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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私人記憶與時代面影
來源:中華讀書報 | 汪成法  2026年05月10日22:03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寫了三十多年文學研究和評論,終于‘創作’了一部散文集”《生涯瑣記》,因為書寫的是一個鄉村少年從出生到求學、工作的近半個世紀的人生故事,所以書名副題為“從頑童到教授”。

“奧古斯丁也,托爾斯泰也,約翰盧騷也,偉哉其自懺之書,心聲之洋溢者也。”作為魯迅研究專家的郜元寶肯定熟悉魯迅《破惡聲論》中的這句話,以及魯迅所稱贊的那些書寫“心聲”的“自懺之書”,因而在寫作回憶個人生平的散文時也不免像魯迅一樣“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不僅對自己少年時代的“惡作劇”真誠懺悔,也對成年后一些自覺不夠得體的行為自責甚重,比如《蔣孔陽先生》中“但就在幾乎忘記他的時候聽到了他的噩耗。我對先生的愧疚,再也無法釋去”,又如《懷念李子云老師》中“她關心大家的文學雅集,勝過關心自己。我熱心‘趕會’,勝過關心長者”。其實,有幾個少年不是頑童?又有幾個成年人回首往事時不曾有過愧疚?“人生過處惟存悔”,王國維未及而立之年就已發出了如此感慨,有愧疚,有懺悔,這恐怕也是很多人,尤其是知識人,回望人生時最普通的情感。或者,這也是知識人最可寶貴的性格之一。“從頑童到教授”的郜元寶為讀者留下了這些“往事如煙,回想起來并不總是那么愜意”(《五十年前那粒小石子》)的回憶,《生涯瑣記》因而是一部展示當代知識人之情感記憶的可貴之作。

書中所寫更多是關于作者個人成長經歷:1966年出生于長江之濱的皖南圩村少年,父親是“退職回家”的曾經的“國家(公辦)教師”(《我的第一所小學》《籃球、胃藥與小零食》),母親來自近百公里之外的他從來沒有去過的山村(《山村“泉欄”入夢來》),兄弟姐妹八人,居然只有他一個人沒有出生月日的具體記錄(《我掃過多少地啊》);少時家境貧窮,常與小伙伴們“由著性子隨便玩耍”(《小學校外“放牛灘”》),1971年不到六歲就讀小學,1980年以和平中學全校第一的成績初中畢業,因體檢不合格未能進入“技校”(中專)讀書,只得進入銅陵市第一中學讀高中(《死馬當活馬醫》《“八十年代的新一輩”》);1982年以銅陵市高考文科狀元身份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暫別樂園》《初到上海》),本碩博連讀(碩士生導師應必誠、博士生導師蔣孔陽),1992年博士畢業留校任教,逐漸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我怎么做起批評來》)……

歲月遷流一甲子,多少人事記念中。

有意思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幾位作家的人生自傳都只記錄自己早期的人生經歷,魯迅的《朝花夕拾》記錄的是其“前魯迅”時代,沈從文的《從文自傳》只記錄他到北京開啟自己的文學之旅的“前作家”時代,尤為著名的胡適的《四十自述》也只寫到1917年回國參加文學革命運動,也是大名人胡適的“史前史”。也許,回憶需要時空的阻隔,越是久遠的過去越能喚醒作者的記錄沖動,切近的事情反而不容易成為寫作的素材了。這些關于早年生活的回憶,既是作者解讀自己何以成為當下自己的“卻顧所來徑”,也為讀者理解作者何以成就后來的事業提供了“疑義相與析”的參考資料。

胡適在1933年6月27日所寫的《四十自述·自序》中說:“我在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他希望這些“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的自傳,可以引出“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自傳,尤其是散文型的自傳,的確是具有文學與史學的雙重意義。而且,豈止是“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的自傳可以“給史家做材料”,普通人的自傳也同樣是社會史、生活史的重要材料。

郜元寶當然已經是事業有成的人了,即使他只是一個普通人物,《生涯瑣記》中很多關于當時社會生活的記述也同樣值得珍重。比如關于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中小學教師以及學校生活的回憶,關于80年代初期大學校園的回憶等等,都留下了大時代中普通人的真實面影。這些私人記憶中的時代面影,或許更能喚起讀者的情感共鳴,也是寶貴的社會史、生活史記錄。不妨夸張一點說,較之作者對自己生平史實的記錄,為逝去的時代留下這些細節豐富的面影或許是《生涯瑣記》作為文學文本更為重要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