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夏云 |《桃花塢》:會說話的“附近”與認得的人
王堯是當代重要的批評家,晚近鉆研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而別有所得,著有《“新時期文學”口述史》《日常的弦歌:西南聯大的回響》諸書。行有余力,他更是將百年知識分子的書生意氣、生命起伏轉化為文字,推出了個人第二部長篇小說《桃花塢》。他的第一部長篇《民謠》以個人的成長為經,管窺蠡測時代的變化,細膩悠長,《桃花塢》延續這種小切口式的處理方式,借方黎之、方梅初、方后樂一家三代的生活起居、夢想追求,渲染鋪陳近代以來地方知識分子的生命史、情感史和思想史,蔚然可觀。

小說從1937年蘇州淪陷寫起,以少年方后樂的眼光望向世界,不僅帶出家庭和時代的起落,更引出地方文脈的風流蘊藉。《桃花塢》的主軸是國破家亡、抗戰軍興,個人當如何自處。區別于一般抗戰小說的壯懷激烈,《桃花塢》發展一套特別的文化敘事方案。從家庭內闈、生活瑣事寫到思想文化、革命抱負,縱橫捭闔之間,小說保持一貫的語態溫厚,敘事徐緩,讀來別有一番余韻。這樣的文字境界,溫柔敦厚、清麗典雅,不妨是江南美學的延續,但與之不同,王堯刻意將家國危難做成“美”的底色,在危險和驚艷的對照中,兀自召喚一種幽暗意識。良辰美景、如花美眷,在時代的風浪里,都成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王堯寫景、畫人均以“輕”字勝。寫景是小巷人家,煙火日常;畫人是細水長流,相濡以沫。他不求大開合,不用戲劇化,反而在平靜中蓄積力量。生離死別,他輕輕道來,情緒都壓在紙背,但張力反而由此形成。大事小情,舉重若輕,不過表面的技巧,幽深處更說明“風骨”二字,其實“風冠其首”。照一般理解,“風骨”多作錚錚鐵骨、剛強不阿之意,但王堯有心辯論:“風”所代表的氣韻風度,其實也是一種能量。舉手投足間的氛圍,斯文念茲在茲。心性不輟、生活不息,雷蒙·威廉斯所謂的“感覺結構”呼之欲出。
革命故事砥礪人心,作用不在話下。但《桃花塢》刻畫文人風骨、地方風物,除了有個人的情感寄托、鄉邦情懷,更牽引我們思考:經由反復的文學演繹之后,革命故事、日常英雄當如何煥發新顏?尤其面對當代青年,文學該如何與他們的生活發生深度糾纏,助力他們想象生命的空白處“桃花灼灼”的盛況?言外之意,《桃花塢》是否寫出一種可能,即文學是一項面朝過去,而又不斷迎向未來、活在當下的生活實踐?
一
黑暗時代的人們
文學史上書寫淪陷、敵占及大后方日常生活的作品,所在多有。張愛玲的《封鎖》、錢鍾書的《紀念》、巴金的《寒夜》,為其代表。這三篇作品共同表現了波譎云詭的政治情勢之下,倫理的糾葛和情感的波動,意在以小喻大,說明戰爭的破壞無孔不入。巴金的《寒夜》更是借中年的臨顧,終結了“青年在天啟式的倫理感悟中完成自我轉變”(1)的敘事模式。前輩的示范之下,《桃花塢》另起爐灶。故事以少年方后樂的成長為主線,兼及父輩的交誼和心事。全書的時間跨度不下30年,尤以1937年日軍侵占蘇州后的日常生活為描摹重心。同一般成長敘事側重父子的對抗不同,方后樂一家其樂融融,他在愛與呵護中長大成人。盡管與父親方梅初的立場有異,但他們不必形同水火。方梅初念念不釋的是章太炎“依自不依他”國學教誨,而方后樂則從魯迅處汲取靈感,向往“攖人心”的摩羅詩人。章太炎魯迅師徒最終走向歧路,但方家父子風雨同舟,在關鍵抉擇上,每以體恤尊重為前提。父慈子孝,莫此為甚。

《封鎖》《紀念》《寒夜》諸篇均以愛的失序脫軌,指涉戰爭創傷。《桃花塢》則積極營建愛的氛圍,作為療愈。兵燹起處,城毀人亡,不想而知,但王堯轉寫人間溫情,儼然桃源世界。避難明月灣一段,更是兒女情長,天地悠然。鄉村的靜謐、少年的無憂,隱然與戰爭創傷形成張力。一時間我們仿佛回到沈從文式的“批判的抒情”:堅壁清野的民間秩序里,宗法倫常自顧自地延續發展,主人翁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不愿以自身的得意失意,為歷史附加教訓和啟示。沈從文明白現實人生其實沒有那么多的升華與高潮。個人的無力,隱然指向了現實的千斤重擔。而有別于沈從文略帶自然主義色調的思考,王堯所著力勾勒的“愛”及其批判,是天性以外,自然、宇宙、道義、知識等多因素交織下的文化感悟,代表的是一種情與理的交融。“有理”未必讓位于“有情”。
在明月灣,“方后樂拉風箱,看灶膛里的火,聽鍋里煎魚的聲音”(2),可謂天真無邪,最是“有情”。但抒情之余,他此刻正“熱讀”《聊齋志異》,魑魅魍魎的故事和無風無浪的鄉居生活陡然形成對峙。由《聊齋志異》所開啟的言此意彼的修辭方式,提醒著讀者:煙火人間,正危機四伏。可如是二元化的解讀,不免小覷王堯的用心。方家本就因避難來到明月灣。煙火和烽火的對立,只是最浮面的文章。如是并置,應被理解成一種觸物興懷。但此幽懷,不必是個人的失意或得意,而是在一個危機的情境里,文人知識分子當如何通過接續傳統、回到傳統,來獲得安身立命的可能。傳統代表的不僅是一種文化慣性,更是一種具體的生活形態。面對阿發的目不識丁,方后樂先是“錯愕”,進而是“悵然”,他生出的反應是:“要不要我教你寫名字?”(3)亂世里,衣食、生命勝于一切,但方后樂“意外地”轉向知識,以質樸的識字觀,來構建人我的關系,投射他對未來的憧憬。迂腐書生百無一用,仿佛在這一刻具象化。
但我們知道,方后樂的處事思維,來自他的父輩。“他們談版本,談文化,談時局,也說鄰里趣聞。”(4)蜩螗羹沸的時刻,以他們的見識,何以不知風雅無用。但為什么他們仍潛心閱讀,修纂,題寫序跋,議論文化?這不是一種生活慣性或者文化表演,相反,他們已知文人的局限,個人有不能奮起的無奈,可這無奈和局限,不代表他們就此自慚形穢,妄自菲薄。他們深諳每個群體都有自己的處事方式,通過對文字文脈、文學文化寄予厚望,他們求放心,求安心。這“無用之用”不是其他,是真摯信念,是風骨的源頭。方梅初說:“不必悲觀,文化不亡,國家不會亡。”(5)1948年,面對家國喪亂,故事中的同代人陳世驤祭出寶典《文賦》,細加考辨,并別有深意地將之譯為 “文學作為對抗黑暗的光”(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借由翻譯,陳世驤仔細揣摩陸機的思想軌跡,并與之形成共振。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文學“秩序”,“包含了對新生的盼望,對光明的不斷尋索”(6)。滄溟鼎沸之中,軟綿的文字是可以有為的,它不是個人偏狹的心曲,或被動的載道工具,相反,“兼指作者嘗試處理的境況,以及作家感應情緒之激越”(7)。所以對王堯來講,如果他的抒情包含任何批判的能量,關鍵不在于對啟蒙邏輯的疏離,而是他了解抒情本身包含一種理式和理念。正是這種內在的持守和文化信念,可以讓文人知識分子在動亂中仍以識字、讀書、議論等風雅的方式“抒情”地生活。

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一書里,漢娜·阿倫特提出,“黑暗”并不止于暴政、壓迫和民不聊生,更是指公共領域的遮蔽:“人們不再過問政治,而只關心對他們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來說值得考慮的問題。”(8)《桃花塢》整體上圍繞著家庭內闈和親朋鄰里的日常展開,政治、戰局的風起云涌,一概退為背景。其中最突出者莫過于方竹松,他的革命故事總是若隱若現,隱為伏脈。可饒是如此,平凡的日常,并不使故事中人喪失其志。他們私淑魯迅、柳亞子、章太炎、聞一多、朱自清,看似個人喜好,實則是他們不斷介入公共生活的表現。以聞一多為代表的“聯大人”精氣神俱備,舉手投足間,都是對時代、人生通透的看法,而即使天真如周蘭者、平凡如施鎖龍者,亦不失追求和主見。兩位主角方后樂和黃青梅在小說的最后“分道揚鑣”,為故事投下淡淡哀傷,但公共的含義卻于此升騰:通過綜合地觀察自身所在的位置,并理性地判斷我能做什么。黃青梅遠渡重洋,自然有她的情不得已,但是,她的選擇代表此時此地“我”如何理性地正視自己與家庭、與世界的聯系,并從中得出一個折中可行的答案。這個積極思考、調適的過程構成了一種公共性。而更大的公共性還在于,無論是方后樂,還是黃青梅,甚至包括周圍的親朋,都不以個人的意志、立場來束縛他們,從而使得這段愛情超越了一般的兩情相悅或門當戶對,并具備了阿倫特所謂的“啟明”之意。她說:“這種啟明或許并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們的生命,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并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圍。”(9)

對王堯來講,20世紀知識分子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公共話語,其意義不假外求。他借《日常的弦歌》為西南聯大人樹碑立傳,寫他們結茅立舍,和常人一樣,過雞毛蒜皮的日常生活。大時代中,此等小事,不必與家國情懷、政治寄托涇渭分明,真切處,平凡儼然是一種精神符號。
二
江南美學
黑暗時代的人們,因其言語和行動,而展現公共性。“螢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方家三代愛國報國,方式不一。個人的風骨氣節,除了為時代所召喚成就,更得益于江南美學的托底支撐。如畫江南,旖旎嫵媚,每每引起文人墨客的浪漫遐想,但歷史上,與詩情畫意同步的是衣冠南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如詩如畫和創傷劇痛,竟不棄不離。小說第六十九節,寫黃青梅讀到《桃花塢賦》第三段潸然淚下,賦云:“后值張王據吳,又逢朱明龍興,大軍搗桃花塢,園散林頹,無復舊日畫圖。”(10)第七十四節,進一步點出聚散炎涼與繁華不墜互為表里,直指江南的美,應是剛柔相濟的。湖光山色、煙雨朦朧,不過表面;負重前行、堅忍不拔,才是底色。前賢時彥探求“江南美學”,多言及江浙一帶人文鼎盛、風景秀美(11),卻絕少提及這美包含危機四伏的層次(12)。
《桃花塢》一路從杭州、蘇州寫來,經昆明到哈爾濱,描寫的內容正是晚近“地方書寫”最熱鬧的所在。但不論是新浙派、新南方,還是新東北,論者都忙于舉證地方的獨特、風土的自成一格,激進處,不免有畫地為牢、以鄰為壑的嫌疑。但王堯反其道而行,愿意說明地方路徑中普遍潛藏的危機意識。早年,學者張灝曾借“幽暗意識”來指代現實、人性中廣泛存在的道德坎陷問題,主張以制度和倫理的方法“嚴防死守”。張灝的思路承教于西方的原罪論述,把個人的墮落看成無奈的事實,但王堯的思考不必亦步亦趨。他深知尋常百姓無法到達張灝的高度,能夠對自我的幽暗有充分的體認,也因此他要思考除了知識分子式的高瞻遠矚,普通人當如何戒慎恐懼,自省自查。
小說的三十八節寫日據以后一年,桃花塢大街逐漸恢復生氣。黃阿婆請周惠之為孫子黃鶴鳴說媒。隨著婚事敲定、春節臨近,周惠之又著手腌臘,而黃阿婆更是在臨河的窗外搭起架子,掛上咸肉、香腸、臘雞、青魚干。一切看似閑筆,卻無不顯露危機時刻,一般人如何借有限抓住無限,抵御變故。風俗傳統在此不只是文化的累積而已,更是為幽暗所召喚的超越之法。如果說,方梅初等知識人是用閑聊和議論,來提振他們“亡國但不會亡天下”的信心,內中充滿通透歷史的遠見卓識,那么,周惠之和黃阿婆的飲食日常,則代表普通人如何處理個人與歷史的具體門徑。兩者都想方設法把自己安置到一個熟悉的群體或者慣例中去。前者講未來的超拔,后者重此刻的安頓。但無論是哪種思考方式,個人都不是獨異的,他的生活是可控的。乍聽之下,如是的現實幽暗似要人追隨大流、按部就班,而其實這是一個自我認知的過程。通過分辨自己的歸屬,我們不僅指認傳統,而且也明了自己在這個傳統中的位置。有別于突發事件對個體認識帶來的驟然影響,日常幽暗下的自我認識,是一種生活化的操練。它表現為家庭的組建、民俗的延續等日常行為或事務。正是透過這些尋常事,我們得以明確自身與歷史、與現實的關聯,建立起個體從未被拋棄的信念,進而了然生命的價值。
借由日常的幽暗,王堯說明“江南美學”所一貫主張的精美詩意,同目下流行的地方論述一樣,不免具有排他性。而事實是,即使循環往復如日常者,亦不能完美自足,需要有歷史的支撐,更需有向外的沖動。方后樂的“南渡北歸”是這種向外兼容的最好見證。江南繁盛,不必作繭自縛。小說名為《桃花塢》,但視野所及,不必局限一時一地。“桃花塢的妙處就在沒有桃花。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13)小說書寫樂園的喪失,反復提及物質的匱乏(“沒有桃花”),引導讀者以想象的方式予以補充。故事里,扮演想象角色的有章太炎、《越絕書》、《燼余錄》、腌臘、油墩子等歷史人物、傳統文化和民俗風物。這樣的理解重心偏在“想象”,而“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也不妨圍繞“哪里”展開發揮。“何處是江南”的大哉問,不正是古往今來,江南美學的第一難題嗎?
楊念群已經澄清,“江南”不只是地理方位,更是識別正朔、分辨華夷的文化隱喻(14)。江南美學包含兼容與變異的面貌,帶著既內且外、似是而非的特質。方后樂的成長之旅,由南到北,不斷突破桃花塢的領屬,隱約間已使得昆明、哈爾濱有了“江南”的意味。它們既是江南的方外,但更是江南美學、江南精神得以成型、展示的關鍵所在。經由昆明、哈爾濱,方后樂對家鄉故土,有了更真切的認識,也明白其所來之路,并非與革命建國毫不相通。“一個人無論走多遠,揮之不去的時光已經凝固成他身上的氣息。”(15)方后樂在避難、讀書、工作的不斷遷移中,發展出一種王宇根所謂的“近密詩學”(the poetics of intimacy)。這種詩學,以自我對風景的深度沉浸和悉心銘刻來獲取身份,錘煉意志。王宇根最初用它來討論靖康之難以后,詩人陳與義在南奔的路途上,如何借不斷調適自己與山水的關系,努力將風景“納為他自我和身份建構的核心‘元件’”(16),并最終指明情感和道德方向的文學實踐。
與陳與義的近密詩學不同,方后樂的人生旅程,見證的是風景逐漸褪去而信念不斷強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同樣是在自我與現實的“密接”中發生的,代表的是個人如何借融入風景而隱匿自我、成為自己的親密模式。只需簡單地對比方后樂踏足昆明和哈爾濱后的不同心理反應,我們就容易發現:在昆明,方后樂下意識地將自己識別為外鄉人,他立于風景之外,“小牌樓衰敗中的古舊和滄桑,讓他聞到了蘇州的氣息,甚至讓他想到蘇州小巷深處無數的門樓”(17);而在哈爾濱,他想到了王愷夫、朱自清、聞一多,想“好好生活、工作、觀察和思考,看看這個新中國的雛形如何”(18)。在離開哈爾濱的前夕,他夢中呢喃:“一棵是桃樹,一棵還是桃樹。”(19)恍惚間,不僅魯迅的身影魂兮歸來,而且方后樂自覺成為群眾的一員,成為革命風景和社會主義藍圖的一部分。這些桃樹遍植祖國大地,已不局限在桃花塢。江南美學方底于成!
三
重建“附近”和有意義的生活
《桃花塢》寫樂園的“失而復得”,從物的遺失寫到精神的建立,革命、抒情、啟蒙明暗交織,犖犖大端,充盈著《人民文學》編者所說的溫厚、寬闊氣象。當代讀者在其中不難讀到個人的精神史、民族的抗爭史,更有地方的文化史、風物史,可謂人、情、事、物,一應俱全。然而,對當代讀者而言,《桃花塢》的當代性何在?或者說,在表面的革命勵志以外,王堯又試圖引導我們思考哪些當代的社會問題?小說寫少年的成長,避開了通行的創傷敘事和昂揚筆調,轉而脈脈地渲染親情、友情和愛情,不遺余力地營造一種愛的氛圍。尤其是地母式的祖母和母親形象,更讓我們見證這種愛的不求回報。如此積極正向地抒情,是否在有心無意間指向了現實的冷漠、個人的自閉?
當今社會,以績效為尚,奮發圖強的故事所在多有,“小鎮做題家”為其典型。但比之方后樂,他們的成長是在逃離家鄉,切斷與過去的聯系中完成的。“他們無法從容地表現個人的掙扎、猶豫和苦惱。他們獲得‘認可’,欠缺的是‘認得’。認可是系統根據既定的標準,評價一個人的成果,決定給予獎勵還是懲罰。認得,則是一個主體對另一個主體的理解,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情緒、考慮、掙扎和歷史的看見,他不涉及考驗、判斷和獎懲。”(20)一言以蔽之,“認可”主導的理念之下,我們已無可避免地走向陌生社會。公共領域被高度的自我迷戀和封閉所統攝,人人都是陌生人,甚至自己也成了自己的陌生人,我們忘記了該如何與世界,與自己相處。
為了重建自我與世界的具身聯系,人類學家項飆提出以“附近”(the nearby)為視域,重構生活形態(21)。“附近”是一個邊界開放、隨我移動的生活空間,內含大量復雜的社會關系。陌生人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雖然我們彼此互不相識,但生活緊密相連。比如,活躍在社區里的快遞員、保潔,他們雖默默無聞,卻早已成為我們有序生活的重要組成。如何用生態的眼光感受他們的存在,欣賞他們所體現的社會差異,進而識別其價值,是當代年輕人勇敢而智慧地找回生活錨點,改變“懸浮”狀態的要害所在(22)。“附近”旨在具象化普通人的生命故事,以細節和深度喚起共鳴。它一面以抒情的方式,記錄“強烈的情感和極具感染力的人類生活中的復雜性”;一面以深描的手法,“站在整體內部理解自己的周圍”,以便更好地再現場景、理解文化(23)。
“附近”的核心是每一個鮮活的人和他們之間縱橫交錯的關系。《桃花塢》所塑造的人物,正是歷史中我們“附近”的人。王堯首先在時間的維度上對“附近”做了新的發揮和演繹。我們所不了解的何止是周遭活著的人,更有歷史上在這里活過的人。《桃花塢》寫章太炎蘇州講學,濃墨重彩。章太炎的思想學問,一向為人所重,但他與蘇州地方的關系,未必是一般讀者關心的要點。王堯有意勾勒這段掌故,所要說明的是:熟或不熟不見得來自人物的社會聲望,而是我們與之產生生命聯結的可能。換句話說,“附近”可以是一個精神性的生活空間。章太炎所代表的文化氣質,不僅為故事中人,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彼此扭結的共同體意識。它關聯著文脈的賡續,家國的興亡。表面上,《桃花塢》寫了一個熟人社會。方、黃、周諸家,以及明月、消涇諸地的人物,不是姻親就是世交,極少有陌生人的身影出沒。但我們不妨追問,這熟悉從何而來?讀者應不難在血緣和學緣的之外,讀出同聲共氣、抗日建國的血脈意識。臨近小說結尾,那位“陌生”工友說出的話:“放得下的事情原本就不在你身上,放不下的事情本來就在你身上”(24),之所以意外讓方后樂釋然,原因在于他和工友共享了一種社會憧憬。透過細致的觀察,工友認得了這位附近的青年,感受到了他的沖動和向往。
除了時間上的發揮,王堯所再現的“附近”還另有一層超越的意思,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強調了“附近”作為“生活空間”這一更根本的物質屬性。王堯的“附近”,不僅有人,更有地。作為東臺人,王堯是蘇州的“陌生人”。他在蘇州生活40年,有感于地方的歷史、文化而有意與之發生骨肉聯系,正是“附近”觀念最佳的表現。《桃花塢》以桃花塢大街為背景,在這方寸之地上,故事漸次展開,迤邐向前。小說第一節,王堯就讓方梅初帶我們走過了曲水短橋,看遍了巷口風景。王堯提醒我們,跟人一樣,這里靜默的石橋、大地、流水,我們雖與之長相廝守,但未必識得其來路,知曉其滄桑。所有的不以為然、自然而然里,其實包蘊太多的故事、深度和感情。世界從眼前開始。山水有情、風景有義,個人的得失與悲喜,因為有了這溫厚的地方來承接、包容,一切也就變得和煦起來。“此心安處是吾鄉”,“附近”讓每一個人、每一個地方都被認得、記取,并作為一種支柱。某種意義上,《桃花塢》是一篇城市傳記。
“認得”是對本然的尊重,代表向未來和潛能開放。它不以現行的標準、當下的績效臧否人物,相反,樂于承認人可以有不為的權利。通讀小說,也許我們可以批評方后樂書生意氣過重,沒有革命英雄的剛毅果決,甚至比之他的同伴阿發、王愷夫,差距也不可以道里計。女主角黃青梅更是在節骨眼上,遠渡重洋,讓“革命+戀愛”的故事蒙上了稍許變味的氣息。民族大義固然可歌可泣,但小人物的情不得已又如何被看到、被識得?在這個意義上,方后樂的名字大有深意存焉。除了化用“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來強調道德上的責任、覺悟應使個人將享受推遲,更是指有意義的生活總是以遲到的、未達的方式顯現。匈牙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阿格妮絲·赫勒曾特意區分“幸福”和“有意義生活”的差異。在她看來,幸福是有限的、封閉的,而過有意義生活的個體,則會是在不斷的迎接挑戰中展示自己的個性:“真正的歷史充滿著沖突和對自己給定狀態的不斷超越。正是歷史……可以使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變成‘為他們自己的存在’,并且把地球變成所有人的真正家園。”(25)
小說意味深長地結束在方后樂奔赴北京的前夜,日后黎明到來,家園建成,早已是家喻戶曉的事實。這個光明的結尾暗示未來將變成“為他們自己的存在”。攜帶著個性和愛,兩個青年雖各奔東西,面對不同的現實環境和社會發展,但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兩株桃樹必將桃花灼灼。因為過去的歲月不曾壓抑他們的個性,各式各樣的考驗也使他們懂得更加堅毅地與黑暗抗衡。從有限的個人幸福中走出來,迎向全新的挑戰,那將是另一段更有意義的生活。“青梅”代表著過去和童年,“后樂”象征著未來和可能,從青梅竹馬到先苦后樂,兩個青年仿佛攜手連綴起一段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史。從蘇州出發到達北京,一個書生革命家方底于成。大約在100年前,另一個懷揣改革熱望的青年倪煥之也從蘇州出發,但終其一生,他處處碰壁,一事無成,留下了無盡遺憾。如今時序轉換,方后樂帶著他的故事,在親族的友愛、江南的濡養下,帶我們看遍沿途風景,發現附近,認得一個個鮮活的人。在這個意義上,王堯寫出了一個全新版本的少年中國故事。
注釋:
(1)宋明煒:《少年中國:民族青春與成長小說(1900-1959)》,第247頁,康凌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
(2)(3)(4)(5)(10)(13)(15)(17)(18)(19)(24)王堯:《桃花塢》,《人民文學》2025年第7期,第36、36、37、37、99、9、37、105、134、139、139頁。
(6)(7)陳國球:《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第82、80頁,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
(8)〔美〕漢娜·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第9頁,王凌云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9)〔美〕漢娜·阿倫特:《作者序》,《黑暗時代的人們》,第3頁,王凌云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11)代表性論述見吳海慶主編:《江南美學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12)韓松剛曾短暫地提及江南的困境與局限,但由于其處理的對象是當代江南小說,因此并沒有回溯歷史上江南所遭受的種種苦難。見韓松剛:《當代江南小說論》,第265-27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14)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第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16)〔美〕王宇根:《萬里江湖憔悴身:陳與義南奔避亂詩研究》,第5頁,周銳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20)項飆等:《你好,陌生人》,第18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
(21)見項飆:《作為視域的“附近”》,王天夫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第17輯,第78-98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
(22)項飆、康嵐:《“重建附近”:年輕人如何從現實中獲得力量?——人類學家項飆訪談(上)》,《當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23)嚴飛:《以“附近”為方法:重識我們的世界》,《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4期。
(25)〔匈牙利〕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第258頁,衣俊卿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0。
(余夏云,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