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在天人在途——讀散文集《行云》
《行云》收文十四篇,分上下兩卷,可謂朱強散文創作的一個階段性的類型化集萃。書名“行云”,取自上卷篇目之一,帶有行云在天、人生如旅的寓意。高天流云聚散無形、來去無蹤,似乎只為顯示變化不息乃萬物常態。塵世眾生碌碌奔趨而殊途同歸,唯因行進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姿態歧異和路徑差別,才見個性的獨特。行云在天,人在途,“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始得本真。如果說十四篇作品組成的《行云》具有某種整體品格,那么這種品格正體現在力破窠臼的求新求變和綻放個性的傾向上:掙脫散文處理日常家事與地方文史的常規套路,從個人記憶與公共歷史、鄉土倫理與城市經驗、物質考古與精神追尋兩端往復穿行,形成大開大合、疏密有致的新氣派。
一
《行文》上卷七篇,涉及三種類型,取材立意從私人生活逐漸向歷史記憶推進,謀篇布局和行文架構處處可見作者突破邊界、重筑文體的努力。
《地址簿里的日常》《整年》《行云》三篇,均以“我”的視角書寫家族親人在城市中的生活狀態與情感聯系。《地址簿里的日常》從飲食廚炊入筆,通過描繪南昌城市變遷、赴約拜訪同宗朱伯伯、代姨父尋找失聯親戚卻因街區改造而未果等遠近記憶中的生動場景,凸現血脈親緣在城市空間里不絕如縷的綿延縈繞。《整年》寫作者從贛北回贛南客家山鄉過年,恰逢家祠竣工,因而在祭祖拜年的節慶氛圍中,對鄉土親情倫理在現代語境下落地生根的執著堅韌,不由得倍生感佩。《行云》描寫親友相聚、給堂姐新家暖房,滿溢欣喜和自豪。這類題材在散文中通常的表現形式,是絮絮叨叨的家世懷舊和親戚往來的流水賬。朱強的這幾篇散文卻以空間變遷的刻畫去牽扯情感記憶,用私人敘事去點染社會歷史縱深、激發讀者感同身受的素樸共情。
三篇連讀,可見一部微型的家族城市化史。從父親一代的艱難扎根,到堂姐輩的怡然安居,再到“我”散澹從容的回望和書寫,鄉情族誼未隨城市社會結構的原子化而消磨,也未因城市人居空間的頻繁變動而湮滅。
《山藏》《客路》兩篇,皆以現場尋蹤方式還原贛南蘇區的革命往事。《山藏》追訪1935年4月紅軍在油山地區的游擊斗爭,從夜投民宿、晨逛墟市的當下記述引出歷史煙云深處的烽火歲月。《客路》踏勘舊稱安息、今名安西的山間古鎮,憑吊紅軍從新田轉戰桐梓的遺跡,尤其是1934年10月21日血染渡口、突破桃江封鎖線的那場激戰。紅色題材散文,多耽于轉述材料和堆砌高調辭藻,少有深切細膩的主觀介入。朱強獨辟蹊徑,賦“客路”之“客”以多重身份指涉:既是當下踏勘歷史現場的“我”,也是悠悠往事中奮力挺進在長征路上的紅軍戰士,更是從中原祖地移籍贛南、又從贛南起步闖蕩四方的一代代客家子弟。由此,多重印記的行路“客”身份和多重音調的“客路”敘事,融入撫今追昔的老人口述和層疊累積的文獻記載,生發出沉浸感十足的臨場氛圍。
《有無帖》《生活頌歌》兩篇,屬典型的個人城市生活隨筆。《有無帖》從冬日橋畔約會女友卻因定位偏差而誤時的一段往事,牽連出贛北城市下雪的見證者——同宗朱伯伯和師長黃老師,定格難忘的雪景記憶和人生體驗。《生活頌歌》對城市文化人的日常生活進行瞬間式的切片掃描。打車夜歸、搭乘地鐵、光顧理發店、凝神大廳講堂,一連串蒙太奇式的畫面和意識剪接,本身就是逝水年華涓流如滴的真實樣態。而星星點點地迸放在各個具體場景中的電光石火般的遐思閃念,正有助于將“無我之城”轉化為處處可著“我”意的“我城”。
二
《行云》下卷七篇,皆為文化考古之作。比起個人化色調較為圓潤的上卷七文,下卷七篇更多地顯露出沉郁的“老靈魂”和激昂的“少年氣”之間的張力。作者不滿足于掉書袋式的刻板考證,也不屑于一味抒發酸澀文弱的感傷詠嘆,凝神勾勒自己在途行走的姿態和思緒,絲絲縷縷地營造出物我對觀進而為無聲無息的器物代言的話語場景,讓遠去的歷史人物和歷史情境逐點逐滴地重煥神采,借此規避文化散文每每把作者直接說話的聲量調得過高、把作者本人走到前臺顧盼自雄的架勢擺得太足的俗套。
《瓷上景德》《出山》《行磚小史》《碑考》聚焦考物。《瓷上景德》以宋代窯工造瓷的情景再現開篇,繼而追溯青白瓷的偶然誕生與“景德”年號的由來,歷述督陶官臧應選的技藝與命運、青花瓷的外銷以至馬戛爾尼使團的訪華挫敗和陰鷙預判。盤桓地方一隅的談瓷論瓷話鋒,漸漸轉向國運興衰的沉重議題。行文視點如泛舟出海、炊煙排空,在蕩漾、縈繞中持續發散,篇章脈絡趨于繁復綿密。惜乎材料收納過多,且疏于刪枝剪葉,一些句段不免有些冗贅凝滯。《出山》意在對商人李玉山送展、梁家茶園供料,促成湯湖綠茶參加1915年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的史實,再作深入開掘。作者為此到遂川縣湯湖鎮綠茶原產地,專程走訪梁家茶園傳人。但茶事固然清雅,賣茶人李玉山和種茶人梁道啟的神情面目卻始終朦朧不明,似乎缺了幾筆定格關鍵時刻的近距深描。商人與茶農的交鋒、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也沒能像《行云》中收放自如、濃淡相間地描繪家族進城史那樣,得到生動鮮活、富有畫面感的細膩刻畫。
《行磚小史》以2004年深秋學校組織活動、“我”在贛州古城墻發現北宋“熙寧二年”銘文磚為引子,展開一塊城磚的千年旅行。從窯匠胡擺子摶土塑坯燒制成型,到泥水匠賈某砌入城墻,歷經建炎三年征用入藥、嘉定八年風卷匿蹤、洪武三年筑城復出,直至順治年間隨楊延麟沉塘,在城磚忽隱忽現的漫長流轉軌跡中,作者的家族史片斷時時穿插其中。敘述視點的遠近推移和情節色調的明暗混搭,形成喑啞頓挫而又不絕如縷的古琴曲似的奇特旋律感。以城磚流徙見證城市興廢,文思精巧,意味深長。但磚終究是磚,給它賦予的歷史分量太重,圍繞它展開的文學表達就很難保持好文學話語本該有的那份輕盈。
《碑考》考察的是南昌百花洲古碑。碑因乾隆年間時任江西布政使的彭家屏為百花洲題名而立,又因告老還鄉后的題字者橫遭“文字獄”自盡牢中而毀。裂成幾塊碎石的殘碑,竟然還留存至今并入藏畫院。從題字立碑到題字者屈死,前后不過十年,其間風流云散的人事變故和幽明翻轉的世道綱常,卻幾乎濃縮了橫亙在一部清史中的盛衰興亡悖論。或許是受標題局限,《碑考》之考僅到碑與人的靜態歸宿為止,對造成碑的短命和題碑人冤獄的陰暗時勢背景,則觸及不多。
《繪事》《墟土》《八大山人隱居史》三篇著重考辨人事。《繪事》援引抗戰時期胡獻雅舉辦義賣畫展的史實為鏡鑒,映襯當下的真人真事:畫販子出身的大胡子畫家終于擺脫市場的裹挾,轉而追求皓月高風、清泉寒樹、深山遠路的高潔意境。全篇以人系事,以事證史,鏡像互文,情致宛然,今昔世風之變和人心盡在畫中。
《墟土》將眼前的老屋拆遷事件和悠久的城市興建史,平行并置而又相互比照。從唐刺史盧光稠建城、宋趙抃與孔宗翰的接力,到當今推土機下的“考古墻”想象,近在身邊的城市風貌和人居格局巨變,遙遙直抵本在遠方觀念世界里的現代性困境——故鄉在“出走”,而原地不動的人們好像生活在了別處。從自家表嫂的拆遷遭遇切入正文并且連綴全篇的寫法,拉近了作者體會人與城巨變壓力的情緒間距,也方便讀者的心理代入,這種設身處地的持續強化共情共感的密集細節描寫,使得《墟土》成了下卷七文中最具上卷神采的一篇。
《八大山人隱居史》對朱耷南昌逃難、耕香寺暫棲、繩金塔鬻畫、青云譜隱居這步步飄零的殘生寄世遭際,予以畫卷式描摹。其中,尤其強調了朱耷以“筆”為隱身草,在遺民身份與藝術表達之間求取身心和諧的生存選擇。為規避平鋪直敘的評傳體例,作者竭力渲染人隨境遷的角色變換動線,將遺民、畫僧、還俗者等多重角色堆疊在歷史轉折關頭和個人精神危機時刻,貫串成印證人生如寄、步步在途寓意的系列隱喻符號。
總體看來,下卷七文中,物之考古四篇構制略失局促,活化史料的個性表達技巧未臻純熟;人事考古三篇,則因系于人事、緣于人情,而顯得氣脈順暢,細節靈動,行文運思揮灑自如。當然這首先是因為器物本身缺乏生命溫度,不容易承載作者個性化的情思抒發,但同時也顯露出作者駕馭硬性史料的話語轉圜技能和思維升華力道還有再提升的余地。
三
統觀《行云》,可見朱強散文的鮮明特色和多邊突破意義。選材上,城鄉交織、古今貫通,私人記憶與公共歷史相互滲透。寫法上,田野考察與文獻鉤沉并重,現場實況與想象生發兼備。語言上,高古與現代并存,氤氳渾融而又氣韻充沛。
遙想唐宋八大家,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三位都籍出江西。三家雖風格各異,卻共同奠定了江西散文“文道合一”的傳統特質。朱強散文創作中突出表現的對于歷史人文的執著關懷、對于鄉土家族倫理的深情眷顧、對于城市變遷的冷峻審視,實際上都在回應和延續“文道合一”的傳統。而在朱強對日常生活細節的精心刻畫和對歷史記憶的溫情守護中,依稀可見歐陽修“詩窮而后工”的為人為文理念和曾鞏雅正醇厚的人格文品遺風。年輕一代作家沒必要也不應該直接承襲古文辭藻和前人創作套路,但非常需要從文學傳統的深處和細處學習得更久、汲取得更多。
從《行云》這本散文集及其前后的相關類型作品來看,朱強已經充分表現了他將江西散文傳統的精神內核——對人事的深切體察、對歷史的敬畏之心、對文體的自覺追求——融入自己散文創作肌理的意識和能力,并且他也已經有了乘勢而上、開創一路既古且新、既雅且俗的獨特文風的方向感。云行無跡,風滿中天;人在旅途,思接千載。期待朱強在鑄造鮮明個性和獨特風格的散文創作道路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收獲。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傳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