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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城”的敘事倫理與文化規約——新世紀上海城市小說審美觀察之一
來源:《青年文學》 | 王振鋒  2026年05月11日14:38

…………

一

王安憶曾言:“要寫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上海給了她們最好的舞臺,讓她們伸展身手……誰都不如她們有活力、生氣勃勃。要說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們才是?!雹傩率兰o以來的上海作家,承續著自張愛玲至王安憶、程乃珊、陳丹燕等人開創的“女性上海”書寫傳統,通過塑造一個個鮮活的上海女性形象,既展現都市日常生活的特殊情態,也揭示上海這座城市內蘊的“女性化”品格。在新世紀上海都市的日常敘事中,上海往往被建構為一座“屬于女性的城市”。女性以其堅韌、獨立與擔當,不僅塑造了自身的生命經驗與主體姿態,也凝練為這座城市的靈魂意象與文化表征。

通過對新世紀以來上海城市小說的考察可以發現,上海作家筆下的上海已成為一座“她城”,亦即“屬于女性的城市”。在這一敘事空間中,女性不再是社會邊緣的被動陪襯,而成為占據主體位置、發揮引領作用的核心角色;女性與上海之間,也呈現出一種彼此形塑、互為映照的同構關系。這種敘事趨向的形成,大致可歸因于以下三個層面。

首先,女性作為上海都市日常生活的主體與核心參與者,對都市日常經驗具有獨特的敏銳感知力。她們不僅自覺回應現代都市生活的內在吁求,更在高度流動的、異質化的現代城市空間中,將瑣碎日常轉化為意義生成的場域。正如列斐伏爾所指出的:“她們有自己的替代物,和她們就是替代物……她們是日常生活的主體或者客體和替代品(美麗、女性氣質、時尚等)。”②在上海這一高度符號化的現代都市中,女性既承受日常之重,又以其身體、消費與情感實踐成為都市文化的表現者乃至替代符號,從石庫門家庭的精打細算,到南京路櫥窗前的時尚展演,女性形象深度參與了上海都市意象的建構與流轉。因此,要捕捉上海都市日常的肌理、解碼其文化樣態的內在邏輯,女性無疑是最具穿透力與表現力的敘事視角與意義載體。

其次,女性與消費文化之間深刻而復雜的共生關系,使她們成為新世紀上海作家呈現“魔都”現代性的重要敘事載體。自近代以來,上海商品經濟的空前繁榮與消費文化的持續浸潤,塑造了市民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的“消費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不僅主導著都市日常生活邏輯,也深刻影響了其性別角色的建構與展演。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降,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與全球化的深入,使消費文化以更為系統化、符號化的方式重構上海的都市景觀,并將都市女性從傳統倫理的遮蔽中推向商業浪潮的前沿。

而在上海這一高度商品化的都市語境中,女性往往處于消費主體與被消費符號的雙重位置:她們既是時尚、家居、育兒等消費領域的主要決策者與實踐者,又不可避免地成為都市景觀中被凝視、被賦值的性別意象。這種雙重性非但沒有削弱其主體能動性,反而使她們在消費主義的縫隙中發展出獨特的協商與展演策略,從而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物質欲望與自我表達之間。也因此,女性自然成為作家描繪上海都市物質文化、欲望結構與現代性矛盾時最為鮮活、最具張力的形象載體,其消費實踐與身體展演亦構成解讀“魔都”文化性格的關鍵符號。

最后,上海獨特的現代都市文化為女性主體性的生成提供了尤為適配的土壤。與傳統鄉土社會相比,女性在生理特質與心理機制上與現代城市生活有著內在的契合性。都市化進程弱化了農耕文明對體力的剛性依賴,使女性得以憑借其智慧、韌性與應變能力,在高度分工的都市空間中開辟發展路徑。更重要的是,上海作為中國現代性的前沿,其城市文明體系——包括契約精神、匿名性交往與職業化網絡——為女性提供了與傳統宗法倫理進行博弈、協商的制度化可能,從而系統地強化其社會參與度及主體地位。恰如王安憶所指出的:“社會分工全過程解體為瑣細的、靈巧的、只需少量體力同智慧便可勝任的工作……女性在這個天地,原先為土地所不屑的能力卻得到了認可和發揮。那種與生俱來的柔韌性,使得她們適應轉瞬萬變的生活比剛直的男人更為容易見成效?!雹?/p>

由此可見,女性與都市空間、消費文化及日常生活結構之間的多重互嵌關系,使得新世紀上海城市小說中的日常生活敘事,呈現出鮮明的女性化審美向度。在這一書寫范式下,女性不僅是城市經驗的敘事主體,更成為上海都市氣質、消費邏輯與日常肌理的核心表征與意義載體。她們以其情感、身體與實踐,生動詮釋著這座城市的現代性張力與文化精神。

二

縱觀新世紀以來上海城市小說中的日常生活書寫,其文本氛圍始終被一層濃郁的陰柔氣質所籠罩。無論男性還是女性作家,似乎都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女性形象,借由她們的故事描摹出上海這座都市的日常圖景與生活倫理。在這些作品中,最為鮮活、飽滿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往往是女性,男性形象則在整體上顯得萎靡、怯懦甚至消極,尤其是在遭遇歷史拷問或現實困境時,他們往往缺乏女性那種“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韌性與智慧。正如張惠苑所言:“上海文學中的男性留給這座城市的,不是躲藏在他們時髦外表之下的空洞的軀殼,就是一個纖細身軀包裹的孱弱內心?!雹苓@種性別氣質的倒置與敘事傾向的偏側,在新世紀的上海女作家群體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無論是王安憶、陳丹燕、唐穎等成熟一代,還是滕肖瀾、任曉雯、張怡微、錢佳楠等青年寫作者,她們筆下的女性常被賦予婉約、聰慧與堅韌的光彩,成為超越男性的情感載體與精神象征。她們對筆下的男性角色——那些在生活與命運前時常表現出怯懦、退縮與頹唐的人物——往往并不輕易施以批判,反而流露出近乎包容的審視,甚至略帶欣賞地勾勒出這些男性身上特有的陰柔與頹廢氣質。

其中,唐穎的《初夜》以感性溫婉的筆觸,勾勒出特殊歷史背景下上海女性的堅韌與執著。主人公徐愛麗雖不乏小市民的習氣,卻也被賦予臨危不懼、潑辣果敢的摩登氣質,成為少女蝶來成長過程中的關鍵引領者。蝶來的母親則在動蕩年代謹言慎行,以隱忍包容的姿態維系家庭,身上凝聚著上海女性負重前行的生存智慧。這些品質在成年后的蝶來身上融合綻放,使她成長為一位敢愛敢恨、從容不迫的典型上海女性。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她身邊那些猶疑、怯懦的男性形象——初戀阿三因缺乏為愛犧牲的勇氣而與她分離,暗戀者海參因軟弱終生未敢表白,丈夫李成則在婚姻中漸失熱情,關系日漸疏離。然而,蝶來依然以包容的姿態接納這些男性,或在情感上給予慰藉,或在精神上施以援手。這種女性承載、男性退守的關系模式,在唐穎的《阿飛街女生》《隨波逐流》等作品中亦反復出現,構建出一種女性在場、男性趨于“第二性”的倫理圖景,悄然改寫了傳統社會的性別秩序。

張怡微的《細民盛宴》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性別敘事。小說中的男性形象,如懦弱順從的父親與缺乏主見的“媽寶男”小茂,往往成為女性命運波折的源頭。袁佳喬的母親因無法忍受家族冷眼與丈夫的怯懦最終選擇離婚,而父親在籌備與梅娘的婚禮時,甚至引來女兒對其性格的尖銳諷刺:“父親是個膽小怕負責任的男人……唯諾利己的性情,就像是一個久經考驗的品牌產品,值得我一再收驗,從未失手?!雹菖c之相對,小說中女性往往展現出樂觀、堅韌與包容的生命力。這種男性萎靡與女性堅韌的對照,折射出上海日常倫理中濃厚的女性化特質,也凸顯了男性在都市敘事中逐漸邊緣化的趨向。

列斐伏爾曾說:“人的生命本質上是一個獻身的過程,女人的獻身不像男人那樣指向某種純粹客觀的東西或抽象的觀念,而總是指向生命的具體性,指向一種時間性的、似乎是一點一滴的東西?!雹迣τ谏虾E远?,這句話尤其貼切。正因如此,當她們面對歷史的浪潮與現實生活的阻滯時,所展現出的那份世故、從容、機敏、精于盤算且能屈能伸的堅韌,便不難理解。她們鮮少沉溺于時代遽變下的宏大憂患,而更傾心于日常中瑣細的悲喜與微小的實利,在點滴消費與生活實踐中,完成自我價值的確認與實現。

在這方面,薛舒的《殘鎮》便是其中的典型。小說以上海浦東常氏家族三代變遷為線索,細膩呈現了歷史進程中性別權力的流轉。小說前半部分以常冀昌的創業發家史為主線,此時的浦東尚存鄉土中國的倫理余韻,男性仍占據家庭與社會的主導地位。然而,隨著時代巨變,常家男性在政治風浪中逐漸失語,兒媳婦程美珊卻以尋常百姓的生活智慧撐起家族的生存空間。無論是通過人情周旋解決外孫女的入學難題,還是在瑣碎勞作中保持豁達心態,程美珊都展現出遠超男性的適應力與韌性。就像小說中所描述的那樣:“程美珊是那個淪為草民卻依然生存的皇帝,是那片不管被誰擁有亦兀自肥沃的土地;常明義是喪失了高貴身份后一蹶不振的皇帝,是那片因為淪喪而形銷骨立的土地。大凡人們總是認為后者更有氣節、更有尊嚴,不管倔強得對還是錯。倔強總比阿諛好。然而生活卻更善待那些愿意退讓、愿意丟棄夢想的人,所以,程美珊看起來要比常明義過得快樂,也更左右逢源。沒有朋友、沒有外交的常明義相比程美珊,顯得嚴重缺乏駕馭和掌控全家生活的能力?!雹哌@種生命力恰恰源自女性與日常生活的深刻聯結。她們的情感反應更為直接,卻也更具韌性,如同?;夹〔≌攉@得了免疫力,在重大困境面前反而更不易崩潰。小說借此暗示:女性之所以能在歷史跌宕中掌握生活主導權,正因她們更懂得變通,更善于在具體而微的日常中尋找生機。在程美珊身上,我們看到了上海女性特有的生活態度:歷經動蕩卻未變得畏縮,反而愈發堅韌通透;表面上天真的樂觀主義,在實踐中卻轉化為積極、善良、易于接近的美好品質。這種將生活智慧融入日常細節的能力,正是上海女性在特殊歷史時期掌握生活主導權的關鍵。

王安憶的《富萍》則講述了一個揚州女孩如何在都市化進程中重塑自我的故事。富萍自幼寄人籬下,被安排了一樁看似安穩的親事,然而當她來到上海、接觸到淮海路精致的都市生活后,卻對返鄉成婚產生了強烈的抵觸。她的抗拒不僅出于對婚姻自主的渴望,更源自內心價值體系的悄然轉變——上海賦予了她對“另一種生活”的想象。富萍最終選擇留在梅家橋,與本地青年光明結婚,表面上是屈就于貧民生活,實則是為了扎根這座能夠賦予她主體性的城市。小說的結尾,富萍懷上孩子,完成了身體與身份意義上的雙重落地,也暗示著她以生育為紐帶,真正融入了這座城市的血脈。

滕肖瀾的《美麗的日子》則進一步展現了外來女性“反客為主”的都市生存術。江西女子姚虹為了成為“上海人”,不惜嫁給殘疾人衛興國,并經歷婆婆衛老太的重重考驗。從學習滬語、本邦菜到模仿穿著舉止,她的“上?;边^程充滿刻意的自我改造。即便因假懷孕被逐出家門,姚虹仍以堅韌甚至略帶算計的方式重新叩開衛家大門。她的征服不僅是婚姻意義上的,更是文化意義上的——婚后她迅速與婆婆結成利益同盟,甚至在身懷六甲時仍為拆遷款奔波。而隱藏的女兒秘密,則暗示著她的身份策略中始終包含著未明的維度與自主的保留。

耐人尋味的是,兩部小說均以女主角懷上“上海血統”的后代收尾。這不僅是情節上的閉環,更象征著一種隱喻:當女性以身體與生育為媒介介入城市,她們也在悄然改造著這座城市的基因,“上海在改造女性的同時,女性亦在改造上海”⑧。上海都市的“女性化”特質,正是在這種雙向的滲透、協商與博弈中逐漸成形,而外來者的闖入,往往使這一過程顯得更為鮮明,也更充滿張力。

三

新世紀以來,上海女作家們塑造了一系列婉約聰慧、堅韌包容的女性形象,與之相對的男性則往往顯得委頓、怯懦。這種鮮明的性別對照,使她們筆下的上海都市日常生活浸染著濃郁的“陰性”氣質。有人或許會將此視為女性作家刻意采取的性別立場,認為她們是在以女性主義的姿態刻意貶抑上海男性,為敘事添上批判的注腳。然而,如若細加審視便會發現,上海都市文化中這種陰柔纏綿的氣質,并非女作家刻意建構的性別“烏托邦”,而是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倘若我們將目光轉向新世紀上海男性作家的創作,便更能確認這一點:上海都市日常生活的女性化文化特質,并非女性寫作主體的單向彰顯,而是一種普遍的城市經驗在文學中的自然流露。即便在上海的男性作家筆下,上海也經常被賦予陰柔的文化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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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王安憶:《上海女性》,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2008年,第3頁。

②吳寧:《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5頁。

③王安憶:《疲憊的都市人》,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年,第118—120頁。

④張惠苑:《1990年代以來消費視閾中的上海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6期。

⑤張怡微:《細民盛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2—3頁。

⑥吳寧:《列斐伏爾的女性觀》,《常熟理工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

⑦薛舒:《殘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217頁。

(以下略)

特邀欄目主持:李德南

本文為節選,全文刊于《青年文學》2026年第4期“城市·瞭望”,責任編輯: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