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斗的“萌芽”
1930年5月,上海光華書局發行的《萌芽月刊》第5期甫一面世,即遭國民黨當局查禁。為躲避審查,第6期改名為《新地月刊》第1期出版,然而僅出一期后再度被查禁。這份由魯迅、馮雪峰與柔石主編的刊物,從1930年1月創刊至6月終刊,僅存世6期,卻在檔案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萌芽月刊》第一卷第1至5期、《新地月刊》第1期保存完好,這份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與國家民族命運息息相關的珍貴檔案,為梳理現實主義新文學脈絡、探求國家精神根基與知識體系提供重要線索。
《萌芽月刊》并非一般文學期刊,而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下簡稱“左聯”)的機關刊物之一,其編輯、出版、發行全過程均與左聯的籌備及成立緊密交織。學界多從文學史視角研究《萌芽月刊》中登載的作品,卻忽視了其本身作為完整檔案的編研價值。筆者以刊物物質載體、出版信息、欄目結構為檔案依據,以翻譯、小說、雜文等文本作為社會紀實材料,通過這份紅色珍檔描摹20世紀30年代革命文化的立體樣貌,從而進一步發掘《萌芽月刊》作為紅色檔案的獨特價值,也為民國文獻的檔案化研究提供參考。
播撒革命的種子
《萌芽月刊》封面呈現出鮮明的視覺識別特征。刊名“萌芽月刊”四字由魯迅親自設計,以尖狀筆畫描摹綠芽生長的姿態象征“新生”與“希望”的出版理念。馮雪峰在《回憶魯迅·“左聯”時期》文章中提道,“十月和十一月間,先生很高興地為‘萌芽月刊’(半政治性的文藝月刊,最初為先生,柔石,我幾個人的同人雜志,也兼收來稿;‘左聯’成立后,即為它的機關志之一)計劃內容,收集材料,設計封面和版式”。魯迅對刊名設計極為重視,“萌芽”二字既取新生之意,亦暗合左聯在文藝領域播撒革命種子的組織使命。
刊物采用二十五開本,便于攜帶傳閱,契合其作為“戰斗刊物”的實用功能。封面和封底底色均為簡約的白色,期號以醒目的紅色阿拉伯數字標注于封面左下角。從第1期至第5期,封面設計保持總體穩定,僅“萌芽月刊”四個字顏色有細微變化。值得一提的是,《萌芽月刊》每一期末尾都刊登當時一些進步書刊出版的廣告,如《巴爾底山》等,這些廣告既是當時刊物發表的持色,也是研究現代文學的線索之一。《萌芽月刊》的視覺元素構成了生動的檔案記錄,為研究左聯時期文學刊物的裝幀設計及出版美學、文學發展提供了實物依據。
在《馮雪峰談左聯》中,馮雪峰回憶《萌芽月刊》的創刊原委時道:“在1929年大概10月、11月間,我在魯迅幫助下正在籌備《萌芽月刊》,記得是潘漢年來找我,他說黨中央希望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及在魯迅影響下的人們聯合起來,以這三方面人為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正是這一主張,催生了《萌芽月刊》。在“文化圍剿”日益興盛的彼時,魯迅領導下的左聯、《萌芽月刊》與眾多作家一道,艱難地筑起了一道文化堡壘。


此外,《萌芽月刊》的發行單位上海光華書局作為當時知名的民營出版機構,也與左翼文化界關系密切。20世紀30年代,上海光華書局曾出版《社會科學講座》《文藝論集》《路》等多部進步書刊。然而《萌芽月刊》作為左聯的機關刊物,雖由上海光華書局出版,但并無統一的印刷地點,從出刊之日起即分散印刷、隱藏編輯,被查封后更是易名重發,這種特殊的出版模式本身就是白色恐怖下革命文化生產的典型檔案見證。
《萌芽月刊》的欄目設置經歷了明顯的調整過程,各期刊發的文章清晰地記錄了由“雜”到“專”的演變過程。馮雪峰在1930年1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1期《編者附記》中寫道:“‘萌芽’是雜志,在內容方面不能不‘雜’。同時又不得不受種種限制……在第一卷內,為主的是朝著這三方面:翻譯和介紹、創作、評論。”其中,“社會雜觀”作為雜文專欄,占據重要篇幅。
而從第3期起,刊發文章在“雜”的基礎上出現了向“專”的轉向——三月紀念號《編者附記》中寫道:“本期際遇三月,這不僅是春天底開始,還充滿了人類爭光明爭自由的歷史上的偉大紀念日,……我們期待讀者諸君的更大的更熱烈的紀念!”第3期刊發了《巴黎公社論》《巴黎公社的藝術政策》《蘇聯的群眾教育與專門家教育》等頗具政治色彩的文章,第4期更是面向廣大民眾刊發了《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文藝批評家的罷工》《“爭自由運動”的“合法的”輿論》等具有文化喚醒意味的文章。內容從最初追求“雜”到逐漸轉向“專”的調整并非偶然,而是與左聯的成立進程密切相關——1930年3月2日,左聯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正式成立,《萌芽月刊》第3期隨即成為左聯的半公開機關刊物。欄目的壓縮反映了刊物從左翼同人的松散聯盟向有組織、有綱領的政黨文化工具發展。
社會批判的平臺
“社會雜觀”欄目是《萌芽月刊》最具戰斗性的版塊,其內容不是一般文學評論,而是時事記錄,具有即時性、現場感與檔案價值。魯迅在該欄目發表的多篇雜文,直接介入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論爭與社會批判。如《流氓的變遷》以“俠—盜—奴才—流氓”的歷史演變為線索,借古喻今,諷刺依附權勢、維護舊秩序的社會勢力,影射當時國民黨當局及其附庸對革命力量與進步文化的壓制,是魯迅在白色恐怖下極具現實針對性的社會批判文本。又如《“好政府主義”》《“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革命家”取消斗爭》這些文章的寫作時間與刊發時間幾乎同步。
《萌芽月刊》是左聯青年作家的重要發表平臺。柔石、殷夫等左聯青年作家在這一時期開始創作關注底層、直面苦難、反映斗爭的文學作品。如柔石的小說《為奴隸的母親》以浙東民間“典妻”習俗為題材,描寫一位貧苦農婦被丈夫以一百元典給鄰村秀才生子,在兩個家庭、兩個兒子之間反復撕裂,最終在貧窮、壓迫與親情割裂中走向精神麻木的悲慘一生。作品以冷靜、克制的現實主義筆法,真實呈現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底層婦女的生存絕境,聚焦農村破產與民眾疾苦。又如張天翼的小說《搬家后》,是民國著名的都市諷刺小說,通過描寫底層知識分子夫婦搬家前后的心理變化,聚焦底層人物的精神困境,從而折射整個社會的思想病態。這些發表在《萌芽月刊》上的作品并非懸浮虛構,而是扎根現實的文學紀實,這些活生生的角色和力透紙背的敘事,使《萌芽月刊》具備了作為從文學作品角度記錄革命運動進程的檔案價值。
魯迅在《萌芽月刊》發表的翻譯作品同樣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第1期開始連載蘇聯作家法捷耶夫小說《潰滅》(后譯名為《毀滅》)的譯文,為左聯作家提供革命文學現實主義的創作范本。馮雪峰翻譯的《巴黎公社的藝術政策》《馬克思論出版的自由與檢閱》等文章,將蘇聯藝術文學相關理論引人中國語境,為左聯的“無產階級文學”主張提供理論支撐。
紅色珍檔的價值
《萌芽月刊》的存世時間與左聯的成立、發展進程高度重合,形成時間維度上的嚴密互證。第3期刊登的《上海新文學運動者底討論會》記錄了1930年2月左聯籌備會的原始信息:“到會者計有魯迅、沈端先、馮乃超、錢否邨、柔石、馮雪峰等十二人”,討論議題包括“組織‘左翼作家聯盟’”及“批評的基準”等。第4期發表魯迅《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該文原為魯迅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演講,經整理后刊發于《萌芽月刊》。從壓縮隨筆、擴充理論欄目的調整,到個人雜感向組織綱領的內容轉變,使《萌芽月刊》成為研究左聯早期歷史的第一手檔案。
《萌芽月刊》創刊、查禁、更名、再查禁、停刊的誕生發展軌跡是其歷史價值的反向證明。檔案層面,刊物被迫更改版名、轉向地下發行,是當局文化圍剿的有力現實證據;文本層面,進步思想、國外翻譯文學、現實社會書寫、雜文敏感尖銳,均是20世紀30年代文學積極參與社會斗爭的生動寫照。《萌芽月刊》的短暫生命恰恰是這一時代文本思想鋒芒與力量的最好證明,查禁強度與思想戰斗力的互證正是紅色檔案區別于一般文獻的核心價值特征。
《萌芽月刊》作為紅色珍檔,其價值不僅在于存世稀少,更在于檔案形態與文學內容的互證性。通過對其開本設計、出版信息、欄目演變的檔案學分析,與對其雜文、小說、翻譯的文學轉向解讀,我們得以窺見左翼文化運動的立體圖景。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公共服務部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