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曉《作家筆會》最后一個筆名答案
《作家筆會》是一本八十六頁、六萬多字的小書,由柯靈先生于1945年10月編輯出版。幾十年來,這本書流傳不廣、聲名不彰,但對書中作者筆名的發現和探索倒是名家賡續、眾說紛紜。《作家筆會》共有十七篇文章,記敘了二十五位作家名流的事跡,由于時勢所限,十六位作者使用了筆名,依次為田苗、昔凡、林拱樞(兩篇)、葑菲、子木、小山、渭西、殷蕪、余立、余林、李杰、原予魯、天則、東方曦、吉靈、但萍。自1990年代起,經過姜德明、陳學勇、龔明德、陳子善等先后考證,大部分作者的真實姓名逐次浮現,如胡考(田苗)、若瓢(昔凡)、李健吾(子木、小山、渭西)、徐開壘(余立)、唐弢(余林、李杰)、王統照(天則)、孔另境(東方曦、吉靈)。上述作者本就是名作家,他們的文章卻長期不為人所知。其余“待考”的作者尚有林拱樞、殷蕪、原予魯、但萍。
2014年4月2日,我在《中華讀書報》“出版史”發表了《柯靈編〈作家筆會〉作者考略》,論證了原予魯為徐開壘的筆名、但萍為陳蝶衣的筆名。感謝龔明德、陳子善兩位先生在他們后來出版的著作中引用過我的觀點。2020年8月,中華書局出版的《掌故》第六集中,宋希於的《〈作家筆會〉里的“殷蕪”》,論證殷蕪是少為人知的楊英梧的筆名,同時引出了一段令人唏噓的往事。
宋希於大作面世,促使我完成對最后一位作者筆名林拱樞的考索,讓《作家筆會》的全部作者真名水落石出。先說結論,林拱樞是上海圖書館已故老先生林星垣(1913—2011),他與徐開壘(1922—2012,《作家筆會》里的作者余立、原予魯的本名)是七十多年的朋友。林星垣在文壇籍籍無名,他們在同一個城市生活和工作,雖然不在一個社交圈,時至暮年,仍偶有過從。因為筆者也是圖書館中人,徐先生生前多次與我談起林星垣這位前輩同行,出于職業習慣,筆者又從網上找些資料加深印象。不過,徐先生沒有跟我說起過林拱樞即是林星垣,我只是在證實原予魯是徐開壘的過程中,好奇地對林拱樞產生聯想并持續追蹤。
《作家筆會》中林拱樞的《許杰》《李青崖》兩篇文章,原來以《作家印象記》總標題發表在《萬象》第三年第5期(1943年11月1日出版),同期有徐開壘署名“壘”的《藝文短訊》。當時徐開壘正在《萬象》雜志擔任助理編輯,林拱樞的文章在《萬象》發表,徐開壘在其中是否起到引薦作用,現在已經無從查考。想到徐開壘在《書情與友情》(《書屋》1998年第3期)中寫道“而我倒知道幾位。如小山、林拱樞、但萍、余立等是哪一個人”,卻又不說破,不禁莞爾一笑。
林拱樞的《許杰》和《李青崖》所敘兩位先生的任教經歷,正好是他中學和大學生活的寫照。“大約在十五年前,我調到滬南近郊的一個學校去肄業”,許杰先生1927年9月后恰好在上海的泉漳中學任教。林星垣疑似是福建同安人,因此可能在閩籍上海泉漳會館主辦的泉漳中學讀書,網上可見他在書寫的書法條幅上,鈐有“同安林氏”的閑章。同安現在隸屬廈門市,在泉州與漳州之間,林姓又是該地區的大姓。“林拱樞”“林星垣”,兩者在姓名上頗具相關性。“拱樞”、“星垣”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名詞,清黃文儀有《寄興》詩:“太空渾不有,夜夜燦星圖。經緯羅天地,無垣不拱樞。”同時,“林拱樞”、“林星垣”,在歷史上又實有其人,林則徐第三個兒子林拱樞(1827—1889),福建福州人;清代詩人林星垣(1822—1895),福建閩縣人。林先生在他的姓名取向上,別有深意焉。
林拱樞在《李青崖》一文寫道,“那時候,我正在大夏,聽李青崖教授的課”,據《申報》1934年7月16日記載,大夏大學附中學生林星垣同學屬于“高中第一、二次補考一科或二科完全及格準予畢業者”。那么,林星垣當在此后考入大夏大學聽“李青崖教授的課”。這也與上海圖書館職工關于林星垣曾在大夏大學附中及大夏大學求學的回憶相吻合。“拱樞”還在1936年9月16日的《社會日報》發表文章題為《心理學家張耀翔》(張耀翔自1928年起長期執教大夏大學),描摹造像的筆法文風如《作家印象記》。從時間上可以確定林星垣那時已在大夏大學讀書。
林拱樞(林星垣)的文學創作肇始于中學時期,這與許杰先生的新文學教學引導有關。通過對“林拱樞”“林星垣”署名的作品收集比對,發現在內容、題材、發表刊物及發表時間方面呈現出相當大的共性和關聯性。譬如兩者都有文學作品發表在同一刊物且時間相近,林星垣的《橄欖》(小說)和林拱樞的《早起歌》(詩歌)先后發表在《少年》(上海1911年創刊)雜志的1929年第11期和1930年第5期。林拱樞在1931年至1933年間在《青年友》發表了詩歌、散文、翻譯作品十余篇,“星垣”在《青年友》1932年第4期上發表了詩歌《雨天》。而且寫作翻譯的題材和內容多為少兒文學,在翻譯作品方面更趨一致性,林拱樞在《少年》刊登了安徒生的《老頭子做的事情總是對的》、狄更斯的《一個小孩夢見的星》等;林星垣翻譯出版了意大利童話《木偶奇遇記》(上海教育書店1947年出版),成為這本世界兒童文學名著的眾多譯本之一。
林星垣(林拱樞)與徐開壘有著多重交集。他們曾經是民國期間《上海寧波公報》的同事。2010年,“在寧波旅滬同鄉會成立百年華誕之際,記者在上海圖書館查閱到這份報刊,并將創刊號予以復印,以饗廣大從未見過此報的鄉友。其間我們還專程訪問了已屆耄耋之年的《上海寧波公報》老報人徐開壘、林星垣兩位老先生”(鄭霞娟《同鄉會曾辦過〈上海寧波公報〉》《海上寧波人》2010年第2期)。文章中談到,林星垣是在1938年5月大學畢業后,經友人介紹應聘進入剛創刊一個月的《上海寧波公報》工作,“當副刊編輯,有時也寫寫評論”。徐開壘這一年從浙江寧波到上海,其祖父徐棣蓀“為旅滬寧波同鄉會會董,1917年籌建同鄉會新會所時,與朱葆三、樂振葆等同為籌備主任”。下半年經人介紹進入《上海寧波公報》“后樂園”副刊工作,徐開壘當時年僅16歲,工作半年左右即就讀于東吳大學附中,林星垣則工作至1944年9月《上海寧波公報》停刊前夕離職。
《上海寧波公報》由旅滬寧波同鄉會理事陳荇蓀創辦,設有“評論”“鄉訊”“通達鄉情”“后樂園”等欄目。該報四開四版,初期為三日刊,后改為每天一期,根據時局變化,印數1000份至3000份不等。一份《上海暨全國文化機關調查錄》(許晚成編,龍文書店發行,1943年版)記載,“《寧波公報館》總經理陳荇蓀 經理茹辛 總務馮斌 編輯徐開壘、林拱樞”。這似乎說明,徐開壘一直任(兼)職于《上海寧波公報》,可資證明的是,他在1944年4、6月間在《上海寧波公報》發表了《略論戶稅》《寧波近況斷片》等文章。而林星垣因此以“林拱樞”之名入職《上海寧波公報》。
查檢上海圖書館的《全國報刊索引》,發現林拱樞在《上海寧波公報》“紀念特刊”上還有不少文章,如“二周年”中署名為“樞”的《編后》;1941年“三周年”中署名為“樞”的《編后馀瀋》,署名為“拱樞”的《雜談浙江的農業》;1942年“四周年”中署名為“樞”的《編后馀瀋》,署名為“拱樞”的《四年來的本報副刊》。通過其他途徑還可以查檢到:拱樞《橋:我緬懷著一座橋》(《上海寧波周報》1947年第21—22期),拱樞《五月的風》(《上海寧波周報》1947年第31—32期)。
從上述文章可以確認,林拱樞即林星垣,長期在《上海寧波公報》任職。1947年的《上海寧波周報》還刊有署名“星垣”的《關于寧波的方志》。林拱樞擅長于文獻的收集整理,如《浙江文化的今昔觀》發表于1940年《上海寧波公報》二周年紀念特刊,內容是敘述浙江文化的歷史沿革和貢獻,進而呼吁收集和整理浙江地方文獻,是“一份值得珍重的文化遺產”。林星垣同樣也有著類同的文章發表,《今后我國文化諸問題》(《解放周報》1945年第2期),《關于魯迅的文獻》(《文匯報·世紀風》副刊1945年10月19日)及前述的《關于寧波的方志》。這些文章表現出一定的學術水平,《關于魯迅的文獻》一文寫于魯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紀念的日子,顯示出作者對魯迅文獻出版的宏觀把握,甚而提出魯迅文獻出版除了著譯之外沒有美術部分的缺憾,“也許能再找出一點他生前纂輯的關于美術部分的來印行成書吧”。《關于寧波的方志》羅列了當時所見的寧波郡(府)志及所屬縣志等地方文獻,并對上述方志的種類、纂修人員、卷數及刊行遞藏情況等予以詳細著錄。這也為林星垣先生逐步走向圖書館最后的歸宿埋下了伏筆。由此可見,林拱樞與林星垣和他們的文學創作一樣,始終交替出現。
1940年代后期,“林拱樞”“林星垣”不約而同地轉向寫作起有關上海民俗風物的文章。1947年創刊的《遠風》雜志自創刊號起接連刊登了“拱樞”寫的總標題為“上海古今談”的一組文章(《旅館的今昔》《酒家和茶寮》《閑話龍華》《明清間的上海米價》)。林星垣隔年發表了《老上海的樂園——城隍廟》(《旅行雜志》1948年第7期)。另外,林星垣當時還參與編寫《上海時人志》(展望出版社1947年9月出版)。1950年代,“拱樞”在上海的報紙頻頻發文,他在1951年的《新民晚報》發表了5篇文章(《南市中央市場來歷》《蓬萊市場今昔》《龍華水蜜桃》《四大公司的今昔》《城隍廟和商業集團》)。從1957年12月到1961年10月,又在《文匯報·筆會》副刊發表了7篇文章(《下鄉贊唱》《剪紙與春燈》《清明瑣話》《立夏見三新》《榴明艾綠話端陽》《豫園紀事》《豫園石刻》),其中一篇《剪紙與春燈》署名為“林拱樞”,足以證明“林拱樞”“拱樞”同為一人。林星垣同時也有文章發表,如《上海的廟園與廟市》(《文匯報·筆會》副刊1957年1月30日)、署名“星垣”的《上海的燈市》(《新民晚報》1957年2月12日)。
徐開壘在1956年10月《文匯報》回滬復刊之際,參與了“筆會”副刊編輯工作。他很有可能邀約了老朋友如林星垣寫稿,林星垣則以本名和筆名見諸報端。上述林星垣的《上海的廟園與廟市》早于林拱樞發表的文章,“林星垣”和“林拱樞”的又一次“同臺亮相”,再聯系1943年徐開壘和林拱樞在《萬象》雜志“同期呼應”,這讓我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新時期后,“林拱樞”已經不再出現,相伴相生的林星垣古稀之年還有文章發表,如在《圖書館雜志》雜志發表《張元濟愛護古籍與校印古書的功業》以及明清尺牘欣賞等文史類文章。一些有關上海民俗風物的圖書收有他撰寫的章節如“上海的舊城垣”“上海物產種種”等等。林星垣先生數十年來關注研究寧波、上海的地方文化,似乎沒有單獨出版過民俗風物等方面的著述,早年的文學創作又沒有結集出版和持續下去,因而在相關學科和行業名不見經傳。
不過,林星垣也有他的高光時刻,他的書法技藝在一定范圍內得到重視,上海圖書館職工回憶林星垣先生曾經為他們上過書法輔導課。1992年4月,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了《小篆疑難字字典》(王同愈著,顧廷龍校),該書438頁,全部文字皆為手工抄寫而成,這是一般書法愛好者難以擔當的。顧廷龍先生在后記中寫道:“謄錄清本者林君星垣,諸君高誼,深感為荷。”
近日,看到一幀書影,林星垣在魯迅《吶喊》(《烏合叢書》1936年1月13版)書名頁上簽名題款“贈給予圻同志 星垣”,下鈐“垣”單字方形章,左下處鈐“拱樞”橢圓形章。雪泥鴻爪,這是林拱樞即是林星垣的又一證據。
行文至此,考索林拱樞何許人也已并不重要。林星垣先生的人生敘事,有切入,有淡出,還是給后人留下了痕跡。一個圖書館從業者的散淡人生,大概就是這樣吧。
(拙文在撰寫、發表及后續修訂的過程中,曾先后得到祝淳翔、宋希於、龔明德、陳子善等先生慷慨提供相關文獻資料,謹致由衷謝意。一篇現代文學史實的考證文章,歷經十數年,持續受到上述諸位先生的眷顧,何其有幸,當恭筆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