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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靈韻 史詩的厚重——讀愛松《江水謠與貯貝器》
來源:《詩選刊》 | 達則果果  2026年05月12日11:36

《江水謠與貯貝器》由“江水謠”與“貯貝器”兩首長詩組成,二者在結構設置、語言風格、內涵闡釋等層面都形成迥然相異的調性。簡單來說,一者富有大自然般的靈韻,另一者則如史詩厚重。

《江水謠》:自然的靈韻

與《貯貝器》的復雜、厚重不同,《江水謠》給人以大自然般輕盈、活潑的靈動感。詩篇的布局上,《江水謠》共由五十篇七行詩組成,篇篇都短小精悍、結構均整,且均齊中又暗藏變奏。如《問》:“‘聽到我叫你了嗎?’/高黎貢山在東邊問/‘瞧得見我找你么!’/擔當力卡山在西邊說/我無法回答/被巨石截擋的血液/沿著河床咆哮”。詩人用一問一答替代長篇鋪陳的滯重,寥寥數筆就勾勒出戲劇般的動態意境。又如《追憶》:“風雨聲/被什么驅趕/捕獵聲/被什么射殺/流淌聲/被什么追逐/我們踩著泥土,發繡的顫音”。 詩歌通過用“被什么”的排比句式和情感的遞進式追問,推動內在節奏與韻律的變化,既避免了靜態而蒼白的直述,又與《貯貝器》的厚重風格構成鮮明對比,創造出另一種生動而新穎的詩學維度。

《江水謠》里沒有人與自我、魔鬼、靈魂斗爭的痛苦與掙扎,而是構建了一個明朗、溫暖的世界。《江水謠》的創作靈感源自我國原始生態保存最完整的區域之一獨龍江流域,每當游走于獨龍江與高黎貢山之間,“為黑夜和星光所彈奏”的奇妙總在詩人的體內發酵,那是一種獨龍族文化所特有的籠罩天地萬物的神秘氣息。在那幽秘而神奇的環境熏陶下,詩人將其所遇見的自然萬象都錘煉進詩行,打造出一片獨屬于獨龍江的眾生共鳴的奇妙園地。人不是詩歌的主角,主角是日東河、恩麥開江、伊羅、瓦底江、森林、群山、石頭等山川湖海、花草樹木,以及鷹、豹、魚、鵪鶉、烏鴉、螞蟻、燕子、蝙蝠、蜜蜂、杜鵑等動物。萬物皆有生命與意識,如石頭就開口說自己有五個伴:“第一個在空中,成鷹飛走了/第二個在山林,成豹飛走了/第三個在水里,成魚飛走了/第四個在地下,成泉飛走了……”大自然里的一切存在共同組成一個龐大的生命共同體,它們彼此之間友好往來、親密無間,以友愛與和諧為生命運行的法則,構筑著一方與科技理性世界截然不同的萬物有靈天地。

愛松說,《江水謠》的創作源頭是“某種自然的源頭,還是某段歷史的源頭,更是某片故土的源頭”。敬畏自然、尋找精神原鄉的精神追求既是詩人創作《江水謠》的動力源泉,同時也促動其不斷去剖析和反思人類中心主義。“我不知道,山上有多少植物/如果每一種說出一句話/江水會淹到哪里/我不知道,山上還有多少動物/如果每一種,離開這里/江水會退回雪頂/但我知道人類,從不肯善罷甘休”,詩人以高度的警覺意識指出獵奇觀光者與現代性破壞力量對大自然無孔不入的糟蹋,并發出深沉的憂患意識。不過,詩人并非以高位者姿態對人類行為進行疾言厲色的控訴,而是祈愿“你們的父母,有人類的溫度”,渴望“再讓雪山,穿上十萬種陽光”。每一個柔和的詩句里都流露著詩人巨大的悲憫情懷,他試圖喚醒人類沉睡的敬畏之心,使其重返宜室宜居的精神故土。此種拒絕置身事外作冰冷評判的深情矚望,既賦予詩篇以強烈的情緒感染力,又在藝術層面與《江水謠》溫婉、柔和的美學氛圍保持了協調。

《貯貝器》:史詩般的品質

《貯貝器》的結構與敘述皆是史詩性的。詩篇史詩般宏大的結構、內容的廣闊與壯大,以及追古溯今的文本時間歷程等因素注定“敘事”是其最佳表述方式。《貯貝器》共十章,每一章的主角都承擔著一個敘事動作,比如,“父親:與巫魔打賭”“母親:與巫魔交換”“妻子:與巫魔周旋”……若將任一角色的故事抽離出來都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敘事閉環,而這十個小故事又共同組成一整個敘述節奏環環相扣、因果交織綿密的大故事。在敘事維度上:橫向以父親、母親、妹妹、妻子等角色為主線展開,而貫穿始終的“我”使碎片化的各篇章保持著內在的連續性;縱向上,“我”不但是敘述主導,而且“我”引出的“導詩”如同史詩演誦前的“開場歌”,用口頭史詩演述中“藝人—聽眾”的關系模式營造出文本與讀者之間的潛在互動關系。

從風格構造角度而言,《貯貝器》表現出史詩般的崇高。“崇高本質上是美的一種表現形態,屬于一種以力量和氣勢取勝的莊嚴宏偉甚至悲壯的美”(王杰語)。《貯貝器》的力量與氣勢源自詩人創造“詩史”的雄心。歷史是對過往的客觀記載,而“詩史”雖以歷史為背景,卻突破了真實的歷史時間、空間與具體事件而反映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帶普遍性的事”。《貯貝器》以古滇王國為敘事底色,以穿插諸多古滇意象的方式賦予文本以歷史的厚重感與縱深度。不過,詩人的意圖不在還原歷史,而是通過重構“真實”來將“史”的恢宏磅礴轉化為一種超越具體所指的普遍意義。詩人通過講述一個家族于浩蕩歷史中的生命足跡,呈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乃至妖、魔、神、獸之間的較量與搏斗。而每一次的“糾結”“合伙”“曖昧”“隔離”“賽跑”都是對人類繁衍、發展歷程中面對未知、暴力、欲望、生死時如何捍衛與博弈的隱喻。然而,無論是曾輝煌一時的朝代、稱霸一方的家族或是奮斗的個體,“它永遠的消亡,并未超過它/短暫的存在”。世間一切都將“消亡”的真相既是對人類終極宿命的揭示,又為詩歌增添了一股蒼涼、悲壯的崇高意味。

愛松是一位極富想象力的詩人,其想象才能賦予《貯貝器》以史詩般的魔幻色彩。魔幻源自敘事空間的混沌性。這在開篇就已一目了然:“我的父親并沒有死去;當然,更不可能活著……我被執行死刑后,亡魂回到老屋,收拾‘腳跡’的冷凄。”父親是介于生和死之間的奇幻存在,“我”以亡魂形式游走于人間。其他角色同樣離奇荒誕,如妹妹是一條鐫刻在貯貝器上的蛇圖騰;同所有角色發生關聯的魔鬼沒有具體形象,卻始終以一種無處不在的力量干涉著一切人與事……詩人不僅營造出人、魂、魔鬼共處一個時空的超現實氛圍,而且,人們時而游走于遠古的晉虛城,時而活在當下(如公交上的樂隊),在真與實之間的游刃切換的畫面極具夢魘般的神秘張力。此種光怪陸離、撲朔迷離的魔幻并非簡單的修辭裝飾,而是詩歌的骨架所在。具體而言,詩人既以古滇王國為背景,那么詩中自然需要熔鑄古滇文明的神秘基因。另外,當真實的歷史被懸置,自然就需要一個神秘空間作為古滇世界進入藝術想象的入口,從而使其獲得成為藝術形象的可能。

魔幻不是為其本身而魔幻,而是指向“神奇的現實”。如“合伙”的弟弟想要重建王國的執著里蘊藏人對權力的渴望;妹妹的“尋找”反映人類對自身價值與使命的探尋……我們從魔幻中看見人對掌控的渴望、對根源的追尋,以及歷史與時代的困境。最終,所有的超驗經驗都指向認識、思索現實的藝術道路。

如果說《貯貝器》是歷史性的、時間性的,那么《江水謠》則是現實性的、空間性的。前者引領人走進歷史的蒼涼、幽深與人性的駁雜,后者教會人于廣袤空靈的大自然里體悟萬物的溫度并思考當代生態文明。二者互為表里、相得益彰,無論是在藝術風格上,還是在思想構造上都構成某種圓融而平衡的詩藝:一長一短、一沉一輕、一靜一動;既有進入歷史縱深處、直面歷史幽暗深淵的壯志,又有勾勒現實大地、守望詩意家園的柔軟情懷。

(作者系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云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