哪天還會回去。這兩年您也和我們說過,想回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研究。那您所謂的“回去”,具體是想去做什么?

邵燕君:其實特別簡單,就是文學批評,作家作品評論。并不是回到傳統文學,但也不局限于網絡文學,可能也包括影視劇、短劇什么的,就是我喜歡的,有感覺的,作為我自己文藝生活的一部分。

做評刊、做網絡文學研究,本質上都是學術工程,而且是那種比較大的工程。如果不是我帶著大家一起做,很多事情其實是完不成的。

就我個人來說,目前出版的關于網絡文學研究的兩本書《網絡時代的文學引渡》(2015)、《網絡文學的新語法》(2021),都是論文集,最新的一本今年應該能出來,還是論文集?,F在還寫不出專著來,有些事還沒想明白,但最后會寫出一本,算是一個交代。我的論文集差不多是五六年一個“合訂本”,要是從頭看到尾,前邊有的觀點后邊自己就推翻了,所以,唯一的價值是展現了一個從傳統陣營轉型而來的網絡文學研究者的進步史。

我現在真正的渴望是做一個純粹的文化消費者,說得高級一點吧,享用者。這么多年下來,很少有真正不工作的時候,好像哪天沒干“正事”,就會產生一種愧疚感。就像馬爾庫塞說的“非工作不可是一種病”。這真“太不網絡文學了”。我真正想體驗的,是一種無所事事、沒有任何計劃、完全被欲望驅使的閑蕩的、沉浸的文藝生活,只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享用多久,是不是會有一種“生命不可承受之輕”。

在純粹的享用之后,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還處在一種“非說不可”的狀態。如果到那個時候,我依然有特別強烈的表達欲望,那我大概會選擇繼續做文學批評。文學批評比文學研究原始,但生命可能更長。

許婷:您這些年的學術研究,從評刊到網絡文學,似乎一直在爭取某種正當性——應有的權益、應有的自由。您如何看待這種正當性?

邵燕君:從我自己來說,我一直享有著自己應有的權益和自由。覺得有價值、有意義、有勁兒的事,就去做。你說的那些“證明合法性”的問題,其實并不是事先規劃好的,而是在事情走到那一步時再說。這份自由今天看來非常的“凡爾賽”。我們這代人確實運氣好,我們的青春正值改革開放的春天,1980年代北大的環境后來是很難復制的,這給了我們底氣,家庭氣氛寬松的孩子,最大的特點就是,不太知道怕。一方面不會把創新看得過于神圣,另一方面也是忍受力差,一旦覺得事情不對,就很難勉強。

但我其實也沒有那么任性。我一直很清楚,光有“愛”是不夠的,它必須落實在可行的運行機制上。網絡文學之所以能發展起來,是因為有收費機制支撐;沒有機制,再大的熱情也只是煙花。學術也是一樣,如果不能嫁接在現有體制里,課開不起來。大家都沒有學術成果,沒人跟著你干,我也不敢忽悠你們干。

所以這些年,我一直在做的,就是探索這個體制所能給我們的最大空間:怎么利用現有的體制資源把事情做出來,把橋梁搭建起來,使基于“趣緣”的研究有現實基礎,有可持續性?,F在看到你們都憑研究網絡文學拿到博士學位了,還找到教職了,就很欣慰。

許婷:您會更愿意把自己視為網絡文學研究者,還是一位處在轉型時期的當代文學研究者?

邵燕君:我寧可說自己是網絡文學的研究者。就像我們前面談到“學者粉絲”這個說法一樣,把自己放在“轉型時期研究者”的位置,似乎在規避著什么,這對我來說沒太大必要。尤其是在網絡文學仍然會被“污名化”的情況下,我更愿意跳下去,站在那個地方。

(作者單位:邵燕君,北京大學中文系;許婷,江南大學人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