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宇:“文學魯迅”的反思與重釋 ——兼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問題
一
21世紀以來,魯迅研究進入一個相對活躍的階段。這不僅體現為大批年輕學者的加入和大量新成果的涌現,尤其還體現為研究視野的開拓和研究方法的創新。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自覺地探索和實踐新的視角與方法,嘗試創立新的研究范式。對此,孫郁先生曾做出較為全面的觀察:
近二十年的魯迅研究,知識論的視角覆蓋了意識形態的表述,許多過去顯得很輕的話題,分量有所加重。而先前被不斷闡述的內容,反倒很少有人關注了。
…………
在大致梳理了近二十年的研究文章后,我覺得文學研究風氣的變化,在這里是有代表性的。閱讀中所關注的許多作者,都是活躍在學界的中青年教師,話語邏輯都帶著駁雜的知識背景,氣質里也含著與前輩學者不同的元素。他們繼承了前一代學者的許多傳統,也開辟了屬于自己的路徑。史學與哲學,社會學與比較文學,語言學與金石學都出現在論者的文字中。具體來說就是:學問家的魯迅浮現,斗士的描述弱化;討論具體問題,多于宏大敘事;東亞趣味似乎遮蔽了共產國際的趣味……倘對比八九十年代的述學風格,大有楚河漢界之別。[1]
的確,這20多年來,我們不僅看到很多對于魯迅作品的充滿新意的重釋,更注意到其背后的新方法的引入,比如政治學方法、女性主義角度、傳播學理論、社會史視野等。此外在一些新領域,如魯迅與翻譯、魯迅與美術、魯迅作品的圖像改編等,也都有所拓進。即便在一些看似已有充分研究的領域,新的開掘也在不斷出現,比如周樹人在成為“魯迅”之前的閱讀與寫作,以及魯迅的人際交往等史料的整理,這些雖屬傳統的魯迅思想研究、生平史料考證、魯迅與同時代人研究等領域,但在實踐中已突破了原有的認識,有了新的發現。加之近年來出現的越來越多的對于魯迅研究的研究,比如對唐弢、李何林、王景山、王富仁等前輩學人的系統整理與研究等。凡此種種,都早已打破了以往所謂外部/內部的研究邊界,也打破了所謂文學/文化研究的壁壘,相互呼應、彼此啟發,共同推動著魯迅研究的進程。
2021年初,《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刊發了一組筆談,總標題為“21世紀以來魯迅研究的回顧與反思”。這組文章“立意回顧過去二十年魯迅研究的主要推進,并且由此展開對于其間經驗、教訓的總結、檢討,進而矚望未來”[2],與談者回顧了魯迅研究的多個方面,不做“戲臺里的喝彩”,而是切實反思了研究的現狀與問題。其中,較為突出的是,有幾位學者不約而同聚焦于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邱煥星教授更明確提出了“‘政治魯迅’研究的三種路徑”。
“政治魯迅”的提出起于對既往研究的某種反省,邱煥星認為:
魯迅研究在1980年代之后,開始進入一種“去政治化”的狀態,先后繼起的思想革命范式和主體性范式,其倡導者無論是王富仁還是汪暉,都明確反對“文學自覺地服從于政治、服從于中國的革命斗爭”,批判“魯迅研究承載的政治意識形態使命”。進入1990年代之后,伴隨“告別革命”和后現代主義等思潮,魯迅研究更是出現兩種趨勢:一是向內轉,大量研究偏于探究魯迅的內面主體性,尤其是孤獨絕望的反現代性意識,越來越少關注魯迅的政治實踐參與;二是學院化,很多研究者將魯迅視為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進行某種知識化和歷史化的處理,不再積極回應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如此一來,“魯迅”就被收縮到學院內部,逐漸遠離了當代中國的發展進程,以至于汪暉本人后來都覺得“將魯迅放置在一個孤獨的知識分子的位置上來理解他是多么地狹隘”。[3]
在邱煥星看來,問題的關鍵在于“政治觀”。以往的研究者中,“不少人仍將‘政治’局限于國家政黨制度層面,看不到現代社會政治權力的泛化現象;其次是因為‘文革’記憶而將國家政治負面化,始終堅持知識分子的批判立場;再次是在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上仍有很重的二元對立傾向,只看到了‘文學的政治化’,沒有意識到‘政治的文學化’”[4]。這造成了魯迅研究的“再政治化”并未實現真正的突破。
林分份教授在《“革命”視域下的魯迅研究一瞥》中也涉及文學的政治性問題,他認為:“如何在20世紀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將‘政治’從魯迅的‘革命’語匯中適當剝離出來,進而明確不同語境中各自的具體所指,以及如何客觀厘清當前的‘政治魯迅’與20世紀80年代以前革命范式下的‘政治實踐家魯迅’(即‘革命家魯迅’)之間的本質區別,恐怕也是熱衷于倡導魯迅‘再政治化’的研究者無法回避的問題。”[5]
在現代中國的語境中,“革命”與“政治”兩種話語既相互纏繞又存在差異。邱煥星與林分份都在自覺地重新界定和闡釋“政治”的概念,并重審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他們既彼此提醒與商榷,又共同構成了對于1980年代之前相關研究的反思。他們的相同點在于,都是有意識地跳出了文學與政治二元對立的傾向,回到歷史的語境中,取徑魯迅研究,重新思考現代文學史上的相關問題。在他們看來,“政治”不等同于政黨政治,也有異于1980年代“去政治化”語境中的狹窄認知,而是在文化政治的脈絡中,將文學的政治性理解為在生死攸關的重大歷史時刻中的一種狀態。的確,就像魯迅自己總結的那樣,“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這才是大時代”[6]。在那樣的“大時代”中,一切文化現象、文學現象都必然是政治性的和斗爭性的。基于這一認識,我們今天重新理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正是要把文學寫作中的政治性凸顯出來,甚至透過某些“去政治”或“遠離政治”的表述,切入其內在的政治性。事實上,這并不意味著脫離文學性,也不同于文學為政治服務的理解,而是對于某種極端化的語境中的文學進行分析,看其如何通過文學自身的方式去回應政治,以文學實踐的方式真正介入“大時代”之中。
應該說,這個說法的提出既關乎歷史,又切入現實。經過“去政治化”之后的“再政治化”,顯然不是后退或重復,而是一種新的認識與闡釋。即如林分份文中梳理的,對于魯迅與“革命”的關系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即經歷了從1950年代以陳涌為代表的“黨的魯迅”的塑造,到1980年代以王富仁等人為代表的“啟蒙者魯迅”“思想魯迅”,再到1990年代以汪暉為代表的更加明確走向魯迅本體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范式在持續地更新,且范式的更新即反映著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化。時至21世紀,研究者對于“政治”“革命”等問題的理解也在經歷反省與重思。王富仁先生在2007年的《魯迅與革命——丸山昇〈魯迅·革命·歷史〉讀后》中說:“‘革命’作為中國二十世紀文化的關鍵詞”,它“不但意味著一系列的社會行動,同時也意味著一種世界觀念和人生觀念,意味著一種文化”,魯迅正是“這樣一種世界觀念和人生觀念的最早的建構者”,因此,任何對于20世紀中國文化或對于魯迅的研究,“革命”都是一個無法忽略的論域[7]。順著這一歷史脈絡來看,近年“政治魯迅”“革命魯迅”“民族魯迅”等說法的出現,都可看作是在與既往的“啟蒙魯迅”“思想魯迅”“文學魯迅”并行且展開對話的方式,其繼承與創新的雙重價值和意義,也都是顯而易見的。
研究魯迅,不得不面對歷史語境中的“革命”與“政治”話語,也必須處理二者與“文學”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反過來可能會重構有關“文學”的理解。本文重提“文學魯迅”,正是希望在與“政治魯迅”“革命魯迅”等的多重對話中,重識魯迅的文學觀念與實踐,并沿著魯迅的傳統,重審中國現代“文學”本身。在我看來,“文學魯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與“啟蒙魯迅”“革命魯迅”“政治魯迅”之間不是簡單并列的關系,“文學魯迅”是基礎,也是核心,它一方面吸取以上諸種內涵,尤以承認魯迅文學的政治性內涵為前提,通過對“政治性”的認識來重新界定“文學性”;另一方面,它堅持文學自身的特殊性,強調文本中心和文學批評的實踐方法,拒絕被“政治魯迅”等話語遮蔽和取代。這意味著,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既不分離也不重疊,而是內在相關、互拓外延。政治性不是妨礙文學性的因素,也不是文學批評的單一維度,研究者既要回到歷史語境中去正確理解文學性的獨特歷史內涵,同時也將借由對“文學性”的新的理解,重新把握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特殊傳統。
二
2014年,錢理群先生在為《70后魯迅研究學人論文集》所寫的序言中說:
雜文是魯迅和他的時代保持密切聯系的主要手段,忽略了雜文,就會遮蔽魯迅世界里的許多重要方面。我要強調的是,魯迅雜文不僅和他的時代息息相通,更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因而也和我們的時代息息相通。魯迅雜文還有至今我們也沒有說清楚的文學性。從魯迅研究史看,雜文研究曾經是成果眾多、分歧最大的領域,而新時期以來又是一個薄弱環節。這是一個極待重新開掘,并具有巨大潛力的研究天地,建議70后的朋友不妨以雜文研究作為一個新的突破口。這是可以一試的。[8]
十余年過去,作為“突破口”的魯迅雜文研究確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蘊積其中的問題意識也得到了極大的釋放。今天回頭看,錢先生當年的觀察與提醒,已成為近年來魯迅研究的共識,而關于他所謂“至今我們也沒有說清楚的文學性”問題的思考,也早已突破了魯迅研究的領域,擴展到對于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思考之中。
針對中國現代文學“文學性”問題的重新思考,魯迅雜文的確提供了一個恰當有效的研究路徑。不僅如錢先生所說,雜文兼具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更重要的是,雜文所具有的特殊的文學性,本身就是刷新傳統文學觀念的關鍵。之所以“至今沒有說清楚”,就是因為其與傳統或常識中的“文學性”存在差異,以至于對舊有的諸如個人化的、抒情的、藝術層面的各種審美標準(結構、語言、意象、修辭等)都構成了挑戰。雜文以其“雜”挑戰了傳統文學一貫追求的“純”,以其“生命在于真實”的標準挑戰了“真善美”的傳統審美。可以說,雜文之“雜”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意義,挑戰了既有的批評標準和傳統的文學史認知,也導致了舊的“文學性”觀念和批評方式的部分失效。事實上,我們的確看到,在既往研究中,有不少老先生認為“雜文不是文學”。傳統的魯迅文學研究一向側重于《吶喊》《彷徨》研究、《野草》研究等,都是基于某種對小說、散文、詩歌文體的文學性價值的肯定,而雜文則更多是作為魯迅思想研究的材料與依據來看待和處理的。即便有些研究者也專門強調過雜文是文學,或雜文符合文學的標準,如瞿秋白、馮雪峰、唐弢等前輩,也還是在舊的文學性標準之內的一種辯護。比如,瞿秋白強調雜文是“文藝性的論文”,馮雪峰稱雜文是“詩與政論的結合”,唐弢特別關注雜文的“形象性”與語言的藝術,等等。他們實際上都還是在以舊的文學性標準中去評價雜文,無論是認為雜文不是文學,還是想辦法在雜文中找到文學性的表現(詩性、形象性、語言藝術等),都還是在將雜文置于以往的文學觀念和審美范疇之中,因此確實讓人覺得有些“說不清”。這種情況長期存在于魯迅研究領域,直至近年來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張旭東、董炳月、汪衛東、周展安、李國華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以新的視角和方法做出了新的判斷,極大地開拓了魯迅雜文的討論空間,引起廣泛的關注。他們不再重復瞿秋白等前人的思路,而是將雜文的某些無法被“文學性”或審美問題涵蓋的特殊品質提煉出來,打破了之前那種將文學性與政治性相互排斥對立的思維方式。他們重視雜文的獨特性,不再將雜文強行置于“文學性”的標準之中,而是將其特殊品質獨立出來,承認雜文自身的邏輯和標準,尤其肯定雜文作為一種“語言中的行動和實踐意義上的形式”[9],而且把它理解為“現代性文學性的實質所在”[10]。
如果“回到魯迅那里去”,我們就能看到,魯迅就是在用雜文來有意識地改寫中國現代的文學觀念。1925年前后,在他“雜文的自覺”的重要時期,其現代文學觀念也在經歷著自覺的調整,這一點,無論對魯迅本人還是對新文學的整體而言,都堪稱意義重大。
1925年初在《京報副刊》“青年必讀書”征求中,魯迅以其驚人之論引起了文壇的關注與爭議。他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11]這段話的核心不在“讀書”,而在“做人”,在于生活、實踐、斗爭。在魯迅看來,讀書有兩用,一是教人寫作,二是教人思想與行動,“五四”的新文學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的,因而,讓人“與實人生離開”的書是不符合新文學精神的,新文學的精神在于讓人能“行”,讓那些“真要活下去的人們”,能夠“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12]。在那樣一個“大時代”,魯迅在“言”和“行”之間選擇了“行”,在眾多看似文學性更強的小說、詩歌、散文的寫作之外,選擇了雜文,這實際上是用他自己的選擇在詮釋和刷新對于文學與文學性的認識。因為,雜文代表著行動與斗爭,它作為“感應的神經”與“攻守的手足”,能深深地切入現實,因此雜文的寫作就是“活人”“敢笑、敢哭、敢罵、敢打”的行動本身。在魯迅看來,能行動的人才是“活人”,能介入現實、成為斗爭實踐的文學才是現代的文學,是“大時代”需要的、現代的文學。
魯迅所追求的行動性的寫作,必然落實于雜文的文體實踐之中。與舊有“文學性”觀念沖突的是,雜文不再是“美”的文學,雜文用它的行動性重新定義了文學的美。魯迅當然不是不懂得傳統文藝的審美價值,作為一個對傳統文學和美術都有很深造詣的人,他絕不是美盲,但是,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他選擇甚至創造了另外一種美——一種行動的、實踐的,乃至斗爭性的大時代之美。他在《〈華蓋集〉題記》中說: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里有這么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面包之有趣。
…………
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于風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會知道這意思。[13]
魯迅在這里明確說出了自己的雜文乃至文學觀。雜文不是“藝術之宮”里的裝飾品,也不是“文士們”成就功名的途徑。雜文是如魯迅本人那樣“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人們的歌哭和悲歡,是他們“一部分的生命”,更是他們在“風沙撲面、虎狼成群”的現實環境中的斗爭實踐。也就是說,雜文不是“創作”出來的,而是一種不得不然的生命的表達,所謂“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都是“活人”對于現實做出的真實反應。
因此,雜文的文學性是與“大時代”的現實緊密相關的。在魯迅那里,沒有超然世外的“純”與“美”,他所熟稔的古典的或浪漫的“文學性”標準,在大時代里,讓位給了一種新的選擇。這并不等于對原有“文學性”標準的徹底否定,并不等于說原本美的東西不美了,而是說,不能僅僅把原來那種美視為唯一的美的標準了,這是對原有觀念的拓展和補充。在魯迅看來,新的歷史處境中,新的文學需要新的美、別樣的美,那就是雜文所代表的高度政治性的行動的美學。因為,“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閑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是聳立于風沙中的大建筑,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么雅”。[14]
“雜文的自覺”既體現為魯迅的寫作實踐,也體現在他的翻譯和理論批評中。比如,他1924年選擇翻譯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就意味著對其“生是戰斗”文藝觀的高度認同。廚川白村認為:
“活著”這事,就是反覆著這戰斗的苦惱。我們的生活愈不膚淺,愈深,便比照著這深,生命力愈盛,便比照著這盛,這苦惱也不得不愈加其烈。在伏在心的深處的內底生活,即無意識心理的底里,是蓄積著極痛烈而且深刻的許多傷害的。一面經驗著這樣的苦悶,一面參與著悲慘的戰斗,向人生的道路進行的時候,我們就或呻,或叫,或怨嗟,或號泣,而同時也常有自己陶醉在奏凱的歡樂和贊美里的事。這發出來的聲音,就是文藝。對于人生,有著極強的愛慕和執著,至于雖然負了重傷,流著血,苦悶著,悲哀著,然而放不下,忘不掉的時候,在這時候,人類所發出來的詛咒,憤激,贊嘆,企慕,歡呼的聲音,不就是文藝么?[15]
可以看出,廚川白村的文藝觀和魯迅是極為一致的。魯迅通過翻譯、理論、批評、寫作實踐等多種方式,全面地、明確地建構了一種新的現代的文學觀。他將自己對于現實、歷史、人生、政治、革命等多方面的理解都交織在對文學本身的認識之中,通過——且只通過——文學的方式做出表達。因此,我們今天要真正理解“文學魯迅”,其意義也不僅在于闡釋魯迅文學,更意味著對完整的魯迅思想做出更全面的闡釋。
三
中國現代文學從來都是在與歷史、現實、哲學、政治、文化、倫理等方方面面的對撞中,實現它自己、完成它自己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新文學為發端和入口,自有其合理性乃至必然性。因此,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而言,這是一份特殊的遺產,也是一種珍貴的特性,它也決定了我們的研究需要始終對之有清楚的認識與把握。今天重提“文學魯迅”,意味著在與“政治”“文化”等其他多個維度的對話之中,我們仍需最終回落在“文學”上,更落實在文學批評的方法中。我們希望打破原有對“文學性”的狹窄理解,通過魯迅研究,重新理解文學的疆域和文學性的內涵,在將文學理解為形式、審美、修辭等層面的同時,更補充和強調行動性、實踐性和政治性的視角。
幾年前,周展安教授曾提出:
“行動”生產出“文學”,這不獨是魯迅的特點,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根本特點。筆者曾以“在文學內部思考政治”來指稱中國現代文學的特質。所謂“在文學內部思考政治”,是指“政治”即對同時代中國之困局的掙扎和突破不能在“文學”以外的任何領域找到現成的答案,唯有文學,唯有通過文學式的思考,困局的呈現和突破才有根柢上的可能性。
說到底,所謂“中國現代文學史”并不是“文學”的歷史,而是根源性地探索危機之出路的歷史,文學只是這種探索的別名。文學在此并不是和歷史、哲學、經濟、政治并列的概念,它指示的是一種根本性的探求。魯迅的雜文寫作,正是對這樣的探求的忠誠與延續,并使這種在“五四”時期萌芽的“行動的文學”進至于典范性的狀態。[16]
這一說法很好地說明了魯迅雜文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傳統的深刻關聯,這種關聯對于我們從魯迅研究走向整個現當代文學研究也提供了啟示。但是,“行動的文學”終究還是“文學”,魯迅的文學行動是對既往文學觀念的刷新,但并不是徹底的拒絕與否定。因此,重提“文學魯迅”,也意味著在仍不脫離語言、修辭、形象、文體等問題的探討之外,一面把以往所謂“非文學”的因素融入新的“文學”研究之中,一面采用這一新的角度重新進行形式和審美分析。就像魯迅雜文的意義正在于它極富創造力地使用文學的方式探索政治問題,表現出一種特殊的具有政治意涵的文學性那樣,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價值也正應在這個維度上得到更多的觀照與闡發。
重提“文學魯迅”,也是重釋現代文學的“文學性”,既要透過魯迅的實踐重審“文學”的觀念,也可借由文化政治的方法重返文學形式本身。因為無論如何,魯迅首先是一個文學家,他的思想和革命實踐都是通過文學活動(包括寫作、翻譯、講演、編刊、出版等)體現的。換句話說,作為文學者(寫作者)的魯迅是一切的基礎。這意味著,我們的研究不僅要出自文本,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最終歸于文本,即便帶著新的視角,我們也還仍需討論魯迅文學的文體、形式、語言、意象、形象等方面,從一種有創新性的——但不脫離文學的——方式闡釋魯迅。如果說,歷史上的魯迅研究一直有“文”“史”“哲”三種路徑的話,那么我以為,“文學”還是那個最基本、最核心的維度。即如魯迅自己所說:“寫什么是一個問題,怎么寫又是一個問題。”[17]在這兩個“問題”的對應關系中,魯迅文學的獨特性才能真正得以彰顯。不僅對于魯迅是如此,現代文學史上的很多作家都應該被這樣認識和研究,即不僅考察一個作家如何用文學的方式去反映歷史和表達思想,同時也考察歷史與哲學如何作用在一個作家及其文本之上。
在2022年中國魯迅研究年會上,有學者呼應1980年代“回到魯迅那里”的口號,重新提出了“回到魯迅哪里”的問題,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對此,我心中的答案是:回到文學者魯迅那里去,回到魯迅的寫作之中去,回到魯迅的文本當中去。
把魯迅作為一個文學者(寫作者)去理解,是魯迅研究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魯迅的寫作——無論是最初的白話短篇小說,還是雜文、《野草》,都是他面對自己思想與表達的困境本身的一種突圍方式。他并不是先有觀念然后付諸寫作,而多是實驗性的探索,所以,他的很多作品既是他言說和寫作困境的體現,也是他與困境不斷搏斗、逐漸掙脫的結果。換句話說,他不一定是想到了什么策略、具備了多么清晰的理論觀念之后,再去實踐和完成一件“作品”,至少,他的筆下并不都是這樣的“作品”,而有可能很多都是思想與寫作實驗的過程的體現。尊重并回到某種思想動態發展的過程中,或許更符合客觀的歷史事實。
由此推及其他作家,有很多也大致如此。文學史研究的工作既是挑戰性的,又是很樸素的,它要求我們帶著對于“文學性”的重釋和反思,真正回到作家那里去,回到他們的文本當中去。借用張一帆教授的一段話來結束此文,或許是最為合適的。他說:
從最嚴格的標準看,從文本出發提煉問題以進入歷史的就是文學研究;從歷史出發把文本鑲嵌進去,無論密度多大都還是歷史研究。文學研究者應該首先讀透作品,從中感受到現有歷史敘述之不足,然后給作家主觀意識中的社會歷史以秩序井然的排比。而不是反過來,借助特定歷史敘述打開文本的局部。長期以來,我們往往是在忽視文學研究、專注歷史研究的同時,卻又不斷感慨文學研究無法深入。不必要求研究者只做文本解讀的工作,不過若是有文本解讀的才能,心里裝著耐人尋味的作品,其歷史研究也會呈現出不同的質感。[18]
注釋:
(1)孫郁:《序》,載《探索魯迅之路:中國當代魯迅研究(2000—202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5,第1-2頁。
(2)《編者按》,《文藝理論與批評》2021年第2期。
(3)(4)邱煥星:《“政治魯迅”研究的三種路徑》,《文藝理論與批評》2021年第2期。
(5)林分份:《“革命”視域下的魯迅研究一瞥》,《文藝理論與批評》2021年第2期。
(6)魯迅:《<塵影>題辭》,載《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571頁。以下對《魯迅全集》的引用均出自此版本,不再贅述。
(7)王富仁:《魯迅與革命——丸山昇<魯迅·革命·歷史>讀后(上)》,《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2期。
(8)錢理群:《序一:“30后”看“70后”——讀<70后魯迅研究學人論文集>》,載張克、崔云偉主編《70后魯迅研究學人論文集》,上海三聯書店,2014,第3頁。
(9)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過渡期”寫作的現代性與語言政治(上)》,《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年第1期。
(10)(16)周展安:《行動的文學:以魯迅雜文為坐標重思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5期。
(11)魯迅:《青年必讀書》,載《魯迅全集》第3卷,第12頁。
(12)魯迅:《忽然想到(五至六)》,載《魯迅全集》第3卷,第45頁。
(13)魯迅:《<華蓋集>題記》,載《魯迅全集》第3卷,第4頁。
(14)魯迅:《小品文的危機》,載《魯迅全集》第4卷,第591頁。
(15)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載《魯迅譯文全集》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236-237頁。
(17)魯迅:《怎么寫(夜記之一)》,載《魯迅全集》第4卷,第18頁。
(18)張一帆:《解讀上見真章——談回歸新文學寫作傳統》,《名作欣賞》2025年第4期。


